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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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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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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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因写错一句话，导致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无效。血的教训告诉你，千万不能这样签订
有这样的一个案件，因为写错一句话导致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损失了一套房产。
在婚姻存续期间，因妻子小方有婚外情，被丈夫小李发现，小方为了挽回婚姻，与小李签订了一份《婚内财产协议书》，其中有一条款是这样约定的“如因女方婚内出gui，且男方有证据证明女方出gui事实，双方感情破裂导致离hun的，登记在双方名下位于深圳市的房子归男方所有”。
签订协议后，小李又再一次发现妻子小方出gui，小李便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双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判决房产归小李所有。
法院审理过程中，小方表示不认可该协议书的约定，要求双方平分该房产，zui后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判决该房产由双方各占一半份额。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判决呢？其实就是因为协议书中的一句话“双方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的”导致的。
关于《婚内财产协议书》性质的认定问题，从该协议书的内容及形式要件去分析，并不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约定，其实质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处分行为，不以离婚为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之日即生效。婚内财产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5条：“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062条、第1063的规定。”
但是，小李和小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并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
协议书中写到“如因女方婚内出轨，且男方有证据证明女方出轨事实，双方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的，登记在双方名下位于深圳市的房子归男方所有”。从这条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若要认定该协议书有效，判决房产给丈夫小李，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妻子小方存在婚内出轨的行为；
2️⃣丈夫小李有证据证明小方出轨；
3️⃣离婚。
任一条件不满足，该协议都不生效。因此，即使满足前两个条件满足，小方婚内出轨且小李有证据证明小方出轨的事实，双方未离婚的情况下协议仍未生效。
换句话说，离婚是这份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但《民法典》规定的夫妻财产协议并不以离婚为生效要件，而是自双方签订之日即发生效力。
实际上，小李与小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是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生效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在离婚条件尚未成就时，协议不发生效力
如上所述，双方离婚是该《婚内财产协议书》生效的前提条件，双方签订的协议实质上是以双方离婚为生效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则适用《zui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69条：“当事人达成的以协议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为条件的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如果双方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087条和第1089条的规定判决……”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小方明确表示其不同意按照此前签署的《婚内财产协议书》去分割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婚内财产协议书》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不生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重新分割。
因此，小方请求法院对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法重新分割是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退一步说，即便认定小李与小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有效的情况下，男方小李亦难以举证证明女方小李出轨的事实
首先，双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中约定的“……如因女方婚内出轨，且男方有证据证明女方出轨事实，双方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的……”， 《婚内财产协议书》中并没有明确约定这个出轨认定的标准，则只能根据《民法典》相关的法律规定去认定。
《民法典》第1079条明确规定了法定判决离婚的情形，其中重婚、与他人同居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是法定判决离婚的情形之一，也是离婚诉讼案件中认定婚外情的标准。因此，协议书中的“出轨”行为的认定标准应当参照该条的规定，即要达到重婚或同居的程度，才可视为条件已达成。
若不参照《民法典》第1079条的规定去定义“出轨”行为，不仅导致认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也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完全就沦为了个人的主观判断，同时会出现司法实践认定标准不一的情况，这样很容易导致个人肆意解释法律规定，我们所弘扬的公平正义就荡然无存。
再退一步来讲，即便不参照《民法典》第1079条的规定去定义“出轨”行为，但根据生活常识，出轨行为应当是指小方与案外男性发生性关系、接吻等亲密的身体接触，才能认定构成协议书上约定的“出轨”行为。精神出轨、单恋、网恋行为等这些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形，本就属于道德约束的范畴，而不是属于法律约束的范畴。
所谓的出轨的行为，应当要有证据证明小方与案外异性有婚外情的合意，所谓的合意即小方被案外异性追求，且小方对此接受，或是小方追求案外异性，而案外异性接受，从而双方发生亲密身体接触的行为。但若是案外异性或小方单方面追求，而案外异性（小方）不接受，则不构成所谓的出轨行为。
若小李坚持认为小方在签订《婚内财产协议书》后有出轨的行为，应当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予以证明，若无法进一步举证，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同时《婚内财产协议书》也因无法证明小方有婚内出轨的行为而不发生法律效力。
因此，签订任何协议之前，zui好委托专业的婚姻家事律师把关起草，千万不能自己随便在网上搜索模板起草，否则很可能因为某一句话造成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同，导致协议的性质不一样，zui终损失惨重。
有这样的一个案件，因为写错一句话导致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损失了一套房产。
在婚姻存续期间，因妻子小方有婚外情，被丈夫小李发现，小方为了挽回婚姻，与小李签订了一份《婚内财产协议书》，其中有一条款是这样约定的“如因女方婚内出gui，且男方有证据证明女方出gui事实，双方感情破裂导致离hun的，登记在双方名下位于深圳市的房子归男方所有”。
签订协议后，小李又再一次发现妻子小方出gui，小李便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双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判决房产归小李所有。
法院审理过程中，小方表示不认可该协议书的约定，要求双方平分该房产，zui后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判决该房产由双方各占一半份额。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判决呢？其实就是因为协议书中的一句话“双方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的”导致的。
