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人研究垃圾无害化处理20余年，获3项发明专利，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保护环境再出一份力】3月27日上午，在虞城县城郊乡郭土楼村的一处院落里，安放着一台大型生活垃圾分筛设备。72岁的刘更臣一挥手，村民们打开电源，生活垃圾进入到设备内后，经过自动分筛，塑料、筛下土、金属、砖石等被一一分拣开来。“这台生活垃圾分筛设备是我的发明之一，分拣出来的东西都是宝，都可以再利用。”刘更臣说。
刘更臣是虞城县稍岗镇滚轮村人，曾经当过兵。转业到地方后，任虞城县塑料化工总厂主抓技术的副厂长，接触到了塑料制品行业。从1996年开始，刘更臣自费致力于生活垃圾分筛处理及再生资源的利用，目前已获3项发明专利。目前，刘更臣身患肝癌多年，但他仍然没有放弃研究，继续完善设备。“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为保护环境再出一份力。”刘更臣说。
1和垃圾“杠上”的副厂长
刘更臣是土生土长的虞城人，1972年，他到新疆当兵，并在部队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76年，刘更臣转业到虞城县塑料化工总厂，从一名技术员逐渐成长为主抓技术的副厂长。那时候，他就与塑料制品打交道，并掌握了一系列的塑料产品制造技术。
上世纪90年代，白色垃圾开始泛滥，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经常看到地上、空中、水里都扔着白色垃圾，确实让人痛心。”刘更臣说。
1996年，虞城县塑料化工总厂因经营不善，开始走上破产的道路。刘更臣索性开始全职研究白色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与再利用。
研制白色垃圾的再利用需要厂房和设备，最重要的是要有压力机。这种设备价格昂贵，刘更臣买不起，他就想办法，辗转找到了商丘市砂轮厂负责人，租用了砂轮厂的几间厂房，厂房内正好有一台大型压力机。
刘更臣成立了睢阳区星火科技研究所，开始致力于白色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与再利用研究。
“那时候，没有资金，我只好自掏腰包用于研究工作，后来我的钱花完了，就四处筹钱。”刘更臣说。
经过5年的潜心研究，2001年，刘更臣终于掌握了白色垃圾的再利用办法，他的“高密度塑木压缩制品生产办法”研究成果获得发明专利证书。
“我的这项发明就是利用白色垃圾，制作出桌椅板凳、塑料管道等制品。”刘更臣说，他利用自制化料炉将白色垃圾加热融化后用压力设备生产出的产品，可以代替部分用木材、钢材、水泥制作的产品，绿色环保。
记者看到，在刘更臣家中，放着20年前他利用白色垃圾制造出的板凳，至今完好无损。
刘更臣说，他所研制的产品一度走向市场，因为物美价廉，非常受欢迎。
2致力于垃圾分拣项目的研究
刘更臣说，利用白色垃圾制作环保产品的技术成熟了，他对垃圾无害化处理后进行资源再利用的新技术，获得了商丘市政府颁发的新技术一等奖、河南省科技博览会金奖等奖项。
“可是，那时候我们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原材料（白色垃圾）从哪来？”刘更臣说，白色垃圾大部分来源于生活垃圾，如何把白色垃圾有效分拣开，实现生活垃圾的全面资源再利用，成为一个难题。
为了攻克这个难关，刘更臣听说商丘道北一处破旧的厂房内有一台闲置的设备可以利用，他多方协调关系，终于拿到了这台设备。刘更臣开始利用这台设备进行改装研制。研究一段时间后，发现这台设备过于老化，当时的技术力量没办法进行改装，只好放弃。
“经过几年的研究，可以说我自费花了不少钱，实在没钱了，只好变卖家产，到全国各地去考察，重点选择有垃圾分拣设备的几个城市去跟大家交流。”刘更臣说，他每到一处，就全面研究垃圾中的含量、成分和形状，以及如何将垃圾中的各种成分分开。最终，他选择了河南省安阳市杏花村垃圾处理厂，利用这家工厂的机器，进行长期研究。
那时候，刘更臣没有一分钱收入，生活窘迫的他，只好晚上去夜市打工，忙完都凌晨三四点了，第二天早上8点，垃圾处理厂一开门，他准时到厂里捣鼓各种机器。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1月24日，他的“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细化分筛机组”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生活垃圾经过刘更臣研发的垃圾分拣设备后，自动分拣为筛下土、塑料化纤、砖石、金属、玻璃等类别。
“生活垃圾经过分拣后，每一样都可以再利用，筛下土可以作为肥料，塑料化纤可以用我的第一项发明制作产品，砖渣、石块可以用于铺设路基……”说起他的研究成果，刘更臣如数家珍。
刘更臣带着他的研究成果，参加了第七届北京产业博览会、投资贸易洽谈会，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很快，他的第一台设备被广西来宾市有关部门订购。
3希望将这种设备推广开来
