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周年快乐❤️
长大了也要随风自由，快意潇洒。
是最好的小孩儿，也要成为最棒的大人。当然如果辛苦的话，平平凡凡也好，比较希望你快乐自由。
我常常想，如果你们不是现在的样子，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会怎么样？其实世界不会变，地球该转还是转，但我的青春可能没有那么快乐吧，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也可能，我会努力找到你们，然后让你们成为我生命里最亮的光。
是我肆意挥洒的青春，是我珍藏的怀念，一步一个脚印，一路风景美丽惊喜，大小坎坷，我们一起走过，是会一直喜欢的他们。
我不喜欢这世界的很多，琐碎的嘴，讨厌的八卦，在我没带伞时下雨的天气，等不到的公交车，总是在讨论利益的大人，为财米油盐争吵的芸芸众生，可以说讨厌这世界的大部分，但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会让我觉得，哦～还好我也在这个世界上～我开始是喜欢这世界的种种，下雨的天气也有别样的风景。谢谢你们成为我平淡生活的火锅底料，重庆特辣的那种，让我这么肆意潇洒，爽又通透。
大风吹到梧桐树，自有旁人说长短。说别在意别人说的话，是假的，大家都是人不可能被伤害了没有感情，但是你要知道，我不管你飞多高，还能不能继续飞高，还是要落地，只要你快乐，我们只拥有回忆也很好。
最后，谢谢你们成为光，如果累了藏起来一段时间，我们不会不记得的放心，世界上帅哥千千万，娱乐圈新人层出不穷，但TFBOYS就这一个。❤️
长大了也要随风自由，快意潇洒。
是最好的小孩儿，也要成为最棒的大人。当然如果辛苦的话，平平凡凡也好，比较希望你快乐自由。
我常常想，如果你们不是现在的样子，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会怎么样？其实世界不会变，地球该转还是转，但我的青春可能没有那么快乐吧，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也可能，我会努力找到你们，然后让你们成为我生命里最亮的光。
是我肆意挥洒的青春，是我珍藏的怀念，一步一个脚印，一路风景美丽惊喜，大小坎坷，我们一起走过，是会一直喜欢的他们。
我不喜欢这世界的很多，琐碎的嘴，讨厌的八卦，在我没带伞时下雨的天气，等不到的公交车，总是在讨论利益的大人，为财米油盐争吵的芸芸众生，可以说讨厌这世界的大部分，但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会让我觉得，哦～还好我也在这个世界上～我开始是喜欢这世界的种种，下雨的天气也有别样的风景。谢谢你们成为我平淡生活的火锅底料，重庆特辣的那种，让我这么肆意潇洒，爽又通透。
大风吹到梧桐树，自有旁人说长短。说别在意别人说的话，是假的，大家都是人不可能被伤害了没有感情，但是你要知道，我不管你飞多高，还能不能继续飞高，还是要落地，只要你快乐，我们只拥有回忆也很好。
最后，谢谢你们成为光，如果累了藏起来一段时间，我们不会不记得的放心，世界上帅哥千千万，娱乐圈新人层出不穷，但TFBOYS就这一个。❤️
#学术争鸣#
【“学术预设”与 “摆事实讲道理”】
“完全从‘预设’出发”
2022年7月23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林超民教授的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批评了拙作之中文繁体版《流动的疆域》。林超民教授指出：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分析林超民教授的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批评：一是批评笔者有某个学术预设；二是批评笔者裁剪云南的历史资料来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笔者针对这两点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学术研究需不需要一个预设或假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以自然科学最普通最基本的方法而言，第一步是观察某一类现象；第二步通过逻辑推理总结出某个“规则”；第三部将这个“规则”应用或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解释得通，那么，这个“规则”就成为某种规律或者原理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必须回过头来修正这个“规则”；第四步就是重复上述步骤，接受新发现的现象之挑战。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所谓的“规则”就是“预设”。人文社科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重复试验，但其研究采用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导师会常常问学生，你的论点是什么？你怎么说明\阐述\证明它？这里的论点，其实就是学术预设。
不妨以安南为例来举个历史学的例子。为什么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学术论点，或者说学术预设。为什么它只是一个学术预设呢？因为或许有人会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之后，我们便加以辨析和论证。首先，自秦始皇以来，中原王朝就派兵征服了安南地区（先不管这一区域的具体称呼变化），派军队驻守，设立郡县，派驻流官实行行政管辖，征收赋税劳役，建立学校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安南拥有的主权和实行的治权，因而，“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就得到了证明，从而从学术预设变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这种经过证实、令人信服的结论，便带有真理性。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安南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安南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自立为国，中央王朝不再派兵驻守，不再派官管辖。因此，安南虽然还在中国的宗藩世界里，但不能说安南在十世纪之后是中国的领土。
第二，学术预设可不可以修订改变？当然可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科研人员在一开始提出的假设，不见得能够经得住新的现象的挑战，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从而出现了量子力学。因此，学术预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研究的过程逐渐被证明、修订乃至证伪。因此，林超民教授批评拙作：“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 这大概以为学术预设不过就是一个断言罢了。
事实与道理
林超民进一步批评拙作说：“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林超民教授的意思。林超民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方国瑜先生的教导：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不过是方国瑜先生在分享他的治学经验，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象是无穷尽的，单用枚举法（摆事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已知的现象）通过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总结出某个道理（原理）；这样的道理，不但总揽现有的事实，而且往往可以预见事实（将来发现的新现象）。