关于《婚内财产协议书》性质的认定问题，从该协议书的内容及形式要件去分析，并不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约定，其实质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处分行为，不以离婚为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之日即生效。婚内财产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5条：“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062条、第1063的规定。”
但是，小李和小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并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
协议书中写到“如因女方婚内出轨，且男方有证据证明女方出轨事实，双方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的，登记在双方名下位于深圳市的房子归男方所有”。从这条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若要认定该协议书有效，判决房产给丈夫小李，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妻子小方存在婚内出轨的行为；
2️⃣丈夫小李有证据证明小方出轨；
3️⃣离婚。
任一条件不满足，该协议都不生效。因此，即使满足前两个条件满足，小方婚内出轨且小李有证据证明小方出轨的事实，双方未离婚的情况下协议仍未生效。
换句话说，离婚是这份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但《民法典》规定的夫妻财产协议并不以离婚为生效要件，而是自双方签订之日即发生效力。
实际上，小李与小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是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生效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在离婚条件尚未成就时，协议不发生效力
如上所述，双方离婚是该《婚内财产协议书》生效的前提条件，双方签订的协议实质上是以双方离婚为生效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则适用《zui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69条：“当事人达成的以协议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为条件的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如果双方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087条和第1089条的规定判决……”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小方明确表示其不同意按照此前签署的《婚内财产协议书》去分割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婚内财产协议书》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不生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重新分割。
因此，小方请求法院对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法重新分割是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退一步说，即便认定小李与小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有效的情况下，男方小李亦难以举证证明女方小李出轨的事实
首先，双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中约定的“……如因女方婚内出轨，且男方有证据证明女方出轨事实，双方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的……”， 《婚内财产协议书》中并没有明确约定这个出轨认定的标准，则只能根据《民法典》相关的法律规定去认定。
《民法典》第1079条明确规定了法定判决离婚的情形，其中重婚、与他人同居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是法定判决离婚的情形之一，也是离婚诉讼案件中认定婚外情的标准。因此，协议书中的“出轨”行为的认定标准应当参照该条的规定，即要达到重婚或同居的程度，才可视为条件已达成。
若不参照《民法典》第1079条的规定去定义“出轨”行为，不仅导致认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也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完全就沦为了个人的主观判断，同时会出现司法实践认定标准不一的情况，这样很容易导致个人肆意解释法律规定，我们所弘扬的公平正义就荡然无存。
再退一步来讲，即便不参照《民法典》第1079条的规定去定义“出轨”行为，但根据生活常识，出轨行为应当是指小方与案外男性发生性关系、接吻等亲密的身体接触，才能认定构成协议书上约定的“出轨”行为。精神出轨、单恋、网恋行为等这些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形，本就属于道德约束的范畴，而不是属于法律约束的范畴。
所谓的出轨的行为，应当要有证据证明小方与案外异性有婚外情的合意，所谓的合意即小方被案外异性追求，且小方对此接受，或是小方追求案外异性，而案外异性接受，从而双方发生亲密身体接触的行为。但若是案外异性或小方单方面追求，而案外异性（小方）不接受，则不构成所谓的出轨行为。
若小李坚持认为小方在签订《婚内财产协议书》后有出轨的行为，应当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予以证明，若无法进一步举证，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同时《婚内财产协议书》也因无法证明小方有婚内出轨的行为而不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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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补偿##征拆维权##拆迁案例回放# 【北京律师 | 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可向批准方案的上一级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01
裁判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根据上述规定，被征收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可以向批准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02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佰军，男，汉族，1950年8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中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辉，男，汉族，1974年8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中牟县。系再审申请人刘佰军之子。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233号。
法定代表人王新伟，该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佰军因诉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318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了提审，并组成由审判员阎巍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小梅、马鸿达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刘佰军通过中牟县国土资源局2017年4月25日作出的《关于刘佰军申请信息公开的说明》中得知了〔2014〕281号《关于征收刘集镇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以下简称〔2014〕281号批复），刘佰军系牟集用（2000）字第02227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权利人，该地上房屋属牟政土〔2014〕281号批复所涉的征收范围内。刘佰军认为该批复同意的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侵犯了自已的合法权益，向郑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的牟政土〔2014〕281号批复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依法撤销《关于征收刘集镇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2日收到该申请，于5月26日作出郑政（不受复决）字〔2017〕4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于当天通过邮寄方式向刘佰军送达，该决定书认为：涉案《关于征收刘集镇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及批复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故该复议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刘佰军对该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不服，诉至该院。
