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路上，一个面无表情的脑内“戏精”》 文｜读者：马臭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作为地铁十三号线与昌平线的重要换乘枢纽，西二旗站的吞吐量，在整个北京都榜上有名，它就像互联网从业者的耶路撒冷，站内的广告位永远被各种招聘和职场类的APP占满，它就这样从早到晚，见证着无数人的加班升职，来往匆忙。
软件园里大厂云集，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都只相隔一条马路，后来腾讯也搬到了这里，拥堵程度可想而知，两公里的路程，有时摆渡车要行驶半个小时，甚至不如步行来得快。
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等我赚了大钱的，就在离公司最近的地方买个房子，什么堵车、打车都与我无关！这种时候我经常这么想。不过转念一想，赚了大钱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在这里工作会赚到大钱吗？好像都不会。我跟老家的朋友抱怨，朋友说要不要考虑回来，没有户籍限制，没有租房和通勤压力，朝九晚五，也挺舒服安逸。
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因此多数情况下，如果天晴能扫码，我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上班。一站直达，就不会思考太多无解的问题。九公里，正好与我们老家到县城最繁华地段的距离一样，所以骑车时，我经常能想起小时候去城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那时我觉得路程好长好长，长到我昏昏欲睡，屁股硌得生疼。
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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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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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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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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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米精辅食让宝宝吃饭越来越香
最近宝宝吃辅食吃得越来越好了
只要说【吃饭咯！】他就会开心的手舞足蹈
虽然他吃得到处都是
看他喜欢吃，也爱吃，每天准备辅食总算省心不少
婆婆也说吃起来很好吃，完全就是新手妈妈的好帮手
你好奇我怎么选择辅食的吗？我选胚芽米
✔小米l口感丝滑，让你看见干净的碗底
✔酵素水解l酵素水解米精华分子更细腻
✔6种益生菌l呵护宝宝娇嫩肠胃道
✔冲泡l搭配奶水一起更好喝
呵护宝贝，从一颗种子开始
#爱的营养大师##宝宝米粉##母婴好物##台湾小米##益生菌##酵素水解##轻食喂养##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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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吃得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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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渐冻症儿子先后离世捐角膜救助5人# 单亲母亲：曾获很多爱心者帮助】2月9日，17岁渐冻症男孩王卫康离世后如愿捐献出了眼角膜，7年前，他的哥哥王嘉宝也以同样的病症离世并捐献眼角膜，兄弟二人让五位患者重获光明。而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位默默付出27年的单亲妈妈，而她，也是一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两个儿子离世后捐献眼角膜让5人重获光明
今年47岁的毕玉在电话的另一端数次哽咽，王嘉宝是毕玉的大儿子。他出生时就有唇腭裂，3岁那年又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俗称渐冻症），10岁就已不能走路。出生后已经做过两次全麻手术的他令毕玉万分心疼。因此，当年仅十二三岁的嘉宝拿着遥控器平静地提出自己将来想要捐献眼角膜时，毕玉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
“他喜欢看科教和法制类的节目，就是从那里得知可以捐献眼角膜的事情。”毕玉说，她从没听说过捐献眼角膜这回事，只觉得那样会让孩子更受罪，但自那之后，嘉宝仍隔三差五就跟毕玉提起想要捐献眼角膜，后来，是嘉宝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毕玉说，嘉宝没上过学，那篇文章也没有分段落，但那句“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在人间”却深深地打动了她。
这之后，毕玉主动向当地红十字会咨询了解，在嘉宝签署眼角膜捐献志愿书的同一天，她也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5年1月，19岁的王嘉宝因心率衰竭离世，离世那天距离他20岁生日仅有56天。但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了下来，他捐赠的眼角膜让3个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
嘉宝无法医治后，毕玉带着希望与丈夫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王卫康。卫康比嘉宝小10岁，可毕玉怎么都想不通，为何厄运会频频找上门。毕玉记得，卫康刚会走路时就感觉像他哥哥，“就是鸭子步，一拽一拽的，腿没力气，蹲下后站不起来，也不会跑。”即使有了心理预判，毕玉仍心存侥幸，直到卫康5岁时，也被诊断为和哥哥一样的病。
