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电影#尽管已经过去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电影！
尽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影片中哪吒自刎的深沉悲壮，后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戏剧高度。
四十年里，那个自由叛逆、充满悲剧色彩的小哪吒，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没有一个孩子不曾为他大闹东海而快意，为他剜肉剔骨、断绝亲情而震撼落泪，也为他骑鹿远去而感到落寞孤独。
他还成为了摇滚精神的象征。在《哪吒闹海》上映20年后，5个“北漂”年轻人将电影里第432号镜头的一帧画面作为乐队LOGO——他们将自刎的哪吒印在衣服上，印在旗帜上，南征北战，高喊着：
“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1978年夏，《哪吒闹海》摄制组在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成立。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的献礼片，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影厂不惜举全厂之力投入到剧组当中：
“参加这部影片创作的有三位导演，一位总美术设计师和四位美术设计师，15位原画设计师，27位动画人员，三位绘景师，三位摄影师，一位作曲家，两位剪辑师，一位录音师，一位拟音师，众多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一位制片主任，一位剧务。”
三位导演分别为：王树忱、严定宪和阿达（徐景达）。
严定宪是原画师出身。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就是由他从静态的漫画造型，一帧一帧落实到动画里去的。
王树忱和阿达是影厂的“三剑客”之二。其中王树忱不仅是《哪吒闹海》的导演，还是编剧。
早在1958年，王树忱就带着《哪吒闹海》的剧本跑去苏谈合作。
对故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派《冰雪女王》的导演列夫·阿塔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哪吒闹海》。双方计划在中国取景，在美术片厂进行绘制，要搞一部中国风+技术的鸿篇巨制。
为此，阿塔曼诺夫特地来考察，看山看水看名画，还上了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
他表示要把京剧艺术融入到动画人物的表演中——3年后，这一艺术构想在《大闹天宫》里倒是实现了。
眼看着合作要成了，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却没谈拢：“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师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然后在剧本上也开始扯皮，曾经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神话传说，“认为讲迷信啊，斯了又活了，活了又斯了”。
身为辽宁汉子、又有着近十年美术片从业经验的王树忱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
最后干脆一个电话请示到美影厂厂长特伟那里，谈不拢，不谈了。
于是王树忱带着“哪吒”打道回国，默默等待机会。
文艺工作者们的春天到了。沉寂数年的美影厂重新恢复了美术片的创作，《哪吒闹海》正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自觉虚度了十年光阴的动画人们铆足了劲，想把《哪吒闹海》做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
在哪吒的故事背景中，“人、神、鬼、兽同台表演；关、海、洞、天景色齐全”，适合用宽银幕来呈现。
最终，他们首次尝试用2.35:1的宽幅来制作动画电影。三位导演满怀雄心壮志，他们一致决定：
《哪吒闹海》的艺术特色，必须是奇、绝、壮、美。
所谓奇，就是故事离奇。为此，王树忱在剧本上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哪吒闹海》电影开篇，四海龙王兴风作浪，搅得陈塘关不得安宁，这为日后哪吒闹海埋下了合理性。
但其实在原著中，哪吒的闹海有点蛮不讲理。
在《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里，哪吒因天气炎热，到海边用混天绫蘸水洗澡，不想这宝贝法力无边撼动了龙宫。
龙王差夜叉李艮来问，哪吒仗着自己是“灵珠子应运下世”，口气十分嚣张：“你这畜生是什么东西，也配说话？”
等到火拼起来，哪吒一动怒就打斯了夜叉，抽了敖丙龙筋，却道“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
这要放在现代，妥妥的就是一恶少二代啊。
在《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哪吒应天命扶周灭商就已经是正义之身。哪怕是沙了人，也是为了“磨炼本性”、“完成劫数”，一切都可用天数来解释。反正古人吃这一套。
但若想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浑身戾气、恃强凌弱的哪吒，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树忱化用民间传说中，龙王贪得无厌、索要童男童女的桥段，反过来将哪吒塑造成天真无邪又正义凛然的少年英雄。
便是后来哪吒自刎，也是忍不了妖龙再作恶，忍不了百姓再受难，忍不了亲生爹爹要沙自己，是他自己的主动牺牲。
这一幕戏是全片的最高潮。
李靖因“天命难违”，挥剑欲砍哪吒，却因哪吒一声“爹爹”而心有不忍，手中宝剑应声落地。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几乎与此同时，乐器合奏的配乐响起，十二个全景、四个中景、六个近景的轮番切换将戏剧张力推向极致，越来越快，就在观众情绪抵达高潮的那一刻，哪吒反手挥剑自纹，音乐、画面戛然而止。
片刻停顿，我们只能看到哪吒的背影静止，剑在手中滑动了一下。哪吒睁眼，泪水滑落，染血的长剑坠向地面。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流下眼泪。
背向观众自纹，这经典的影史一幕是原画师常光希设计的。
但在当时，他的创作如履薄冰。考虑到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孩子，导演要求不能太暴力、太血腥。