在使用刘更臣研发的垃圾分拣设备过程中，大家逐渐发现分拣不够精细、效率较低的问题。刘更臣精益求精，他又来到开封市杨定门垃圾处理厂，进一步进行生活垃圾分拣装置的研究。
经过多年不懈研究，新的生活垃圾分筛装置的研究成果再次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据刘更臣介绍，城市生活垃圾分筛设备是由自动干洗系统、自动拾料系统、自动风选系统、自动撞击风分系统和自动磁选系统构成。
自动干洗系统，是把当天的新鲜垃圾及三个月以上发酵腐熟后的垃圾，不经过破碎，直接将干洗和分筛同时进行，使长短不齐和互相缠绕的包裹物、砖渣、石块等一切筛上物得到干洗。干净又保持原状出机，进入下一道程序。自动拾料系统和自动风选系统，是把干洗系统输送过来的垃圾进行拾料和风选，这一环节主要是把白色垃圾风选出来。自动撞击风分系统和自动磁选系统，主要是把砖石和金属类分选出来。
该设备的特点是省时、省力、高效，并且把生活垃圾清晰地分门别类，这样有利于资源的再次回收利用。
记者看到，刘更臣花费20多年研制的“终极产品”是一台大型垃圾分筛设备，设备放在虞城道北一处占地约1亩多的院子里，为了检验产品，刘更臣专门拉来了一车生活垃圾。
打开电源，生活垃圾经过设备的分筛后，果然从各个不同出口出来塑料化纤、砖石、筛下土等。
“比如在塑料化纤出口，连上相关的设备，就可以实现白色垃圾的再利用，生产出可以供大家使用的产品。”刘更臣说。
刘更臣说，研究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再利用是他毕生的追求，目前已花费了20多年时间及数百万元资金。4年前，他患上肝癌，并接受了手术。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进一步完善设备，“还要将这种设备推广开来，为我们的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再利用出一份力，让我们的家园天更蓝、水更清”。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 坤
图一：刘更臣老人展示他的生活垃圾分拣设备
图二：刘更臣老人向记者展示他获得的专利证书
刘更臣是虞城县稍岗镇滚轮村人，曾经当过兵。转业到地方后，任虞城县塑料化工总厂主抓技术的副厂长，接触到了塑料制品行业。从1996年开始，刘更臣自费致力于生活垃圾分筛处理及再生资源的利用，目前已获3项发明专利。目前，刘更臣身患肝癌多年，但他仍然没有放弃研究，继续完善设备。“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为保护环境再出一份力。”刘更臣说。
1和垃圾“杠上”的副厂长
刘更臣是土生土长的虞城人，1972年，他到新疆当兵，并在部队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76年，刘更臣转业到虞城县塑料化工总厂，从一名技术员逐渐成长为主抓技术的副厂长。那时候，他就与塑料制品打交道，并掌握了一系列的塑料产品制造技术。
上世纪90年代，白色垃圾开始泛滥，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经常看到地上、空中、水里都扔着白色垃圾，确实让人痛心。”刘更臣说。
1996年，虞城县塑料化工总厂因经营不善，开始走上破产的道路。刘更臣索性开始全职研究白色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与再利用。
研制白色垃圾的再利用需要厂房和设备，最重要的是要有压力机。这种设备价格昂贵，刘更臣买不起，他就想办法，辗转找到了商丘市砂轮厂负责人，租用了砂轮厂的几间厂房，厂房内正好有一台大型压力机。
刘更臣成立了睢阳区星火科技研究所，开始致力于白色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与再利用研究。
“那时候，没有资金，我只好自掏腰包用于研究工作，后来我的钱花完了，就四处筹钱。”刘更臣说。
经过5年的潜心研究，2001年，刘更臣终于掌握了白色垃圾的再利用办法，他的“高密度塑木压缩制品生产办法”研究成果获得发明专利证书。
“我的这项发明就是利用白色垃圾，制作出桌椅板凳、塑料管道等制品。”刘更臣说，他利用自制化料炉将白色垃圾加热融化后用压力设备生产出的产品，可以代替部分用木材、钢材、水泥制作的产品，绿色环保。
记者看到，在刘更臣家中，放着20年前他利用白色垃圾制造出的板凳，至今完好无损。
刘更臣说，他所研制的产品一度走向市场，因为物美价廉，非常受欢迎。
2致力于垃圾分拣项目的研究
刘更臣说，利用白色垃圾制作环保产品的技术成熟了，他对垃圾无害化处理后进行资源再利用的新技术，获得了商丘市政府颁发的新技术一等奖、河南省科技博览会金奖等奖项。
“可是，那时候我们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原材料（白色垃圾）从哪来？”刘更臣说，白色垃圾大部分来源于生活垃圾，如何把白色垃圾有效分拣开，实现生活垃圾的全面资源再利用，成为一个难题。
