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重庆大学施工##重庆大学热水1吨37元#
说实话，这个暑假真的对重大失望了。满打满算施了整整一个假期的工，真是一天都没放过，每天各种挖掘机电钻，早上六七点，晚上他们想到几点到几点(昨晚施工到半夜三点)。同学们与之沟通能不能别在午休时间和大半夜施工，得到的回复永远是赶工期，希望你们理解。
问题是为什么急着施工呢?因为要趁假期学生回家的空挡，一是计划把三人间改成四人间(再加个床后宿舍狭小得连饮水机都没地放)，二是把热水器改成刷卡类型。所有的这些工作没有发出过一次正式通知，没有提前通知学生带走贵重物品，然后在假期刚开始的某一天，工人直接拿着钥匙打开寝室门进入寝室，管你在睡觉、上厕所还是洗澡(男女寝室都是如此)。每天都有不同工种的工人跟回自己家一样进进出出，随意挪学生床板，衣柜，开灯开空调，烟头饮料瓶乱扔。
新装的热水器规定是1吨水37块，每次洗澡还要拿手机进去连接蓝牙关闭蓝牙，有同学发现一分二十二秒差不多就要一块钱，洗头洗澡一次要二三十块，麻了呀。
重大校训是什么，来，跟我念一遍: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嗯，真是完美契合![微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说实话，这个暑假真的对重大失望了。满打满算施了整整一个假期的工，真是一天都没放过，每天各种挖掘机电钻，早上六七点，晚上他们想到几点到几点(昨晚施工到半夜三点)。同学们与之沟通能不能别在午休时间和大半夜施工，得到的回复永远是赶工期，希望你们理解。
问题是为什么急着施工呢?因为要趁假期学生回家的空挡，一是计划把三人间改成四人间(再加个床后宿舍狭小得连饮水机都没地放)，二是把热水器改成刷卡类型。所有的这些工作没有发出过一次正式通知，没有提前通知学生带走贵重物品，然后在假期刚开始的某一天，工人直接拿着钥匙打开寝室门进入寝室，管你在睡觉、上厕所还是洗澡(男女寝室都是如此)。每天都有不同工种的工人跟回自己家一样进进出出，随意挪学生床板，衣柜，开灯开空调，烟头饮料瓶乱扔。
新装的热水器规定是1吨水37块，每次洗澡还要拿手机进去连接蓝牙关闭蓝牙，有同学发现一分二十二秒差不多就要一块钱，洗头洗澡一次要二三十块，麻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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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通报最新疫情防控情况！明日起将连续开展多轮区域全员核酸检测！】8月29日，沈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九十二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我市最新疫情防控情况。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贺燕，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萍分别作情况介绍。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贺燕
作新闻发布
2022年8月28日0时至24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5例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其中，3例系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中发现，2例系社会面筛查中发现（上述5人均为8月28日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核酸检测异常人员）。
今日0时至14时，新增3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人员，1例是居家隔离期间单户混采核酸检测结果异常，1例是低风险区核酸混采结果异常，1例是密切接触者核酸筛查结果异常，上述人员均于第一时间转运至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断治疗。
一是开展医疗救治情况。截至2022年8月28日，沈阳市新冠肺炎救治中心（市六院）在院新冠肺炎本土病例25人，其中确诊2人，无症状感染者23人；在院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病例11人，其中确诊6人，无症状感染者5人。目前在院患者均生命体征平稳。
自沈阳本轮疫情以来，为坚决贯彻落实“动态清零”总方针，沈阳市卫健委迅速响应，以最短的时间做好新冠肺炎病例救治工作。沈阳市新冠肺炎救治中心（市六院）根据以往救治经验，立即启动一系列应急救治措施，严格按照国家诊疗规范要求实行精准规范治疗，采用“一人一策”的中西医结合方案精准施治，尤其是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点，组织专家日会诊，不断优化诊疗方案，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二是科学划定风险区。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第九版）》要求，结合我市新增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及传播风险，经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将沈阳市皇姑区华乐小区（皇姑区华山路298号）、复昌小区、汇宝国际A区调整为中风险区，将皇姑区华山街道（除中风险区以外）调整为低风险区。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筹各方力量，严格落实分类管控措施，防止疫情外溢。
三是快速阻断传播链条。各级流调队伍持续加大流调溯源工作力度，紧紧围绕阳性感染者行动轨迹和活动范围，依托大数据手段，开展密切接触者、次级密切接触者和涉疫场所暴露人员的再排查、再追踪、再核实，第一时间落实闭环转运、隔离医学观察、核酸检测等管控措施，严格做到应查尽查、应隔尽隔、应隔快隔、应检尽检。
四是严格域外来（返）沈人员排查管理。进一步加大域外来（返）沈人员排查管理力度，严格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实施“落地即检”、“三天两检”，针对排查出的涉疫重点人员，第一时间落实隔离管控、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相应管控措施，防止疫情输入和传播。
五是开展核酸检测工作。根据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按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8月27日8时启动市内九区第三轮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截至8月28日22时累计检测 613.3万人，其中2人检测结果阳性（8月28日新闻发布会已公布），其他均为阴性。8月28日8时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开展第三轮区域核酸检测工作，截至8月29日8时累计检测106.5万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8月28日14时启动市内九区第四轮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共设置核酸检测点位3717个，采样台数5354台，投入核酸采样医务人员7282人次，截至8月29日14时累计采样641.4万人，检测424.4万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余结果待回报。8月29日6时启动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第四轮区域核酸检测工作。
为切实做好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即日起辽事通健康码核酸阴性证明由72小时调整为48小时。根据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我市将于8月30日起，连续开展多轮区域全员核酸检测，请参加核酸检测的市民密切关注本区域核酸检测时间，按照社区（村屯）组织安排，有序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对未按规定时限要求参加区域核酸检测的健康码将赋“黄码”，如引发疫情传播将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参加采样期间，请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全程佩戴口罩，保持1.5米以上距离，防止发生交叉感染。注意照顾好老人、孩子、孕妇及行动不便人士等特殊群体。
市民朋友们，坚持就是胜利。沈阳人从来就不怕困难，沈阳的历史就是在迎接困难挑战的过程中，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历史，让我们站在一起、战在一起，保护自己，保卫城市，爱城如家、护城如家。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萍
作新闻发布
2022年8月28日0时至24时，我市报告新增5例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今日0时至14时，报告新增3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者，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疫情基本情况
感染者21-25：系8月28日公布的核酸检测结果异常者。经市级医疗专家组会诊，均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核酸检测结果异常者1：现住址：皇姑区华山街道优特区。系8月28日低风险区核酸检测混采初筛结果为可疑，8月29日经皇姑区疾控中心单采单检复核结果为异常。
