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送他人回家，凭什么让我赔32万元？”安徽宿州，男子胡某驾驶三轮车回家，张某见状，请求搭乘同行，胡某欣然接受，不料，拐弯时，不慎将张某甩出，事后，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索赔32万元。
（案件来源：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胡某和张某是同村的邻居，事发当天，张某在胡某家的田里有偿做工，做工完毕，胡某给张某结清了劳务费。这时，张某提出，请求胡某捎她一程，邻里邻居的，胡某爽快地答应了。
当行使至某十字路口，行驶途中，就要拐弯时，车子不慎将张某甩出，造成张某受伤住院10天，共支出医疗费6.4万余元。
出院后，张某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张某认为，要不是乘坐胡某的车子，她就不会受伤，更不会住院，所以，胡某有着不可推卸得责任。因此，张某私下找到胡某，要求其承担全部的损失。
毫无疑问，胡某并不认可自己有责任，胡某认为，张某免费搭乘他的车，出了事故凭什么要他赔，他并没有义务送张某回家，但出于人道主义，胡某愿意承担一万元帮助张某。
协商未果，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胡某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等各种费用合计323268.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庭上，胡某道出了心中的苦闷，并陈述了说了四个理由：
第一，是张某主动要求胡某骑电动车送其回家，而不是胡某主动送张某回家，胡某考虑到系相邻关系，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才送其回家。
而且，胡某在行使过程中，正常行驶，因张某坐车时，在电车上玩手机，而电车上也没有把手，所以，张某才从电动车上摔下来，张某的行为应当自担风险。
第二，胡某同意张某搭车行为，是出于好意施惠、好意搭乘行为，整个过程中，胡某并未收取张某任何费用，胡某的车辆也非营运车辆，属于非机动车辆，双方并未建立起任何合同关系。
张某主动要求搭乘电车，也明知道坐在电车前排狭小空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张某从主观客观上均放弃了自身的安全，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
第三，如果法院认为胡某做为驾车人有责任，应当依据“好意搭乘”相关规定，胡某在本起事故中作为无过错方，不应超过10%的责任。
第四，“好意搭乘”是基于情谊无偿搭乘他人，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对于维系人际关系和谐，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属于助人为乐的善意举动，应为社会鼓励。
事实上，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对于张某的伤害，双方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首先，关于胡某陈述的“好意搭乘”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中鼓励互助互爱、也鼓励助人为乐的善意，“好意搭乘”，从本质上说，是基于情谊的无偿行为。
本案中，胡某和张某之间劳务活动结束，双方对劳务款项已经结算并交割后，张某提出搭乘胡某的三轮车回家，此时胡某并无送张某回家的责任，胡某亦未收取张某的搭乘费用，故胡某车载张某回家的行为符合“好意搭乘”的性质。
“好意”是道德方面的评价，胡某作为三轮车驾驶人，出于好意予人方便，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行为，但是“好意”只构成行为的动机，不能成为行为免责的理由。
简单来说，并不是否定助人为乐的精神，而是要求助人为乐者，在帮助他人过程中，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良好的出发点，就可以漠视对方的权益。
在法律中，好意同乘者与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应是一种要约与承诺的关系。在好意同乘者发出了同乘的要约之后，机动车驾驶人作出了承诺，要承担保障乘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具体到本案中，事后查明，胡某在驾驶三轮车行使过程中，在乡村小道上行驶，存在超速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张某伤害，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责任的承担，不是对胡某良好动机的否认，而是对其行为过错的惩罚。
其次，张某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胡某的电动三轮车，并不等同于专业营运的载人交通工具，张某主动要求，并坐在三轮车首部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加大发生事故危险的可能性。
《民法典》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故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胡某承担损失的50%，张某自行承担50%。即，胡某赔付张某各项损失156584.2元，案件受理费6149元，双方各负担3074.5元。
最后，“好意搭乘”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尤其频繁发生在熟人社会里，本案的发生，告诉我们，“好意搭乘”务必量力而行、谨慎小心！
那么，你如何看待此事呢？
（案件来源：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胡某和张某是同村的邻居，事发当天，张某在胡某家的田里有偿做工，做工完毕，胡某给张某结清了劳务费。这时，张某提出，请求胡某捎她一程，邻里邻居的，胡某爽快地答应了。
当行使至某十字路口，行驶途中，就要拐弯时，车子不慎将张某甩出，造成张某受伤住院10天，共支出医疗费6.4万余元。
出院后，张某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张某认为，要不是乘坐胡某的车子，她就不会受伤，更不会住院，所以，胡某有着不可推卸得责任。因此，张某私下找到胡某，要求其承担全部的损失。
毫无疑问，胡某并不认可自己有责任，胡某认为，张某免费搭乘他的车，出了事故凭什么要他赔，他并没有义务送张某回家，但出于人道主义，胡某愿意承担一万元帮助张某。
协商未果，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胡某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等各种费用合计323268.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庭上，胡某道出了心中的苦闷，并陈述了说了四个理由：
第一，是张某主动要求胡某骑电动车送其回家，而不是胡某主动送张某回家，胡某考虑到系相邻关系，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才送其回家。
