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只要想在一起，就一定能在一起，不必担心家庭，不必恐惧未来，在这个年代我们无法决定的事情有很多，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两个人相爱。
人这辈子千万不要马虎两件事，一是找爱人，二是找对事业，因为太阳升起时要投身事
业，太阳落山是要与爱人相拥的。
爱你想爱的人，做你想做的事，努力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只为不留遗憾。
人这辈子千万不要马虎两件事，一是找爱人，二是找对事业，因为太阳升起时要投身事
业，太阳落山是要与爱人相拥的。
爱你想爱的人，做你想做的事，努力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只为不留遗憾。
【#环时深度# ：“蜜月”70年，#印俄情谊有多深# 】在眼下的俄乌危机中，印度的“中立”和模糊策略颇引人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日前就俄乌危机问题举行投票时，印度投了弃权票。外界普遍分析认为，印度政府之所以没有在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明确“选边站队”，离不开印俄两国特殊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关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印度对俄罗斯的依赖更为严重。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说，“没有俄罗斯的备件，我们的飞机飞不起来，我们的轮船无法航行”。
“蜜月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印俄间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有少量俄罗斯商人和探险家辗转到达印度，成为两国互动的开端。俄罗斯行商阿法纳西·尼吉丁，在游历波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超越三海之旅》。但受制于“山高水长”，两国实际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关联。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与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进入跌宕的“大博弈”时代，英属印度与沙俄的“外交关系”才在一片浓厚的猜忌氛围和战争论调下缓缓拉开帷幕。从1893年开始，英国陆续与阿富汗、沙俄签署边界协议，沙俄获准在印开设办事机构，双方才算得上真正建立了关系。及至“大博弈”时代于1907年结束、1922年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1947年印度独立，双方的关系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多热络。
在苏联成立早期至1954年，由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坚持的“不结盟政策”，印俄关系其实是在一种矛盾中曲折前行的。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才开始让尼赫鲁反思此前一定程度上偏西方（主要是与英国的殖民情结）的外交政策是否对路。这也间接促成尼赫鲁1955年6月对苏联的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于当年秋天回访印度。双方领导人互访标志着印俄关系正式步入“蜜月期”。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作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表态，即苏联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彼时为葡萄牙所控制的果阿邦的主权立场。虽然苏联在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年却向印度转让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核心技术，成为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开端。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苏印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双方均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甚至一度将该条约解读为“印度与苏联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印度外交部一位前副部长去年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该条约签署50周年，并将其形容为“印度独立后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苏联解体前，苏联一直位于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层级。英吉拉·甘地被暗杀后，接替她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延续了对苏友好政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选择莫斯科。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上，印度在国际场合要么表示支持，要么态度暧昧。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有学者统计称“苏联对印度援助额超过对华援助”。
