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5岁凌叔华爱上29岁外国诗人，然而，此时的她不仅已婚，还生了女儿。可她还是陷入婚外情。被丈夫撞破私情后，她答应回归家庭，却还是暗中和诗人相处了好几天。
凌叔华是家境优渥的千金小姐，她的家族中不少长辈曾在紫禁城内当朝官，算得上家世显赫。
她自小受宠，接受着当时最新潮的教育，24岁那年还亲自招待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泰戈尔，是泰戈尔口中“比林徽因好”的女孩。
徐志摩曾疯狂追求过她，不过，贵族出身的她，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离过婚的诗人。
她后来嫁的丈夫，名叫陈西滢，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个非常出色的青年才俊，曾在英国接受了10余年的绅士教育。
他真的很喜欢凌叔华，当年，她还没有嫁给他时，他就为了她，不惜和鲁迅骂战10年。
两人结婚时，胡适曾公开表示：：“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使得完成。”
他们是许多人眼中的才子佳人，只可惜，结婚才不过2年，他们的感情就出了问题。
当时，陈西滢刚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要处理的事务非常繁杂，而自小生活在北京的凌叔华，却对武汉非常不适应。
一个太过忙碌，一个太过敏感，两个心就这样渐行渐远。
在给胡适的信中，陈西滢曾对婚姻表达过担忧：“有时庆幸自己生活的平静，有时又觉得难过，好像现在已经躺在坟墓里了。”
他做过努力，比如妻子偶尔提到“想去泰山”，他就连忙买票，忙里偷闲带着妻子去泰山一游。
可偶尔的调剂，中和不了婚姻的枯燥，武汉大学新来的外籍教授朱利安，也成了他们婚姻新的挑战。
朱利安抵达中国时，年仅27岁，但热情洋溢，充满激情。
作为东道主，陈西滢一手包揽了朱利安的日常生活，而作为院长夫人，凌叔华自然需要常带着朱利安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原本，这只是正常的交往，可陈西滢在婚姻中的缺席，让凌叔华开始从朱利安的身上寻找慰藉。
她发现，每次和朱利安相处，自己都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
他们常常一起畅谈艺术、文学、历史，甚至，凌叔华开始把自己的作品也交给他来点评。
此前，凌叔华已经很久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丈夫看了，用她自己的话说：：“你若想要他说句好听的，比打他一顿还糟糕……免得他泼冷水，写不下去。”
而朱利安就不一样了。
在他眼中，凌叔华是“我见过的最可爱最优秀的女人之一”，是“有生以来遇见的最好的女人”，是一定能成为“世界级的著名作家”的女人。
渐渐地，两人越走越近，凌叔华常带着他去拜访各界名人，比如沈从文、齐白石等等。
他们的暧昧关系，也成了许多人茶余饭后的点心。
陈西滢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他是个绅士，可亲眼目睹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亲密，还是让他想要“打碎了门上的玻璃”“想硬闯进卧室里去”。
可终究，他选择了给妻子留下最后的脸面。
他没有把事情广而告之，因为在旧时代，女子离婚都是大罪，更不要提发生了这种事。
他给了妻子两个选择：要么分居，要么和朱利安彻底断绝关系。
而被撞破的朱利安，自觉没脸在武汉大学待下去，他随便找了个理由提出辞职。陈西滢甚至好风度地给他举办了践行会。
凌叔华的选择是回归家庭，因为此时，她才生下女儿不久，而丈夫也曾和她有过甜蜜的过往。
只是，她前脚答应不会和朱利安见面，后脚就借口去了广东，和朱利安朝夕相处，此后又跟去了香港，依依惜别了许久，才彻底回归家庭。
这件事，自然瞒不过陈西滢。
但凌叔华说：“如果他想要见我，我负不了责任。”
陈西滢怒火中烧，可他还是舍不得对妻子发脾气，最终，他给朱利安写了一封斥责信，怒斥他：“既然答应了不相见，如此行径，不是君子所为。”
陈西滢对妻子的保护很到位，他过世前，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只是，此后二十多年，他常年待在法国，而凌叔华带着女儿在伦敦居住，两人常年分居。
晚年时，女儿得知了母亲的往事，困惑地问起父亲，年近古稀的陈西滢只是叹了口气说：“离婚的女人很难，你母亲是个有才华的女人。”
1970年，73岁的陈西滢病逝，他的身边，只有同事陈尧圣和妻子熊文英两人送行。
一生爱热闹、爱交朋友的他，如果泉下有知，应该会觉得孤独和凄凉吧。
不过，他也确实给了妻子力所能及的最大的保护。
而这段往事，若不是朱利安的日记曝光，或许我们也不可能知道。
你怎么看？欢迎留言。
