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誉远坚定弘扬文化自信，展现中医药传统文化】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祖国的繁荣日盛一日，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亦在日益增长，国货品牌强势重回国人视野！
在此背景下，在我国第六个“中国品牌日”到来之际，以“中国品牌·强国有我”为主题，进一步倡导中国品牌正能量。
“老字号”作为中医药的瑰宝，他们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医中药的技术与文化结晶，代表着中医药为广大患者服务的品牌与窗口，世代传承，历久不衰，是中医中药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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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而言，品牌是软实力的象征；对一个企业而言，品牌是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作为首批中华老字号中药企业的代表之一，广誉远肩负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光荣使命，向世界、向青年一代，分享中医药文化，这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人类宝藏。
铸造百年老字号的金字招牌
广誉远旗下拥有1个“中华老字号”、2项“国家级秘密技术”、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款核心产品和百余个经典名方，5百年无断代传承，是中医药精髓的重要传承载体之一。近十年，其围绕“全产业链打造高品质中药”战略，扎实推进中药与现代工业接轨、与现代医学接轨、与新零售接轨，不仅实现了传统工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生产，还开创了中药企业深度参与临床研究的先河，成为中药老字号转型发展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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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中华老字号企业。广誉远始创于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其间历经广盛号药店、广升聚、广升蔚、广升誉、广升远、山西中药厂、山西广誉远等十几个商号药厂更迭。在清代曾与广州陈李济（1600年创建）、北京同仁堂（1669年创建）、杭州胡庆余堂（1874年创建）并称为“四大药店”，现为山西省中药企业典范，并在2006年成为首批被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2项国家级秘密技术。广誉远主导产品“龟龄集”和“定坤丹”：龟龄集是明清两代的宫廷秘方，概不外传，能够强肾补脑、固肾补气、增进食欲。内含东北鹿茸、高丽红参等动植物药材外，还有冬季收取的雀脑、整翅碧伟蜓等药材。定坤丹传承300年，能够滋补气血、调经舒郁，用于气血两虚、气滞血瘀所致的月经不调，经行腹痛。含优质西红花、文山三七、滇鸡血藤膏等9味活血化瘀药材；东阿阿胶、东北红参等补气养血药材。2004年，龟龄集和定坤丹的处方和工艺技术被定为国家级秘密技术，是中医药文化的智慧结晶。
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科技部、国家保密局为龟龄集、定坤丹、安宫牛黄丸的传统制作技艺颁发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龟龄集，一共运用了28味中药，每一味药材都要单独炮制，需要经过九十九道大工艺，三百六十道小工艺，整个过程历时长达四年时间，来达到良好的药效。2008年6月龟龄集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坤丹，从火候、时间、辅料投放到炒炙的颜色、气味等，全部由有着数十年从业经验并得师承的老药工亲自把关操作，2011年5月定坤丹传统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誉远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生产安宫牛黄丸，至今也仍沿用清代炮制工艺，“打百锤”“圈百日”等秘而不传的独特工艺，2014年5月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4款精品中药。强身补脑，固肾补气的龟龄集，是明清两代的宫廷秘方。始于嘉靖，珍于康熙，兴于雍正，盛于乾隆，获得多位皇帝的相关御批；滋补气血，调经舒郁的定坤丹，从为皇室所专供到寻常百姓案上稀物，从享誉清宫后院到名传古今中外，现被收录在《中成药治疗痛经临床应用指南（2021年）》中，作为治疗原发性痛经、继发性痛经的推荐中成药。清热解毒，镇惊开窍的安宫牛黄丸，为我国传统中医药中的急症用药，素有“救急症于危时，挽垂危于顷刻”的美誉，中医将其与紫雪丹、至宝丹并称为“凉开三宝”，并奉为“三宝”之首。清心化痰，镇惊祛风的牛黄清心丸，是一剂虚实通调，标本兼顾的千年古方。从宋代开始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历经近千年的临床应用，至今已成为临床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中成药。从选材至炮制，广誉远诚信自律一丝不苟，与此同时，它也是传统中药与现代医药接轨的重要推动者，为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5百年无断代传承。广誉远作为一家500年无断代传承的老字号，历史悠久的中药制药企业。一直以“尊德贵生、传承创新”为企业理念。尊德贵生，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德为本，注重生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医药文化仁德济世的胸怀与心志，以良心制药，以人品售药。始终如一的药品品质及童叟无欺的经营原则，正是古训中“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精义体现。时至今日，广誉远依旧为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贡献应尽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继承与创新 用实力为中医药品牌代言
2022年，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组织2000余家优秀企业开展“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承诺”主题活动中，广誉远获得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表彰，连续5年被评为“全国医药行业质量领先企业”和“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品牌”。
以科学为发展，以创新为动力，以广誉远国药堂为巩固，融高文化、高科技、高市场占有率，在伟大祖国发展的历史时期，贡献出这一代广誉远人的力量！
为国出力，义不容辞
在过去几年里，广誉远一直践行社会责任，从驰援抗疫到冬奥支持，广誉远的身影时刻活跃在公益事业前线。疫情期间，广誉远捐赠龟龄集和安宫牛黄丸用于驻日本使馆外交官的日常防护和应急救治；冬奥会期间，广誉远参展的三款中药产品（龟龄集、定坤丹、安宫牛黄丸），同其他品牌中药一起向世界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魅力，为奥运增添光彩。
