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 天津在行动# #直击发布会# 【8月25日0至18时，天津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初步考虑目前有两起独立疫情】2022年8月25日，在第186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主任、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韩金艳介绍了天津市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处置工作情况。
8月24日，我市于重点地区来津闭环管控人员及发热门诊主动就诊人员中各检出1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异常人员，经复核，结果为阳性。我市本土疫情处置工作正持续紧张进行中，现将有关情况予以通报：
整体疫情概况
2022年8月24日0至24时，天津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均在河东区；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022年8月25日0至18时，天津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红桥区。
具体情况公布如下
感染者1，38岁，北京市某企业员工，居住在北京市通州区，系西藏拉萨经四川成都中转来津人员，8月23日晚抵津后闭环转运至集中隔离点。隔离转运期间，相继接到西藏拉萨及四川成都协查通报，告知其8月22日离藏核酸检测及8月23日在蜀中转“落地检”均显示异常。8月24日凌晨，在津集中隔离点内对其采集咽拭子进行复测，结果为阳性；现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进行规范诊疗。
感染者2，40岁，天津市某企业员工，居住在天津市河东区，8月24日下午因发热症状主动就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曾于8月19日至21日自驾赴外省探亲；8月21日自驾返津，19时在便民核酸采样点采样，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22日至23日自驾往返于单位和家，24日上午居家未外出；现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进行规范诊疗。
感染者3，8岁，居住在天津市红桥区，系感染者1的同航班密切接触者筛查中发现，8月24日转运至集中隔离点，当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8月25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现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进行规范诊疗。
疫情发生后，我市立即启动市级统筹指挥机制，设置前线指挥部，紧抓黄金24小时处置期，强化“三公（工）”联动，立即开展流调溯源、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学调查、大数据轨迹排查、跨省协查等处置工作，隔离转运、区域封控、核酸检测等工作同步开展。截至8月25日18时，追踪判定在津密切接触者275人，密接的密接478人，均已实施隔离管控；判定其他风险人员63人，全部实施相应健康管控措施。核酸检测阴性634人，其他排查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离津风险人员49人，均已推送外省。累计排查采集相关场所物品和环境样本300余份，其中感染者2家庭内环境样本核酸检测检出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全部涉疫场所均予以终末消毒。
自8月25日起，我市划定河东区春华街道新博园小区6号楼为高风险区，新博园小区内其他楼栋为中风险区，春华街道除高、中风险区外的区域为低风险区。根据当前疫情形势进展，我市将动态调整风险区范围，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津云”等官方平台均可查询。
8月25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2例病例标本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经分析均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VOC/Omicron，BA.2.76分支），与我市前期病例序列均不同源，与目前西藏本土疫情部分本地病例及外溢病例病毒基因组序列差异最小。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感染者1和感染者2之间无流行病学关联，初步考虑为两起独立疫情。经综合研判，感染者1相关疫情系重点疫情地区输入疫情，疫情风险总体可控；感染者2具有外地旅居史，进一步流调溯源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022年8月25日，我市河东区开展重点区域核酸筛查，截至16时，累计采集5.1万人，核酸检测阴性4.7万人，其他采样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
经研判，8月26日至27日，河东区春华街道全域继续开展核酸检测，广大居民要积极配合辖区重点区域核酸检测工作，筛查期间在居住地保持原地静止，核酸检测结果出具前，无特殊原因不得外出。
近期国内多地发生本土疫情，部分地区仍呈快速增长态势，疫情防控任务依然严峻。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仍要毫不懈怠，履行好疫情防控的个人责任和义务。
发生大规模本土跨省传播聚集性疫情及本市本土疫情期间，倡导广大居民“非必要不离津”，跨省外溢风险或社区传播风险控制，出行政策则立即调整。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期间，我市人员应避免前往高/中/低风险区、实施静态管理区域、7日内新增新冠病毒感染者地区等疫情发生地及其所在县（市、区、旗），非必要不前往疫情发生地所在地市。常态化防控期间，非必要不前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
随着暑假即将结束，本市迎来了来返津高峰，人员流动和聚集频繁，疫情传播风险加大。再次提示来返津人员密切关注疫情动态，提高防控意识，做好自身防护，避免交叉感染。外地来返津人员均应提前向目的地所在街道（社区）报备，需持抵津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于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1次核酸检测。来返津后建议7日内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不探亲访友。具有疫情发生地旅居史或与感染者时空轨迹重合的人员要主动向社区、单位等报备，并配合隔离检测等防疫工作。
请广大市民主动做好常态化核酸检测，每7日至少进行1次核酸检测，我市将结合疫情传播风险评估情况，逐步在高风险场所及设有场所码的公共场所开展核酸结果查验工作。特别是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等重点职业人群离岗离职不足7日者均应规范进行定期核酸检测。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可疑症状，不自行购药服药，不乘坐公共交通，应及时报告所在社区、村组、单位或宾馆酒店，并主动告知近期旅行史，按规定就医。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将及时公布疫情动态，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疫情变化，不恐慌，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8月24日，我市于重点地区来津闭环管控人员及发热门诊主动就诊人员中各检出1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异常人员，经复核，结果为阳性。我市本土疫情处置工作正持续紧张进行中，现将有关情况予以通报：
整体疫情概况