凌叔华是家境优渥的千金小姐，她的家族中不少长辈曾在紫禁城内当朝官，算得上家世显赫。
她自小受宠，接受着当时最新潮的教育，24岁那年还亲自招待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泰戈尔，是泰戈尔口中“比林徽因好”的女孩。
徐志摩曾疯狂追求过她，不过，贵族出身的她，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离过婚的诗人。
她后来嫁的丈夫，名叫陈西滢，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个非常出色的青年才俊，曾在英国接受了10余年的绅士教育。
他真的很喜欢凌叔华，当年，她还没有嫁给他时，他就为了她，不惜和鲁迅骂战10年。
两人结婚时，胡适曾公开表示：：“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使得完成。”
他们是许多人眼中的才子佳人，只可惜，结婚才不过2年，他们的感情就出了问题。
当时，陈西滢刚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要处理的事务非常繁杂，而自小生活在北京的凌叔华，却对武汉非常不适应。
一个太过忙碌，一个太过敏感，两个心就这样渐行渐远。
在给胡适的信中，陈西滢曾对婚姻表达过担忧：“有时庆幸自己生活的平静，有时又觉得难过，好像现在已经躺在坟墓里了。”
他做过努力，比如妻子偶尔提到“想去泰山”，他就连忙买票，忙里偷闲带着妻子去泰山一游。
可偶尔的调剂，中和不了婚姻的枯燥，武汉大学新来的外籍教授朱利安，也成了他们婚姻新的挑战。
朱利安抵达中国时，年仅27岁，但热情洋溢，充满激情。
作为东道主，陈西滢一手包揽了朱利安的日常生活，而作为院长夫人，凌叔华自然需要常带着朱利安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原本，这只是正常的交往，可陈西滢在婚姻中的缺席，让凌叔华开始从朱利安的身上寻找慰藉。
她发现，每次和朱利安相处，自己都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
他们常常一起畅谈艺术、文学、历史，甚至，凌叔华开始把自己的作品也交给他来点评。
此前，凌叔华已经很久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丈夫看了，用她自己的话说：：“你若想要他说句好听的，比打他一顿还糟糕……免得他泼冷水，写不下去。”
而朱利安就不一样了。
在他眼中，凌叔华是“我见过的最可爱最优秀的女人之一”，是“有生以来遇见的最好的女人”，是一定能成为“世界级的著名作家”的女人。
渐渐地，两人越走越近，凌叔华常带着他去拜访各界名人，比如沈从文、齐白石等等。
他们的暧昧关系，也成了许多人茶余饭后的点心。
陈西滢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他是个绅士，可亲眼目睹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亲密，还是让他想要“打碎了门上的玻璃”“想硬闯进卧室里去”。
可终究，他选择了给妻子留下最后的脸面。
他没有把事情广而告之，因为在旧时代，女子离婚都是大罪，更不要提发生了这种事。
他给了妻子两个选择：要么分居，要么和朱利安彻底断绝关系。
而被撞破的朱利安，自觉没脸在武汉大学待下去，他随便找了个理由提出辞职。陈西滢甚至好风度地给他举办了践行会。
凌叔华的选择是回归家庭，因为此时，她才生下女儿不久，而丈夫也曾和她有过甜蜜的过往。
只是，她前脚答应不会和朱利安见面，后脚就借口去了广东，和朱利安朝夕相处，此后又跟去了香港，依依惜别了许久，才彻底回归家庭。
这件事，自然瞒不过陈西滢。
但凌叔华说：“如果他想要见我，我负不了责任。”
陈西滢怒火中烧，可他还是舍不得对妻子发脾气，最终，他给朱利安写了一封斥责信，怒斥他：“既然答应了不相见，如此行径，不是君子所为。”
陈西滢对妻子的保护很到位，他过世前，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只是，此后二十多年，他常年待在法国，而凌叔华带着女儿在伦敦居住，两人常年分居。
晚年时，女儿得知了母亲的往事，困惑地问起父亲，年近古稀的陈西滢只是叹了口气说：“离婚的女人很难，你母亲是个有才华的女人。”
1970年，73岁的陈西滢病逝，他的身边，只有同事陈尧圣和妻子熊文英两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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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是家境优渥的千金小姐，她的家族中不少长辈曾在紫禁城内当朝官，算得上家世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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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后来嫁的丈夫，名叫陈西滢，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个非常出色的青年才俊，曾在英国接受了10余年的绅士教育。