“反正这一剑总是要下去的，问题是怎么下。”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哪吒背过身去下剑，但又担心画面张力不太够。
原画组组长林文肖——也是后来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导演跟他建议，让哪吒的头发竖起来后慢慢飘落，象征生命在哪吒的身体里消失。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在剪辑的加成下，戏剧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很到位。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童年最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观影体验。
曾这样评价：多少年后，哪吒长袖飘飘，白衣若雪，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横剑自刎的一幕仍历历在目，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此后的中国动画片再也没有，也无法再现了。
《哪吒闹海》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从绘制、拍摄到剪辑的所有工作，一共画了五万八千多张原画，摄制了宽银幕和4:3普通银幕两种规格，可想而知整个团队有多拼。
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在全片进行到精剪阶段，剪辑师肖淮海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拿的都是固定薪酬，能做到如此，当真是“用爱发电”。
但不疯魔不成活。这种对每一个细节都极致把握的态度，才让《哪吒闹海》成为了影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
拿一个细节举例。敖丙被哪吒抽了龙筋，龙王敖广气咻咻地去找李靖说道。这里有一场戏是李靖抚琴。
为了让李靖的神情、姿态甚至弹琴的指法都和音乐完美结合，曲子谱好后，主创团队请来专业琴师现场演奏。
琴师在中间抚琴，六位原画师呈扇形围成一圈，多角度速写记录下每个音节的指法。同时摄影师也将琴师演奏时的神态捕捉下来。
这本来只是一处和情节推进没什么关系的细节，他们却以十足的匠心来雕琢。
这做的哪里是动画，分明就是艺术品啊。
类似的惊喜比比皆是。
比如电影开场，随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浮现，一段青铜编钟音色的配乐响起，马上就把人拉入到中国古典神话的缥缈意境里。
对于出生在80、9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震撼的，是少年哪吒对父权的激烈反抗和对自由的决然追求。只是这样的哪吒，在自刎那刻便死去了，纵然莲花复生，但那不再是哪吒。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其他影视剧作品中，哪吒复活后被天庭招安的后续演绎，《哪吒闹海》的结尾处理才显得难能可贵。
快意复仇后的哪吒和家将、昔日伙伴一一告别，骑一匹梅花鹿逍遥远去，没有了血缘的羁绊，无来处无归途，自由自在，唯有此心，耿耿相随。
而那个仗义执言、一身反骨的少年英雄，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
哪吒——这个由师父太乙真人起的名字，曾经被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化为己用。他们在一首名为《闹海》的歌里唱道：
忧郁的孩子们别怕，守护着你们的是哪吒，谁要是再来害人定不饶他。
闹海哪吒 - 他在时间门外
尽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影片中哪吒自刎的深沉悲壮，后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戏剧高度。
四十年里，那个自由叛逆、充满悲剧色彩的小哪吒，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没有一个孩子不曾为他大闹东海而快意，为他剜肉剔骨、断绝亲情而震撼落泪，也为他骑鹿远去而感到落寞孤独。
他还成为了摇滚精神的象征。在《哪吒闹海》上映20年后，5个“北漂”年轻人将电影里第432号镜头的一帧画面作为乐队LOGO——他们将自刎的哪吒印在衣服上，印在旗帜上，南征北战，高喊着：
“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1978年夏，《哪吒闹海》摄制组在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成立。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的献礼片，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影厂不惜举全厂之力投入到剧组当中：
“参加这部影片创作的有三位导演，一位总美术设计师和四位美术设计师，15位原画设计师，27位动画人员，三位绘景师，三位摄影师，一位作曲家，两位剪辑师，一位录音师，一位拟音师，众多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一位制片主任，一位剧务。”
三位导演分别为：王树忱、严定宪和阿达（徐景达）。
严定宪是原画师出身。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就是由他从静态的漫画造型，一帧一帧落实到动画里去的。
王树忱和阿达是影厂的“三剑客”之二。其中王树忱不仅是《哪吒闹海》的导演，还是编剧。
早在1958年，王树忱就带着《哪吒闹海》的剧本跑去苏谈合作。
对故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派《冰雪女王》的导演列夫·阿塔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哪吒闹海》。双方计划在中国取景，在美术片厂进行绘制，要搞一部中国风+技术的鸿篇巨制。
为此，阿塔曼诺夫特地来考察，看山看水看名画，还上了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
他表示要把京剧艺术融入到动画人物的表演中——3年后，这一艺术构想在《大闹天宫》里倒是实现了。
眼看着合作要成了，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却没谈拢：“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师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然后在剧本上也开始扯皮，曾经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神话传说，“认为讲迷信啊，斯了又活了，活了又斯了”。