为了攻克这个难关，刘更臣听说商丘道北一处破旧的厂房内有一台闲置的设备可以利用，他多方协调关系，终于拿到了这台设备。刘更臣开始利用这台设备进行改装研制。研究一段时间后，发现这台设备过于老化，当时的技术力量没办法进行改装，只好放弃。
“经过几年的研究，可以说我自费花了不少钱，实在没钱了，只好变卖家产，到全国各地去考察，重点选择有垃圾分拣设备的几个城市去跟大家交流。”刘更臣说，他每到一处，就全面研究垃圾中的含量、成分和形状，以及如何将垃圾中的各种成分分开。最终，他选择了河南省安阳市杏花村垃圾处理厂，利用这家工厂的机器，进行长期研究。
那时候，刘更臣没有一分钱收入，生活窘迫的他，只好晚上去夜市打工，忙完都凌晨三四点了，第二天早上8点，垃圾处理厂一开门，他准时到厂里捣鼓各种机器。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1月24日，他的“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细化分筛机组”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生活垃圾经过刘更臣研发的垃圾分拣设备后，自动分拣为筛下土、塑料化纤、砖石、金属、玻璃等类别。
“生活垃圾经过分拣后，每一样都可以再利用，筛下土可以作为肥料，塑料化纤可以用我的第一项发明制作产品，砖渣、石块可以用于铺设路基……”说起他的研究成果，刘更臣如数家珍。
刘更臣带着他的研究成果，参加了第七届北京产业博览会、投资贸易洽谈会，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很快，他的第一台设备被广西来宾市有关部门订购。
3希望将这种设备推广开来
在使用刘更臣研发的垃圾分拣设备过程中，大家逐渐发现分拣不够精细、效率较低的问题。刘更臣精益求精，他又来到开封市杨定门垃圾处理厂，进一步进行生活垃圾分拣装置的研究。
经过多年不懈研究，新的生活垃圾分筛装置的研究成果再次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据刘更臣介绍，城市生活垃圾分筛设备是由自动干洗系统、自动拾料系统、自动风选系统、自动撞击风分系统和自动磁选系统构成。
自动干洗系统，是把当天的新鲜垃圾及三个月以上发酵腐熟后的垃圾，不经过破碎，直接将干洗和分筛同时进行，使长短不齐和互相缠绕的包裹物、砖渣、石块等一切筛上物得到干洗。干净又保持原状出机，进入下一道程序。自动拾料系统和自动风选系统，是把干洗系统输送过来的垃圾进行拾料和风选，这一环节主要是把白色垃圾风选出来。自动撞击风分系统和自动磁选系统，主要是把砖石和金属类分选出来。
该设备的特点是省时、省力、高效，并且把生活垃圾清晰地分门别类，这样有利于资源的再次回收利用。
记者看到，刘更臣花费20多年研制的“终极产品”是一台大型垃圾分筛设备，设备放在虞城道北一处占地约1亩多的院子里，为了检验产品，刘更臣专门拉来了一车生活垃圾。
打开电源，生活垃圾经过设备的分筛后，果然从各个不同出口出来塑料化纤、砖石、筛下土等。
“比如在塑料化纤出口，连上相关的设备，就可以实现白色垃圾的再利用，生产出可以供大家使用的产品。”刘更臣说。
刘更臣说，研究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再利用是他毕生的追求，目前已花费了20多年时间及数百万元资金。4年前，他患上肝癌，并接受了手术。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进一步完善设备，“还要将这种设备推广开来，为我们的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再利用出一份力，让我们的家园天更蓝、水更清”。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 坤
图一：刘更臣老人展示他的生活垃圾分拣设备
图二：刘更臣老人向记者展示他获得的专利证书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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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加，这位曾经与春晚一起被大家记忆在脑海里的主持人，已经走完了人生的旅程，永远地离开了喜爱他的观众们。当众人感慨怀念赵忠祥时，很多人却发现，在早年间，持续登上春晚的小品演员蔡明，仿佛也很难再见到了。甚至在网上，有人感慨：老艺术家赵忠祥走了，蔡明也“走”了。人们说赵忠祥走了可以理解，毕竟这位老艺术家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为何人们会说蔡明也“走”了呢？这主要是蔡明也离开了春晚舞台，在以后的春晚上，我们看不到她了。一、时代赋予机会，走出人生华彩篇章。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传统节日，而春节无疑是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伴随电视传媒的普及，春晚会从诞生之日起，在每年的除夕夜，成为了国人必不可少的娱乐节目。全家人欢聚一堂，围拢在电视机旁，看着精彩的春晚，这无疑给欢乐的节日，增添了不少幸福的色彩。