他真的很喜欢凌叔华，当年，她还没有嫁给他时，他就为了她，不惜和鲁迅骂战10年。
两人结婚时，胡适曾公开表示：：“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使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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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西滢刚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要处理的事务非常繁杂，而自小生活在北京的凌叔华，却对武汉非常不适应。
一个太过忙碌，一个太过敏感，两个心就这样渐行渐远。
在给胡适的信中，陈西滢曾对婚姻表达过担忧：“有时庆幸自己生活的平静，有时又觉得难过，好像现在已经躺在坟墓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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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这只是正常的交往，可陈西滢在婚姻中的缺席，让凌叔华开始从朱利安的身上寻找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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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利安就不一样了。
在他眼中，凌叔华是“我见过的最可爱最优秀的女人之一”，是“有生以来遇见的最好的女人”，是一定能成为“世界级的著名作家”的女人。
渐渐地，两人越走越近，凌叔华常带着他去拜访各界名人，比如沈从文、齐白石等等。
他们的暧昧关系，也成了许多人茶余饭后的点心。
陈西滢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他是个绅士，可亲眼目睹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亲密，还是让他想要“打碎了门上的玻璃”“想硬闯进卧室里去”。
可终究，他选择了给妻子留下最后的脸面。
他没有把事情广而告之，因为在旧时代，女子离婚都是大罪，更不要提发生了这种事。
他给了妻子两个选择：要么分居，要么和朱利安彻底断绝关系。
而被撞破的朱利安，自觉没脸在武汉大学待下去，他随便找了个理由提出辞职。陈西滢甚至好风度地给他举办了践行会。
凌叔华的选择是回归家庭，因为此时，她才生下女儿不久，而丈夫也曾和她有过甜蜜的过往。
只是，她前脚答应不会和朱利安见面，后脚就借口去了广东，和朱利安朝夕相处，此后又跟去了香港，依依惜别了许久，才彻底回归家庭。
这件事，自然瞒不过陈西滢。
但凌叔华说：“如果他想要见我，我负不了责任。”
陈西滢怒火中烧，可他还是舍不得对妻子发脾气，最终，他给朱利安写了一封斥责信，怒斥他：“既然答应了不相见，如此行径，不是君子所为。”
陈西滢对妻子的保护很到位，他过世前，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只是，此后二十多年，他常年待在法国，而凌叔华带着女儿在伦敦居住，两人常年分居。
晚年时，女儿得知了母亲的往事，困惑地问起父亲，年近古稀的陈西滢只是叹了口气说：“离婚的女人很难，你母亲是个有才华的女人。”
1970年，73岁的陈西滢病逝，他的身边，只有同事陈尧圣和妻子熊文英两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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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也确实给了妻子力所能及的最大的保护。
而这段往事，若不是朱利安的日记曝光，或许我们也不可能知道。
你怎么看？欢迎留言。
#创作力计划#
凌叔华是家境优渥的千金小姐，她的家族中不少长辈曾在紫禁城内当朝官，算得上家世显赫。
她自小受宠，接受着当时最新潮的教育，24岁那年还亲自招待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泰戈尔，是泰戈尔口中“比林徽因好”的女孩。
徐志摩曾疯狂追求过她，不过，贵族出身的她，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离过婚的诗人。
