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为岳飞的八字命盘
正月甲木，初春尚有余寒，得丙癸透，富贵双全，癸藏丙透，名寒木向阳，主富贵倘风水不如，亦不失儒林俊秀，如无丙癸，平常人也。
初春甲木与腊月同，寒木向阳，非丙不暖，立春之后，三阳开泰，更须癸为助，虽丙癸并言，以丙以重，故云癸藏丙透，主富贵，人但知木能生火，不知初春甲木，实藉丙火以生，丙火者，阳和之气也，春回大地，气转阳和，万木自然发生，至于癸水，只要地支不太枯燥，如有丑等字，便为已足，正不用多也，丙癸并透，名为不晴不雨，正好养花之天，（见下正月乙木节）甲木气未壮者，亦适用之。
正二月甲木，素无取从财，从杀，从化之理。
正二月甲木，月令禄旺，自无从化之理。
或一派庚辛，主终身劳苦，克子刑妻，再支会金局，非夭即贫。
此言不能从煞也，正月木方萌芽生机蓬勃，不宜裁抑，故不宜用金，月令临官，虽支会金局，干透庚辛，不能从煞。故金多无火，非贫即夭，木被金伤，残疾夭折，与下文正二月支成金局节同看。
如无丙丁，一派壬癸，又无戊己制之，名水泛木浮，亡无棺椁。
此言不能用印也，春木当旺，毋劳印生。阴浓湿重，反损生机，故春木见金，用印化杀者下格，上文丙癸并透者，以丙火为主，兼一点癸水，调和既济，故主富贵，若一派壬癸，无戊己制之，则水泛木浮，即有戊己为制，而无丙丁出干，亦非上格也，如一派戊己，支会金局，为财多身弱，富屋贫人，终身劳苦，妻晚子迟，
此言不能从财也，初春木嫩，无力克土，总论云：上多则损力，土薄则财丰，若见金局，或庚辛，水气更弱，然月令寅宫，为甲木临官之地，即被冲动,不能消灭时令当旺之气,只作财多身弱论也。
以上初春，专指雨水前而言。
正二月甲木一例，木乘旺气，无金殃，先看庚、次取丁，有庚，木能成器，有丁，木火通明，庚丁两透，科甲定许，即风水不如，亦不失富贵，然须运气相扶，如运气不扶，反困用神，便成虚名无实耳。
正二月甲木者，言雨水之后，清明之前，看法相同也，（清明后，鼓雨前），乙木余气司令，土未当旺，亦同看），春木太旺，则宜裁抑，先庚次丁者，伤官驾煞也，木得庚以成器，得火而繁荣，庚喜丁制，裁抑不致太过，而得其中和，庚金劈甲引丁，又有木火通明之象，运气相扶者，木旺宜庚，庚重宜丁，宜庚者，喜西方运，反之，便困用神，有名无实矣。
或无庚金，有丁透，亦属文星，为木火通明之象，又名伤官生财格，主聪明雅秀，一见癸水伤丁，但作厚道迁儒，或柱中多癸，滋助木神，伤灭丁火，其人奸雄枭险，言清行浊之流。
甲无庚不灵，故无庚用丁，虽同为木火通明，贵气较逊，聪明雅秀，文人大学士之流也，用神不可损伤，一见癸水，伤灭丁火，为厚道迁儒，功名富贵，皆非其份，若四柱多癸，虽不直接伤用，而丁火被困，亦难发达，发为性情，言清行浊。
或一庚一戊出干，号曰财煞相生，运行金水，可许科甲，虽无阴惊风水,亦不失儒林艺士,若庚申、戊寅、甲寅、丙寅，一行金水运，发进士，或甲午日，庚午时，此人富贵，但要好运相扶，不宜克制庚丁。
此言财滋弱煞格，春木当旺，庚金衰弱，身旺煞轻，煞化为官，宜财生煞，不宜印化，（煞旺宜制，见上伤官驾煞格）然庚申一造，行金水运，发进士者，以原命三寅藏丙，丙火出干，阳壮水渴，水为配合之需要也，甲午日庚午时，意义相同，宜湿土生金之运，论运，须随宜配合，可见一班，才滋弱煞，不宜克制庚金，用丁制煞，不宜克制丁火，运气配合得宜，然富贵，凡中等张局，皆须运岁相扶，否则不能大发也。（坊本此人贵，抄本此人富，究之富贵等耳）。
或支成金局，又透庚辛，此人不吉，并无丙丁火破金，名为木被金伤。
