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想好好告别，只是怕提起来会掉眼泪，所以一直闭口不谈，所以不想和你们拥抱，也不想送你们离开，只是假装很潇洒地说，快走吧快走吧。关上门后我发现，这次好像不一样，这次好像不会有人再回来了。这一周有许多的感动，好多眼泪我都吞到肚子里了，但是友军给我发微信说毕业快乐的时候我没忍住，毕业典礼上84岁的老教师说起上个世纪的故事的时候我没忍住，所有人都走了我关上门之后没忍住。下次再见不知道是几年后，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吧，终会相见的。
有多少职场内卷以绩效考核之名？
文｜读者：小渔
风起于青萍之末。年前，不知从哪个角落就冒出了公司要进行绩效改革的传闻。一时之间，同事之间开始互相探口风，打听消息的真实性。在茶水间打开水，在楼道等电梯、在食堂打饭菜的间隙，总能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讨论绩效怎么改、什么时候开始改。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笼罩着所有人。
果然，绩效改革的大锤在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完年后，终于落了地。简单而言，绩效改革取消了基础绩效，采用按照工作量“计件算分”、“按分算绩效工资”的原则。分给每个部门池子里的钱不变，但每个人拿到手的数量有了较大差别。如果你拿的工资少了，说明必然有人“拿走”了你的部分。
这只锤子打在不同人身上，作用力是不同的。比如我所在的部门业务性质特殊，同一级别的人被指派的工作量大体一致，因此没有感受到改革切肤的阵痛。但与我相熟的其他几个部门的同事却叫苦不迭，怨声载道。他们说，绩效改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彻底扭转了工作状态，还让职场心态、同事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一个同事说，她亲眼看着一个职场前辈跑到领导面前，问是否能将一个项目交给他做。那是一个又苦又累、没什么营养的常规性差事。放在过去，大家一般都心照不宣地假装不闻不问，避之唯恐不及。如今，同事们却像被集体赶入了丛林里的野兽，这里闻闻，那里嗅嗅，抓紧时间抢占地盘和资源。
同事说，她看着那位前辈，就像看着一只饥饿的狮子，对着一块不剩多少肉的骨头，还啃得津津有味。一阵寒意从她的脚底冒出，一股脑蹿上了脊背，让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绩效改革是残酷的，它板着一张严肃的脸，挥舞手中的长鞭，驱策大家使劲向前跑。在这个过程中，想维持好看的吃相就变得比较困难了。前几天下班时在电梯碰到同事，问她去哪儿。她无奈地说下楼吃个饭，之后得回办公室加班——她正费尽心思地研究有哪些新项目，手上还有一摞资料要看。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中，用爪哇岛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内卷”的概念。爪哇岛位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在资源有限，人口又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勤奋的爪哇人民不断增加在每一亩土地上投放的劳动力，精耕细作，却未能得到与之匹配的农业产出。
农业的内卷化的概念引申到今日的职场，指代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白热化竞争。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人们只能在一个系统中内耗，不断提高工作时长与强度，并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耗费大量精力，找不到职业的价值与意义。
有媒体曾在网上发起过一项职场内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程度上感受到职场内卷的受访者竟超过了96%。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工作重复无意义、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加班严重是职场内卷中最常见的现象。我的同事就抱怨，工作强度高了不少，但大家争来争去，体现在工资上也就一两千块的差别，挺没劲的。
事实上，绩效考核并不见得都不好，毕竟这体现了多劳多得和奖勤罚懒的初衷。一个兢兢业业的职场“老黄牛”和只会甩锅的“摸鱼族”，待遇当然要有所区分。但是，当绩效考核到达某种极致，对人的负面压迫高于正向激励时，它的味道就变质了。
比如，在内卷重灾区的互联网行业，KPI、OKR等耳熟能详的绩效考核制度，让无数大厂社畜不得不接受“996”常态化，生活被工作无情绑架。我们单位的绩效改革已经算温和了，因为绩效只是影响工资多寡。在某些实行末尾淘汰制的企业，绩效改革直接决定饭碗和生存。大家可不得铆足了劲，让自己卷起来么？
为什么绩效考核就像洪水猛兽，让人既畏惧又无法不在意？首先，直接原因是绩效与钱袋子、晋升通道绑定了，而且这种绑定是单一的。在高度内卷化的职场中，人们疲于奔命，鲜少有人还有精力去从事副业，因此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
绩效高，不仅意味着当前收入更可观，也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性更大，未来的收入预期也更高。因此，人们又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绩效这片贫瘠的土壤中，希望能再多种出几斤米来。这是一个不断变本加厉的死循环，无数人在这一亩三分田中绕来绕去，像走不出去的迷宫。