她后来嫁的丈夫，名叫陈西滢，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个非常出色的青年才俊，曾在英国接受了10余年的绅士教育。
他真的很喜欢凌叔华，当年，她还没有嫁给他时，他就为了她，不惜和鲁迅骂战10年。
两人结婚时，胡适曾公开表示：：“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使得完成。”
他们是许多人眼中的才子佳人，只可惜，结婚才不过2年，他们的感情就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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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自然瞒不过陈西滢。
但凌叔华说：“如果他想要见我，我负不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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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对妻子的保护很到位，他过世前，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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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女儿得知了母亲的往事，困惑地问起父亲，年近古稀的陈西滢只是叹了口气说：“离婚的女人很难，你母亲是个有才华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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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也确实给了妻子力所能及的最大的保护。
而这段往事，若不是朱利安的日记曝光，或许我们也不可能知道。
你怎么看？欢迎留言。
#创作力计划#
关于创伤、疗愈和复原力的对话
现代社会紧张的节奏，无处不在的压力，让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感觉自己有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很多都源自我们幼年时代，或者成年之后的不愉快经历。
要治愈心理创伤，首先要尊重、正视过去的经历，从探寻病人“出了什么问题”，转移到关心他们经历了什么。
我们现在体验到的每时每刻，都由过去的每时每刻构建而成。那些让我们感到紧张、恐惧，或者孤独的体验，也许只会持续几秒钟，也许会持续很多年，但都会被铭记在我们的大脑之中，或多或少影响我们之后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为什么心理创伤患者不能想办法控制自己，或者忘掉这些令人不快的记忆呢？佩里说，很遗憾，这不大可能，为了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来了解一下我们大脑的基本结构。
我们大脑的结构，如同一块分成四层的蛋糕，最底层的脑干功能最简单，负责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些基本功能，并对外界刺激作出本能反应。而最顶层的大脑皮质功能最复杂，负责语言、思考这些比较高级的工作。
每当我们的感官，比如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它们带来的外界讯息，首先会经过脑干，这个最低层区域。这些讯息在被脑干处理完毕之前，是不会被传递到最高级的大脑皮质的。
从诞生开始，人类大脑的发育，也是按照这种自下而上的顺序逐渐发育的，所以说，我们在婴幼儿时代的早期经历，对我们大脑思维和反应的底层逻辑，具有决定性作用。
受过心理创伤的患者，当他潜意识中的创伤记忆被激发后，会出现一系列反常的行为。对于这些，正常人应该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这些失调反应，实际上，是受害者为了努力恢复身心平衡，不惜采用的极端调节手段。
我们体内的各种系统，无论是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还是呼吸消化系统，一旦失去平衡，人就会感到痛苦，只有再达到平衡后，大脑奖赏系统才会分泌多巴胺，使人感到舒适与宁静。