承上文，木多金少，用财生煞，名财煞相生，金重用丁火制之，名伤官驾煞，若支成金局，又透庚辛，煞旺无制，月令临官，又无从煞之理，木被金伤，为残疾夭折之命，同上一派庚辛节。
或支成火局，泄气太过，性不愚怯，但常有灾疾缠身。
木火伤官，本主聪颖，见上木火通明节，但支成火局，泄气太过，无水滋润，主疾疾，春深阳壮木渴，若支有癸水，配得中和，木火两旺，亦成美格。
支成木局，有庚万贵，无庚，男命鳏独僧道，女命孤寡，见二庚出干，大富大贵。
甲木见支成木局，不取曲直仁寿格，木旺以用庚克制为上，用丁火泄秀为次，此言有庚方贵者，即总论重见生旺，用庚金啄凿，可成栋梁之材是也，见两庚者，富贵，凡甲木用庚为贵，用辛前否，以庚能劈甲，辛金力簿，无啄凿之用也，木盛无金，其人是勤吃懒做，而无作为造就之人。
支成水局，成透则贵，无戊制之，水多木泛，不止穷卑，且亡无棺椁。
三春之木，正值当旺之时，何劳印生，四柱壮木渴，则宜一二点水为配合，见阴浓湿重，木反被损，故支成水局，须戊土出干为救，更须丙火暄之，方成贵格，与初春无丙丁，一派壬癸节同看。
总之，正二月甲木，有庚戊者上命，如有丁透，大富大贵之命，盖非戊庚金失母故也，或木多无庚而用丁，名木喜南而软弱。
总结上文，初春气寒，以丙癸为上命，春深木老，以庚戊为上命，或用庚戊丁，上上之命，用财滋煞，不如身杀两旺，以食伤制煞之为贵也。金气至春而休囚，无戊，则庚金力薄，不能劈甲，故用庚不离戊土也，何以不言木火通明，盖木喜南而软弱，格虽贵，不过文学之士，木气泄弱故也。
凡三春甲木，用庚者，土为妻，金为子，用丁者，木为妻，火为子，
用庚者，煞为用也，财为妻，官煞为子，用丁者，伤官为用也，比劫为妻，食伤为子，言三春者，不分初仲，正二三月，同此看法也。
或二月甲木，庚金得所者，名阳刃架煞，可许异途小贵，若武职便显，但要财资煞，柱中逢财，英雄独压万人，若见癸水，困了财杀，主为光棍，重刃定遭凶，煞重无凶，但性格横暴，正二月甲木，无从财化土之格。
正二月甲木，一例同推，已见上文，独煞刃一格，为正月所无，故另文说明之，得所者，地支通根得禄也。煞刃格，宜武不宜文，故云武职便显，文职不过异途小贵耳，盖二月阳刃驾煞，煞刃暗合有情，庚金休囚无气，故须有财资煞，方为煞刃两停，无财刃旺煞弱，不过异途小贵，凡煞刃格，不宜见食伤制煞，行身旺之运，则假煞为权，如乙亥己卯甲申乙亥，萧耀南命造是也，一见癸水，泄煞之气，便失制刃之意，又要财资煞，并不要煞重，独煞为只，若重重庚金而刃轻，同正月一派庚辛节，木被伤矣，重刃者，地支重见卯木也，无煞制之，定遭凶，煞重不为凶，以刃旺秉令也。但性格横暴，刑克重耳，书云：刃旺复行刃地，进禄得财处，亡于药石之间，煞旺得行煞地，建业立功处，亡于刀剑之下，其言颇验，二月甲木，与正月雨水后甲木，用法略同，所不同者，即煞刃一格耳。
书云：木旺宜火之光辉，秋闱可试，木向春生，处世安然有寿，日主无依，却喜运行财地。
此节造化元钥抄本删，兹据穷通宝鉴，附录于末，以供参考，木旺无庚，则用火泄之，为木火通明格，（同上木火文星节）秀气发越，故云秋闱可试。木主仁，仁者寿，支成木局，不须春生，多主仁寿，四柱无庚丁可用，为身旺无依，运行财地，虽不劫耗，比较为吉，盖正二月间，四柱虽不见火，亦有暗火之用，食伤生财，自有可取，不得已之用法，下格也。
正月
戊寅 甲寅 甲辰 乙亥
，孝廉
按此造寅辰夹卯，亥暗会卯木，旺而不成格，以寅中丙火生财为用，支有亥水，辰藏癸水，气象中和，惜丙火不透，年月空亡，故只小贵耳。
甲申 丙寅 甲寅 庚午