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苏联解体后，俄印依然保持友好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印并续签《俄印友好合作条约》，普京上任后于2000年10月首次访印，双方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12年，普京在《印度教徒报》刊文称：“对俄来说，深化与印度的友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印度时任国大党籍总理曼莫汉·辛格回应称：“普京总统是印度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普京与历任印度领导人均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其中与莫迪互动不少。2017年5月31日，莫迪访俄前夕，普京专门在《印度时报》上发表题为《70年相伴：俄罗斯与印度》的署名文章纪念俄印建交70周年，谈到“俄印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互动的基础，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两国的历史情谊”。
去年12月，普京访印并与莫迪会晤，这是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第二次出访，可见普京对印度的重视程度。2019年4月，普京还签署行政令，授予莫迪俄罗斯最高国家勋章。
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印对俄的诉求较多。印度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方曾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克什米尔两大关键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俄方支持。俄官方曾表示，“印度从未扩散过核技术，我们愿意支持印方”。尽管俄现在不大可能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公开支持印度，但2019年印度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并遭到大多数国家批评时，俄表示这是“印度的内政”。分析认为，除上述现实需要外，印度密切与俄罗斯的合作也有其战略牵制和调动大国关系的考量。印度只有与俄不断靠近，才能让其在处理与美、欧、中关系时更加主动，为印度赢得更大外交周旋空间。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对印度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印支持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印度是其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俄印也互有需求。
2018年，《环球时报》记者曾应邀在印度参加过一次印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谈到印度与美国走近时，有印度专家解释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但俄方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非常不喜欢“印太”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美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而发明的，并且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嫌疑。俄方学者还告诉印度同行，俄犯了战略性错误，就是允许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且不断超越俄对其所划定的地缘政治红线。俄学者表示，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需要得到印度支持。
俄印计划双边贸易额2025年底达到300亿美元。近年来，俄印贸易额只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9年高峰时也仅有111.6亿美元。而2019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
军事合作是俄印关系中的一个亮点，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目前俄对印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金额约占其近年军事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195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印度所有进口武器和军备中有2/3来自苏联/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些年逐渐降至49%。记得在2018年的那次研讨会上，有俄智库专家说：“如果印度从俄罗斯的军购订单数量持续减少，那么俄将向巴基斯坦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战机和直升机。”对此，有与会印度学者一针见血地说：“印俄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军购一个双边关系支柱，而其他领域融入还非常不够。两国关系就像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印俄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项目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卖给菲律宾和日前“意外”发射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导弹都是这个型号。据报道，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也多次用其向中国“秀肌肉”。
“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