而且，胡某在行使过程中，正常行驶，因张某坐车时，在电车上玩手机，而电车上也没有把手，所以，张某才从电动车上摔下来，张某的行为应当自担风险。
第二，胡某同意张某搭车行为，是出于好意施惠、好意搭乘行为，整个过程中，胡某并未收取张某任何费用，胡某的车辆也非营运车辆，属于非机动车辆，双方并未建立起任何合同关系。
张某主动要求搭乘电车，也明知道坐在电车前排狭小空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张某从主观客观上均放弃了自身的安全，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
第三，如果法院认为胡某做为驾车人有责任，应当依据“好意搭乘”相关规定，胡某在本起事故中作为无过错方，不应超过10%的责任。
第四，“好意搭乘”是基于情谊无偿搭乘他人，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对于维系人际关系和谐，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属于助人为乐的善意举动，应为社会鼓励。
事实上，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对于张某的伤害，双方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首先，关于胡某陈述的“好意搭乘”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中鼓励互助互爱、也鼓励助人为乐的善意，“好意搭乘”，从本质上说，是基于情谊的无偿行为。
本案中，胡某和张某之间劳务活动结束，双方对劳务款项已经结算并交割后，张某提出搭乘胡某的三轮车回家，此时胡某并无送张某回家的责任，胡某亦未收取张某的搭乘费用，故胡某车载张某回家的行为符合“好意搭乘”的性质。
“好意”是道德方面的评价，胡某作为三轮车驾驶人，出于好意予人方便，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行为，但是“好意”只构成行为的动机，不能成为行为免责的理由。
简单来说，并不是否定助人为乐的精神，而是要求助人为乐者，在帮助他人过程中，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良好的出发点，就可以漠视对方的权益。
在法律中，好意同乘者与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应是一种要约与承诺的关系。在好意同乘者发出了同乘的要约之后，机动车驾驶人作出了承诺，要承担保障乘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具体到本案中，事后查明，胡某在驾驶三轮车行使过程中，在乡村小道上行驶，存在超速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张某伤害，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责任的承担，不是对胡某良好动机的否认，而是对其行为过错的惩罚。
其次，张某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胡某的电动三轮车，并不等同于专业营运的载人交通工具，张某主动要求，并坐在三轮车首部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加大发生事故危险的可能性。
《民法典》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故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胡某承担损失的50%，张某自行承担50%。即，胡某赔付张某各项损失156584.2元，案件受理费6149元，双方各负担3074.5元。
最后，“好意搭乘”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尤其频繁发生在熟人社会里，本案的发生，告诉我们，“好意搭乘”务必量力而行、谨慎小心！
那么，你如何看待此事呢？
“好心送他人回家，凭什么让我赔32万元？”安徽宿州，男子胡某驾驶三轮车回家，张某见状，请求搭乘同行，胡某欣然接受，不料，拐弯时，不慎将张某甩出，事后，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索赔32万元。
（案件来源：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胡某和张某是同村的邻居，事发当天，张某在胡某家的田里有偿做工，做工完毕，胡某给张某结清了劳务费。这时，张某提出，请求胡某捎她一程，邻里邻居的，胡某爽快地答应了。
当行使至某十字路口，行驶途中，就要拐弯时，车子不慎将张某甩出，造成张某受伤住院10天，共支出医疗费6.4万余元。
出院后，张某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张某认为，要不是乘坐胡某的车子，她就不会受伤，更不会住院，所以，胡某有着不可推卸得责任。因此，张某私下找到胡某，要求其承担全部的损失。
毫无疑问，胡某并不认可自己有责任，胡某认为，张某免费搭乘他的车，出了事故凭什么要他赔，他并没有义务送张某回家，但出于人道主义，胡某愿意承担一万元帮助张某。
协商未果，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胡某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等各种费用合计323268.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庭上，胡某道出了心中的苦闷，并陈述了说了四个理由：
第一，是张某主动要求胡某骑电动车送其回家，而不是胡某主动送张某回家，胡某考虑到系相邻关系，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才送其回家。
而且，胡某在行使过程中，正常行驶，因张某坐车时，在电车上玩手机，而电车上也没有把手，所以，张某才从电动车上摔下来，张某的行为应当自担风险。
第二，胡某同意张某搭车行为，是出于好意施惠、好意搭乘行为，整个过程中，胡某并未收取张某任何费用，胡某的车辆也非营运车辆，属于非机动车辆，双方并未建立起任何合同关系。
张某主动要求搭乘电车，也明知道坐在电车前排狭小空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张某从主观客观上均放弃了自身的安全，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
第三，如果法院认为胡某做为驾车人有责任，应当依据“好意搭乘”相关规定，胡某在本起事故中作为无过错方，不应超过10%的责任。
第四，“好意搭乘”是基于情谊无偿搭乘他人，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对于维系人际关系和谐，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属于助人为乐的善意举动，应为社会鼓励。
事实上，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对于张某的伤害，双方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首先，关于胡某陈述的“好意搭乘”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中鼓励互助互爱、也鼓励助人为乐的善意，“好意搭乘”，从本质上说，是基于情谊的无偿行为。