从刚才介绍的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看，其实“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都是科学研究中必要的来回反复，也就是从一般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预设（观点、原理）要经得起事实(现象，特别是新发现的现象)的挑战（这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而新发现的现象也首先会用既有的道理（原理）来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原来的道理没问题；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就需要对原来的道理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乃至无限重复的过程。在科学研究当中，事实有新旧，有已经注意到的，也有尚未注意到的，还有尚未发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有已经抽象出来的、被人们接受的，也有尚未被抽象出来的，当然还有曾经被人以为金科玉律的“陈词滥调”。
在历史研究当中，先占有资料，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根据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一个论点（学术预设），而后进一步以科学的逻辑加以推导、阐述或证明。如果论点不对，便修订原来的学术预设而成为新的学术预设。这个过程，一般在学术研究的物质化成果——专著或论文——当中不予记录而已。但每个学者，必然会有这样的经历。
“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
林超民教授还批评了笔者对中文文献的解析。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留下了天文数字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 还有关于边疆和四夷的，甚至还有关于异邦外国的。这些文字记录，当然带着统治精英的阶级和文化立场。这个判断，笔者以为，每个历史学者都应该接受吧？
正因为如此，笔者指出，在阅读记载云南或者外国的中文文献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林超民教授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林超民教授的上述妙论，笔者不敢苟同。
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批评说：
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这样一顶大帽子，亏得林超民教授敢于举起来扣下去！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以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的的确确是“非学术的关注”。但笔者还是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这位耕耘云南历史数十年的学者：《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中哪些是“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作什么样的分析呢？
引用文献与注解
林超民教授一再批评笔者没有认真阅读云南文献，因而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他（指笔者）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近些年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俗语大家真是太熟悉了。
不妨介绍下拙作的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情况，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阅读学术著作首先要看的部分。
除了《云南史料丛刊》（主要是前三卷，其中包罗了数百种中文史料），拙作大致引用了中外文献（包括地方志、文集、论文、专著、合著等）396种，书目共21页（pp.317-338）。这个体量，在英文学术界的专著当中，属于一般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拙作涉及的时空宏大，因此，拙作引用文献并不突出。诚惶诚恐之下，笔者推想：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的著作（无论哪一本），其引用文献一定远远超出拙作了。特别是深耕云南历史数十年、熟稔云南文献的林超民教授，对西方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一定是如数家珍了，一定也有学术性的介绍和批评了。
关于拙作的注释，请参看下表（附图）。
拙作共分八章（包括序言和结论），共有1116个注释。笔者也藉此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诸位哪本著作的注释超出了拙作？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学术预设”与 “摆事实讲道理”】
“完全从‘预设’出发”
2022年7月23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林超民教授的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批评了拙作之中文繁体版《流动的疆域》。林超民教授指出：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分析林超民教授的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批评：一是批评笔者有某个学术预设；二是批评笔者裁剪云南的历史资料来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笔者针对这两点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学术研究需不需要一个预设或假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以自然科学最普通最基本的方法而言，第一步是观察某一类现象；第二步通过逻辑推理总结出某个“规则”；第三部将这个“规则”应用或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解释得通，那么，这个“规则”就成为某种规律或者原理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必须回过头来修正这个“规则”；第四步就是重复上述步骤，接受新发现的现象之挑战。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所谓的“规则”就是“预设”。人文社科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重复试验，但其研究采用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导师会常常问学生，你的论点是什么？你怎么说明\阐述\证明它？这里的论点，其实就是学术预设。
