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回到本体境地，获得人生的快乐】站在形上的高度看，人生之乐实际上非是获得对大道本体的感悟，对物或人的本来之体的当下感悟应是一切人生快乐的总根源。人活在现象世界之中，始终被纷繁复杂的事事物物牵扯着、拴系着，轻松不得，解脱不得。那么，人怎样才能回到本体的境地，进而获得人生的快乐呢？借用《庄子》的话语：“齐物”、“坐忘”、“丧我”或“无己”。
第一重境界是“齐物”。现象世界里的万事万物，从本体论的立场看，各自都具有自性本体，都依赖于自身而是其所是，每一物，在自己的本体之中，都是一样的、绝对的，都是现象之物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所以，在依赖于自性本体这一意义上，物与物之间天生就是统一的。《齐物论》说，“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看穿了这一点，就可以获得“道枢”，即顺应物之自然，按照本体自身的面目生存而不为外在关系所左右。
本体状态下的物，就是自然之物。在本体境界里感悟物自身，就是“天人合一”。人与外在的天即物，在本体论上都是绝对平等的实体，人用自己的本体境界去实现与所有物的本体境界的沟通与融汇。我即是物，物即是我。《齐物论》里著名的“庄周梦为蝴蝶”故事，其解不在认识论，而在本体论，“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这正是人生之中我与万物化同的一大乐境。
第二重境界是“坐忘”。“坐忘”就是指终止、切断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从所有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孤立出来，泯灭人我以达到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逍遥游境界。把有形的外物、意识，全都否弃；把物处于其中的事都作一一剥落或拒绝，最后所剩下来的，才是物之为物的本体之物。郭象《庄子注》说：“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不仅要忘怀天地，而且还要忘怀自己的身体与知觉，这才是通达逍遥境界的最好门径。
人心意识自身是“坐忘”的最大障碍。人心之本体不断生出仁义与礼乐，反过来又把整个人心之本体一层一层地掩埋和覆盖。人活在关系之中，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本体迷失。坐忘，应当不在一切关系之中，应当超越于一切关系之外，所以任何来自于关系方面的威胁都是无济于事的。此正如《齐物论》所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第三重境界是“丧我”或“无己”。把物与物、我与物等齐同一，把与物的、与人的一切关系全都忘却，这还不够，唯有忘我才是人生最为快乐的境界。因为物我等齐、人我同一，只是消弭了我与外物、他人的矛盾，但只要“我”的自身意识还存在着，我与外在于我的一切存在体之间就是有隔膜的，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外物、与他人的统一。《齐物论》中一句“吾丧我”，道出了整个庄子哲学的绝妙天机。“吾丧我”之“吾”，是指已经感悟了大道本体的我，是我的本体；而“吾丧我”之“我”，则显然是现象世界里的我，是处于关系之中的我、世俗的我。
本体状态下的我，应做到“形如槁木”，即对我的体即我的身躯毫无感觉意识，独立自存，自本自根，一应具足，不索取于外物，也不依赖于外物；还应做到“心如死灰”，则不对外物起分别见识，超越于一切关系。
人如始终抱着我的感觉不放，永远不会达到本体之物的境界。佛教哲学主张“无我”、“我空”，力破我执、我见、我识。没有我，就没有我的世界。没有我，人与人之间就没法沟通来往。但是，我也是一座深山，每个人都被困在其中，而无法走出来。
《逍遥游》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就是在心理意识中彻底根除那个能够对现象事物发挥主宰作用的我。至于通过人们的感官去获得对本体大道的证验与确认，则是徒劳的。所以，《人世间》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现象之物是一个有，而本体之物却是一个无。庄子的“虚”，无异于佛教哲学的空或无。只有虚、空、无，才是我的住所，才是我心的住所。这就是庄子“心斋”的真正蕴涵。
人的终极状态在人的本体之境中，人的快乐在人对本体之物的彻底感悟中。从物本体上看每一个物自身，都是绝对的真实，都是真实的绝对。所以，物我同化、主客消融、身心合一是人生活在世的绝对之境。只有在达到虚、无我、我空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每天读国学#