人体拥有强大的自我调节平衡能力，但水平却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如果婴儿的求助信号长期被成年人忽略，那么他们的大脑中的应激模式会长期处于激活状态。更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战斗或逃跑”状态也失效了。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往往陷入了一种名为“解离”的精神状态。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无法脱离糟糕的现实，他就会通过切断自我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来逃避糟糕的环境带给自己的负面情绪。
“解离”会让我们的身体分泌激素内啡肽和脑啡肽。它们能够止痛，让人平静 ，但副作用是会让人产生许多性格上的扭曲，甚至上瘾行为。
判断创伤后应激综合征的四种症状：第一种，叫侵入性症状，就是创伤记忆和场景在头脑中不受控制地反复出现，这其实是一种副作用极大的自我内在修复机制。
第二种，叫回避性症状。受害者为了逃避创伤带来的痛苦，出于本能，回避一切与创伤有关的信息元素，是一种我们试图重新获得自我控制而产生的极端调节手段。
第三个创伤应激综合征的症状，就是认知和情绪的负面改变。患者长期被各种负面情绪所缠绕，极度悲伤，无法因任何事情感到喜悦，过度自责，关注周边一切负面事件，从精神和肉体上，都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
最后一种症状，是唤醒反应的改变：当自己或者身边人，对一些外部环境的改变或者信号表现出过度敏感，一惊一乍，甚至出现健康问题时，我们就要留意了，这可能就是创伤应激综合征的表现。
如何帮助那些被心理创伤所折磨的人呢？首先，佩里说，发病的时候，跟患者直接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正处于应激反应之中。当我们身处危险境地的时候，最底层的脑干，就接管了我们身体和思维的控制权。
最基础，但也是最必要的治疗，是患者身边亲近的人，对他进行关怀和倾听。通过对创伤经历进行可控制，而短暂的情景回溯，让患者实现心理脱敏，逐渐恢复正常。
对心理创伤患者进行治疗的核心，就是要帮助他们在自己的大脑意识里，建立全新、健康的心理默认路径，以替代原有、不正常的默认路径，从而清除那些顽固盘踞在大脑中的创伤体验和反应模式。
创伤应激综合征患者一旦发作，作出的那些应激性反应，其实是一种路径依赖，用一种熟悉、确定的痛苦来抵抗想象中未知的痛苦。
佩里提出一个关键词“连接”： 让患者与关心他的人建立心理上的连接，是缓冲压力、治愈创伤的关键。接下来，就是让这些患者接受适度的心理挑战，难度要控制好，否则患者不会产生成就感，只能加深挫败感。
可以布置一些有规律性和互动性的活动项目，鼓励患者和身边亲近的人一起参与。周围环境的稳定性、规律性，是让我们感到心理安全的重要因素。
今天的社会由于技术高度发达，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变得无比迅速，反而让每个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结变得碎片化和陌生化。这些趋势，不仅加重了那些心理创伤患者所受的伤害，也让很多原本正常的人，也容易遭受心理创伤。
佩里呼吁，整个人类社会，应该联合起来，针对这种关系贫困导致的心理创伤，提供某种覆盖全社会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一种集合了专业心理医疗机构、家庭、社区组织、学校和公司的治疗网络。#ptsd#
现代社会紧张的节奏，无处不在的压力，让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感觉自己有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很多都源自我们幼年时代，或者成年之后的不愉快经历。
要治愈心理创伤，首先要尊重、正视过去的经历，从探寻病人“出了什么问题”，转移到关心他们经历了什么。
我们现在体验到的每时每刻，都由过去的每时每刻构建而成。那些让我们感到紧张、恐惧，或者孤独的体验，也许只会持续几秒钟，也许会持续很多年，但都会被铭记在我们的大脑之中，或多或少影响我们之后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为什么心理创伤患者不能想办法控制自己，或者忘掉这些令人不快的记忆呢？佩里说，很遗憾，这不大可能，为了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来了解一下我们大脑的基本结构。
我们大脑的结构，如同一块分成四层的蛋糕，最底层的脑干功能最简单，负责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些基本功能，并对外界刺激作出本能反应。而最顶层的大脑皮质功能最复杂，负责语言、思考这些比较高级的工作。