，茂才。
按此造庚金出干，无财相生，则庚金无力，大运双顺行南方，不过茂才而止。
以上造化元钥
庚寅 戊寅 甲子 丙寅
，光绪十六年正月二13日寅时。
陈济棠命：生于雨水前七日，丙透癸藏，大富大贵之命，妻宫癸水，内助尤得力也。
庚寅 戊寅 甲戌 丙寅
，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寅时。杨化昭命：生于雨水后五日，阳壮木渴，不能无水润泽，四柱无癸，虽丙火出干，富贵皆小。
二月
甲午 丁卯 甲寅 丁卯
，乏庚，富而不贵，运入西支方，大凶，幸两干不杂，木火通明，为人清雅，子多而贤。
按丁火为用，乏庚不贵，虽木火通明，不过文人大学士，为人清雅而已，初运戊辰己巳财地，泄火之气为吉，运至西南，辛未壬申癸酉，伤克用神，自无幸矣。
己未 丁卯 甲戌 庚午
，科甲之命，盖庚丁两造，虽风水不如，不失荣华，但为人色重招殃，兄弟无力。
按庚丁两透，制过七煞，庚金生春月禁地，本宜财星，不宜火制，加以阳壮木渴，无水润泽，午戌会局，庚金无力，不能制劫，故兄弟无力，尤幸运行北方，不失荣华，甲戌，庚午，交互值桃花红艳然，己土财星来合，宜乎色重招殃矣。
癸未 乙卯 甲子 己巳
岳武穆命：劫财阳刃，行辛亥运，辛酉年，冲合阳刃，坐囹圄亡身，以上造化元钥。
戊寅 乙卯 甲午 甲戌
，明崇祯十一年正月三十日戌时。
清世祖（顺治）命，寅午戌会局，火盛木焚，寅午犬乡，甲来成灭是也，四柱无滴水解炎，只能用成土泄火气，巳运逊国，不知所终。
乙亥 己卯 甲申 乙亥
，光绪元年二月十六日亥时。
萧耀南巡帅命，阳刃合煞，制刃得力，行乙亥甲运，省高官阶，集于一身，将入戌运，疾逝
春月之木，渐有生长之象，春初，犹有余寒，当以火温暖，则有舒畅之美，水多变克，有损精神，重见生旺，用庚金啄凿，可成栋梁，春末，阳壮木渴，藉水滋扶，则花繁叶茂，初春无火，增之以水，则阴浓气弱，根损枝枯，不能华秀，春木失水，增之以只,则阳气太盛，燥渴相加，枝叶乾枯，亦不华秀，是水火二物，要得时相济为美。三春甲木看法，分为三节，一初春，雨水之前，尚有余寒，丙癸并用，以丙火为主要，二仲春，雨水之后，鼓雨之前，重见生旺，用庚金，清明后，虽属三月，土木当旺，乙木司令，与二月同看，惟阳刃一格，为二月所专有，附于仲春后，三墓春，鼓雨后，土旺用事，丙火将旺，阳壮木渴，木气已竭，非藉水滋扶不可，此三春用法之别也。
正月甲木，初春尚有余寒，得丙癸透，富贵双全，癸藏丙透，名寒木向阳，主富贵倘风水不如，亦不失儒林俊秀，如无丙癸，平常人也。
初春甲木与腊月同，寒木向阳，非丙不暖，立春之后，三阳开泰，更须癸为助，虽丙癸并言，以丙以重，故云癸藏丙透，主富贵，人但知木能生火，不知初春甲木，实藉丙火以生，丙火者，阳和之气也，春回大地，气转阳和，万木自然发生，至于癸水，只要地支不太枯燥，如有丑等字，便为已足，正不用多也，丙癸并透，名为不晴不雨，正好养花之天，（见下正月乙木节）甲木气未壮者，亦适用之。
正二月甲木，素无取从财，从杀，从化之理。
正二月甲木，月令禄旺，自无从化之理。
或一派庚辛，主终身劳苦，克子刑妻，再支会金局，非夭即贫。
此言不能从煞也，正月木方萌芽生机蓬勃，不宜裁抑，故不宜用金，月令临官，虽支会金局，干透庚辛，不能从煞。故金多无火，非贫即夭，木被金伤，残疾夭折，与下文正二月支成金局节同看。
如无丙丁，一派壬癸，又无戊己制之，名水泛木浮，亡无棺椁。