第一重境界是“齐物”。现象世界里的万事万物，从本体论的立场看，各自都具有自性本体，都依赖于自身而是其所是，每一物，在自己的本体之中，都是一样的、绝对的，都是现象之物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所以，在依赖于自性本体这一意义上，物与物之间天生就是统一的。《齐物论》说，“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看穿了这一点，就可以获得“道枢”，即顺应物之自然，按照本体自身的面目生存而不为外在关系所左右。
本体状态下的物，就是自然之物。在本体境界里感悟物自身，就是“天人合一”。人与外在的天即物，在本体论上都是绝对平等的实体，人用自己的本体境界去实现与所有物的本体境界的沟通与融汇。我即是物，物即是我。《齐物论》里著名的“庄周梦为蝴蝶”故事，其解不在认识论，而在本体论，“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这正是人生之中我与万物化同的一大乐境。
第二重境界是“坐忘”。“坐忘”就是指终止、切断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从所有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孤立出来，泯灭人我以达到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逍遥游境界。把有形的外物、意识，全都否弃；把物处于其中的事都作一一剥落或拒绝，最后所剩下来的，才是物之为物的本体之物。郭象《庄子注》说：“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不仅要忘怀天地，而且还要忘怀自己的身体与知觉，这才是通达逍遥境界的最好门径。
人心意识自身是“坐忘”的最大障碍。人心之本体不断生出仁义与礼乐，反过来又把整个人心之本体一层一层地掩埋和覆盖。人活在关系之中，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本体迷失。坐忘，应当不在一切关系之中，应当超越于一切关系之外，所以任何来自于关系方面的威胁都是无济于事的。此正如《齐物论》所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第三重境界是“丧我”或“无己”。把物与物、我与物等齐同一，把与物的、与人的一切关系全都忘却，这还不够，唯有忘我才是人生最为快乐的境界。因为物我等齐、人我同一，只是消弭了我与外物、他人的矛盾，但只要“我”的自身意识还存在着，我与外在于我的一切存在体之间就是有隔膜的，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外物、与他人的统一。《齐物论》中一句“吾丧我”，道出了整个庄子哲学的绝妙天机。“吾丧我”之“吾”，是指已经感悟了大道本体的我，是我的本体；而“吾丧我”之“我”，则显然是现象世界里的我，是处于关系之中的我、世俗的我。
本体状态下的我，应做到“形如槁木”，即对我的体即我的身躯毫无感觉意识，独立自存，自本自根，一应具足，不索取于外物，也不依赖于外物；还应做到“心如死灰”，则不对外物起分别见识，超越于一切关系。
人如始终抱着我的感觉不放，永远不会达到本体之物的境界。佛教哲学主张“无我”、“我空”，力破我执、我见、我识。没有我，就没有我的世界。没有我，人与人之间就没法沟通来往。但是，我也是一座深山，每个人都被困在其中，而无法走出来。
《逍遥游》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就是在心理意识中彻底根除那个能够对现象事物发挥主宰作用的我。至于通过人们的感官去获得对本体大道的证验与确认，则是徒劳的。所以，《人世间》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现象之物是一个有，而本体之物却是一个无。庄子的“虚”，无异于佛教哲学的空或无。只有虚、空、无，才是我的住所，才是我心的住所。这就是庄子“心斋”的真正蕴涵。
人的终极状态在人的本体之境中，人的快乐在人对本体之物的彻底感悟中。从物本体上看每一个物自身，都是绝对的真实，都是真实的绝对。所以，物我同化、主客消融、身心合一是人生活在世的绝对之境。只有在达到虚、无我、我空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每天读国学#
#庄子#：回到本体境地，获得人生的快乐
站在形上的高度看，人生之乐实际上非是获得对大道本体的感悟，对物或人的本来之体的当下感悟应是一切人生快乐的总根源。人活在现象世界之中，始终被纷繁复杂的事事物物牵扯着、拴系着，轻松不得，解脱不得。那么，人怎样才能回到本体的境地，进而获得人生的快乐呢？借用《庄子》的话语：“齐物”、“坐忘”、“丧我”或“无己”。