未来，广誉远将继续身兼品牌的重任，不忘初心，把传统中医药传承好、发展好，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当我们回顾这些浓墨重彩的品牌发展史，总有一种力量推动我们前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品牌日，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旗帜。
在中国品牌日的促进下，广誉远将继续砥砺前行，开拓创新，用一次次突破与发展，将传承百年的经典国药推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祖国的繁荣日盛一日，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亦在日益增长，国货品牌强势重回国人视野！
在此背景下，在我国第六个“中国品牌日”到来之际，以“中国品牌·强国有我”为主题，进一步倡导中国品牌正能量。
“老字号”作为中医药的瑰宝，他们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医中药的技术与文化结晶，代表着中医药为广大患者服务的品牌与窗口，世代传承，历久不衰，是中医中药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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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而言，品牌是软实力的象征；对一个企业而言，品牌是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作为首批中华老字号中药企业的代表之一，广誉远肩负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光荣使命，向世界、向青年一代，分享中医药文化，这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人类宝藏。
铸造百年老字号的金字招牌
广誉远旗下拥有1个“中华老字号”、2项“国家级秘密技术”、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款核心产品和百余个经典名方，5百年无断代传承，是中医药精髓的重要传承载体之一。近十年，其围绕“全产业链打造高品质中药”战略，扎实推进中药与现代工业接轨、与现代医学接轨、与新零售接轨，不仅实现了传统工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生产，还开创了中药企业深度参与临床研究的先河，成为中药老字号转型发展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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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中华老字号企业。广誉远始创于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其间历经广盛号药店、广升聚、广升蔚、广升誉、广升远、山西中药厂、山西广誉远等十几个商号药厂更迭。在清代曾与广州陈李济（1600年创建）、北京同仁堂（1669年创建）、杭州胡庆余堂（1874年创建）并称为“四大药店”，现为山西省中药企业典范，并在2006年成为首批被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2项国家级秘密技术。广誉远主导产品“龟龄集”和“定坤丹”：龟龄集是明清两代的宫廷秘方，概不外传，能够强肾补脑、固肾补气、增进食欲。内含东北鹿茸、高丽红参等动植物药材外，还有冬季收取的雀脑、整翅碧伟蜓等药材。定坤丹传承300年，能够滋补气血、调经舒郁，用于气血两虚、气滞血瘀所致的月经不调，经行腹痛。含优质西红花、文山三七、滇鸡血藤膏等9味活血化瘀药材；东阿阿胶、东北红参等补气养血药材。2004年，龟龄集和定坤丹的处方和工艺技术被定为国家级秘密技术，是中医药文化的智慧结晶。
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科技部、国家保密局为龟龄集、定坤丹、安宫牛黄丸的传统制作技艺颁发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龟龄集，一共运用了28味中药，每一味药材都要单独炮制，需要经过九十九道大工艺，三百六十道小工艺，整个过程历时长达四年时间，来达到良好的药效。2008年6月龟龄集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坤丹，从火候、时间、辅料投放到炒炙的颜色、气味等，全部由有着数十年从业经验并得师承的老药工亲自把关操作，2011年5月定坤丹传统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誉远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生产安宫牛黄丸，至今也仍沿用清代炮制工艺，“打百锤”“圈百日”等秘而不传的独特工艺，2014年5月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4款精品中药。强身补脑，固肾补气的龟龄集，是明清两代的宫廷秘方。始于嘉靖，珍于康熙，兴于雍正，盛于乾隆，获得多位皇帝的相关御批；滋补气血，调经舒郁的定坤丹，从为皇室所专供到寻常百姓案上稀物，从享誉清宫后院到名传古今中外，现被收录在《中成药治疗痛经临床应用指南（2021年）》中，作为治疗原发性痛经、继发性痛经的推荐中成药。清热解毒，镇惊开窍的安宫牛黄丸，为我国传统中医药中的急症用药，素有“救急症于危时，挽垂危于顷刻”的美誉，中医将其与紫雪丹、至宝丹并称为“凉开三宝”，并奉为“三宝”之首。清心化痰，镇惊祛风的牛黄清心丸，是一剂虚实通调，标本兼顾的千年古方。从宋代开始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历经近千年的临床应用，至今已成为临床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中成药。从选材至炮制，广誉远诚信自律一丝不苟，与此同时，它也是传统中药与现代医药接轨的重要推动者，为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5百年无断代传承。广誉远作为一家500年无断代传承的老字号，历史悠久的中药制药企业。一直以“尊德贵生、传承创新”为企业理念。尊德贵生，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德为本，注重生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医药文化仁德济世的胸怀与心志，以良心制药，以人品售药。始终如一的药品品质及童叟无欺的经营原则，正是古训中“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精义体现。时至今日，广誉远依旧为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贡献应尽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继承与创新 用实力为中医药品牌代言
2022年，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组织2000余家优秀企业开展“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承诺”主题活动中，广誉远获得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表彰，连续5年被评为“全国医药行业质量领先企业”和“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品牌”。
以科学为发展，以创新为动力，以广誉远国药堂为巩固，融高文化、高科技、高市场占有率，在伟大祖国发展的历史时期，贡献出这一代广誉远人的力量！
为国出力，义不容辞
在过去几年里，广誉远一直践行社会责任，从驰援抗疫到冬奥支持，广誉远的身影时刻活跃在公益事业前线。疫情期间，广誉远捐赠龟龄集和安宫牛黄丸用于驻日本使馆外交官的日常防护和应急救治；冬奥会期间，广誉远参展的三款中药产品（龟龄集、定坤丹、安宫牛黄丸），同其他品牌中药一起向世界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魅力，为奥运增添光彩。