身为辽宁汉子、又有着近十年美术片从业经验的王树忱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
最后干脆一个电话请示到美影厂厂长特伟那里，谈不拢，不谈了。
于是王树忱带着“哪吒”打道回国，默默等待机会。
文艺工作者们的春天到了。沉寂数年的美影厂重新恢复了美术片的创作，《哪吒闹海》正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自觉虚度了十年光阴的动画人们铆足了劲，想把《哪吒闹海》做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
在哪吒的故事背景中，“人、神、鬼、兽同台表演；关、海、洞、天景色齐全”，适合用宽银幕来呈现。
最终，他们首次尝试用2.35:1的宽幅来制作动画电影。三位导演满怀雄心壮志，他们一致决定：
《哪吒闹海》的艺术特色，必须是奇、绝、壮、美。
所谓奇，就是故事离奇。为此，王树忱在剧本上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哪吒闹海》电影开篇，四海龙王兴风作浪，搅得陈塘关不得安宁，这为日后哪吒闹海埋下了合理性。
但其实在原著中，哪吒的闹海有点蛮不讲理。
在《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里，哪吒因天气炎热，到海边用混天绫蘸水洗澡，不想这宝贝法力无边撼动了龙宫。
龙王差夜叉李艮来问，哪吒仗着自己是“灵珠子应运下世”，口气十分嚣张：“你这畜生是什么东西，也配说话？”
等到火拼起来，哪吒一动怒就打斯了夜叉，抽了敖丙龙筋，却道“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
这要放在现代，妥妥的就是一恶少二代啊。
在《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哪吒应天命扶周灭商就已经是正义之身。哪怕是沙了人，也是为了“磨炼本性”、“完成劫数”，一切都可用天数来解释。反正古人吃这一套。
但若想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浑身戾气、恃强凌弱的哪吒，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树忱化用民间传说中，龙王贪得无厌、索要童男童女的桥段，反过来将哪吒塑造成天真无邪又正义凛然的少年英雄。
便是后来哪吒自刎，也是忍不了妖龙再作恶，忍不了百姓再受难，忍不了亲生爹爹要沙自己，是他自己的主动牺牲。
这一幕戏是全片的最高潮。
李靖因“天命难违”，挥剑欲砍哪吒，却因哪吒一声“爹爹”而心有不忍，手中宝剑应声落地。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几乎与此同时，乐器合奏的配乐响起，十二个全景、四个中景、六个近景的轮番切换将戏剧张力推向极致，越来越快，就在观众情绪抵达高潮的那一刻，哪吒反手挥剑自纹，音乐、画面戛然而止。
片刻停顿，我们只能看到哪吒的背影静止，剑在手中滑动了一下。哪吒睁眼，泪水滑落，染血的长剑坠向地面。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流下眼泪。
背向观众自纹，这经典的影史一幕是原画师常光希设计的。
但在当时，他的创作如履薄冰。考虑到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孩子，导演要求不能太暴力、太血腥。
“反正这一剑总是要下去的，问题是怎么下。”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哪吒背过身去下剑，但又担心画面张力不太够。
原画组组长林文肖——也是后来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导演跟他建议，让哪吒的头发竖起来后慢慢飘落，象征生命在哪吒的身体里消失。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在剪辑的加成下，戏剧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很到位。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童年最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观影体验。
曾这样评价：多少年后，哪吒长袖飘飘，白衣若雪，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横剑自刎的一幕仍历历在目，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此后的中国动画片再也没有，也无法再现了。
《哪吒闹海》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从绘制、拍摄到剪辑的所有工作，一共画了五万八千多张原画，摄制了宽银幕和4:3普通银幕两种规格，可想而知整个团队有多拼。
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在全片进行到精剪阶段，剪辑师肖淮海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拿的都是固定薪酬，能做到如此，当真是“用爱发电”。
但不疯魔不成活。这种对每一个细节都极致把握的态度，才让《哪吒闹海》成为了影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
拿一个细节举例。敖丙被哪吒抽了龙筋，龙王敖广气咻咻地去找李靖说道。这里有一场戏是李靖抚琴。
为了让李靖的神情、姿态甚至弹琴的指法都和音乐完美结合，曲子谱好后，主创团队请来专业琴师现场演奏。
琴师在中间抚琴，六位原画师呈扇形围成一圈，多角度速写记录下每个音节的指法。同时摄影师也将琴师演奏时的神态捕捉下来。
这本来只是一处和情节推进没什么关系的细节，他们却以十足的匠心来雕琢。
这做的哪里是动画，分明就是艺术品啊。
类似的惊喜比比皆是。
比如电影开场，随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浮现，一段青铜编钟音色的配乐响起，马上就把人拉入到中国古典神话的缥缈意境里。
对于出生在80、9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震撼的，是少年哪吒对父权的激烈反抗和对自由的决然追求。只是这样的哪吒，在自刎那刻便死去了，纵然莲花复生，但那不再是哪吒。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其他影视剧作品中，哪吒复活后被天庭招安的后续演绎，《哪吒闹海》的结尾处理才显得难能可贵。
快意复仇后的哪吒和家将、昔日伙伴一一告别，骑一匹梅花鹿逍遥远去，没有了血缘的羁绊，无来处无归途，自由自在，唯有此心，耿耿相随。
而那个仗义执言、一身反骨的少年英雄，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