此言不能用印也，春木当旺，毋劳印生。阴浓湿重，反损生机，故春木见金，用印化杀者下格，上文丙癸并透者，以丙火为主，兼一点癸水，调和既济，故主富贵，若一派壬癸，无戊己制之，则水泛木浮，即有戊己为制，而无丙丁出干，亦非上格也，如一派戊己，支会金局，为财多身弱，富屋贫人，终身劳苦，妻晚子迟，
此言不能从财也，初春木嫩，无力克土，总论云：上多则损力，土薄则财丰，若见金局，或庚辛，水气更弱，然月令寅宫，为甲木临官之地，即被冲动,不能消灭时令当旺之气,只作财多身弱论也。
以上初春，专指雨水前而言。
正二月甲木一例，木乘旺气，无金殃，先看庚、次取丁，有庚，木能成器，有丁，木火通明，庚丁两透，科甲定许，即风水不如，亦不失富贵，然须运气相扶，如运气不扶，反困用神，便成虚名无实耳。
正二月甲木者，言雨水之后，清明之前，看法相同也，（清明后，鼓雨前），乙木余气司令，土未当旺，亦同看），春木太旺，则宜裁抑，先庚次丁者，伤官驾煞也，木得庚以成器，得火而繁荣，庚喜丁制，裁抑不致太过，而得其中和，庚金劈甲引丁，又有木火通明之象，运气相扶者，木旺宜庚，庚重宜丁，宜庚者，喜西方运，反之，便困用神，有名无实矣。
或无庚金，有丁透，亦属文星，为木火通明之象，又名伤官生财格，主聪明雅秀，一见癸水伤丁，但作厚道迁儒，或柱中多癸，滋助木神，伤灭丁火，其人奸雄枭险，言清行浊之流。
甲无庚不灵，故无庚用丁，虽同为木火通明，贵气较逊，聪明雅秀，文人大学士之流也，用神不可损伤，一见癸水，伤灭丁火，为厚道迁儒，功名富贵，皆非其份，若四柱多癸，虽不直接伤用，而丁火被困，亦难发达，发为性情，言清行浊。
或一庚一戊出干，号曰财煞相生，运行金水，可许科甲，虽无阴惊风水,亦不失儒林艺士,若庚申、戊寅、甲寅、丙寅，一行金水运，发进士，或甲午日，庚午时，此人富贵，但要好运相扶，不宜克制庚丁。
此言财滋弱煞格，春木当旺，庚金衰弱，身旺煞轻，煞化为官，宜财生煞，不宜印化，（煞旺宜制，见上伤官驾煞格）然庚申一造，行金水运，发进士者，以原命三寅藏丙，丙火出干，阳壮水渴，水为配合之需要也，甲午日庚午时，意义相同，宜湿土生金之运，论运，须随宜配合，可见一班，才滋弱煞，不宜克制庚金，用丁制煞，不宜克制丁火，运气配合得宜，然富贵，凡中等张局，皆须运岁相扶，否则不能大发也。（坊本此人贵，抄本此人富，究之富贵等耳）。
或支成金局，又透庚辛，此人不吉，并无丙丁火破金，名为木被金伤。
承上文，木多金少，用财生煞，名财煞相生，金重用丁火制之，名伤官驾煞，若支成金局，又透庚辛，煞旺无制，月令临官，又无从煞之理，木被金伤，为残疾夭折之命，同上一派庚辛节。
或支成火局，泄气太过，性不愚怯，但常有灾疾缠身。
木火伤官，本主聪颖，见上木火通明节，但支成火局，泄气太过，无水滋润，主疾疾，春深阳壮木渴，若支有癸水，配得中和，木火两旺，亦成美格。
支成木局，有庚万贵，无庚，男命鳏独僧道，女命孤寡，见二庚出干，大富大贵。
甲木见支成木局，不取曲直仁寿格，木旺以用庚克制为上，用丁火泄秀为次，此言有庚方贵者，即总论重见生旺，用庚金啄凿，可成栋梁之材是也，见两庚者，富贵，凡甲木用庚为贵，用辛前否，以庚能劈甲，辛金力簿，无啄凿之用也，木盛无金，其人是勤吃懒做，而无作为造就之人。
支成水局，成透则贵，无戊制之，水多木泛，不止穷卑，且亡无棺椁。
三春之木，正值当旺之时，何劳印生，四柱壮木渴，则宜一二点水为配合，见阴浓湿重，木反被损，故支成水局，须戊土出干为救，更须丙火暄之，方成贵格，与初春无丙丁，一派壬癸节同看。
总之，正二月甲木，有庚戊者上命，如有丁透，大富大贵之命，盖非戊庚金失母故也，或木多无庚而用丁，名木喜南而软弱。