不妨以安南为例来举个历史学的例子。为什么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学术论点，或者说学术预设。为什么它只是一个学术预设呢？因为或许有人会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之后，我们便加以辨析和论证。首先，自秦始皇以来，中原王朝就派兵征服了安南地区（先不管这一区域的具体称呼变化），派军队驻守，设立郡县，派驻流官实行行政管辖，征收赋税劳役，建立学校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安南拥有的主权和实行的治权，因而，“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就得到了证明，从而从学术预设变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这种经过证实、令人信服的结论，便带有真理性。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安南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安南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自立为国，中央王朝不再派兵驻守，不再派官管辖。因此，安南虽然还在中国的宗藩世界里，但不能说安南在十世纪之后是中国的领土。
第二，学术预设可不可以修订改变？当然可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科研人员在一开始提出的假设，不见得能够经得住新的现象的挑战，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从而出现了量子力学。因此，学术预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研究的过程逐渐被证明、修订乃至证伪。因此，林超民教授批评拙作：“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 这大概以为学术预设不过就是一个断言罢了。
事实与道理
林超民进一步批评拙作说：“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林超民教授的意思。林超民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方国瑜先生的教导：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不过是方国瑜先生在分享他的治学经验，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象是无穷尽的，单用枚举法（摆事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已知的现象）通过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总结出某个道理（原理）；这样的道理，不但总揽现有的事实，而且往往可以预见事实（将来发现的新现象）。
从刚才介绍的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看，其实“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都是科学研究中必要的来回反复，也就是从一般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预设（观点、原理）要经得起事实(现象，特别是新发现的现象)的挑战（这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而新发现的现象也首先会用既有的道理（原理）来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原来的道理没问题；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就需要对原来的道理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乃至无限重复的过程。在科学研究当中，事实有新旧，有已经注意到的，也有尚未注意到的，还有尚未发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有已经抽象出来的、被人们接受的，也有尚未被抽象出来的，当然还有曾经被人以为金科玉律的“陈词滥调”。
在历史研究当中，先占有资料，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根据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一个论点（学术预设），而后进一步以科学的逻辑加以推导、阐述或证明。如果论点不对，便修订原来的学术预设而成为新的学术预设。这个过程，一般在学术研究的物质化成果——专著或论文——当中不予记录而已。但每个学者，必然会有这样的经历。
“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
林超民教授还批评了笔者对中文文献的解析。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留下了天文数字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 还有关于边疆和四夷的，甚至还有关于异邦外国的。这些文字记录，当然带着统治精英的阶级和文化立场。这个判断，笔者以为，每个历史学者都应该接受吧？
正因为如此，笔者指出，在阅读记载云南或者外国的中文文献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林超民教授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林超民教授的上述妙论，笔者不敢苟同。
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批评说：
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这样一顶大帽子，亏得林超民教授敢于举起来扣下去！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以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的的确确是“非学术的关注”。但笔者还是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这位耕耘云南历史数十年的学者：《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中哪些是“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作什么样的分析呢？
引用文献与注解
林超民教授一再批评笔者没有认真阅读云南文献，因而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他（指笔者）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近些年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俗语大家真是太熟悉了。
不妨介绍下拙作的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情况，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阅读学术著作首先要看的部分。
除了《云南史料丛刊》（主要是前三卷，其中包罗了数百种中文史料），拙作大致引用了中外文献（包括地方志、文集、论文、专著、合著等）396种，书目共21页（pp.317-338）。这个体量，在英文学术界的专著当中，属于一般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拙作涉及的时空宏大，因此，拙作引用文献并不突出。诚惶诚恐之下，笔者推想：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的著作（无论哪一本），其引用文献一定远远超出拙作了。特别是深耕云南历史数十年、熟稔云南文献的林超民教授，对西方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一定是如数家珍了，一定也有学术性的介绍和批评了。
关于拙作的注释，请参看下表（附图）。
拙作共分八章（包括序言和结论），共有1116个注释。笔者也藉此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诸位哪本著作的注释超出了拙作？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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