【“十四五”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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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https://t.cn/A6qKG3g5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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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https://t.cn/A6qKG3g5
“十四五”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人民日报 2020-12-22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记者 张均斌）
人民日报 2020-12-22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记者 张均斌）
【渐进式延迟退休快来了？专家：退休年龄逐步消除“男女有别” 】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文公布。其中提到，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延迟退休政策真的快要出台了？当前有无相对成熟的延迟方案？11月5日，红星新闻记者就延迟退休话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
郑秉文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他建议，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不应区分脑力劳动和非脑力工作群体，性别区分最终也应该取消。
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
可追溯到十多年前
目前，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作达到规定年限的职工，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退休。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可追溯到十多年前。早在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等待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到“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答记者问时曾说，人社部会在2020年前，将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推出来。不过，尹蔚民强调，这个政策本身讲的就是渐进性，所以核心就是小步、分阶段、渐进式的推进。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会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
2020年，延迟退休政策方案并未如约“露面”。郑秉文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延迟退休写在“十四五”规划中，从决策者的角度看，“十四五”期间就应该要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郑秉文回顾，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有类似表述，具体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十三五”没有付诸实施。“我觉得，中央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所以，按照‘十四五’规划，需要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来安排实施这项政策的节奏。”
“渐进式”延迟退休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
一年延迟三四个月，适合我国国情
何为“渐进式”延迟退休？郑秉文解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指每一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年延迟一岁。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每年延迟三个月，四年能延迟一岁；另一种是每年延迟四个月，需要三年时间延迟一岁。
“这项政策已经很成熟了。”郑秉文介绍，在2008年金融危机袭击欧洲、2010年欧洲发生债务危机时，欧盟十几个成员国在2010年一年之内都延迟了退休年龄，使用的几乎全是渐进式延长的办法。
如果按三年延迟一岁计算，女工退休从50岁延迟到60岁，就需要30年，如果延迟到65岁，就需要45年，将近半个世纪；如果按四年延迟一岁，那便需要40年时间才能延迟到目标法定退休年龄。这种“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做法，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
郑秉文透露，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从研究层面讲，绝大部分学术同行倾向于一年延迟三个月或四个月，这样既起到渐进的作用，又不会像一年延迟两个月、六年才能延迟一岁那样时间过长，也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各个群体能够普遍接受。
“当然，不管是一年延三四个月，或是延两个月，推进中都会遇到一些难点或阻力，主要是非脑力劳动这个群体，他们有一些虽在观念上接受，但身体方面还需要一个适应期。”郑秉文表示，这个适应期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脑力力劳动群体的接受情况相对较好，尤其是科学家和教授等，像屠呦呦、袁隆平、钟南山等专家，即使没有延迟退休年龄，他们七十多、八十多了，仍都在工作。
建议实施相同法定退休年龄
消除“男女之别”
说起退休，有人到了年龄不想退，而有人工龄满了便想提前退。制定退休制度，要不要兼顾这两类不同的想法？
对此，郑秉文解释，脑力劳动者和非脑力劳动者对延迟退休的态度，会有较为明显的不同看法。一些非脑力劳动，即便年龄没到法定退休年龄，他们也可能因为身体等原因想提前退休；而一些脑力劳动者，他们即使办理了退休手续，也会经常去办公室和实验室，即使不去办公室，也参与很多社会上的或原单位的科研工作或课题研究，事实上在“变相”地延迟退休，这种情况目前也非常普遍。
郑秉文说，从国际经验来看，针对脑力劳动群体和非脑力劳动群体，是否要制定两种法定退休年龄？这有一些争议。在实践中，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一些欧洲国家在二战之前，曾有不同工种、不同职业、甚至不同行业采取不同退休年龄的区分，但经过实践，最后还是倾向于统一起来。
