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变生于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于制事”。
第一计 阳谋阴谋
“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成者，积德也。”
计谋，有阴谋和阳谋之别，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可轻视对方，因为事件、环境、情报都有假的。所以圣人应该高深莫测。鬼谷子所谓“阴”，是谋之于阴成之于阳。
第二计 扭转乾坤
“故静固志意，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
鬼谷子认为，当形势对我们不利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涵养自己的精神力量，因为只有自己的精神力量强大了，才可以扭转乾坤。
第三计 各个击破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
鬼谷子认为：要想使对方的威势分散，我们必须效法伏熊，伺机而动，各个击破。
第四计 如闭如卦
“环转因化，莫之所为，退为尤仪。”
鬼谷子说：在作战时，人们必须象圆环那样随机应变，运转自如，使他人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
第五计 盗尽天机
“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击、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象之宜。”
鬼谷子认为，一 个高明的人，在瞬息万变的事物中，应及时抓住事物转化的时机，去调整或执行自己的计划。
第六计 一言兴邦
“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世人说话随口而发，一言错出，遗祸无穷。
第七计 众不敌寡
“将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逆之，逆之，虽盛必衰。”
一个人，一旦他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去做事，即使一时拥有强大的势力，也必然会失败；一个人，如果能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去做事，那么，即使目前势单力薄，也能以少胜多。
第八计 计中诡计
“凡趋合倍反，计有造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
世上万事千变万化，一个主帅，必须拿出多个计谋去应付不断变化的情况。
第九计 天地无常
“天地所变换，既有变换，岂能长久乎？”
天地之间，理本一贯，没有不变之天气，没有不变之人事，一个人只知一味地相信即成的传统，而不知道革新，他就必然被时代所淘汰。
第十计 推陈出新
“曲则全，枉则过，满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新陈代谢是宇宙万物发展的一个规律，一切的创新，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没有对传统的继承，就无法谈创新。只有对传统有了彻底的了解，才能对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分清，然后，剔除传统中的糟粕，将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加以发扬光大。
第十一计 高瞻远瞩
“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亦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
众人不知道的东西，众人看不见的东西，智者独能明察秋毫。
第十二计 翻手为背
“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借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占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
变是万物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有运用灵活的而不是机械的方法来处理我们面前的事情，才能胜不骄败不馁。
第十三计 忤合深谋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为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身，必量身材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就桀，然后合于汤，吕尙三就文王，三入殿，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
第十四计 暗度陈仓
“圣人之道阳，愚人之道阴，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
聪明的将帅，往往会制造一些假象迷惑敌人，暗地里却进行着制敌于死命的行动。
第十五计 一点突破
“从外制内，事有因，由而随也。”
我们要想从外部控制别人的内心，就应该懂得：必须抓住事物的关键环节，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第十六计 视微成巨
“察其事，论万物，别雌雄，虽非其事，见微知类。”
一个明智的人，能够根据细微的征兆，去推知潜在的重大事件。
第十七计 主客互变
“故为强者积于弱也，为有者积于曲也，有余者积于不定也，此其道不行也，柔弱胜于刚强，故积弱可以为强。”
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也。第十八计 纳叛招降
“勿坚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
一个聪明的主帅，应该有一种雄伟的政治家气魄，他不拒绝任何一个想要归附自己的人。
第十九计 应敌而动
“从而应之，事无不可。”
所谓“应”，是“迫而后动”“不得已而起”，这里的“应”不是消极的“无抵抗主义”，而是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一种方法。一个人，如果处处争强好胜，他的体力、精神必定消耗得快，生命不会轻举妄动，而是不断的锻炼自己的体力意志，一直达到能完全克敌制胜的时候，他才会有行动，也就是说，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动则已，一动就势不可挡。
第一计 阳谋阴谋
“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成者，积德也。”
计谋，有阴谋和阳谋之别，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可轻视对方，因为事件、环境、情报都有假的。所以圣人应该高深莫测。鬼谷子所谓“阴”，是谋之于阴成之于阳。
第二计 扭转乾坤
“故静固志意，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
鬼谷子认为，当形势对我们不利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涵养自己的精神力量，因为只有自己的精神力量强大了，才可以扭转乾坤。
第三计 各个击破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
鬼谷子认为：要想使对方的威势分散，我们必须效法伏熊，伺机而动，各个击破。
第四计 如闭如卦
“环转因化，莫之所为，退为尤仪。”
鬼谷子说：在作战时，人们必须象圆环那样随机应变，运转自如，使他人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
第五计 盗尽天机