哪吒——这个由师父太乙真人起的名字，曾经被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化为己用。他们在一首名为《闹海》的歌里唱道：
忧郁的孩子们别怕，守护着你们的是哪吒，谁要是再来害人定不饶他。
闹海哪吒 - 他在时间门外
【专访巫鸿：执着于东西方对立，会把我们拖回前现代想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历史# 【三星堆文字之谜，学者：即便没有文字，三星堆也进入了文明时代】所谓“沉睡三千年，一醒天下惊”，三星堆重见天日轰动世界，诡异奇特的造型，高超的青铜技术，神秘离奇的消失........无不引发世人无限遐想。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更引人关注的东西，就是三星堆到底有没有发现文字！
按照西方对文明的三项标准，即城市、文字、青铜（冶金术），有没有文字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标准之一。因此，之前的二里头遗址，如今的三星堆遗址是否存在文字，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考古确认，三星堆遗址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类似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等成系统的文字，只在出土的陶器、金器、玉器等文物上面，发现七个不规则的刻画符号（见下图），而且多为一器一符号。
那么，这些符号能不能称之为文字？中国学者研究认为：无论三星堆的这些字符是不是文字，都无法否定三星堆先民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01：三星堆刻符是不是文字
迄今为止，三星堆一共发现七个刻符，争论的焦点在于它们到底属不属于文字，众多学者各执一词，至今难有百分百的判断。
专家考证后普遍认为，这些单个存在的图案或符号只能算是一种文字画，还不是真正的文字。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说：“希望能发掘出文字来。这是我最期待的。文字对于破解很多谜题，都大有帮助。”言外之意，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刻符自然不属于文字。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就是文字，其中彝族古文字学者认为属于古体的古彝文字。2010年，媒体报道一些彝族学者，在凉山的六个县市请教数十位精通毕摩经书、能准确识别古彝文的民间高人，结果他们对照毕摩经书，认为三星堆发现的七个刻符就是古彝文。也就是说，三星堆先民已经存在系统文字，只是可能没能保存下来，或者如今还未找到。
所谓《彝族毕摩经》，据传可与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距今有8000年至1万年历史。如果三星堆刻符属于彝族古文，那么三星堆先民与彝族到底是何关系，又将是一个未解之谜。
不过，三星堆刻符是古彝文之说，并未得到专家们的普遍认可，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直言：“我不认为那是古彝文.......文字需要有明确的表意，跟出土文献相应，有一定的上下文，在各地多处出现 。而且文字必须要表音。否则很可能就是文字画，文字的雏形。”总之，专家普遍认为三星堆刻符属于文字画。
2：考古专家的一个大困惑
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的首都，势力范围极大，甚至已经扩张到了陕西汉中一带，必然存在一套严密的组织架构，而且三星堆青铜技术非常发达，比如铸造技术、焊接技术非常高超，黄金含金很高，青铜器上能凿出各种各样精美的孔洞等等，青铜技术比同时期中原商朝还要发达。
问题来了，如果没有文字，三星堆先民如何统治庞大的疆域，如何实现信息准确传达，如何积累高超的青铜技术，工匠们如何协同工作？光靠语言几乎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从社会发展逻辑上来看，三星堆先民应该存在文字系统。
与此同时，古代文献上记载古蜀国存有文字。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非常有名，是研究四川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等的重要文献，常璩在上面记载：“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见称在昔......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意思是彭祖是蜀人，后来担任殷商太史官，说明有蜀人精通商朝文字，周朝瞧不起蜀人，虽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命令，但不准他们参与诸侯会盟，君长之间来往，书信用不同的文字，车道的宽窄也不同。显然，至少在周朝时，古蜀国有文字，而且与中原文字不同。
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逻辑、古代文献记载等来看，三星堆都应该是一个有文字的辉煌文明。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认为：“至于有没有文字，我也认同考古专家的说法，认为三星堆是可能有文字的地方。”
然而迄今为止，三星堆只发现了七个刻符，并未发现系统的文字，考古发现的事实与符合逻辑的推论相矛盾，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吧。
3：即便没有文字，三星堆也是文明
按照西方对文明的标准，如果没有文字，那么就称之为三星堆文化，表示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国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但中国学者并不认为，甚至有人认为“即便没有文字，三星堆也是文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原因很简单，西方学者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的特征，归纳出了“文明三要素”，但埃及与两河流域之外的民族众多，生存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有不同，很难用“文明三要素”这一套标准衡量所有民族。