“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非脑力劳动者，统一为一个法定标准。这种做法利大于弊，减少了制度的碎片化和群体排斥行为，减少了矛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脑力劳动者可以继续工作，非脑力劳动者退休后也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郑秉文介绍，在法定退休年龄方面，许多国家摒弃了非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此外，从性别角度的区分，几十年以前有些发达国家是不同，但目前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男女退休年龄都是一样的，因为随着时代进步和观念变化，他们认为，如果女性退休年龄低，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一个国家实施同一种法定退休年龄，这是趋势，也是在实践当中逐渐形成的统一做法。”郑秉文说，当然，这样做有个大环境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
“我觉得，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从最终的目标来看也不应该区分脑力劳动和非脑力劳动群体，不应该区分男女，但考虑到大环境，也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可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
渐进式延迟可分三步走
给出“时间表”让各年龄段群体做好安排
郑秉文认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重新梳理。应该分几步走。
第一步，应该规范退休年龄。目前的退休年龄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主要是特殊工种的认定、规范和执行等。相关规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出的，如今很多岗位已发生变化，但那些规定仍没有进行修改或更新。
他举例进一步解释，比如开火车的司机现已不属于体力活儿，火车烧煤的时代过去了，都改成电力和电脑了，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程度的人才能完成。因此，特殊工种需要进行重新认定，制定重启新的标准啊。
“规范退休年龄，这第一步很重要，否则会出现不公平，遭到社会质疑。目前很多提前退休现象，其中有一些就跟这些特殊工种的规定有关系，其中夹杂着很多道德风险，人们识别起来很困难。”郑秉文说。
第二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制定一个渐进式的、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详细政策，给出“时间表”，让各个年龄段的群体都有很好的预期，来安排好家庭和工作间的关系。
“这包含几年延迟一岁，还包括男女性别提高年龄的时序和节奏的配合，包括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与男性是否存在差别，或存在多大的差别，包括缩小这个差别的改革时间表等等，都要有个几十年的长期‘时间表’，让每个年龄段的群体预期都是非常精确，不造成矛盾或猜疑，透明而公平。”
第三步，构建实施弹性退休制度，这必须要先把第一步和第二步做好。引入和建立弹性退休机制，需要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相结合，要有一些配套政策嵌入进去，否则，效果也不会很好。
弹性退休机制包括三层含义
到达法定年龄后允许选择不退休
郑秉文回忆说，多年前，东部沿海某大城市实施了“柔性退休”的试点，结果不是很理想。
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不愿意申请“柔性”退休，因为，他拿了一份退休金，又到别的地方打工，第二次加入劳动力市场，这样等于能拿两份钱，更划得来。所以，那个城市试点后申请“柔性”退休的人很少，最后可能不了了之。
对于引入弹性退休机制，郑秉文认为，它包括应该几层含义：
首先，设立一个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领取一份最低养老金，比如男性在中国是64岁。
其次，为了鼓励多缴多得，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领取的法定退休金是标准的退休金，标准要高一些。有的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是67岁，但其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是65岁。
“就是说，允许65岁申请退休。你可以选择在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即65岁退休，这时，养老金水平要低一些，而正式的67岁退休，其养老金是标准的养老金。”
再次，允许任何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可以选择不退休，继续工作。一些国家的大学教授和工程师几乎没有67岁就退休的，他可以继续工作下去，只要其不申请退休，雇主就没有权力让他退休，这是弹性退休机制的一个重要安排。
郑秉文认为，所谓弹性退休机制，主要包括上面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十四五”期间，如果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最好能一揽子把弹性退休机制也“装进去”，提高透明度，减少改革成本和阻力。
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退休年龄严重偏低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处在什么状态？
郑秉文表示，目前的状况是严重偏低。我国男性法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男性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十几个国家已经制定到67岁，这个差距很大。
郑秉文还提到，我国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差距更大。近二三十年来，国外女性的退休年龄往往跟男性一样。她们认为，如果退休年龄比男性低，这是性别歧视。中国的传统看法恰恰相反，提前退休是照顾女性的一种优惠政策，所以，女工退休年龄50岁，比男工退休年龄要小10岁。
另外，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在实践当中认定有些混乱。如1978年出台的104号规定，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男性满55周岁，女性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应该退休。但一些人由于裙带关系等因素，在认定特殊工种上有些模糊，加之所谓的“病退”群体，整体平均退休年龄就更低了。这是我国退休年龄方面一个特点。
郑秉文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场崭新生活方式的开始，比如，现在是早早起来遛鸟和跳广场舞，要渐变为早早起来去上班。无论是从人的寿命预期来讲，还是从受教育年限或人力资本的投入来看，提高退休年龄都是大趋势。
郑秉文分析说，寿命预期方面，我们现在比改革开放前整整提高了十岁。人力资本的投入方面，现在抚养一个婴儿到成年，其投入远大于改革开放前。按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产出比，只有工作年限长，才能更好收回投入。