精彩的联欢晚会，其实背后包含了很多人的付出。在每年的下半年，基本上就开始筹备彩排了，大量的演员付出了很长的时间，并且艰辛的努力工作。在众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俨然成为国内关注度最高的电视节目。与此同时，那些经常登上春晚的演员们，也成为了全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大明星。赵忠祥作为春晚初创时期的主持人，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那磁性的声音，几乎伴随了春晚初期那十几年的成长历程，让几代人都留下了深刻的时代记忆。提起赵忠祥，或许有些年轻的网友们不是很熟悉，但对于那些年龄比较大的人，或者说曾伴随电视传媒的普及，一起成长起来的观众们。赵忠祥的名字，似乎更像是一种“时代符号”。那种时代赋予了人们的记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但却又显得那么遥远。赵忠祥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他天生有一副富含磁性的好嗓子。这也为他在以后的播音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长大后，赵忠祥通过层层筛选，进入了北京地区的一家电视台工作。那时候，我国还没有专业播音主持人，而赵忠祥却成为第一位男的播音员。从此之后，他的声音几乎伴随着电视台播放，传遍了北京市区。他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播音主持人。而且当时年轻力壮的赵忠祥，承担着非常艰巨且繁重的播音工作，但他从来不喊苦，也不喊累，始终用内心的热爱，坚持着这份工作。时光流逝，一转眼十年过去了，赵忠祥也从一位青年播音员，成长为顶级播音主持人了。后来，时代在进步，电视传媒也在发生着快速的转变。以前的电视台，它的节目类别很少，基本上都是以新闻为主。为了更好地传播信息，后来也开始积极拓展节目类型，丰富节目的内容。赵忠祥作为我国第一位男播音员，他不仅要承担播放新闻的重任，而且在新的电视栏目中，他也要挑起大梁。其中一个就是春晚了，赵忠祥搭档倪萍，从第一届春晚开始，他连续主持了十几年的春晚。赵忠祥优雅稳健的气质，加上那不紧不慢的语速，再配上那磁性的声音，简直就是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主持人。而他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签。倘若赵忠祥的人生的发展历程，有着浓厚的时代烙印，而另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喜剧明星蔡明，几乎就是被时代改变命运的典范了。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蔡明，起初是一名影视演员。而且她还是我国第一批涉足荧幕的童星。在蔡明十二岁的时候，便登上荧屏，拍摄了一部电影。她当时表现得很好，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而且蔡明也凭借在电影上的优秀表现，让自己小小年纪便有了“工作”。时光荏苒，社会变迁，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娱乐市场蓬勃发展。而走过十几年银幕生涯的蔡明，她开始了大胆的转型。当时蔡明这位电影演员，选择去尝试演小品。而她选择的起点比较高，而且合作对象也是当时北京小品界比较知名的陈佩斯和朱时茂。他们一起搭档演了一个小品，播出后的反响很热烈。这是蔡明第一次涉足小品领域，也是她在小品舞台上的第一个作品，却走红了。蔡明在小品中的表现，让众人大吃一惊。她处理包袱得当，跟陈佩斯和朱时茂这种小品演员配合得也很默契。于是，观众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蔡明。这对于蔡明而言，简直是很大的鼓励。并且也意味着蔡明，从影视演员到小品演员转型上的成功。蔡明身上有那种坚持不懈、勇于挑战的精神。当第一个小品获得成功后，她并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是向更高的舞台发起挑战。随后她登上了春晚舞台。在一九九一年，她与巩汉林搭档，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一个经典小品。而她的春晚作品，传遍了大江南北，蔡明从此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她也正式开启了以后二十几年的春晚小品之路。从那一年起，蔡明连续二十几年都未曾缺席春晚的表演，她也靠着春晚小品，成了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在小品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长久以来，蔡明在春晚舞台上搭档过郭冬临、郭达和巩汉林等不同演员，尽管小品伙伴在不停地更换，但她依然保持高度专注，从未降低小品的质量，而她给观众们奉献的一个个经典的小品，依然成为很多人难以抹去的记忆。