俄媒非常关注印度政府此次在俄乌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自由媒体”网13日发表题为“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的文章，并引用《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称，“撇开政治色彩，所有印度专家都同意俄已为打造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该秩序将不会被美欧单独主宰”。俄《专家》杂志网站认为，“新德里不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因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前者正密切关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想因此把莫斯科进一步推入北京的怀抱”。文章还表示，莫迪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都没有批评莫斯科。《生意人报》还提到，由于有印度在乌留学生在哈尔科夫死亡，目前莫迪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鉴于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声明中必须拼命寻求平衡。
民间层面，印度与俄罗斯的往来远没有中俄之间那样密切。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工作的印度人通常都拖家带口。记者所住小区的布告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印度特产的广告，有时还有印度明星来莫斯科开演唱会的海报。莫斯科有不少印度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印度人。印度1989年在莫斯科成立尼赫鲁文化中心，教授印地语、民族舞蹈和瑜伽等课程，并在俄各地开展印度文化推广活动。据圣彼得堡大学统计，目前俄罗斯教授印地语的教育机构只有十几家，其中很多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而开设汉语课程的俄高校有180多所。印度在俄留学生只有约1.5万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是冲着俄低廉学费而去学医的学生。由于语言、宗教等原因，印俄通婚的比例也不算多。
从推特等社交媒体看，大多数活跃的印度网民支持莫迪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名叫杰伊·科塔克的网民谈到苏联1971年对印度的支持时说，“这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挺身而出的故事”。很多印度网民还提及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时，乌克兰方面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印度多地也有民众集会呼吁世界和平，希望俄方尽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3月1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希望印度想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站位”。当美西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对俄立场软弱时，很多印度网民也表达了不同看法。名叫斯利达·温布的网民说：“反观你们（美欧）在阿富汗和乌克兰政策上的失败，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印度？”还有印度网民称：“你们（美国）的国务院让乌克兰人相信可以信任美国，却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现在为什么要来批评印度？”还有印度外交部前官员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采取伤害印度的政策，你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装并帮其成为拥核国，你们不负责任地推动北约东扩……为什么现在责怪印度？反省吧！”（《环球时报》3月17日7版文章，作者胡博峰 玉山禾）
“蜜月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印俄间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有少量俄罗斯商人和探险家辗转到达印度，成为两国互动的开端。俄罗斯行商阿法纳西·尼吉丁，在游历波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超越三海之旅》。但受制于“山高水长”，两国实际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关联。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与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进入跌宕的“大博弈”时代，英属印度与沙俄的“外交关系”才在一片浓厚的猜忌氛围和战争论调下缓缓拉开帷幕。从1893年开始，英国陆续与阿富汗、沙俄签署边界协议，沙俄获准在印开设办事机构，双方才算得上真正建立了关系。及至“大博弈”时代于1907年结束、1922年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1947年印度独立，双方的关系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多热络。
在苏联成立早期至1954年，由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坚持的“不结盟政策”，印俄关系其实是在一种矛盾中曲折前行的。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才开始让尼赫鲁反思此前一定程度上偏西方（主要是与英国的殖民情结）的外交政策是否对路。这也间接促成尼赫鲁1955年6月对苏联的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于当年秋天回访印度。双方领导人互访标志着印俄关系正式步入“蜜月期”。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作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表态，即苏联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彼时为葡萄牙所控制的果阿邦的主权立场。