卫康稍大些后，有一次，毕玉试着问他“你怎么看哥哥想要捐献眼角膜的这个想法”，没想到卫康很自然地说，“挺好的，我也想跟我哥一样。”就这样，卫康也在眼角膜捐献表上签下了名字。
9天前，王卫康因心衰救治无效离世。2月18日，大庆眼库的工作人员刘丽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时她接到卫康正在急救的电话时心里非常不舒服，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揪心。“毕玉很坚强，2015 年她的大儿子嘉宝走了之后，她就只有卫康了，但如今卫康也离开了，感觉她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就塌了”，刘丽辉回忆，来到医院后，毕玉的双眼已哭得红肿，在路上毕玉一直哭喊着“孩子你走了，让妈妈怎么办。”刘丽辉说，当年哥哥嘉宝的眼角膜捐献也是在大庆眼科医院进行的，兄弟二人共让五名患者重见了光明。
单亲妈妈悉心照顾两个渐冻儿子27年
一路走来，毕玉在艰难中挣扎着生存，用爱化作温暖解冻生命。据她讲述，小儿子卫康确诊后，丈夫开始天天在家酗酒，两人也经常吵架。那时候，曾有人劝毕玉“把爷仨扔下，你自己离开吧。”而毕玉也曾无数次打包好行李，但她却始终无法迈出家门。“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实在不舍得”，此后不久，毕玉和丈夫协议离婚，丈夫离开了这个家，毕玉也成了单亲妈妈。
大草原上留有毕玉当时无助的身影，“我跪在地上哭。”结束了一场内心宣泄，毕玉在心里告诉自己，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就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照顾好两个孩子。
而两度经历丧子之痛让毕玉茫然无措，她现在经常走神，讲述的过程中也需要数次停顿歇息。她说，2月8日晚10点左右她才下直播，那时候儿子在一旁还很正常，可早上6点，卫康突然喊肚子疼。毕玉马上叫了急救车，可没想到，去医院的时候还是两个人，10日凌晨走出医院的却只剩下毕玉自己。“卫康被婆家人拉去了殡仪馆，凌晨3点，我抱着送卫康来医院时的那床被子走出住院部，明晃晃的路灯下只有我一个人了。”毕玉说。
她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卫康会离开得这么突然。今年8月中旬开始，卫康一直教妈妈怎么操作直播带货，毕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才艺，也没有颜值，可卫康坚持让她对着屏幕讲故事就好，还经常提醒她“妈，到点儿了，该直播了。”毕玉说，平台货架上的商品都是卫康帮忙操作的，平时跟商家的沟通也是他搞定的，“他曾说过‘妈妈你一定要按时直播，等我走了你也要播’，可能是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临走前想给我留一个出路。”毕玉说，虽然让她直播带货是儿子的遗愿，但她目前无法打开直播平台，只要看到货架上儿子选的那些商品，她就会止不住地流泪。
毕玉说，如果大儿子嘉宝还活着，他今年已经27岁了。2月18日，毕玉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有时会感觉，两个孩子都还在。“平时晚上每隔半小时我就要给孩子翻身，现在儿子走了，晚上我还是动不动就想着要帮他翻身。”27年来，毕玉晚上从没睡过一个整觉，但儿子离开后，她却久久难以入眠。她说，照顾儿子的这27年已经让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哪怕再伺候他们20年我也愿意……”
社会的关爱让“渐冻”家庭“解冻”
毕玉记得，在她生活过得最苦的时候，社会爱心人士和妇联的帮助让她重拾希望。
她提到，大庆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会长白先生曾多次带领志愿者登门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志愿者们经常带着米、面和挂面上门来关心慰问我们，有时还帮着包饺子，感觉社会没有抛弃我们。”在爱的鼓励下，毕玉也加入了志愿者团队。“那时候感觉自己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就想着帮助别人。”
毕玉还认识很多同病相怜的家庭，在社会爱心人士与困难家庭之间，她充当了一个联络人的角色，“并不是谁有钱才能做志愿者，虽然我财力有限，但我深知，有时只要一句鼓励的话就能温暖一个家庭。”毕玉说。
大庆市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毕玉一直是妇联人心中的牵挂和惦念。妇联的工作人员曾帮助毕玉出谋划策，让她包饺子在微信朋友圈卖。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志愿者们都会带上大包小裹到毕玉家里，有时是米面油，有时是衣服和鞋子，有时是卫康爱吃的零食。
在各方的关怀帮助下，这个家终于有了起色。但回想起大儿子嘉宝，毕玉仍满心遗憾，“那时候由于经济条件受限，没给孩子吃到想吃的，但是卫康就不一样了，虾很贵，但我现在能经常买给他吃，一点遗憾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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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婧懿
两个儿子离世后捐献眼角膜让5人重获光明
今年47岁的毕玉在电话的另一端数次哽咽，王嘉宝是毕玉的大儿子。他出生时就有唇腭裂，3岁那年又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俗称渐冻症），10岁就已不能走路。出生后已经做过两次全麻手术的他令毕玉万分心疼。因此，当年仅十二三岁的嘉宝拿着遥控器平静地提出自己将来想要捐献眼角膜时，毕玉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
“他喜欢看科教和法制类的节目，就是从那里得知可以捐献眼角膜的事情。”毕玉说，她从没听说过捐献眼角膜这回事，只觉得那样会让孩子更受罪，但自那之后，嘉宝仍隔三差五就跟毕玉提起想要捐献眼角膜，后来，是嘉宝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毕玉说，嘉宝没上过学，那篇文章也没有分段落，但那句“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在人间”却深深地打动了她。