蔡明也成了春晚舞台上的小品节目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时代赋予了蔡明最好的事业转型机会，同时也让她走出了华彩的演艺人生。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印记，而时代也总会赋予那些努力的人机会，让其获得巨大的成功。赵忠祥踩着时代的步伐，成为了历史上最受人们尊敬的主持人，而蔡明也利用时代赋予的巨大机会，从影视演员，变成了小品舞台上的大腕明星。在他们二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时代特征，但他们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还有什么呢？二、坚守艺术，赢得掌声。赵忠祥和蔡明这样的老艺术家，之所以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在艺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其实除了时代原因之外，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是根本因素。尤其是蔡明这位老艺术家，她早期在电影制片厂有着稳定的工作，并且拍电影和电视剧的机会很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演艺行业发生了巨变，蔡明勇敢地做出了选择，转行到了小品舞台。而从她第一次演小品的时候，她就坚持不懈地努力，有着永不放弃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蔡明连续二十几年不间断地去参加春晚。在很多年轻演员看来，春晚舞台是吸引流量的巨大机会。但对于蔡明这种老艺术家来说，登上春晚舞台，基本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艺术上的追求。通过各种媒体报道，大家似乎也有所了解，春晚舞台关注度高的同时，演员的压力也非常大。曾经宋丹丹在结束春晚节目录制后，用一场大哭来解压。而蔡明作为跟宋丹丹几乎一样的小品大腕演员，在这么多年的春晚岁月中，其承受过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了，肯定也十分巨大。但她却用超强的意志力，挺了过来。蔡明和赵忠祥等老艺术家，经常被观众们称为春晚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但当他们给一代代观众带来快乐的同时，背后所付出的艰辛，或许常人难以理解。而他们成名这么多年来，几乎也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献在了艺术上，对于浮华的娱乐圈，他们没有迷失，也没有去做那些被人诟病的事情。时光流逝，人终究会老去，甚至离开世间，这是人生不可逆转的事实。赵忠祥和蔡明跟春晚有几十年之久的缘分，但年龄对于每位艺术家来说，似乎很残酷，当他们老去之时，终究也要接受离开舞台的残酷现实。三、艺术没有终点，人生终究敌不过“岁月”老艺术家赵忠祥一生致力于播音主持事业，从一位青年播音员做起，在往后的几十年里，他从来没离开过这个行业，一直致力于钟爱的主持事业，不断努力，不断提高，长期坚守，着实令人钦佩。在浩瀚的艺术领域，或许没有尽头，但人生终有尽头，即便是赵忠祥这样优秀的艺术家，也终究敌不过岁月。优秀艺术家赵忠祥老师，由于重病的缘故，永远地离开了喜爱他的观众们，享年七十八岁。钟爱小品事业，在春晚舞台奋斗二十几年的蔡明，也在后期由于身体疾病，主动离开了春晚舞台。当时尽管她自己以及很多观众都恋恋不舍，但现实依然无法让她继续坚持在春晚舞台上。或许观众也会发现，在蔡明后来参加的两场春晚上，她都是坐着轮椅演小品，这说明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完全是依靠精神支撑。蔡明后来也解释说，自己尽管很喜欢春晚舞台，但碍于身体疾病以及为了给更多年轻人崭露头角的机会，她还是选择了离开。四、他们的“走”，意味着“艺术传承”。赵忠祥和蔡明这种陪伴观众多年的老艺术家，当他们离开春晚舞台时，不免会让人难过。甚至有很多人都感慨悲观地说：赵忠祥老师走了，蔡明老师也“走”了。其实，发出这种感叹之声的人们，内心更多的是怀念，尤其是带给无数欢乐的春晚舞台。他们说蔡明老师走了，其实是想表达对蔡明老师离开春晚舞台的一份留恋之情。时代在不停的发展，尽管这些老艺术家们离开了春晚，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他们身上展现出的那种对艺术毕生追求的精神，依然没有“走”。而这种精神，终将化为艺术的传承，永远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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