虽然苏联在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年却向印度转让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核心技术，成为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开端。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苏印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双方均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甚至一度将该条约解读为“印度与苏联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印度外交部一位前副部长去年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该条约签署50周年，并将其形容为“印度独立后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苏联解体前，苏联一直位于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层级。英吉拉·甘地被暗杀后，接替她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延续了对苏友好政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选择莫斯科。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上，印度在国际场合要么表示支持，要么态度暧昧。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有学者统计称“苏联对印度援助额超过对华援助”。
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苏联解体后，俄印依然保持友好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印并续签《俄印友好合作条约》，普京上任后于2000年10月首次访印，双方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12年，普京在《印度教徒报》刊文称：“对俄来说，深化与印度的友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印度时任国大党籍总理曼莫汉·辛格回应称：“普京总统是印度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普京与历任印度领导人均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其中与莫迪互动不少。2017年5月31日，莫迪访俄前夕，普京专门在《印度时报》上发表题为《70年相伴：俄罗斯与印度》的署名文章纪念俄印建交70周年，谈到“俄印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互动的基础，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两国的历史情谊”。
去年12月，普京访印并与莫迪会晤，这是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第二次出访，可见普京对印度的重视程度。2019年4月，普京还签署行政令，授予莫迪俄罗斯最高国家勋章。
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印对俄的诉求较多。印度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方曾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克什米尔两大关键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俄方支持。俄官方曾表示，“印度从未扩散过核技术，我们愿意支持印方”。尽管俄现在不大可能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公开支持印度，但2019年印度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并遭到大多数国家批评时，俄表示这是“印度的内政”。分析认为，除上述现实需要外，印度密切与俄罗斯的合作也有其战略牵制和调动大国关系的考量。印度只有与俄不断靠近，才能让其在处理与美、欧、中关系时更加主动，为印度赢得更大外交周旋空间。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对印度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印支持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印度是其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俄印也互有需求。
2018年，《环球时报》记者曾应邀在印度参加过一次印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谈到印度与美国走近时，有印度专家解释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但俄方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非常不喜欢“印太”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美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而发明的，并且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嫌疑。俄方学者还告诉印度同行，俄犯了战略性错误，就是允许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且不断超越俄对其所划定的地缘政治红线。俄学者表示，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需要得到印度支持。
俄印计划双边贸易额2025年底达到300亿美元。近年来，俄印贸易额只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9年高峰时也仅有111.6亿美元。而2019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