每当我们的感官，比如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它们带来的外界讯息，首先会经过脑干，这个最低层区域。这些讯息在被脑干处理完毕之前，是不会被传递到最高级的大脑皮质的。
从诞生开始，人类大脑的发育，也是按照这种自下而上的顺序逐渐发育的，所以说，我们在婴幼儿时代的早期经历，对我们大脑思维和反应的底层逻辑，具有决定性作用。
受过心理创伤的患者，当他潜意识中的创伤记忆被激发后，会出现一系列反常的行为。对于这些，正常人应该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这些失调反应，实际上，是受害者为了努力恢复身心平衡，不惜采用的极端调节手段。
我们体内的各种系统，无论是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还是呼吸消化系统，一旦失去平衡，人就会感到痛苦，只有再达到平衡后，大脑奖赏系统才会分泌多巴胺，使人感到舒适与宁静。
人体拥有强大的自我调节平衡能力，但水平却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如果婴儿的求助信号长期被成年人忽略，那么他们的大脑中的应激模式会长期处于激活状态。更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战斗或逃跑”状态也失效了。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往往陷入了一种名为“解离”的精神状态。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无法脱离糟糕的现实，他就会通过切断自我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来逃避糟糕的环境带给自己的负面情绪。
“解离”会让我们的身体分泌激素内啡肽和脑啡肽。它们能够止痛，让人平静 ，但副作用是会让人产生许多性格上的扭曲，甚至上瘾行为。
判断创伤后应激综合征的四种症状：第一种，叫侵入性症状，就是创伤记忆和场景在头脑中不受控制地反复出现，这其实是一种副作用极大的自我内在修复机制。
第二种，叫回避性症状。受害者为了逃避创伤带来的痛苦，出于本能，回避一切与创伤有关的信息元素，是一种我们试图重新获得自我控制而产生的极端调节手段。
第三个创伤应激综合征的症状，就是认知和情绪的负面改变。患者长期被各种负面情绪所缠绕，极度悲伤，无法因任何事情感到喜悦，过度自责，关注周边一切负面事件，从精神和肉体上，都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
最后一种症状，是唤醒反应的改变：当自己或者身边人，对一些外部环境的改变或者信号表现出过度敏感，一惊一乍，甚至出现健康问题时，我们就要留意了，这可能就是创伤应激综合征的表现。
如何帮助那些被心理创伤所折磨的人呢？首先，佩里说，发病的时候，跟患者直接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正处于应激反应之中。当我们身处危险境地的时候，最底层的脑干，就接管了我们身体和思维的控制权。
最基础，但也是最必要的治疗，是患者身边亲近的人，对他进行关怀和倾听。通过对创伤经历进行可控制，而短暂的情景回溯，让患者实现心理脱敏，逐渐恢复正常。
对心理创伤患者进行治疗的核心，就是要帮助他们在自己的大脑意识里，建立全新、健康的心理默认路径，以替代原有、不正常的默认路径，从而清除那些顽固盘踞在大脑中的创伤体验和反应模式。
创伤应激综合征患者一旦发作，作出的那些应激性反应，其实是一种路径依赖，用一种熟悉、确定的痛苦来抵抗想象中未知的痛苦。
佩里提出一个关键词“连接”： 让患者与关心他的人建立心理上的连接，是缓冲压力、治愈创伤的关键。接下来，就是让这些患者接受适度的心理挑战，难度要控制好，否则患者不会产生成就感，只能加深挫败感。
可以布置一些有规律性和互动性的活动项目，鼓励患者和身边亲近的人一起参与。周围环境的稳定性、规律性，是让我们感到心理安全的重要因素。
今天的社会由于技术高度发达，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变得无比迅速，反而让每个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结变得碎片化和陌生化。这些趋势，不仅加重了那些心理创伤患者所受的伤害，也让很多原本正常的人，也容易遭受心理创伤。
佩里呼吁，整个人类社会，应该联合起来，针对这种关系贫困导致的心理创伤，提供某种覆盖全社会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一种集合了专业心理医疗机构、家庭、社区组织、学校和公司的治疗网络。#pt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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