这之后，毕玉主动向当地红十字会咨询了解，在嘉宝签署眼角膜捐献志愿书的同一天，她也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5年1月，19岁的王嘉宝因心率衰竭离世，离世那天距离他20岁生日仅有56天。但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了下来，他捐赠的眼角膜让3个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
嘉宝无法医治后，毕玉带着希望与丈夫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王卫康。卫康比嘉宝小10岁，可毕玉怎么都想不通，为何厄运会频频找上门。毕玉记得，卫康刚会走路时就感觉像他哥哥，“就是鸭子步，一拽一拽的，腿没力气，蹲下后站不起来，也不会跑。”即使有了心理预判，毕玉仍心存侥幸，直到卫康5岁时，也被诊断为和哥哥一样的病。
卫康稍大些后，有一次，毕玉试着问他“你怎么看哥哥想要捐献眼角膜的这个想法”，没想到卫康很自然地说，“挺好的，我也想跟我哥一样。”就这样，卫康也在眼角膜捐献表上签下了名字。
9天前，王卫康因心衰救治无效离世。2月18日，大庆眼库的工作人员刘丽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时她接到卫康正在急救的电话时心里非常不舒服，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揪心。“毕玉很坚强，2015 年她的大儿子嘉宝走了之后，她就只有卫康了，但如今卫康也离开了，感觉她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就塌了”，刘丽辉回忆，来到医院后，毕玉的双眼已哭得红肿，在路上毕玉一直哭喊着“孩子你走了，让妈妈怎么办。”刘丽辉说，当年哥哥嘉宝的眼角膜捐献也是在大庆眼科医院进行的，兄弟二人共让五名患者重见了光明。
单亲妈妈悉心照顾两个渐冻儿子27年
一路走来，毕玉在艰难中挣扎着生存，用爱化作温暖解冻生命。据她讲述，小儿子卫康确诊后，丈夫开始天天在家酗酒，两人也经常吵架。那时候，曾有人劝毕玉“把爷仨扔下，你自己离开吧。”而毕玉也曾无数次打包好行李，但她却始终无法迈出家门。“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实在不舍得”，此后不久，毕玉和丈夫协议离婚，丈夫离开了这个家，毕玉也成了单亲妈妈。
大草原上留有毕玉当时无助的身影，“我跪在地上哭。”结束了一场内心宣泄，毕玉在心里告诉自己，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就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照顾好两个孩子。
而两度经历丧子之痛让毕玉茫然无措，她现在经常走神，讲述的过程中也需要数次停顿歇息。她说，2月8日晚10点左右她才下直播，那时候儿子在一旁还很正常，可早上6点，卫康突然喊肚子疼。毕玉马上叫了急救车，可没想到，去医院的时候还是两个人，10日凌晨走出医院的却只剩下毕玉自己。“卫康被婆家人拉去了殡仪馆，凌晨3点，我抱着送卫康来医院时的那床被子走出住院部，明晃晃的路灯下只有我一个人了。”毕玉说。
她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卫康会离开得这么突然。今年8月中旬开始，卫康一直教妈妈怎么操作直播带货，毕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才艺，也没有颜值，可卫康坚持让她对着屏幕讲故事就好，还经常提醒她“妈，到点儿了，该直播了。”毕玉说，平台货架上的商品都是卫康帮忙操作的，平时跟商家的沟通也是他搞定的，“他曾说过‘妈妈你一定要按时直播，等我走了你也要播’，可能是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临走前想给我留一个出路。”毕玉说，虽然让她直播带货是儿子的遗愿，但她目前无法打开直播平台，只要看到货架上儿子选的那些商品，她就会止不住地流泪。
毕玉说，如果大儿子嘉宝还活着，他今年已经27岁了。2月18日，毕玉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有时会感觉，两个孩子都还在。“平时晚上每隔半小时我就要给孩子翻身，现在儿子走了，晚上我还是动不动就想着要帮他翻身。”27年来，毕玉晚上从没睡过一个整觉，但儿子离开后，她却久久难以入眠。她说，照顾儿子的这27年已经让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哪怕再伺候他们20年我也愿意……”
社会的关爱让“渐冻”家庭“解冻”
毕玉记得，在她生活过得最苦的时候，社会爱心人士和妇联的帮助让她重拾希望。
她提到，大庆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会长白先生曾多次带领志愿者登门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志愿者们经常带着米、面和挂面上门来关心慰问我们，有时还帮着包饺子，感觉社会没有抛弃我们。”在爱的鼓励下，毕玉也加入了志愿者团队。“那时候感觉自己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就想着帮助别人。”
毕玉还认识很多同病相怜的家庭，在社会爱心人士与困难家庭之间，她充当了一个联络人的角色，“并不是谁有钱才能做志愿者，虽然我财力有限，但我深知，有时只要一句鼓励的话就能温暖一个家庭。”毕玉说。
大庆市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毕玉一直是妇联人心中的牵挂和惦念。妇联的工作人员曾帮助毕玉出谋划策，让她包饺子在微信朋友圈卖。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志愿者们都会带上大包小裹到毕玉家里，有时是米面油，有时是衣服和鞋子，有时是卫康爱吃的零食。
在各方的关怀帮助下，这个家终于有了起色。但回想起大儿子嘉宝，毕玉仍满心遗憾，“那时候由于经济条件受限，没给孩子吃到想吃的，但是卫康就不一样了，虾很贵，但我现在能经常买给他吃，一点遗憾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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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婧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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