军事合作是俄印关系中的一个亮点，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目前俄对印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金额约占其近年军事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195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印度所有进口武器和军备中有2/3来自苏联/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些年逐渐降至49%。记得在2018年的那次研讨会上，有俄智库专家说：“如果印度从俄罗斯的军购订单数量持续减少，那么俄将向巴基斯坦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战机和直升机。”对此，有与会印度学者一针见血地说：“印俄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军购一个双边关系支柱，而其他领域融入还非常不够。两国关系就像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印俄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项目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卖给菲律宾和日前“意外”发射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导弹都是这个型号。据报道，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也多次用其向中国“秀肌肉”。
“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
俄媒非常关注印度政府此次在俄乌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自由媒体”网13日发表题为“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的文章，并引用《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称，“撇开政治色彩，所有印度专家都同意俄已为打造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该秩序将不会被美欧单独主宰”。俄《专家》杂志网站认为，“新德里不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因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前者正密切关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想因此把莫斯科进一步推入北京的怀抱”。文章还表示，莫迪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都没有批评莫斯科。《生意人报》还提到，由于有印度在乌留学生在哈尔科夫死亡，目前莫迪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鉴于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声明中必须拼命寻求平衡。
民间层面，印度与俄罗斯的往来远没有中俄之间那样密切。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工作的印度人通常都拖家带口。记者所住小区的布告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印度特产的广告，有时还有印度明星来莫斯科开演唱会的海报。莫斯科有不少印度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印度人。印度1989年在莫斯科成立尼赫鲁文化中心，教授印地语、民族舞蹈和瑜伽等课程，并在俄各地开展印度文化推广活动。据圣彼得堡大学统计，目前俄罗斯教授印地语的教育机构只有十几家，其中很多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而开设汉语课程的俄高校有180多所。印度在俄留学生只有约1.5万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是冲着俄低廉学费而去学医的学生。由于语言、宗教等原因，印俄通婚的比例也不算多。
从推特等社交媒体看，大多数活跃的印度网民支持莫迪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名叫杰伊·科塔克的网民谈到苏联1971年对印度的支持时说，“这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挺身而出的故事”。很多印度网民还提及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时，乌克兰方面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印度多地也有民众集会呼吁世界和平，希望俄方尽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3月1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希望印度想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站位”。当美西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对俄立场软弱时，很多印度网民也表达了不同看法。名叫斯利达·温布的网民说：“反观你们（美欧）在阿富汗和乌克兰政策上的失败，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印度？”还有印度网民称：“你们（美国）的国务院让乌克兰人相信可以信任美国，却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现在为什么要来批评印度？”还有印度外交部前官员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采取伤害印度的政策，你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装并帮其成为拥核国，你们不负责任地推动北约东扩……为什么现在责怪印度？反省吧！”（《环球时报》3月17日7版文章，作者胡博峰 玉山禾）
陳景祥：強檢舉棋不定 「合法欠租」虛招
本想寫《財政預算案》，但見到周一公布本地染疫個案高達3.4萬多宗，且疫情沒有緩和跡象，相比之下，其他議題已成次要；當務之急，是必須以雷霆手段，盡快遏止疫情擴散。