总结上文，初春气寒，以丙癸为上命，春深木老，以庚戊为上命，或用庚戊丁，上上之命，用财滋煞，不如身杀两旺，以食伤制煞之为贵也。金气至春而休囚，无戊，则庚金力薄，不能劈甲，故用庚不离戊土也，何以不言木火通明，盖木喜南而软弱，格虽贵，不过文学之士，木气泄弱故也。
凡三春甲木，用庚者，土为妻，金为子，用丁者，木为妻，火为子，
用庚者，煞为用也，财为妻，官煞为子，用丁者，伤官为用也，比劫为妻，食伤为子，言三春者，不分初仲，正二三月，同此看法也。
或二月甲木，庚金得所者，名阳刃架煞，可许异途小贵，若武职便显，但要财资煞，柱中逢财，英雄独压万人，若见癸水，困了财杀，主为光棍，重刃定遭凶，煞重无凶，但性格横暴，正二月甲木，无从财化土之格。
正二月甲木，一例同推，已见上文，独煞刃一格，为正月所无，故另文说明之，得所者，地支通根得禄也。煞刃格，宜武不宜文，故云武职便显，文职不过异途小贵耳，盖二月阳刃驾煞，煞刃暗合有情，庚金休囚无气，故须有财资煞，方为煞刃两停，无财刃旺煞弱，不过异途小贵，凡煞刃格，不宜见食伤制煞，行身旺之运，则假煞为权，如乙亥己卯甲申乙亥，萧耀南命造是也，一见癸水，泄煞之气，便失制刃之意，又要财资煞，并不要煞重，独煞为只，若重重庚金而刃轻，同正月一派庚辛节，木被伤矣，重刃者，地支重见卯木也，无煞制之，定遭凶，煞重不为凶，以刃旺秉令也。但性格横暴，刑克重耳，书云：刃旺复行刃地，进禄得财处，亡于药石之间，煞旺得行煞地，建业立功处，亡于刀剑之下，其言颇验，二月甲木，与正月雨水后甲木，用法略同，所不同者，即煞刃一格耳。
书云：木旺宜火之光辉，秋闱可试，木向春生，处世安然有寿，日主无依，却喜运行财地。
此节造化元钥抄本删，兹据穷通宝鉴，附录于末，以供参考，木旺无庚，则用火泄之，为木火通明格，（同上木火文星节）秀气发越，故云秋闱可试。木主仁，仁者寿，支成木局，不须春生，多主仁寿，四柱无庚丁可用，为身旺无依，运行财地，虽不劫耗，比较为吉，盖正二月间，四柱虽不见火，亦有暗火之用，食伤生财，自有可取，不得已之用法，下格也。
正月
戊寅 甲寅 甲辰 乙亥
，孝廉
按此造寅辰夹卯，亥暗会卯木，旺而不成格，以寅中丙火生财为用，支有亥水，辰藏癸水，气象中和，惜丙火不透，年月空亡，故只小贵耳。
甲申 丙寅 甲寅 庚午
，茂才。
按此造庚金出干，无财相生，则庚金无力，大运双顺行南方，不过茂才而止。
以上造化元钥
庚寅 戊寅 甲子 丙寅
，光绪十六年正月二13日寅时。
陈济棠命：生于雨水前七日，丙透癸藏，大富大贵之命，妻宫癸水，内助尤得力也。
庚寅 戊寅 甲戌 丙寅
，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寅时。杨化昭命：生于雨水后五日，阳壮木渴，不能无水润泽，四柱无癸，虽丙火出干，富贵皆小。
二月
甲午 丁卯 甲寅 丁卯
，乏庚，富而不贵，运入西支方，大凶，幸两干不杂，木火通明，为人清雅，子多而贤。
按丁火为用，乏庚不贵，虽木火通明，不过文人大学士，为人清雅而已，初运戊辰己巳财地，泄火之气为吉，运至西南，辛未壬申癸酉，伤克用神，自无幸矣。
己未 丁卯 甲戌 庚午
，科甲之命，盖庚丁两造，虽风水不如，不失荣华，但为人色重招殃，兄弟无力。
按庚丁两透，制过七煞，庚金生春月禁地，本宜财星，不宜火制，加以阳壮木渴，无水润泽，午戌会局，庚金无力，不能制劫，故兄弟无力，尤幸运行北方，不失荣华，甲戌，庚午，交互值桃花红艳然，己土财星来合，宜乎色重招殃矣。
癸未 乙卯 甲子 己巳