2022年8月24日0至24时，天津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均在河东区；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022年8月25日0至18时，天津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红桥区。
具体情况公布如下
感染者1，38岁，北京市某企业员工，居住在北京市通州区，系西藏拉萨经四川成都中转来津人员，8月23日晚抵津后闭环转运至集中隔离点。隔离转运期间，相继接到西藏拉萨及四川成都协查通报，告知其8月22日离藏核酸检测及8月23日在蜀中转“落地检”均显示异常。8月24日凌晨，在津集中隔离点内对其采集咽拭子进行复测，结果为阳性；现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进行规范诊疗。
感染者2，40岁，天津市某企业员工，居住在天津市河东区，8月24日下午因发热症状主动就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曾于8月19日至21日自驾赴外省探亲；8月21日自驾返津，19时在便民核酸采样点采样，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22日至23日自驾往返于单位和家，24日上午居家未外出；现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进行规范诊疗。
感染者3，8岁，居住在天津市红桥区，系感染者1的同航班密切接触者筛查中发现，8月24日转运至集中隔离点，当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8月25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现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进行规范诊疗。
疫情发生后，我市立即启动市级统筹指挥机制，设置前线指挥部，紧抓黄金24小时处置期，强化“三公（工）”联动，立即开展流调溯源、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学调查、大数据轨迹排查、跨省协查等处置工作，隔离转运、区域封控、核酸检测等工作同步开展。截至8月25日18时，追踪判定在津密切接触者275人，密接的密接478人，均已实施隔离管控；判定其他风险人员63人，全部实施相应健康管控措施。核酸检测阴性634人，其他排查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离津风险人员49人，均已推送外省。累计排查采集相关场所物品和环境样本300余份，其中感染者2家庭内环境样本核酸检测检出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全部涉疫场所均予以终末消毒。
自8月25日起，我市划定河东区春华街道新博园小区6号楼为高风险区，新博园小区内其他楼栋为中风险区，春华街道除高、中风险区外的区域为低风险区。根据当前疫情形势进展，我市将动态调整风险区范围，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津云”等官方平台均可查询。
8月25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2例病例标本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经分析均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VOC/Omicron，BA.2.76分支），与我市前期病例序列均不同源，与目前西藏本土疫情部分本地病例及外溢病例病毒基因组序列差异最小。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感染者1和感染者2之间无流行病学关联，初步考虑为两起独立疫情。经综合研判，感染者1相关疫情系重点疫情地区输入疫情，疫情风险总体可控；感染者2具有外地旅居史，进一步流调溯源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022年8月25日，我市河东区开展重点区域核酸筛查，截至16时，累计采集5.1万人，核酸检测阴性4.7万人，其他采样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
经研判，8月26日至27日，河东区春华街道全域继续开展核酸检测，广大居民要积极配合辖区重点区域核酸检测工作，筛查期间在居住地保持原地静止，核酸检测结果出具前，无特殊原因不得外出。
近期国内多地发生本土疫情，部分地区仍呈快速增长态势，疫情防控任务依然严峻。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仍要毫不懈怠，履行好疫情防控的个人责任和义务。
发生大规模本土跨省传播聚集性疫情及本市本土疫情期间，倡导广大居民“非必要不离津”，跨省外溢风险或社区传播风险控制，出行政策则立即调整。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期间，我市人员应避免前往高/中/低风险区、实施静态管理区域、7日内新增新冠病毒感染者地区等疫情发生地及其所在县（市、区、旗），非必要不前往疫情发生地所在地市。常态化防控期间，非必要不前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
随着暑假即将结束，本市迎来了来返津高峰，人员流动和聚集频繁，疫情传播风险加大。再次提示来返津人员密切关注疫情动态，提高防控意识，做好自身防护，避免交叉感染。外地来返津人员均应提前向目的地所在街道（社区）报备，需持抵津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于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1次核酸检测。来返津后建议7日内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不探亲访友。具有疫情发生地旅居史或与感染者时空轨迹重合的人员要主动向社区、单位等报备，并配合隔离检测等防疫工作。
请广大市民主动做好常态化核酸检测，每7日至少进行1次核酸检测，我市将结合疫情传播风险评估情况，逐步在高风险场所及设有场所码的公共场所开展核酸结果查验工作。特别是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等重点职业人群离岗离职不足7日者均应规范进行定期核酸检测。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可疑症状，不自行购药服药，不乘坐公共交通，应及时报告所在社区、村组、单位或宾馆酒店，并主动告知近期旅行史，按规定就医。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将及时公布疫情动态，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疫情变化，不恐慌，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天道》丁元英五台山论道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智玄大师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智玄大师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 韩楚风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韩楚风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韩楚风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智玄大师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智玄大师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 韩楚风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韩楚风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韩楚风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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