本案中，胡某和张某之间劳务活动结束，双方对劳务款项已经结算并交割后，张某提出搭乘胡某的三轮车回家，此时胡某并无送张某回家的责任，胡某亦未收取张某的搭乘费用，故胡某车载张某回家的行为符合“好意搭乘”的性质。
“好意”是道德方面的评价，胡某作为三轮车驾驶人，出于好意予人方便，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行为，但是“好意”只构成行为的动机，不能成为行为免责的理由。
简单来说，并不是否定助人为乐的精神，而是要求助人为乐者，在帮助他人过程中，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良好的出发点，就可以漠视对方的权益。
在法律中，好意同乘者与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应是一种要约与承诺的关系。在好意同乘者发出了同乘的要约之后，机动车驾驶人作出了承诺，要承担保障乘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具体到本案中，事后查明，胡某在驾驶三轮车行使过程中，在乡村小道上行驶，存在超速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张某伤害，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责任的承担，不是对胡某良好动机的否认，而是对其行为过错的惩罚。
其次，张某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胡某的电动三轮车，并不等同于专业营运的载人交通工具，张某主动要求，并坐在三轮车首部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加大发生事故危险的可能性。
《民法典》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故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胡某承担损失的50%，张某自行承担50%。即，胡某赔付张某各项损失156584.2元，案件受理费6149元，双方各负担3074.5元。
最后，“好意搭乘”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尤其频繁发生在熟人社会里，本案的发生，告诉我们，“好意搭乘”务必量力而行、谨慎小心！
那么，你如何看待此事呢？
（案件来源：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胡某和张某是同村的邻居，事发当天，张某在胡某家的田里有偿做工，做工完毕，胡某给张某结清了劳务费。这时，张某提出，请求胡某捎她一程，邻里邻居的，胡某爽快地答应了。
当行使至某十字路口，行驶途中，就要拐弯时，车子不慎将张某甩出，造成张某受伤住院10天，共支出医疗费6.4万余元。
出院后，张某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张某认为，要不是乘坐胡某的车子，她就不会受伤，更不会住院，所以，胡某有着不可推卸得责任。因此，张某私下找到胡某，要求其承担全部的损失。
毫无疑问，胡某并不认可自己有责任，胡某认为，张某免费搭乘他的车，出了事故凭什么要他赔，他并没有义务送张某回家，但出于人道主义，胡某愿意承担一万元帮助张某。
协商未果，张某将胡某告上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胡某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等各种费用合计323268.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庭上，胡某道出了心中的苦闷，并陈述了说了四个理由：
第一，是张某主动要求胡某骑电动车送其回家，而不是胡某主动送张某回家，胡某考虑到系相邻关系，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才送其回家。
而且，胡某在行使过程中，正常行驶，因张某坐车时，在电车上玩手机，而电车上也没有把手，所以，张某才从电动车上摔下来，张某的行为应当自担风险。
第二，胡某同意张某搭车行为，是出于好意施惠、好意搭乘行为，整个过程中，胡某并未收取张某任何费用，胡某的车辆也非营运车辆，属于非机动车辆，双方并未建立起任何合同关系。
张某主动要求搭乘电车，也明知道坐在电车前排狭小空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张某从主观客观上均放弃了自身的安全，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
第三，如果法院认为胡某做为驾车人有责任，应当依据“好意搭乘”相关规定，胡某在本起事故中作为无过错方，不应超过10%的责任。
第四，“好意搭乘”是基于情谊无偿搭乘他人，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对于维系人际关系和谐，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属于助人为乐的善意举动，应为社会鼓励。
事实上，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对于张某的伤害，双方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首先，关于胡某陈述的“好意搭乘”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中鼓励互助互爱、也鼓励助人为乐的善意，“好意搭乘”，从本质上说，是基于情谊的无偿行为。
本案中，胡某和张某之间劳务活动结束，双方对劳务款项已经结算并交割后，张某提出搭乘胡某的三轮车回家，此时胡某并无送张某回家的责任，胡某亦未收取张某的搭乘费用，故胡某车载张某回家的行为符合“好意搭乘”的性质。
“好意”是道德方面的评价，胡某作为三轮车驾驶人，出于好意予人方便，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行为，但是“好意”只构成行为的动机，不能成为行为免责的理由。
简单来说，并不是否定助人为乐的精神，而是要求助人为乐者，在帮助他人过程中，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良好的出发点，就可以漠视对方的权益。
在法律中，好意同乘者与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应是一种要约与承诺的关系。在好意同乘者发出了同乘的要约之后，机动车驾驶人作出了承诺，要承担保障乘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具体到本案中，事后查明，胡某在驾驶三轮车行使过程中，在乡村小道上行驶，存在超速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张某伤害，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责任的承担，不是对胡某良好动机的否认，而是对其行为过错的惩罚。
其次，张某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胡某的电动三轮车，并不等同于专业营运的载人交通工具，张某主动要求，并坐在三轮车首部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加大发生事故危险的可能性。