比如，玛雅文明周围缺少铜矿，就没能发展出包括青铜在内的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没有创造出文字，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直到突厥时代（隋唐）才创造出文字，但汉朝匈奴就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了，难道说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匈奴等都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吗？因此，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三要素”，看似有道理，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2001年—2018年，中国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中外各种文明的考古发现分析研究，发现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符合“三要素”，与此同时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四个标准。
一，社会分工的出现。农业得到显著发展，提供了丰富、稳定的食物基础，在此基础上农业与手工业开始分开。
二，阶级分化的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出现剩余物质，私有财产意识出现，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阶级分化，出现了王权与国家。
三，都邑城市的出现。高等级的大型建筑，表明等级身份的尊贵礼器，丰富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等，反映出这样的城市有“王”，或“王”有都城。
四，区域国家的出现。通常来说，都邑性城市的出现，往往就代表着一个区域性国家的存在，周围诸侯拱卫都城。
因此，以中国人制定的“文明四标准”来看，三星堆无疑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有无文字并不影响“三星堆文明”的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这个标准也更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与三星堆遗址一样，浙江的良渚遗址也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很多学者认为良渚刻符不属于文字，但根据中国的“文明四标准”来看，良渚古城毫无疑问地进入了文明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按照中国的“文明四标准”来看，中华文明史可能远不止五千年，这就打破了西方对中国文明史的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决定中国文明史的起始时间”，西方学者根据“文明三要素”之文字，否定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认为只能从商朝或甲骨文算起，中国只有3300余年或3600余年文明史，至今仍然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赞同与拥护。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西方只是在最近400余年内才崛起，建立的是一套西方视角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系，因此西方的很多观点值得商榷、值得反思，如果不思考自身民族特质的盲从西方，最终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然无从谈起！
按照西方对文明的三项标准，即城市、文字、青铜（冶金术），有没有文字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标准之一。因此，之前的二里头遗址，如今的三星堆遗址是否存在文字，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考古确认，三星堆遗址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类似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等成系统的文字，只在出土的陶器、金器、玉器等文物上面，发现七个不规则的刻画符号（见下图），而且多为一器一符号。
那么，这些符号能不能称之为文字？中国学者研究认为：无论三星堆的这些字符是不是文字，都无法否定三星堆先民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01：三星堆刻符是不是文字
迄今为止，三星堆一共发现七个刻符，争论的焦点在于它们到底属不属于文字，众多学者各执一词，至今难有百分百的判断。
专家考证后普遍认为，这些单个存在的图案或符号只能算是一种文字画，还不是真正的文字。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说：“希望能发掘出文字来。这是我最期待的。文字对于破解很多谜题，都大有帮助。”言外之意，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刻符自然不属于文字。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就是文字，其中彝族古文字学者认为属于古体的古彝文字。2010年，媒体报道一些彝族学者，在凉山的六个县市请教数十位精通毕摩经书、能准确识别古彝文的民间高人，结果他们对照毕摩经书，认为三星堆发现的七个刻符就是古彝文。也就是说，三星堆先民已经存在系统文字，只是可能没能保存下来，或者如今还未找到。
所谓《彝族毕摩经》，据传可与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距今有8000年至1万年历史。如果三星堆刻符属于彝族古文，那么三星堆先民与彝族到底是何关系，又将是一个未解之谜。
不过，三星堆刻符是古彝文之说，并未得到专家们的普遍认可，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直言：“我不认为那是古彝文.......文字需要有明确的表意，跟出土文献相应，有一定的上下文，在各地多处出现 。而且文字必须要表音。否则很可能就是文字画，文字的雏形。”总之，专家普遍认为三星堆刻符属于文字画。
2：考古专家的一个大困惑
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的首都，势力范围极大，甚至已经扩张到了陕西汉中一带，必然存在一套严密的组织架构，而且三星堆青铜技术非常发达，比如铸造技术、焊接技术非常高超，黄金含金很高，青铜器上能凿出各种各样精美的孔洞等等，青铜技术比同时期中原商朝还要发达。