岳武穆命：劫财阳刃，行辛亥运，辛酉年，冲合阳刃，坐囹圄亡身，以上造化元钥。
戊寅 乙卯 甲午 甲戌
，明崇祯十一年正月三十日戌时。
清世祖（顺治）命，寅午戌会局，火盛木焚，寅午犬乡，甲来成灭是也，四柱无滴水解炎，只能用成土泄火气，巳运逊国，不知所终。
乙亥 己卯 甲申 乙亥
，光绪元年二月十六日亥时。
萧耀南巡帅命，阳刃合煞，制刃得力，行乙亥甲运，省高官阶，集于一身，将入戌运，疾逝
春月之木，渐有生长之象，春初，犹有余寒，当以火温暖，则有舒畅之美，水多变克，有损精神，重见生旺，用庚金啄凿，可成栋梁，春末，阳壮木渴，藉水滋扶，则花繁叶茂，初春无火，增之以水，则阴浓气弱，根损枝枯，不能华秀，春木失水，增之以只,则阳气太盛，燥渴相加，枝叶乾枯，亦不华秀，是水火二物，要得时相济为美。三春甲木看法，分为三节，一初春，雨水之前，尚有余寒，丙癸并用，以丙火为主要，二仲春，雨水之后，鼓雨之前，重见生旺，用庚金，清明后，虽属三月，土木当旺，乙木司令，与二月同看，惟阳刃一格，为二月所专有，附于仲春后，三墓春，鼓雨后，土旺用事，丙火将旺，阳壮木渴，木气已竭，非藉水滋扶不可，此三春用法之别也。
陕西洋县的传统造纸工艺
洋县（龙亭）是改进造纸术的宦官蔡伦的封地，当地在蔡侯祠（墓）旁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纸文化博物馆，介绍当地传统造纸工艺，并将其历史上溯到东汉（未必可信）。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山货》记载了陕南地区的造纸业，主要涉及定远、西乡，兼及洋县，但所叙为竹纸，工艺流程与以构树皮为原料的洋县龙亭造纸术略有差异。现将 严书 相关内容移录于此，并附博主在洋县蔡侯祠拍摄的展板资料，以资对比
卷十《山货》记载：“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
1.纸厂择址，近林滨水
“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
2.备料
如果缺乏木材，可用竹代替
“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只可就竹箐开笋厂。笋厂于小满后十日采笋，焙干，发客。纸厂则于夏至前后十日内，砍取竹初解箨，尚未分枝者，过此二十日，即老嫩不匀，不堪用。其竹名木竹，粗者如杯，细者如指。于此二十日内，将山场所有新竹，一并砍取，名剁料。”
3.浸泡
“于近厂处开一池，引水灌人，池深二三尺，不拘大小，将竹尽数推放池内。十日后，方可用其料，须供一年之用。倘池小竹多，不能堆放，则于林深阴湿处堆放，有水则不坏，无水则间有坏者。从水内取出，剁作一尺四五寸长，用木棍砸至扁碎，篾条捆缚成把，每捆围圆二尺六七寸至三尺不等。”
4.上灰和蒸料
“另开灰池，用石灰搅成灰浆，将笋捆置灰浆内蘸透，随蘸随剁，逐层堆砌如墙。候十余日，灰水吃透，去篾条，上大木甑。其甑用木攒成，竹篾箍紧，底径九尺，口径七尺，高丈许。每甑可装竹料六七百捆，蒸四五日，昼夜不断火，甑旁开一水塘，引活水可灌可放。”
5.漂涤
“竹料蒸过后，入水塘，放水冲浸两三日后，俟灰气泡净，竹料如麻皮，复入甑内，用硷水煮三日夜，以铁钩捞起，仍入水塘淘洗一两日，硷水淘净。”
6.捣浆
“每甑用黄豆五升、白米五升，磨成水浆，将竹料加米浆拌匀，又入甑内再蒸七八日，即成纸料。”
7.捞纸