《民法典》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故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胡某承担损失的50%，张某自行承担50%。即，胡某赔付张某各项损失156584.2元，案件受理费6149元，双方各负担3074.5元。
最后，“好意搭乘”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尤其频繁发生在熟人社会里，本案的发生，告诉我们，“好意搭乘”务必量力而行、谨慎小心！
那么，你如何看待此事呢？
#学术争鸣#
【“学术预设”与 “摆事实讲道理”】
“完全从‘预设’出发”
2022年7月23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林超民教授的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批评了拙作之中文繁体版《流动的疆域》。林超民教授指出：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分析林超民教授的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批评：一是批评笔者有某个学术预设；二是批评笔者裁剪云南的历史资料来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笔者针对这两点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学术研究需不需要一个预设或假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以自然科学最普通最基本的方法而言，第一步是观察某一类现象；第二步通过逻辑推理总结出某个“规则”；第三部将这个“规则”应用或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解释得通，那么，这个“规则”就成为某种规律或者原理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必须回过头来修正这个“规则”；第四步就是重复上述步骤，接受新发现的现象之挑战。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所谓的“规则”就是“预设”。人文社科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重复试验，但其研究采用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导师会常常问学生，你的论点是什么？你怎么说明\阐述\证明它？这里的论点，其实就是学术预设。
不妨以安南为例来举个历史学的例子。为什么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学术论点，或者说学术预设。为什么它只是一个学术预设呢？因为或许有人会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之后，我们便加以辨析和论证。首先，自秦始皇以来，中原王朝就派兵征服了安南地区（先不管这一区域的具体称呼变化），派军队驻守，设立郡县，派驻流官实行行政管辖，征收赋税劳役，建立学校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安南拥有的主权和实行的治权，因而，“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就得到了证明，从而从学术预设变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这种经过证实、令人信服的结论，便带有真理性。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安南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安南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自立为国，中央王朝不再派兵驻守，不再派官管辖。因此，安南虽然还在中国的宗藩世界里，但不能说安南在十世纪之后是中国的领土。
第二，学术预设可不可以修订改变？当然可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科研人员在一开始提出的假设，不见得能够经得住新的现象的挑战，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从而出现了量子力学。因此，学术预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研究的过程逐渐被证明、修订乃至证伪。因此，林超民教授批评拙作：“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 这大概以为学术预设不过就是一个断言罢了。
事实与道理
林超民进一步批评拙作说：“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林超民教授的意思。林超民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方国瑜先生的教导：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不过是方国瑜先生在分享他的治学经验，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象是无穷尽的，单用枚举法（摆事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已知的现象）通过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总结出某个道理（原理）；这样的道理，不但总揽现有的事实，而且往往可以预见事实（将来发现的新现象）。
从刚才介绍的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看，其实“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都是科学研究中必要的来回反复，也就是从一般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预设（观点、原理）要经得起事实(现象，特别是新发现的现象)的挑战（这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而新发现的现象也首先会用既有的道理（原理）来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原来的道理没问题；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就需要对原来的道理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乃至无限重复的过程。在科学研究当中，事实有新旧，有已经注意到的，也有尚未注意到的，还有尚未发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有已经抽象出来的、被人们接受的，也有尚未被抽象出来的，当然还有曾经被人以为金科玉律的“陈词滥调”。
在历史研究当中，先占有资料，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根据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一个论点（学术预设），而后进一步以科学的逻辑加以推导、阐述或证明。如果论点不对，便修订原来的学术预设而成为新的学术预设。这个过程，一般在学术研究的物质化成果——专著或论文——当中不予记录而已。但每个学者，必然会有这样的经历。