第5波疫情由1月中旬開始惡化，2月出現大爆發，2月9日首次破千宗（1161），政府專家梁卓偉教授在2月10日已預警，到3月中個案會大增，他估計每日感染人數可能多達約2.8萬。結果教授的推算原來太保守，不用到3月中，2月27日已錄得26026宗，到2月28日更高達34466宗，公立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專家警告在先，但到底過去近兩個月時間，政府做過什麼？
投票以分區為基礎 強檢何不按此行事？
疫情阻遏不了，情况反而急轉直下，確診數字飈升令人觸目驚心。政府表示要做全民強檢，但到執筆之時仍沒有何時開檢的確實日期；有報道指會在3月17日之後，即仍要等兩個多星期，這段時間內新增的染疫個案會有多少？屆時全民檢測找到的感染個案可能多達幾十萬，政府還有什麼地方把他們隔離？
政府曾透露檢測期長達3個星期，效率低得驚人。內地標準是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全員核酸檢測3天內要完成；香港在內地支援下，700多萬人應該5至7天就可以完成。最引起非議的是以身分證號碼作為強檢安排的次序，令人莫名其妙。香港投票以分區為基礎，出示身分證是為了核實身分及記錄已經投票，為何強檢不以此為基礎，按我們熟悉的方法去做？
事實上，現在圍封強檢已積累了大量經驗，全民檢測應該是圍封強檢的「加強版」，全港以分區為檢測單位，限定時間內（例如6天）完成，陰性者可以離開。這些流程操作，政府一向優為之，但這次全民強檢計劃卻翻來覆去，具體細節遲遲都未能敲定，過去的高效和專業「突然失蹤」，到底是何原因？
延租只把問題推遲 商戶說減租更實際
疫情令工商百業凋零，今年預算案「亮點」之一，是財政司長陳茂波破天荒提出以立法方式，禁止業主對經營指定行業的租戶追討欠租，為期3個月，可延長，最長半年。此議本是為了協助企業渡過目前難關，但預算案公布後有若干家連鎖食肆、零售商等宣布暫停營業或縮減服務。它們分店多，跟業主在租務上應有議價能力，而政府不惜以立例禁止業主追租，這些大集團理應可鬆一口氣，放心經營，但它們卻選擇暫時停業或縮減服務，原因相信是經營困難（生意大跌又怕員工染疫），令它們無法撐下去。
事實上，大集團和小商戶接受媒體訪問時，都對財爺的建議反應冷淡，因為幫助非常有限。他們都認為延期交租只是把問題推遲解決，財政壓力仍在；他們都認為減租更實際。業主「無良」，政府介入本應無可厚非，但理論上受惠的經營者卻並不領情，是否反映財爺摸不準商界實際困難，以致措施「不到位」，只是一記虛招？「合法欠租」的建議尚待草擬法例，然後交議會通過，遠水救不了近火，商舖寧願選擇暫停經營甚至結業！
行政長官競選在即 冀認真討論UBI
本地疫情反覆，限聚令時鬆時緊，經營者「今日唔知明日事」，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前景不明是營商大忌，現在疫情失控、確診個案急升，香港其實已陷入一場疫症危機，但政府似乎束手無策，社會正瀰漫一片焦慮不安情緒，民眾只能以不斷囤積食物和日用品「自救」。
疫情嚴峻，政府收緊限聚令，多個行業受打擊，各政黨在諮詢期已要求財爺再次「派糖」。陳茂波司長也從善如流，在今年預算案宣布向合資格的18 歲或以上市民發放1萬元電子消費券。這是陳茂波任內第3次派錢──第一次是2020年的現金發放計劃，向年滿18歲的港人每人派1萬元；去年則減半，改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代替現金；今年是第3次。
有評論提出，特區政府是否會把派錢「常規化」，效法澳門，成為每年一度的惠民措施？也有學者批評政府抗疫不力，財爺派錢是否想作為「掩口費」，紓緩市民不滿情緒？不管哪個原因，今時今日特區政府派錢是合適且對民眾直接有利的善政，而派錢跟我早前在《明報》觀點版討論過、有北歐小國開始實驗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類近。下屆行政長官競選即將舉行，我期待候選人會認真討論UBI這一概念。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 全民派錢有積極處
周永新教授在他的《明報》文章中，認為今年派錢只是應對Omicron對市民生活的殺傷力，是因時制宜的變通做法，不代表政府改變理財哲學（註1）。周教授的觀察是對的，我相信特區政府的思維沒有變；相比之下，澳門在「全民共享」理念上比香港更前衛。
澳門政府在2008年開始推出「現金分享計劃」（Wealth Partaking Scheme），至今已是連續第15年派錢，所有持有效或可續期澳門身分證的居民，都可獲發年度現金。至於派發金額，2008年為5000元（澳門元，以每名永久居民計，下同），其後金額不同，2014至2018年，每年派9000元；2019年起，每年派1萬元。
不少批評認為，澳門自回歸後開放賭權，政府庫房「水浸」，但社會民生建設卻停滯不前，貧富懸殊十分嚴重，政府於是以派錢方式「紓解民困」，也希望能紓緩民怨。
社會表面上經濟不斷增長，但基層勞工卻分享不到經濟成果，政府可以做什麼？通常的招數都是加稅、增加福利，由政府介入進行財富再分配。以香港情况來說，社會愈來愈富裕，但窮人數目卻不斷增加，不少建議認為政府應調高利得稅率，但多年來都未見行動（反對者指增加利得稅可能導致香港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下降）。
很多「均富」措施都難以推行，唯有派錢是最直接、最簡單，也最令普羅大眾受惠的做法。澳門派錢名之為「現金分享」，正是有「均富」意味。
陳茂波司長在上任之初，對全民派錢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他認為「錢要用得其所，解決深層次問題」；在2018 年公布預算案前夕，他接受電台訪問時說不認同澳門政府的派錢方式，指當年香港盈餘高，但「運用時不能夠短視，不能為取悅社會一部分人，『就大力做一些短期所謂派糖措施』」（註2）。
香港第一次全民派錢是在2011年，時任財爺曾俊華原計劃是向18歲及以上港人派6000元，注入強積金戶口，但遭各政黨猛烈批評，認為應派現金，最後政府俯從民意。
派錢的道理絕不複雜，只是還富於民，預算案發現收多了，就把盈餘一部分退回給民眾，其實十分公道。官僚思維，庫房坐擁大量盈餘，就可開展各項「鴻圖大計」，成就政府的「政績工程」！全民派錢是把主動權交還給民眾，由人民自主支配──而民眾雖然收了錢，卻不一定會多謝政府！兩者相比，當官的自然希望把錢留在庫房。
陳茂波司長雖然不贊成派糖，但他任內派了3次，坊間卻認為這是他任內最大「政績」，其實相當諷刺！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因時制宜，正如UBI，一直以來被視為極端「異見」，但這幾年勞工階層的困窘境况，終於令人明白全民派錢其實也有積極實際的作用。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明報》
本想寫《財政預算案》，但見到周一公布本地染疫個案高達3.4萬多宗，且疫情沒有緩和跡象，相比之下，其他議題已成次要；當務之急，是必須以雷霆手段，盡快遏止疫情擴散。