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郑州市人民政府作为中牟县人民政府的上级机关，具有作出本案所涉复议决定的行政职权。郑州市政府于2017年5月22日收到刘佰军的复议申请，于5月26日作出郑政（不受复决）字〔2017〕4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于当天通过邮寄方式向刘佰军送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复议程序正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可提起行政复议：一是提起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认为自己合法权益被侵犯。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包括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作出的影响其权益的具体决定和措施的行为。《关于征收刘集镇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系由中牟县国土资源局作出，方案中虽没有写明行政相对人，但根据该方案的内容可知，该方案针对的是刘集镇鲁庙村和冯庄村土地被征收房屋的农户这一特定人群，适用范围特定，所以该方案应视为具体行政行为。但是，该方案所制定的相关补偿标准平等适用于征收范围内的每一家农户，且大部分农户的房屋已按该方案被征收完毕，刘佰军所提交的证据也未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刘佰军提出的行政复议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受理范围，郑州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对行政行为认定错误，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该院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2017）豫07行初70号行政判决，驳回刘佰军的诉讼请求。
刘佰军不服，提起上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该院认为：刘佰军申请复议的征收集体土地安置补偿方案，是安置补偿前的过程性行为，不单独产生法律效力，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郑州市政府不受理该复议申请，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刘佰军如对补偿标准有异议，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主张权利。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7）豫行终318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申请人刘佰军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混淆本案争议焦点。一、二审法院审理对象应该为再审被申请人作出的郑政（不受复决）字〔2017〕4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主要围绕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展开审理。关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是否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明显不是行政复议受理范围范畴。二、涉案的补偿安置方案是具体行政行为，且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认定该补偿安置方案应视为具体行政行为，却以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为由，认定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复议范围，属认定事实错误。四、二审法院认为征收集体土地安置补偿方案，是安置补偿前的过程性行为，不单独产生法律效力，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允且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一、依法再审，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3186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7行初70号行政判决；三、撤销再审被申请人郑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郑政（不受复决）字〔2017〕4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判决再审被申请人依法受理复议申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根据上述规定，被征收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可以向批准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案中，刘佰军向郑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有两项内容：一、确认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的牟政土〔2014〕281号批复的行政行为违法；二、依法撤销刘集镇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其中，中牟县人民政府的批复行为属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作出前的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并无不当；但对于补偿安置方案，根据前述规定，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而本案中，郑州市政府并未查明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申请条件，即简单地以被诉《关于征收刘集镇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及批复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为由，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以补偿安置方案应视为具体行政行为，但刘佰军所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为由，驳回刘佰军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以征收集体土地安置补偿方案是安置补偿前的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3186号行政判决；
二、本案发回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03
京尹律师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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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根据上述规定，被征收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可以向批准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02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佰军，男，汉族，1950年8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中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辉，男，汉族，1974年8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中牟县。系再审申请人刘佰军之子。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233号。