“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击、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象之宜。”
鬼谷子认为，一 个高明的人，在瞬息万变的事物中，应及时抓住事物转化的时机，去调整或执行自己的计划。
第六计 一言兴邦
“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世人说话随口而发，一言错出，遗祸无穷。
第七计 众不敌寡
“将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逆之，逆之，虽盛必衰。”
一个人，一旦他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去做事，即使一时拥有强大的势力，也必然会失败；一个人，如果能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去做事，那么，即使目前势单力薄，也能以少胜多。
第八计 计中诡计
“凡趋合倍反，计有造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
世上万事千变万化，一个主帅，必须拿出多个计谋去应付不断变化的情况。
第九计 天地无常
“天地所变换，既有变换，岂能长久乎？”
天地之间，理本一贯，没有不变之天气，没有不变之人事，一个人只知一味地相信即成的传统，而不知道革新，他就必然被时代所淘汰。
第十计 推陈出新
“曲则全，枉则过，满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新陈代谢是宇宙万物发展的一个规律，一切的创新，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没有对传统的继承，就无法谈创新。只有对传统有了彻底的了解，才能对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分清，然后，剔除传统中的糟粕，将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加以发扬光大。
第十一计 高瞻远瞩
“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亦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
众人不知道的东西，众人看不见的东西，智者独能明察秋毫。
第十二计 翻手为背
“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借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占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
变是万物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有运用灵活的而不是机械的方法来处理我们面前的事情，才能胜不骄败不馁。
第十三计 忤合深谋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为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身，必量身材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就桀，然后合于汤，吕尙三就文王，三入殿，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
第十四计 暗度陈仓
“圣人之道阳，愚人之道阴，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
聪明的将帅，往往会制造一些假象迷惑敌人，暗地里却进行着制敌于死命的行动。
第十五计 一点突破
“从外制内，事有因，由而随也。”
我们要想从外部控制别人的内心，就应该懂得：必须抓住事物的关键环节，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第十六计 视微成巨
“察其事，论万物，别雌雄，虽非其事，见微知类。”
一个明智的人，能够根据细微的征兆，去推知潜在的重大事件。
第十七计 主客互变
“故为强者积于弱也，为有者积于曲也，有余者积于不定也，此其道不行也，柔弱胜于刚强，故积弱可以为强。”
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也。第十八计 纳叛招降
“勿坚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
一个聪明的主帅，应该有一种雄伟的政治家气魄，他不拒绝任何一个想要归附自己的人。
第十九计 应敌而动
“从而应之，事无不可。”
所谓“应”，是“迫而后动”“不得已而起”，这里的“应”不是消极的“无抵抗主义”，而是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一种方法。一个人，如果处处争强好胜，他的体力、精神必定消耗得快，生命不会轻举妄动，而是不断的锻炼自己的体力意志，一直达到能完全克敌制胜的时候，他才会有行动，也就是说，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动则已，一动就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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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享受快与慢的经济进步
在此前的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笔者细读了从国内带去的大部头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并与英文原著相对照，还专程去芝加哥拜访了该书作者——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对一些问题加深了认识，感觉收获不少。
戈登教授是美国研究通货膨胀、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其历时4年写作75万多字的这部书，2016年一经出版，就入围了当年的《金融时报》和麦肯锡最佳商业图书奖，至今已重印9次。在交谈中，戈登教授说，这部书除了中文版外，还出了日文译本。可见，不只在美国国内，其他一些国家也对此产生很大兴趣。
在世界经济史以及国别经济史的研究中，不乏一些时间跨度大的著述成果，如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沃尔顿和罗考夫的《美国经济史》等。戈登教授的这部书，最大亮点莫过于英文原著封面醒目的副标题“内战以来美国的生活水平”（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也就是说，作者在论述美国一个半世纪史诗般的经济进步历程时，主要是基于普通民众的视角。在与戈登教授的交谈中，他强调这是他全书的主题，也是最鲜明的特色。普通民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他笔下很多生活改善的细节，是GDP指标遗漏或完全忽视的内容。
再有，戈登教授在书中还拓展了以往研究参考贝克尔“时间分配理论”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定义，加入了工作负效用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工作强度减轻、工作性质带来的不适感消退等）、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后闲暇和居住地选择的间接影响）两个新的维度，从而使生活水平的内涵超出了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家庭生产和闲暇时间的价值的范畴。我认为这也是这部书的一大特点，尽管不少拓展的尝试是定性研究，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在交谈中，戈登教授对此也充分认可，认为从食品、服装、家电、住房、出行、休闲、健康以及工作环境方面，能够比较全面地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表示这一分析框架适用于其他国家类似问题的研究。