“取出纸料，先下踏槽。其槽就地开成，数人赤脚细踏后捞起，下纸槽。槽亦开于地下，以二人持大竹棍搅极匀，然后用竹帘揭纸。帘之大小，就所做纸之大小为定。竹帘一扇，揭纸一层，逐层夹叠，叠至尺许厚，即紧压，候压至三寸许，则水压净，逐张揭起，上焙墙焙干。”
8.焙干
“其焙墙用竹片编成，大如墙壁，灰泥搪平，两扇对靠，中烧木柴，烤热焙纸。”
各纸品的规格和工艺调整：
“如细白纸，每甑纸料入槽后，再以白米二升，磨成汁搅入，揭纸即细紧。
如做黄表纸，加姜黄末，即黄色。
其纸大者名二则纸，其次名圆边、毛边纸。
黄表纸，二则、圆边、毛边，论捆，每捆五六合，每合二百张。
每甑之料，二则纸可做三十捆，圆边、毛边纸可做三十五六捆。
黄表纸，论箱，每甑可做一百五六十箱。
染色之纸，须背运出山，于纸房内将整合之纸，大小裁齐，上蒸笼干蒸后，以胶矾水拖湿，晾干，刷色，此造纸之法也。”
陕南纸业概况
“山内丛竹，一年一解箨，老林烧尽，另蓄子朳，山场一段，即可作小厂，世业不似木厂，砍伐即成荒地。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近日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山内居民，富佃山内有竹林者，夏至前后，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厂售卖，处处有之，借以图生者，常数万计矣。”
严如熤指出，纸厂除了有利小民生计外，通过砍伐老林，压缩了川陕鄂三省边界藏亡匿叛的地景空间，一举两得。
“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山内险阻，老林之虬干繆枝，固为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则丛竹之为患更烈。竹筠常青，春烧不然，得多有纸厂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卷十二《策略》）
洋县（龙亭）是改进造纸术的宦官蔡伦的封地，当地在蔡侯祠（墓）旁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纸文化博物馆，介绍当地传统造纸工艺，并将其历史上溯到东汉（未必可信）。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山货》记载了陕南地区的造纸业，主要涉及定远、西乡，兼及洋县，但所叙为竹纸，工艺流程与以构树皮为原料的洋县龙亭造纸术略有差异。现将 严书 相关内容移录于此，并附博主在洋县蔡侯祠拍摄的展板资料，以资对比
卷十《山货》记载：“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
1.纸厂择址，近林滨水
“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
2.备料
如果缺乏木材，可用竹代替
“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只可就竹箐开笋厂。笋厂于小满后十日采笋，焙干，发客。纸厂则于夏至前后十日内，砍取竹初解箨，尚未分枝者，过此二十日，即老嫩不匀，不堪用。其竹名木竹，粗者如杯，细者如指。于此二十日内，将山场所有新竹，一并砍取，名剁料。”
3.浸泡