问题来了，如果没有文字，三星堆先民如何统治庞大的疆域，如何实现信息准确传达，如何积累高超的青铜技术，工匠们如何协同工作？光靠语言几乎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从社会发展逻辑上来看，三星堆先民应该存在文字系统。
与此同时，古代文献上记载古蜀国存有文字。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非常有名，是研究四川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等的重要文献，常璩在上面记载：“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见称在昔......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意思是彭祖是蜀人，后来担任殷商太史官，说明有蜀人精通商朝文字，周朝瞧不起蜀人，虽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命令，但不准他们参与诸侯会盟，君长之间来往，书信用不同的文字，车道的宽窄也不同。显然，至少在周朝时，古蜀国有文字，而且与中原文字不同。
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逻辑、古代文献记载等来看，三星堆都应该是一个有文字的辉煌文明。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认为：“至于有没有文字，我也认同考古专家的说法，认为三星堆是可能有文字的地方。”
然而迄今为止，三星堆只发现了七个刻符，并未发现系统的文字，考古发现的事实与符合逻辑的推论相矛盾，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吧。
3：即便没有文字，三星堆也是文明
按照西方对文明的标准，如果没有文字，那么就称之为三星堆文化，表示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国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但中国学者并不认为，甚至有人认为“即便没有文字，三星堆也是文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原因很简单，西方学者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的特征，归纳出了“文明三要素”，但埃及与两河流域之外的民族众多，生存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有不同，很难用“文明三要素”这一套标准衡量所有民族。比如，玛雅文明周围缺少铜矿，就没能发展出包括青铜在内的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没有创造出文字，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直到突厥时代（隋唐）才创造出文字，但汉朝匈奴就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了，难道说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匈奴等都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吗？因此，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三要素”，看似有道理，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2001年—2018年，中国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中外各种文明的考古发现分析研究，发现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符合“三要素”，与此同时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四个标准。
一，社会分工的出现。农业得到显著发展，提供了丰富、稳定的食物基础，在此基础上农业与手工业开始分开。
二，阶级分化的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出现剩余物质，私有财产意识出现，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阶级分化，出现了王权与国家。
三，都邑城市的出现。高等级的大型建筑，表明等级身份的尊贵礼器，丰富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等，反映出这样的城市有“王”，或“王”有都城。
四，区域国家的出现。通常来说，都邑性城市的出现，往往就代表着一个区域性国家的存在，周围诸侯拱卫都城。
因此，以中国人制定的“文明四标准”来看，三星堆无疑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有无文字并不影响“三星堆文明”的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这个标准也更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与三星堆遗址一样，浙江的良渚遗址也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很多学者认为良渚刻符不属于文字，但根据中国的“文明四标准”来看，良渚古城毫无疑问地进入了文明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按照中国的“文明四标准”来看，中华文明史可能远不止五千年，这就打破了西方对中国文明史的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决定中国文明史的起始时间”，西方学者根据“文明三要素”之文字，否定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认为只能从商朝或甲骨文算起，中国只有3300余年或3600余年文明史，至今仍然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赞同与拥护。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西方只是在最近400余年内才崛起，建立的是一套西方视角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系，因此西方的很多观点值得商榷、值得反思，如果不思考自身民族特质的盲从西方，最终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然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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