戈登教授提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创新。他把美国1870年以来的一百年称为“特殊世纪”（special centur y），无论是测度生活水平最常用指标——人均实际GDP的增长，还是因统计遗漏、测度误差而低估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都远高于1870年之前和1970年之后的水平。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令人惊叹，这一切都是由一系列伟大发明（gr eat inventions）推动形成的。在交谈中，戈登教授澄清道，1970年以后的生活水平（人均实际GDP）不是没有提高，只是变为渐进式进步，无法重复“特殊世纪”的革命性进步。
美国“特殊世纪”人们生活水平划时代的提升，反映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重要性和广泛影响。相比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的范围较窄且持续时间较短。在交谈中，戈登教授表示尽管这一观点引来很多争议，他仍然坚持己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强调要把创新速度与创新影响区分开来。他解释道，美国以专利数量衡量的创新活动一直很活跃，2006-2016年增长了27.9%，高于1996-2006年24.2%的增速，甚至比1956-1996年平均每十年增长17.4%的速度更快；而衡量创新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6-2016年的增速比美国有史以来的任何十年都慢。未来新的技术进步也不太可能像从打字机、卡片目录转变到个人电脑、互联网那样，以相同数量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交谈中，我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如：数字技术的进步增加了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存在被低估的倾向；实施某些适宜的改革政策，也能起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不过，他并不赞同。事后想来，戈登教授对如今层出不穷、眼花缭乱的创新泼下善意的冷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以更长的视角看，与一百多年前发明和创新带给经济的革命性进步相比，现在的一些创新可能还没有傲人的资本。
对于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范围较窄、持续时间较短的结论是否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问题，戈登教授讲到他新近的研究，发现西欧国家、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尽管采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创新晚于美国，但从自身纵向比较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放缓趋势。
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戈登教授认为将会遇到收入不平等加剧、受教育程度提升放缓、婴儿潮一代退休、政府债务持续增长4大阻力，其中最主要是不平等加剧，使得创新收益无法得到广泛分享。访学期间，我也感到这一问题受到的重视。在哈佛广场一侧的coop书店里，有关不平等话题的书籍一直被摆在显眼位置。除了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及由此衍生的《皮凯蒂之后：经济学和不平等的议程》《反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外，还有赫尔普曼的《全球化与不平等》、奥思特里的《直面不平等：社会如何选择包容性增长》等多部新著。
如何克服这些阻力，戈登教授提出一揽子的政策考虑，很多在国内已有评论和详细介绍，在此，我想就提得较少的“累退性规制”（regressive regulation）谈些体会。就我所阅读的文献来看，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赛于2015年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累退性规制的改革问题。他指出美国累退性规制的主要表现为：版权法和专利法准予的过度垄断特权，高技能移民限制，因职业资格许可限制而受到保护的现有服务提供者，土地利用规制造成的人为稀缺。以职业资格许可限制为例，尽管必要的规制可以促进供求信息对称，但过多的职业资格许可会减少就业机会和抑制竞争。白宫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美有超过25%的就业人口需要职业资格许可，其中大多数许可由各州设定。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州一级获得职业资格许可的就业人数占比增长了5倍。据估算，职业资格许可限制导致全美损失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增加消费者支出1000多亿美元。林赛认为，累退性规制的改革兼具促进竞争和鼓励创新、改善收入分配的多重效应，不同于税收和预算政策、金融监管、医疗保险筹资等议题的政治辩论，改革累退性规制能够得到进步派、保守派以及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多数支持，是最有希望重振美国长期增长的改革举措。
临别时，戈登教授提到上次到访中国还是2008年，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跨越”给予很高评价。我想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国情的两个国家来讲，遇到的问题有所差异，但人们对经济进步和生活改善的追求是相通的，在这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要做的都很多。
在此前的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笔者细读了从国内带去的大部头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并与英文原著相对照，还专程去芝加哥拜访了该书作者——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对一些问题加深了认识，感觉收获不少。
戈登教授是美国研究通货膨胀、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其历时4年写作75万多字的这部书，2016年一经出版，就入围了当年的《金融时报》和麦肯锡最佳商业图书奖，至今已重印9次。在交谈中，戈登教授说，这部书除了中文版外，还出了日文译本。可见，不只在美国国内，其他一些国家也对此产生很大兴趣。
在世界经济史以及国别经济史的研究中，不乏一些时间跨度大的著述成果，如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沃尔顿和罗考夫的《美国经济史》等。戈登教授的这部书，最大亮点莫过于英文原著封面醒目的副标题“内战以来美国的生活水平”（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也就是说，作者在论述美国一个半世纪史诗般的经济进步历程时，主要是基于普通民众的视角。在与戈登教授的交谈中，他强调这是他全书的主题，也是最鲜明的特色。普通民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他笔下很多生活改善的细节，是GDP指标遗漏或完全忽视的内容。