受教育方面，平均年限延长很多。一个人从本科读到硕士、博士、博士后，加起来至少要12年，他要30岁左右才能步入职场，以前20岁便可进入劳动力市场，现在比以前晚了近十年。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全社会的劳动供给就受到极大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提高劳动供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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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延迟退休政策真的快要出台了？当前有无相对成熟的延迟方案？11月5日，红星新闻记者就延迟退休话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
郑秉文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他建议，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不应区分脑力劳动和非脑力工作群体，性别区分最终也应该取消。
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
可追溯到十多年前
目前，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作达到规定年限的职工，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退休。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可追溯到十多年前。早在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等待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到“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答记者问时曾说，人社部会在2020年前，将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推出来。不过，尹蔚民强调，这个政策本身讲的就是渐进性，所以核心就是小步、分阶段、渐进式的推进。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会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
2020年，延迟退休政策方案并未如约“露面”。郑秉文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延迟退休写在“十四五”规划中，从决策者的角度看，“十四五”期间就应该要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郑秉文回顾，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有类似表述，具体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十三五”没有付诸实施。“我觉得，中央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所以，按照‘十四五’规划，需要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来安排实施这项政策的节奏。”
“渐进式”延迟退休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
一年延迟三四个月，适合我国国情
何为“渐进式”延迟退休？郑秉文解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指每一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年延迟一岁。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每年延迟三个月，四年能延迟一岁；另一种是每年延迟四个月，需要三年时间延迟一岁。
“这项政策已经很成熟了。”郑秉文介绍，在2008年金融危机袭击欧洲、2010年欧洲发生债务危机时，欧盟十几个成员国在2010年一年之内都延迟了退休年龄，使用的几乎全是渐进式延长的办法。
如果按三年延迟一岁计算，女工退休从50岁延迟到60岁，就需要30年，如果延迟到65岁，就需要45年，将近半个世纪；如果按四年延迟一岁，那便需要40年时间才能延迟到目标法定退休年龄。这种“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做法，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
郑秉文透露，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从研究层面讲，绝大部分学术同行倾向于一年延迟三个月或四个月，这样既起到渐进的作用，又不会像一年延迟两个月、六年才能延迟一岁那样时间过长，也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各个群体能够普遍接受。
“当然，不管是一年延三四个月，或是延两个月，推进中都会遇到一些难点或阻力，主要是非脑力劳动这个群体，他们有一些虽在观念上接受，但身体方面还需要一个适应期。”郑秉文表示，这个适应期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脑力力劳动群体的接受情况相对较好，尤其是科学家和教授等，像屠呦呦、袁隆平、钟南山等专家，即使没有延迟退休年龄，他们七十多、八十多了，仍都在工作。
建议实施相同法定退休年龄
消除“男女之别”
说起退休，有人到了年龄不想退，而有人工龄满了便想提前退。制定退休制度，要不要兼顾这两类不同的想法？
对此，郑秉文解释，脑力劳动者和非脑力劳动者对延迟退休的态度，会有较为明显的不同看法。一些非脑力劳动，即便年龄没到法定退休年龄，他们也可能因为身体等原因想提前退休；而一些脑力劳动者，他们即使办理了退休手续，也会经常去办公室和实验室，即使不去办公室，也参与很多社会上的或原单位的科研工作或课题研究，事实上在“变相”地延迟退休，这种情况目前也非常普遍。
郑秉文说，从国际经验来看，针对脑力劳动群体和非脑力劳动群体，是否要制定两种法定退休年龄？这有一些争议。在实践中，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一些欧洲国家在二战之前，曾有不同工种、不同职业、甚至不同行业采取不同退休年龄的区分，但经过实践，最后还是倾向于统一起来。
“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非脑力劳动者，统一为一个法定标准。这种做法利大于弊，减少了制度的碎片化和群体排斥行为，减少了矛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脑力劳动者可以继续工作，非脑力劳动者退休后也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郑秉文介绍，在法定退休年龄方面，许多国家摒弃了非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此外，从性别角度的区分，几十年以前有些发达国家是不同，但目前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男女退休年龄都是一样的，因为随着时代进步和观念变化，他们认为，如果女性退休年龄低，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一个国家实施同一种法定退休年龄，这是趋势，也是在实践当中逐渐形成的统一做法。”郑秉文说，当然，这样做有个大环境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