“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
林超民教授还批评了笔者对中文文献的解析。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留下了天文数字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 还有关于边疆和四夷的，甚至还有关于异邦外国的。这些文字记录，当然带着统治精英的阶级和文化立场。这个判断，笔者以为，每个历史学者都应该接受吧？
正因为如此，笔者指出，在阅读记载云南或者外国的中文文献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林超民教授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林超民教授的上述妙论，笔者不敢苟同。
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批评说：
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这样一顶大帽子，亏得林超民教授敢于举起来扣下去！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以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的的确确是“非学术的关注”。但笔者还是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这位耕耘云南历史数十年的学者：《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中哪些是“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作什么样的分析呢？
引用文献与注解
林超民教授一再批评笔者没有认真阅读云南文献，因而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他（指笔者）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近些年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俗语大家真是太熟悉了。
不妨介绍下拙作的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情况，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阅读学术著作首先要看的部分。
除了《云南史料丛刊》（主要是前三卷，其中包罗了数百种中文史料），拙作大致引用了中外文献（包括地方志、文集、论文、专著、合著等）396种，书目共21页（pp.317-338）。这个体量，在英文学术界的专著当中，属于一般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拙作涉及的时空宏大，因此，拙作引用文献并不突出。诚惶诚恐之下，笔者推想：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的著作（无论哪一本），其引用文献一定远远超出拙作了。特别是深耕云南历史数十年、熟稔云南文献的林超民教授，对西方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一定是如数家珍了，一定也有学术性的介绍和批评了。
关于拙作的注释，请参看下表（附图）。
拙作共分八章（包括序言和结论），共有1116个注释。笔者也藉此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诸位哪本著作的注释超出了拙作？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学术预设”与 “摆事实讲道理”】
“完全从‘预设’出发”
2022年7月23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林超民教授的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批评了拙作之中文繁体版《流动的疆域》。林超民教授指出：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分析林超民教授的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批评：一是批评笔者有某个学术预设；二是批评笔者裁剪云南的历史资料来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笔者针对这两点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学术研究需不需要一个预设或假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以自然科学最普通最基本的方法而言，第一步是观察某一类现象；第二步通过逻辑推理总结出某个“规则”；第三部将这个“规则”应用或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解释得通，那么，这个“规则”就成为某种规律或者原理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必须回过头来修正这个“规则”；第四步就是重复上述步骤，接受新发现的现象之挑战。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所谓的“规则”就是“预设”。人文社科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重复试验，但其研究采用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导师会常常问学生，你的论点是什么？你怎么说明\阐述\证明它？这里的论点，其实就是学术预设。
不妨以安南为例来举个历史学的例子。为什么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学术论点，或者说学术预设。为什么它只是一个学术预设呢？因为或许有人会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之后，我们便加以辨析和论证。首先，自秦始皇以来，中原王朝就派兵征服了安南地区（先不管这一区域的具体称呼变化），派军队驻守，设立郡县，派驻流官实行行政管辖，征收赋税劳役，建立学校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安南拥有的主权和实行的治权，因而，“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就得到了证明，从而从学术预设变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这种经过证实、令人信服的结论，便带有真理性。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安南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安南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自立为国，中央王朝不再派兵驻守，不再派官管辖。因此，安南虽然还在中国的宗藩世界里，但不能说安南在十世纪之后是中国的领土。