再有，戈登教授在书中还拓展了以往研究参考贝克尔“时间分配理论”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定义，加入了工作负效用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工作强度减轻、工作性质带来的不适感消退等）、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后闲暇和居住地选择的间接影响）两个新的维度，从而使生活水平的内涵超出了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家庭生产和闲暇时间的价值的范畴。我认为这也是这部书的一大特点，尽管不少拓展的尝试是定性研究，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在交谈中，戈登教授对此也充分认可，认为从食品、服装、家电、住房、出行、休闲、健康以及工作环境方面，能够比较全面地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表示这一分析框架适用于其他国家类似问题的研究。
戈登教授提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创新。他把美国1870年以来的一百年称为“特殊世纪”（special centur y），无论是测度生活水平最常用指标——人均实际GDP的增长，还是因统计遗漏、测度误差而低估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都远高于1870年之前和1970年之后的水平。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令人惊叹，这一切都是由一系列伟大发明（gr eat inventions）推动形成的。在交谈中，戈登教授澄清道，1970年以后的生活水平（人均实际GDP）不是没有提高，只是变为渐进式进步，无法重复“特殊世纪”的革命性进步。
美国“特殊世纪”人们生活水平划时代的提升，反映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重要性和广泛影响。相比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的范围较窄且持续时间较短。在交谈中，戈登教授表示尽管这一观点引来很多争议，他仍然坚持己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强调要把创新速度与创新影响区分开来。他解释道，美国以专利数量衡量的创新活动一直很活跃，2006-2016年增长了27.9%，高于1996-2006年24.2%的增速，甚至比1956-1996年平均每十年增长17.4%的速度更快；而衡量创新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6-2016年的增速比美国有史以来的任何十年都慢。未来新的技术进步也不太可能像从打字机、卡片目录转变到个人电脑、互联网那样，以相同数量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交谈中，我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如：数字技术的进步增加了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存在被低估的倾向；实施某些适宜的改革政策，也能起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不过，他并不赞同。事后想来，戈登教授对如今层出不穷、眼花缭乱的创新泼下善意的冷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以更长的视角看，与一百多年前发明和创新带给经济的革命性进步相比，现在的一些创新可能还没有傲人的资本。
对于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范围较窄、持续时间较短的结论是否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问题，戈登教授讲到他新近的研究，发现西欧国家、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尽管采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创新晚于美国，但从自身纵向比较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放缓趋势。
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戈登教授认为将会遇到收入不平等加剧、受教育程度提升放缓、婴儿潮一代退休、政府债务持续增长4大阻力，其中最主要是不平等加剧，使得创新收益无法得到广泛分享。访学期间，我也感到这一问题受到的重视。在哈佛广场一侧的coop书店里，有关不平等话题的书籍一直被摆在显眼位置。除了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及由此衍生的《皮凯蒂之后：经济学和不平等的议程》《反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外，还有赫尔普曼的《全球化与不平等》、奥思特里的《直面不平等：社会如何选择包容性增长》等多部新著。
如何克服这些阻力，戈登教授提出一揽子的政策考虑，很多在国内已有评论和详细介绍，在此，我想就提得较少的“累退性规制”（regressive regulation）谈些体会。就我所阅读的文献来看，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赛于2015年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累退性规制的改革问题。他指出美国累退性规制的主要表现为：版权法和专利法准予的过度垄断特权，高技能移民限制，因职业资格许可限制而受到保护的现有服务提供者，土地利用规制造成的人为稀缺。以职业资格许可限制为例，尽管必要的规制可以促进供求信息对称，但过多的职业资格许可会减少就业机会和抑制竞争。白宫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美有超过25%的就业人口需要职业资格许可，其中大多数许可由各州设定。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州一级获得职业资格许可的就业人数占比增长了5倍。据估算，职业资格许可限制导致全美损失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增加消费者支出1000多亿美元。林赛认为，累退性规制的改革兼具促进竞争和鼓励创新、改善收入分配的多重效应，不同于税收和预算政策、金融监管、医疗保险筹资等议题的政治辩论，改革累退性规制能够得到进步派、保守派以及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多数支持，是最有希望重振美国长期增长的改革举措。
临别时，戈登教授提到上次到访中国还是2008年，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跨越”给予很高评价。我想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国情的两个国家来讲，遇到的问题有所差异，但人们对经济进步和生活改善的追求是相通的，在这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要做的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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