薛兆丰曾经说，“让你996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996的人。”只要生活在人群当中，人似乎就永远逃不开同辈压力。读书时，每次月考放榜，学校便在公告栏里贴一张大红纸，按照分数依次往下排。工作后，绩效考核就像每月的放榜时刻。大家盯着工资条上浮动的数字，有人喜笑颜开，就有人愁云惨淡。
吊车尾的感觉，永远是令人不舒服的。在自然界，跑得最慢的羊，似乎都能嗅到狮子在身后张开血盆大口的危险气息。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自然进化，“恐惧落后于人”依然深深地写在人类的基因里，时刻在耳边提醒着，“太慢了”，“跑快点”，“再快点”……
面对内卷化的职场，要么顽强加入，要么选择退出，似乎很难找到第三个通道。前阵子，有媒体报道了“城市蹲族”，引发许多讨论。“城市蹲族”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家庭出身也不错，但却选择宅在家里。他们控制自己的消费，维持低欲望的生活，打零工一两个月，赚够了钱就辞职，继续家里蹲。
这让我想起了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在《不服从》里的观点，即面对不合理的制度，除了违法、造反等暴力途径，“懈怠”也是不服从的一种重要表现。书里提到，“坚持不懈的懒惰也需要决心：要尽全部力量去抵抗社会要求人人工作的命令。”当蹲族、躺族、三和大神等群体开始引起社会注意，也正说明，“不工作”已成为一些人抵抗内卷、修复心灵的选择。
正如日剧《凪的新生活》里，28岁的大岛凪曾经是一个典型的社畜，谨言慎行，不抱怨工作，竭力讨好同事。终于，在一次晕倒住院后，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她辞了工作，退了房，扔掉所有家具，租住在乡下的一间小房子里，过极简主义的生活。她只带了一床被子过去，日用品选最便宜的，领最低保险金生活，每天精打细算，却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了风平浪静的快乐。
剧中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大岛凪从外头捡回来一个风扇，并精心地给它刷上鲜艳的明黄色颜料。炎炎夏日，这只风扇就像一朵开在室内的向日葵，陪她说话，给她勇气。看来，获得快乐似乎并不难，有充足的闲暇、足够低的欲望，一把旧风扇也可以很珍贵。
但是“退出”这个选项，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奢侈的。有房贷要付、父母赡养要花钱、子女教育支出水涨船高……每一项都让人对“退出”望而却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卷。有调查就显示，上班族们普遍认为，只有存款达到了10万元，才敢裸辞。
去年，我有一个朋友潇洒地选择了裸辞，逃离那个让她身心俱疲的公司，跟凌晨一点还给她打夺命连环call的老板说了再见。她宅在家中，读想看很久的书，补一直没时间追的剧，偶尔参加旅行兴趣小组，和驴友一起爬山玩水。无数次加班赶材料的我，刷到她的朋友圈，都感到满心的羡慕。
但她也跟我说，自己过去工作几年攒了一笔钱，能够支撑一年半载游手好闲的生活。同时，她的父母极度宽容，能够理解她，并放手让她去探索自我。显然，裸辞是有门槛的，需要一定的实力、足够的勇气、亲人的支持。但这几个要素，又有多少人能同时满足呢？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文｜读者：小渔
风起于青萍之末。年前，不知从哪个角落就冒出了公司要进行绩效改革的传闻。一时之间，同事之间开始互相探口风，打听消息的真实性。在茶水间打开水，在楼道等电梯、在食堂打饭菜的间隙，总能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讨论绩效怎么改、什么时候开始改。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笼罩着所有人。
果然，绩效改革的大锤在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完年后，终于落了地。简单而言，绩效改革取消了基础绩效，采用按照工作量“计件算分”、“按分算绩效工资”的原则。分给每个部门池子里的钱不变，但每个人拿到手的数量有了较大差别。如果你拿的工资少了，说明必然有人“拿走”了你的部分。
这只锤子打在不同人身上，作用力是不同的。比如我所在的部门业务性质特殊，同一级别的人被指派的工作量大体一致，因此没有感受到改革切肤的阵痛。但与我相熟的其他几个部门的同事却叫苦不迭，怨声载道。他们说，绩效改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彻底扭转了工作状态，还让职场心态、同事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一个同事说，她亲眼看着一个职场前辈跑到领导面前，问是否能将一个项目交给他做。那是一个又苦又累、没什么营养的常规性差事。放在过去，大家一般都心照不宣地假装不闻不问，避之唯恐不及。如今，同事们却像被集体赶入了丛林里的野兽，这里闻闻，那里嗅嗅，抓紧时间抢占地盘和资源。
同事说，她看着那位前辈，就像看着一只饥饿的狮子，对着一块不剩多少肉的骨头，还啃得津津有味。一阵寒意从她的脚底冒出，一股脑蹿上了脊背，让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绩效改革是残酷的，它板着一张严肃的脸，挥舞手中的长鞭，驱策大家使劲向前跑。在这个过程中，想维持好看的吃相就变得比较困难了。前几天下班时在电梯碰到同事，问她去哪儿。她无奈地说下楼吃个饭，之后得回办公室加班——她正费尽心思地研究有哪些新项目，手上还有一摞资料要看。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中，用爪哇岛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内卷”的概念。爪哇岛位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在资源有限，人口又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勤奋的爪哇人民不断增加在每一亩土地上投放的劳动力，精耕细作，却未能得到与之匹配的农业产出。