“于近厂处开一池，引水灌人，池深二三尺，不拘大小，将竹尽数推放池内。十日后，方可用其料，须供一年之用。倘池小竹多，不能堆放，则于林深阴湿处堆放，有水则不坏，无水则间有坏者。从水内取出，剁作一尺四五寸长，用木棍砸至扁碎，篾条捆缚成把，每捆围圆二尺六七寸至三尺不等。”
4.上灰和蒸料
“另开灰池，用石灰搅成灰浆，将笋捆置灰浆内蘸透，随蘸随剁，逐层堆砌如墙。候十余日，灰水吃透，去篾条，上大木甑。其甑用木攒成，竹篾箍紧，底径九尺，口径七尺，高丈许。每甑可装竹料六七百捆，蒸四五日，昼夜不断火，甑旁开一水塘，引活水可灌可放。”
5.漂涤
“竹料蒸过后，入水塘，放水冲浸两三日后，俟灰气泡净，竹料如麻皮，复入甑内，用硷水煮三日夜，以铁钩捞起，仍入水塘淘洗一两日，硷水淘净。”
6.捣浆
“每甑用黄豆五升、白米五升，磨成水浆，将竹料加米浆拌匀，又入甑内再蒸七八日，即成纸料。”
7.捞纸
“取出纸料，先下踏槽。其槽就地开成，数人赤脚细踏后捞起，下纸槽。槽亦开于地下，以二人持大竹棍搅极匀，然后用竹帘揭纸。帘之大小，就所做纸之大小为定。竹帘一扇，揭纸一层，逐层夹叠，叠至尺许厚，即紧压，候压至三寸许，则水压净，逐张揭起，上焙墙焙干。”
8.焙干
“其焙墙用竹片编成，大如墙壁，灰泥搪平，两扇对靠，中烧木柴，烤热焙纸。”
各纸品的规格和工艺调整：
“如细白纸，每甑纸料入槽后，再以白米二升，磨成汁搅入，揭纸即细紧。
如做黄表纸，加姜黄末，即黄色。
其纸大者名二则纸，其次名圆边、毛边纸。
黄表纸，二则、圆边、毛边，论捆，每捆五六合，每合二百张。
每甑之料，二则纸可做三十捆，圆边、毛边纸可做三十五六捆。
黄表纸，论箱，每甑可做一百五六十箱。
染色之纸，须背运出山，于纸房内将整合之纸，大小裁齐，上蒸笼干蒸后，以胶矾水拖湿，晾干，刷色，此造纸之法也。”
陕南纸业概况
“山内丛竹，一年一解箨，老林烧尽，另蓄子朳，山场一段，即可作小厂，世业不似木厂，砍伐即成荒地。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近日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山内居民，富佃山内有竹林者，夏至前后，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厂售卖，处处有之，借以图生者，常数万计矣。”
严如熤指出，纸厂除了有利小民生计外，通过砍伐老林，压缩了川陕鄂三省边界藏亡匿叛的地景空间，一举两得。
“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山内险阻，老林之虬干繆枝，固为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则丛竹之为患更烈。竹筠常青，春烧不然，得多有纸厂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卷十二《策略》）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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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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