第一重境界是“齐物”。现象世界里的万事万物，从本体论的立场看，各自都具有自性本体，都依赖于自身而是其所是，每一物，在自己的本体之中，都是一样的、绝对的，都是现象之物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所以，在依赖于自性本体这一意义上，物与物之间天生就是统一的。《齐物论》说，“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看穿了这一点，就可以获得“道枢”，即顺应物之自然，按照本体自身的面目生存而不为外在关系所左右。
本体状态下的物，就是自然之物。在本体境界里感悟物自身，就是“天人合一”。人与外在的天即物，在本体论上都是绝对平等的实体，人用自己的本体境界去实现与所有物的本体境界的沟通与融汇。我即是物，物即是我。《齐物论》里著名的“庄周梦为蝴蝶”故事，其解不在认识论，而在本体论，“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这正是人生之中我与万物化同的一大乐境。
第二重境界是“坐忘”。“坐忘”就是指终止、切断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从所有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孤立出来，泯灭人我以达到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逍遥游境界。把有形的外物、意识，全都否弃；把物处于其中的事都作一一剥落或拒绝，最后所剩下来的，才是物之为物的本体之物。郭象《庄子注》说：“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不仅要忘怀天地，而且还要忘怀自己的身体与知觉，这才是通达逍遥境界的最好门径。
人心意识自身是“坐忘”的最大障碍。人心之本体不断生出仁义与礼乐，反过来又把整个人心之本体一层一层地掩埋和覆盖。人活在关系之中，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本体迷失。坐忘，应当不在一切关系之中，应当超越于一切关系之外，所以任何来自于关系方面的威胁都是无济于事的。此正如《齐物论》所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第三重境界是“丧我”或“无己”。把物与物、我与物等齐同一，把与物的、与人的一切关系全都忘却，这还不够，唯有忘我才是人生最为快乐的境界。因为物我等齐、人我同一，只是消弭了我与外物、他人的矛盾，但只要“我”的自身意识还存在着，我与外在于我的一切存在体之间就是有隔膜的，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外物、与他人的统一。《齐物论》中一句“吾丧我”，道出了整个庄子哲学的绝妙天机。“吾丧我”之“吾”，是指已经感悟了大道本体的我，是我的本体；而“吾丧我”之“我”，则显然是现象世界里的我，是处于关系之中的我、世俗的我。
本体状态下的我，应做到“形如槁木”，即对我的体即我的身躯毫无感觉意识，独立自存，自本自根，一应具足，不索取于外物，也不依赖于外物；还应做到“心如死灰”，则不对外物起分别见识，超越于一切关系。
人如始终抱着我的感觉不放，永远不会达到本体之物的境界。佛教哲学主张“无我”、“我空”，力破我执、我见、我识。没有我，就没有我的世界。没有我，人与人之间就没法沟通来往。但是，我也是一座深山，每个人都被困在其中，而无法走出来。
《逍遥游》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就是在心理意识中彻底根除那个能够对现象事物发挥主宰作用的我。至于通过人们的感官去获得对本体大道的证验与确认，则是徒劳的。所以，《人世间》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现象之物是一个有，而本体之物却是一个无。庄子的“虚”，无异于佛教哲学的空或无。只有虚、空、无，才是我的住所，才是我心的住所。这就是庄子“心斋”的真正蕴涵。
人的终极状态在人的本体之境中，人的快乐在人对本体之物的彻底感悟中。从物本体上看每一个物自身，都是绝对的真实，都是真实的绝对。所以，物我同化、主客消融、身心合一是人生活在世的绝对之境。只有在达到虚、无我、我空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余治平），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站在形上的高度看，人生之乐实际上非是获得对大道本体的感悟，对物或人的本来之体的当下感悟应是一切人生快乐的总根源。人活在现象世界之中，始终被纷繁复杂的事事物物牵扯着、拴系着，轻松不得，解脱不得。那么，人怎样才能回到本体的境地，进而获得人生的快乐呢？借用《庄子》的话语：“齐物”、“坐忘”、“丧我”或“无己”。