第5波疫情由1月中旬開始惡化，2月出現大爆發，2月9日首次破千宗（1161），政府專家梁卓偉教授在2月10日已預警，到3月中個案會大增，他估計每日感染人數可能多達約2.8萬。結果教授的推算原來太保守，不用到3月中，2月27日已錄得26026宗，到2月28日更高達34466宗，公立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專家警告在先，但到底過去近兩個月時間，政府做過什麼？
投票以分區為基礎 強檢何不按此行事？
疫情阻遏不了，情况反而急轉直下，確診數字飈升令人觸目驚心。政府表示要做全民強檢，但到執筆之時仍沒有何時開檢的確實日期；有報道指會在3月17日之後，即仍要等兩個多星期，這段時間內新增的染疫個案會有多少？屆時全民檢測找到的感染個案可能多達幾十萬，政府還有什麼地方把他們隔離？
政府曾透露檢測期長達3個星期，效率低得驚人。內地標準是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全員核酸檢測3天內要完成；香港在內地支援下，700多萬人應該5至7天就可以完成。最引起非議的是以身分證號碼作為強檢安排的次序，令人莫名其妙。香港投票以分區為基礎，出示身分證是為了核實身分及記錄已經投票，為何強檢不以此為基礎，按我們熟悉的方法去做？
事實上，現在圍封強檢已積累了大量經驗，全民檢測應該是圍封強檢的「加強版」，全港以分區為檢測單位，限定時間內（例如6天）完成，陰性者可以離開。這些流程操作，政府一向優為之，但這次全民強檢計劃卻翻來覆去，具體細節遲遲都未能敲定，過去的高效和專業「突然失蹤」，到底是何原因？
延租只把問題推遲 商戶說減租更實際
疫情令工商百業凋零，今年預算案「亮點」之一，是財政司長陳茂波破天荒提出以立法方式，禁止業主對經營指定行業的租戶追討欠租，為期3個月，可延長，最長半年。此議本是為了協助企業渡過目前難關，但預算案公布後有若干家連鎖食肆、零售商等宣布暫停營業或縮減服務。它們分店多，跟業主在租務上應有議價能力，而政府不惜以立例禁止業主追租，這些大集團理應可鬆一口氣，放心經營，但它們卻選擇暫時停業或縮減服務，原因相信是經營困難（生意大跌又怕員工染疫），令它們無法撐下去。
事實上，大集團和小商戶接受媒體訪問時，都對財爺的建議反應冷淡，因為幫助非常有限。他們都認為延期交租只是把問題推遲解決，財政壓力仍在；他們都認為減租更實際。業主「無良」，政府介入本應無可厚非，但理論上受惠的經營者卻並不領情，是否反映財爺摸不準商界實際困難，以致措施「不到位」，只是一記虛招？「合法欠租」的建議尚待草擬法例，然後交議會通過，遠水救不了近火，商舖寧願選擇暫停經營甚至結業！
行政長官競選在即 冀認真討論UBI
本地疫情反覆，限聚令時鬆時緊，經營者「今日唔知明日事」，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前景不明是營商大忌，現在疫情失控、確診個案急升，香港其實已陷入一場疫症危機，但政府似乎束手無策，社會正瀰漫一片焦慮不安情緒，民眾只能以不斷囤積食物和日用品「自救」。
疫情嚴峻，政府收緊限聚令，多個行業受打擊，各政黨在諮詢期已要求財爺再次「派糖」。陳茂波司長也從善如流，在今年預算案宣布向合資格的18 歲或以上市民發放1萬元電子消費券。這是陳茂波任內第3次派錢──第一次是2020年的現金發放計劃，向年滿18歲的港人每人派1萬元；去年則減半，改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代替現金；今年是第3次。
有評論提出，特區政府是否會把派錢「常規化」，效法澳門，成為每年一度的惠民措施？也有學者批評政府抗疫不力，財爺派錢是否想作為「掩口費」，紓緩市民不滿情緒？不管哪個原因，今時今日特區政府派錢是合適且對民眾直接有利的善政，而派錢跟我早前在《明報》觀點版討論過、有北歐小國開始實驗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類近。下屆行政長官競選即將舉行，我期待候選人會認真討論UBI這一概念。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 全民派錢有積極處
周永新教授在他的《明報》文章中，認為今年派錢只是應對Omicron對市民生活的殺傷力，是因時制宜的變通做法，不代表政府改變理財哲學（註1）。周教授的觀察是對的，我相信特區政府的思維沒有變；相比之下，澳門在「全民共享」理念上比香港更前衛。
澳門政府在2008年開始推出「現金分享計劃」（Wealth Partaking Scheme），至今已是連續第15年派錢，所有持有效或可續期澳門身分證的居民，都可獲發年度現金。至於派發金額，2008年為5000元（澳門元，以每名永久居民計，下同），其後金額不同，2014至2018年，每年派9000元；2019年起，每年派1萬元。
不少批評認為，澳門自回歸後開放賭權，政府庫房「水浸」，但社會民生建設卻停滯不前，貧富懸殊十分嚴重，政府於是以派錢方式「紓解民困」，也希望能紓緩民怨。
社會表面上經濟不斷增長，但基層勞工卻分享不到經濟成果，政府可以做什麼？通常的招數都是加稅、增加福利，由政府介入進行財富再分配。以香港情况來說，社會愈來愈富裕，但窮人數目卻不斷增加，不少建議認為政府應調高利得稅率，但多年來都未見行動（反對者指增加利得稅可能導致香港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下降）。
很多「均富」措施都難以推行，唯有派錢是最直接、最簡單，也最令普羅大眾受惠的做法。澳門派錢名之為「現金分享」，正是有「均富」意味。
陳茂波司長在上任之初，對全民派錢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他認為「錢要用得其所，解決深層次問題」；在2018 年公布預算案前夕，他接受電台訪問時說不認同澳門政府的派錢方式，指當年香港盈餘高，但「運用時不能夠短視，不能為取悅社會一部分人，『就大力做一些短期所謂派糖措施』」（註2）。
香港第一次全民派錢是在2011年，時任財爺曾俊華原計劃是向18歲及以上港人派6000元，注入強積金戶口，但遭各政黨猛烈批評，認為應派現金，最後政府俯從民意。
派錢的道理絕不複雜，只是還富於民，預算案發現收多了，就把盈餘一部分退回給民眾，其實十分公道。官僚思維，庫房坐擁大量盈餘，就可開展各項「鴻圖大計」，成就政府的「政績工程」！全民派錢是把主動權交還給民眾，由人民自主支配──而民眾雖然收了錢，卻不一定會多謝政府！兩者相比，當官的自然希望把錢留在庫房。
陳茂波司長雖然不贊成派糖，但他任內派了3次，坊間卻認為這是他任內最大「政績」，其實相當諷刺！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因時制宜，正如UBI，一直以來被視為極端「異見」，但這幾年勞工階層的困窘境况，終於令人明白全民派錢其實也有積極實際的作用。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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