“我觉得，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从最终的目标来看也不应该区分脑力劳动和非脑力劳动群体，不应该区分男女，但考虑到大环境，也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可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
渐进式延迟可分三步走
给出“时间表”让各年龄段群体做好安排
郑秉文认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重新梳理。应该分几步走。
第一步，应该规范退休年龄。目前的退休年龄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主要是特殊工种的认定、规范和执行等。相关规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出的，如今很多岗位已发生变化，但那些规定仍没有进行修改或更新。
他举例进一步解释，比如开火车的司机现已不属于体力活儿，火车烧煤的时代过去了，都改成电力和电脑了，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程度的人才能完成。因此，特殊工种需要进行重新认定，制定重启新的标准啊。
“规范退休年龄，这第一步很重要，否则会出现不公平，遭到社会质疑。目前很多提前退休现象，其中有一些就跟这些特殊工种的规定有关系，其中夹杂着很多道德风险，人们识别起来很困难。”郑秉文说。
第二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制定一个渐进式的、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详细政策，给出“时间表”，让各个年龄段的群体都有很好的预期，来安排好家庭和工作间的关系。
“这包含几年延迟一岁，还包括男女性别提高年龄的时序和节奏的配合，包括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与男性是否存在差别，或存在多大的差别，包括缩小这个差别的改革时间表等等，都要有个几十年的长期‘时间表’，让每个年龄段的群体预期都是非常精确，不造成矛盾或猜疑，透明而公平。”
第三步，构建实施弹性退休制度，这必须要先把第一步和第二步做好。引入和建立弹性退休机制，需要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相结合，要有一些配套政策嵌入进去，否则，效果也不会很好。
弹性退休机制包括三层含义
到达法定年龄后允许选择不退休
郑秉文回忆说，多年前，东部沿海某大城市实施了“柔性退休”的试点，结果不是很理想。
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不愿意申请“柔性”退休，因为，他拿了一份退休金，又到别的地方打工，第二次加入劳动力市场，这样等于能拿两份钱，更划得来。所以，那个城市试点后申请“柔性”退休的人很少，最后可能不了了之。
对于引入弹性退休机制，郑秉文认为，它包括应该几层含义：
首先，设立一个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领取一份最低养老金，比如男性在中国是64岁。
其次，为了鼓励多缴多得，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领取的法定退休金是标准的退休金，标准要高一些。有的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是67岁，但其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是65岁。
“就是说，允许65岁申请退休。你可以选择在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即65岁退休，这时，养老金水平要低一些，而正式的67岁退休，其养老金是标准的养老金。”
再次，允许任何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可以选择不退休，继续工作。一些国家的大学教授和工程师几乎没有67岁就退休的，他可以继续工作下去，只要其不申请退休，雇主就没有权力让他退休，这是弹性退休机制的一个重要安排。
郑秉文认为，所谓弹性退休机制，主要包括上面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十四五”期间，如果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最好能一揽子把弹性退休机制也“装进去”，提高透明度，减少改革成本和阻力。
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退休年龄严重偏低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处在什么状态？
郑秉文表示，目前的状况是严重偏低。我国男性法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男性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十几个国家已经制定到67岁，这个差距很大。
郑秉文还提到，我国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差距更大。近二三十年来，国外女性的退休年龄往往跟男性一样。她们认为，如果退休年龄比男性低，这是性别歧视。中国的传统看法恰恰相反，提前退休是照顾女性的一种优惠政策，所以，女工退休年龄50岁，比男工退休年龄要小10岁。
另外，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在实践当中认定有些混乱。如1978年出台的104号规定，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男性满55周岁，女性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应该退休。但一些人由于裙带关系等因素，在认定特殊工种上有些模糊，加之所谓的“病退”群体，整体平均退休年龄就更低了。这是我国退休年龄方面一个特点。
郑秉文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场崭新生活方式的开始，比如，现在是早早起来遛鸟和跳广场舞，要渐变为早早起来去上班。无论是从人的寿命预期来讲，还是从受教育年限或人力资本的投入来看，提高退休年龄都是大趋势。
郑秉文分析说，寿命预期方面，我们现在比改革开放前整整提高了十岁。人力资本的投入方面，现在抚养一个婴儿到成年，其投入远大于改革开放前。按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产出比，只有工作年限长，才能更好收回投入。
受教育方面，平均年限延长很多。一个人从本科读到硕士、博士、博士后，加起来至少要12年，他要30岁左右才能步入职场，以前20岁便可进入劳动力市场，现在比以前晚了近十年。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全社会的劳动供给就受到极大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提高劳动供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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