法定代表人王新伟，该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佰军因诉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318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了提审，并组成由审判员阎巍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小梅、马鸿达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刘佰军通过中牟县国土资源局2017年4月25日作出的《关于刘佰军申请信息公开的说明》中得知了〔2014〕281号《关于征收刘集镇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以下简称〔2014〕281号批复），刘佰军系牟集用（2000）字第02227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权利人，该地上房屋属牟政土〔2014〕281号批复所涉的征收范围内。刘佰军认为该批复同意的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侵犯了自已的合法权益，向郑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的牟政土〔2014〕281号批复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依法撤销《关于征收刘集镇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2日收到该申请，于5月26日作出郑政（不受复决）字〔2017〕4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于当天通过邮寄方式向刘佰军送达，该决定书认为：涉案《关于征收刘集镇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及批复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故该复议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刘佰军对该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不服，诉至该院。
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郑州市人民政府作为中牟县人民政府的上级机关，具有作出本案所涉复议决定的行政职权。郑州市政府于2017年5月22日收到刘佰军的复议申请，于5月26日作出郑政（不受复决）字〔2017〕4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于当天通过邮寄方式向刘佰军送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复议程序正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可提起行政复议：一是提起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认为自己合法权益被侵犯。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包括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作出的影响其权益的具体决定和措施的行为。《关于征收刘集镇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系由中牟县国土资源局作出，方案中虽没有写明行政相对人，但根据该方案的内容可知，该方案针对的是刘集镇鲁庙村和冯庄村土地被征收房屋的农户这一特定人群，适用范围特定，所以该方案应视为具体行政行为。但是，该方案所制定的相关补偿标准平等适用于征收范围内的每一家农户，且大部分农户的房屋已按该方案被征收完毕，刘佰军所提交的证据也未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刘佰军提出的行政复议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受理范围，郑州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对行政行为认定错误，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该院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2017）豫07行初70号行政判决，驳回刘佰军的诉讼请求。
刘佰军不服，提起上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该院认为：刘佰军申请复议的征收集体土地安置补偿方案，是安置补偿前的过程性行为，不单独产生法律效力，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郑州市政府不受理该复议申请，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刘佰军如对补偿标准有异议，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主张权利。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7）豫行终318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申请人刘佰军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混淆本案争议焦点。一、二审法院审理对象应该为再审被申请人作出的郑政（不受复决）字〔2017〕4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主要围绕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展开审理。关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是否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明显不是行政复议受理范围范畴。二、涉案的补偿安置方案是具体行政行为，且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认定该补偿安置方案应视为具体行政行为，却以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为由，认定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复议范围，属认定事实错误。四、二审法院认为征收集体土地安置补偿方案，是安置补偿前的过程性行为，不单独产生法律效力，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允且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一、依法再审，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3186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7行初70号行政判决；三、撤销再审被申请人郑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郑政（不受复决）字〔2017〕4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判决再审被申请人依法受理复议申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根据上述规定，被征收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可以向批准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案中，刘佰军向郑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有两项内容：一、确认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的牟政土〔2014〕281号批复的行政行为违法；二、依法撤销刘集镇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其中，中牟县人民政府的批复行为属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作出前的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并无不当；但对于补偿安置方案，根据前述规定，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而本案中，郑州市政府并未查明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申请条件，即简单地以被诉《关于征收刘集镇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及批复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为由，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以补偿安置方案应视为具体行政行为，但刘佰军所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为由，驳回刘佰军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以征收集体土地安置补偿方案是安置补偿前的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3186号行政判决；
二、本案发回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03
京尹律师提醒
当遇不公时， 可以委托专业律师，依法维权。
关键词：【土地征收】、【企业拆迁】、【危房改造】、【商铺拆迁】、【环保关停】、【棚户区改造】、【养殖场拆迁】、【水源地关停】、违法拆迁 、拆迁违建 、拆迁律师、拆迁投诉电话、北京京尹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股权纠纷、劳动纠纷、侵权诉讼、房地产纠纷、招标投标、知识产权纠纷、婚姻咨询、刑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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