农业的内卷化的概念引申到今日的职场，指代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白热化竞争。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人们只能在一个系统中内耗，不断提高工作时长与强度，并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耗费大量精力，找不到职业的价值与意义。
有媒体曾在网上发起过一项职场内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程度上感受到职场内卷的受访者竟超过了96%。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工作重复无意义、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加班严重是职场内卷中最常见的现象。我的同事就抱怨，工作强度高了不少，但大家争来争去，体现在工资上也就一两千块的差别，挺没劲的。
事实上，绩效考核并不见得都不好，毕竟这体现了多劳多得和奖勤罚懒的初衷。一个兢兢业业的职场“老黄牛”和只会甩锅的“摸鱼族”，待遇当然要有所区分。但是，当绩效考核到达某种极致，对人的负面压迫高于正向激励时，它的味道就变质了。
比如，在内卷重灾区的互联网行业，KPI、OKR等耳熟能详的绩效考核制度，让无数大厂社畜不得不接受“996”常态化，生活被工作无情绑架。我们单位的绩效改革已经算温和了，因为绩效只是影响工资多寡。在某些实行末尾淘汰制的企业，绩效改革直接决定饭碗和生存。大家可不得铆足了劲，让自己卷起来么？
为什么绩效考核就像洪水猛兽，让人既畏惧又无法不在意？首先，直接原因是绩效与钱袋子、晋升通道绑定了，而且这种绑定是单一的。在高度内卷化的职场中，人们疲于奔命，鲜少有人还有精力去从事副业，因此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
绩效高，不仅意味着当前收入更可观，也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性更大，未来的收入预期也更高。因此，人们又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绩效这片贫瘠的土壤中，希望能再多种出几斤米来。这是一个不断变本加厉的死循环，无数人在这一亩三分田中绕来绕去，像走不出去的迷宫。
薛兆丰曾经说，“让你996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996的人。”只要生活在人群当中，人似乎就永远逃不开同辈压力。读书时，每次月考放榜，学校便在公告栏里贴一张大红纸，按照分数依次往下排。工作后，绩效考核就像每月的放榜时刻。大家盯着工资条上浮动的数字，有人喜笑颜开，就有人愁云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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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内卷化的职场，要么顽强加入，要么选择退出，似乎很难找到第三个通道。前阵子，有媒体报道了“城市蹲族”，引发许多讨论。“城市蹲族”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家庭出身也不错，但却选择宅在家里。他们控制自己的消费，维持低欲望的生活，打零工一两个月，赚够了钱就辞职，继续家里蹲。
这让我想起了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在《不服从》里的观点，即面对不合理的制度，除了违法、造反等暴力途径，“懈怠”也是不服从的一种重要表现。书里提到，“坚持不懈的懒惰也需要决心：要尽全部力量去抵抗社会要求人人工作的命令。”当蹲族、躺族、三和大神等群体开始引起社会注意，也正说明，“不工作”已成为一些人抵抗内卷、修复心灵的选择。
正如日剧《凪的新生活》里，28岁的大岛凪曾经是一个典型的社畜，谨言慎行，不抱怨工作，竭力讨好同事。终于，在一次晕倒住院后，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她辞了工作，退了房，扔掉所有家具，租住在乡下的一间小房子里，过极简主义的生活。她只带了一床被子过去，日用品选最便宜的，领最低保险金生活，每天精打细算，却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了风平浪静的快乐。
剧中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大岛凪从外头捡回来一个风扇，并精心地给它刷上鲜艳的明黄色颜料。炎炎夏日，这只风扇就像一朵开在室内的向日葵，陪她说话，给她勇气。看来，获得快乐似乎并不难，有充足的闲暇、足够低的欲望，一把旧风扇也可以很珍贵。
但是“退出”这个选项，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奢侈的。有房贷要付、父母赡养要花钱、子女教育支出水涨船高……每一项都让人对“退出”望而却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卷。有调查就显示，上班族们普遍认为，只有存款达到了10万元，才敢裸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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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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