未来，广誉远将继续身兼品牌的重任，不忘初心，把传统中医药传承好、发展好，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当我们回顾这些浓墨重彩的品牌发展史，总有一种力量推动我们前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品牌日，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旗帜。
在中国品牌日的促进下，广誉远将继续砥砺前行，开拓创新，用一次次突破与发展，将传承百年的经典国药推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为什么会莫名感到孤独# 开始独居的第一年，曾有朋友告诫我，一个人在家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最好不要在下午4点左右独自入眠，否则你将在黄昏之际醒来，躺在床上听见窗外孩子们的玩耍声，楼下老人的聊天声，看着夕阳一点点落尽，继而感觉无比孤独。
在诸多深刻的情感反应中，孤独并不是最特别的一种。事实上，它在生命之初就已经与我们相伴，当父母把婴儿从怀中放到一旁，他/她会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之后随着缓慢与他人建立联结，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意义上“缺乏陪伴”带来的孤独感可能会逐渐消退，但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感受却会出现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比如骤然失去具有意义的人，各种原因导致社会关系重大变动，都会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到孤独。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身处关系中的人也会感受到孤独。《庄子·则阳》中曾写到一种叫作“陆沉”的状态，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比喻人虽然在人群中，却不愿与周围的人相互融合，好像沉入陆地一般。这或许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最古老的描述之一，因为自觉不被理解，或是说出的话得不到预期回应，期待落空后的孤独感往往更为强烈。更多时候，它还会来自带有缺陷的亲密关系，身处这种境遇中的人会觉得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情感或观念上的沟通，从而带来“同床异梦”的不适体验。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人们也开始思考孤独带来的麻烦。从个体意义上说，孤独感会缓慢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世界不同地区的跟踪调查都表明，它对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降低预期寿命，由孤独带来的情感空白还会加大陷入不良生活方式的风险；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孤独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孤独正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孤独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孤独中，人们丧失了体验其他事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个体，更容易被极权的强制性逻辑和集体激情所吸引。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孤独传》的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则发现，线上社交分享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应程度的线下关系——“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为什么我会莫名感到孤独？》 文 | 魏倩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在诸多深刻的情感反应中，孤独并不是最特别的一种。事实上，它在生命之初就已经与我们相伴，当父母把婴儿从怀中放到一旁，他/她会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之后随着缓慢与他人建立联结，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意义上“缺乏陪伴”带来的孤独感可能会逐渐消退，但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感受却会出现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比如骤然失去具有意义的人，各种原因导致社会关系重大变动，都会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到孤独。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身处关系中的人也会感受到孤独。《庄子·则阳》中曾写到一种叫作“陆沉”的状态，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比喻人虽然在人群中，却不愿与周围的人相互融合，好像沉入陆地一般。这或许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最古老的描述之一，因为自觉不被理解，或是说出的话得不到预期回应，期待落空后的孤独感往往更为强烈。更多时候，它还会来自带有缺陷的亲密关系，身处这种境遇中的人会觉得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情感或观念上的沟通，从而带来“同床异梦”的不适体验。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人们也开始思考孤独带来的麻烦。从个体意义上说，孤独感会缓慢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世界不同地区的跟踪调查都表明，它对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降低预期寿命，由孤独带来的情感空白还会加大陷入不良生活方式的风险；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孤独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孤独正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孤独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孤独中，人们丧失了体验其他事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个体，更容易被极权的强制性逻辑和集体激情所吸引。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孤独传》的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则发现，线上社交分享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应程度的线下关系——“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为什么我会莫名感到孤独？》 文 | 魏倩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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