第二，学术预设可不可以修订改变？当然可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科研人员在一开始提出的假设，不见得能够经得住新的现象的挑战，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从而出现了量子力学。因此，学术预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研究的过程逐渐被证明、修订乃至证伪。因此，林超民教授批评拙作：“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 这大概以为学术预设不过就是一个断言罢了。
事实与道理
林超民进一步批评拙作说：“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林超民教授的意思。林超民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方国瑜先生的教导：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不过是方国瑜先生在分享他的治学经验，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象是无穷尽的，单用枚举法（摆事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已知的现象）通过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总结出某个道理（原理）；这样的道理，不但总揽现有的事实，而且往往可以预见事实（将来发现的新现象）。
从刚才介绍的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看，其实“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都是科学研究中必要的来回反复，也就是从一般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预设（观点、原理）要经得起事实(现象，特别是新发现的现象)的挑战（这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而新发现的现象也首先会用既有的道理（原理）来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原来的道理没问题；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就需要对原来的道理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乃至无限重复的过程。在科学研究当中，事实有新旧，有已经注意到的，也有尚未注意到的，还有尚未发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有已经抽象出来的、被人们接受的，也有尚未被抽象出来的，当然还有曾经被人以为金科玉律的“陈词滥调”。
在历史研究当中，先占有资料，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根据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一个论点（学术预设），而后进一步以科学的逻辑加以推导、阐述或证明。如果论点不对，便修订原来的学术预设而成为新的学术预设。这个过程，一般在学术研究的物质化成果——专著或论文——当中不予记录而已。但每个学者，必然会有这样的经历。
“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
林超民教授还批评了笔者对中文文献的解析。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留下了天文数字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 还有关于边疆和四夷的，甚至还有关于异邦外国的。这些文字记录，当然带着统治精英的阶级和文化立场。这个判断，笔者以为，每个历史学者都应该接受吧？
正因为如此，笔者指出，在阅读记载云南或者外国的中文文献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林超民教授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林超民教授的上述妙论，笔者不敢苟同。
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批评说：
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这样一顶大帽子，亏得林超民教授敢于举起来扣下去！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以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的的确确是“非学术的关注”。但笔者还是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这位耕耘云南历史数十年的学者：《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中哪些是“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作什么样的分析呢？
引用文献与注解
林超民教授一再批评笔者没有认真阅读云南文献，因而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他（指笔者）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近些年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俗语大家真是太熟悉了。
不妨介绍下拙作的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情况，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阅读学术著作首先要看的部分。
除了《云南史料丛刊》（主要是前三卷，其中包罗了数百种中文史料），拙作大致引用了中外文献（包括地方志、文集、论文、专著、合著等）396种，书目共21页（pp.317-338）。这个体量，在英文学术界的专著当中，属于一般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拙作涉及的时空宏大，因此，拙作引用文献并不突出。诚惶诚恐之下，笔者推想：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的著作（无论哪一本），其引用文献一定远远超出拙作了。特别是深耕云南历史数十年、熟稔云南文献的林超民教授，对西方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一定是如数家珍了，一定也有学术性的介绍和批评了。
关于拙作的注释，请参看下表（附图）。
拙作共分八章（包括序言和结论），共有1116个注释。笔者也藉此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诸位哪本著作的注释超出了拙作？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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