核酸检测结果异常者2：现住址：皇姑区华山街道优特区。系核酸检测结果异常者1的儿子。8月29日进行密切接触者核酸筛查检测结果为异常。
核酸检测结果异常者3：现住址：浑南区世纪枫景汇小区。系8月28日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单户混采核酸初筛结果为可疑，8月29日经浑南区疾控中心单采单检复核结果为异常。
二、目前工作情况
一是坚持流调溯源和排查管控并重，紧盯传播链、聚焦风险点，不断强化“三公（工）”协同和区域协查，持续开展全轨迹、全场景复盘，确保溯源清晰、流调彻底、管控到位，真正把不漏一人的要求落到实处。截至8月29日14时，本轮疫情关联的密切接触者2701人、次级密切接触者6524人，已全部落实了分级管控措施。
二是对涉疫场所进行严格管控，实施终末消毒。截至8月29日8时，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及感染者的行动轨迹，本轮疫情累计划定疫点126个，已完成消毒疫点数119个，累计完成终末消毒面积达64005平方米。环境核酸检测累计采集样品数9900份，其中阴性9889份，阳性11份。
三是经综合研判和风险评估，对达到相关防疫标准的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人员，有序分批次解除隔离。截至8月29日14时，本轮疫情共解离密切接触者及次级密切接触者1103人，均按规定落实闭环转运、居家健康监测等要求。
三、健康提醒
目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面临防输入、防扩散、防外溢三重压力。为持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维护沈城市民身体健康和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沈阳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一是持续增强个人防护意识。鉴于奥密克戎变异株BA.2.76传染性更强，同住、同餐、同行、同事、同学、同乘（电梯、交通工具）、同伴、同游、同工、同厕都有可能被传染，请务必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毒、多通风、用公筷，避免在通风不良、空间密闭的场所长时间停留，保护自己、关爱家人。参加区域核酸检测采样时，请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正确佩戴口罩，不交谈、不聚集，注意手部卫生，不触碰采样台，采样完成立即离开。
二是积极配合落实防疫措施。进入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和酒店、餐饮店、图书馆、商超、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积极配合戴口罩、测温、扫码、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有就医需求，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医院就诊要求，提前进行核酸检测。
三是主动做好个人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发热、咳嗽、咽痛、乏力、腹泻等不适症状，要立即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排查。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请广大市民朋友们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规定，保护自己，保卫城市，共同守护大美沈阳。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贺燕，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萍分别作情况介绍。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贺燕
作新闻发布
2022年8月28日0时至24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5例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其中，3例系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中发现，2例系社会面筛查中发现（上述5人均为8月28日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核酸检测异常人员）。
今日0时至14时，新增3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人员，1例是居家隔离期间单户混采核酸检测结果异常，1例是低风险区核酸混采结果异常，1例是密切接触者核酸筛查结果异常，上述人员均于第一时间转运至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断治疗。
一是开展医疗救治情况。截至2022年8月28日，沈阳市新冠肺炎救治中心（市六院）在院新冠肺炎本土病例25人，其中确诊2人，无症状感染者23人；在院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病例11人，其中确诊6人，无症状感染者5人。目前在院患者均生命体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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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严格域外来（返）沈人员排查管理。进一步加大域外来（返）沈人员排查管理力度，严格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实施“落地即检”、“三天两检”，针对排查出的涉疫重点人员，第一时间落实隔离管控、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相应管控措施，防止疫情输入和传播。
五是开展核酸检测工作。根据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按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8月27日8时启动市内九区第三轮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截至8月28日22时累计检测 613.3万人，其中2人检测结果阳性（8月28日新闻发布会已公布），其他均为阴性。8月28日8时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开展第三轮区域核酸检测工作，截至8月29日8时累计检测106.5万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8月28日14时启动市内九区第四轮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共设置核酸检测点位3717个，采样台数5354台，投入核酸采样医务人员7282人次，截至8月29日14时累计采样641.4万人，检测424.4万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余结果待回报。8月29日6时启动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第四轮区域核酸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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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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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8日0时至24时，我市报告新增5例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今日0时至14时，报告新增3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者，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疫情基本情况
感染者21-25：系8月28日公布的核酸检测结果异常者。经市级医疗专家组会诊，均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核酸检测结果异常者1：现住址：皇姑区华山街道优特区。系8月28日低风险区核酸检测混采初筛结果为可疑，8月29日经皇姑区疾控中心单采单检复核结果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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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流调溯源和排查管控并重，紧盯传播链、聚焦风险点，不断强化“三公（工）”协同和区域协查，持续开展全轨迹、全场景复盘，确保溯源清晰、流调彻底、管控到位，真正把不漏一人的要求落到实处。截至8月29日14时，本轮疫情关联的密切接触者2701人、次级密切接触者6524人，已全部落实了分级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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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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