第一重境界是“齐物”。现象世界里的万事万物，从本体论的立场看，各自都具有自性本体，都依赖于自身而是其所是，每一物，在自己的本体之中，都是一样的、绝对的，都是现象之物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所以，在依赖于自性本体这一意义上，物与物之间天生就是统一的。《齐物论》说，“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看穿了这一点，就可以获得“道枢”，即顺应物之自然，按照本体自身的面目生存而不为外在关系所左右。
本体状态下的物，就是自然之物。在本体境界里感悟物自身，就是“天人合一”。人与外在的天即物，在本体论上都是绝对平等的实体，人用自己的本体境界去实现与所有物的本体境界的沟通与融汇。我即是物，物即是我。《齐物论》里著名的“庄周梦为蝴蝶”故事，其解不在认识论，而在本体论，“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这正是人生之中我与万物化同的一大乐境。
第二重境界是“坐忘”。“坐忘”就是指终止、切断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从所有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孤立出来，泯灭人我以达到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逍遥游境界。把有形的外物、意识，全都否弃；把物处于其中的事都作一一剥落或拒绝，最后所剩下来的，才是物之为物的本体之物。郭象《庄子注》说：“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不仅要忘怀天地，而且还要忘怀自己的身体与知觉，这才是通达逍遥境界的最好门径。
人心意识自身是“坐忘”的最大障碍。人心之本体不断生出仁义与礼乐，反过来又把整个人心之本体一层一层地掩埋和覆盖。人活在关系之中，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本体迷失。坐忘，应当不在一切关系之中，应当超越于一切关系之外，所以任何来自于关系方面的威胁都是无济于事的。此正如《齐物论》所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第三重境界是“丧我”或“无己”。把物与物、我与物等齐同一，把与物的、与人的一切关系全都忘却，这还不够，唯有忘我才是人生最为快乐的境界。因为物我等齐、人我同一，只是消弭了我与外物、他人的矛盾，但只要“我”的自身意识还存在着，我与外在于我的一切存在体之间就是有隔膜的，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外物、与他人的统一。《齐物论》中一句“吾丧我”，道出了整个庄子哲学的绝妙天机。“吾丧我”之“吾”，是指已经感悟了大道本体的我，是我的本体；而“吾丧我”之“我”，则显然是现象世界里的我，是处于关系之中的我、世俗的我。
本体状态下的我，应做到“形如槁木”，即对我的体即我的身躯毫无感觉意识，独立自存，自本自根，一应具足，不索取于外物，也不依赖于外物；还应做到“心如死灰”，则不对外物起分别见识，超越于一切关系。
人如始终抱着我的感觉不放，永远不会达到本体之物的境界。佛教哲学主张“无我”、“我空”，力破我执、我见、我识。没有我，就没有我的世界。没有我，人与人之间就没法沟通来往。但是，我也是一座深山，每个人都被困在其中，而无法走出来。
《逍遥游》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就是在心理意识中彻底根除那个能够对现象事物发挥主宰作用的我。至于通过人们的感官去获得对本体大道的证验与确认，则是徒劳的。所以，《人世间》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现象之物是一个有，而本体之物却是一个无。庄子的“虚”，无异于佛教哲学的空或无。只有虚、空、无，才是我的住所，才是我心的住所。这就是庄子“心斋”的真正蕴涵。
人的终极状态在人的本体之境中，人的快乐在人对本体之物的彻底感悟中。从物本体上看每一个物自身，都是绝对的真实，都是真实的绝对。所以，物我同化、主客消融、身心合一是人生活在世的绝对之境。只有在达到虚、无我、我空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余治平），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华夏文明根在中原#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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