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被婆家虐待致死还原：死的时候已瘦成一把骨头】
“婚前流产致不孕”“娘家隐瞒病情”“彩礼要得太多”……因为这些“罪名”，方某洋被婆家人用棍子殴打、冬天室外罚站、饿肚子、被锁禁闭等各种摧残。2019年1月31日，在受到一系列棍打、按头撞墙、剪头发后，躺下的方某洋没有再醒来，那时她刚刚22岁。
1997年出生的方某洋是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前曹镇方庄村人。2016年，19岁的她经媒人介绍，嫁到了与平原县相邻的禹城市张庄镇张庄村，嫁给了大自己7岁的张某。地图上显示，婆家跟娘家相隔约30公里。没想到，这一嫁，原本不算太远的距离变成了天堑鸿沟。
借了10万元，娶回的媳妇“不太正常”
婚后，方某洋的婆家人发现，这位新进门的儿媳妇“不太正常”。据一审判决书显示，方某洋的公公张某林供述称，一开始都不知道方某洋精神状态不好，后来发现她行为异常，才获知她“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方某洋的表哥谢树雷对媒体称，“孩子（方某洋）身体健康，只是有些反应迟钝”“很活泼，小学毕业，结婚前在家种地”。方某洋娘家方庄村村支部书记方喜军告诉澎湃新闻，方某洋为人老实，“性格不错，出嫁前身体也挺壮。”
虽获知新媳妇精神可能有问题，但为让方某洋给生个孩子，婆家人自述“对她都挺好”。后来发现方某洋无法怀孕，通过就医检查和打听她所在村庄的人得知，方某洋无法怀孕是因为她之前和方庄村的男人流过产。
对于这个说法，方家坚决否认。方某洋的表哥谢树雷反驳称，家族父辈都是正经人家，“杀人凶手要为自己开脱，他会为自己找一万种理由”。
方某洋的婆婆刘某英在一审判决书中供述，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夫妻俩花光了所有积蓄，前后一共花了13万元左右，其中10万元是借的外债。结婚后，全家人都很渴望拥有一个孩子，因此，“流产不能怀孕”这个事让全家人都很气愤，但当时也只是口头数落方某洋。
越来越狠的殴打和虐待
方某洋娘家的亲属称，婚后她很少回娘家。2017年腊月二十六，是她最后一次和丈夫张某回娘家。那天，其丈夫张某称方某洋有智力问题、想离婚要回彩礼。方某洋父亲方某不同意，张某遂在喝醉后与其吵了一架。
2018年7月，张某去看望方某洋生病的父亲方某时，提及方某洋不好怀孕一事，方家不承认，双方又吵了起来，张某还被方家人揍了一顿。
2018年阴历七月二十六，方某洋的父亲方某因病去世，家属想让方某洋回家尽孝发丧，但张某一家人不让见方某洋，也不让方某洋回家。从此以后，张家人就再也没有让方某洋回过娘家。
根据一审判决书供述，因为方某洋“不会做饭，还不少吃”，丈夫张某便提出让方某洋节食，多数时候一天就吃两顿饭，吃三顿饭的时候很少。渐渐地，方某洋不敢和他们一块吃饭了，再后来，到饭点他们干脆不再叫方某洋吃饭。
张某和父母出门就把大门锁上，把方某洋自己留在家里，不让她随便出去。
方某洋的公公张某林喜欢喝酒，因为儿子娶媳妇欠了很多外债，自2018年秋天开始，喝完酒后的张某林经常发泄不满，殴打方某洋，用棍子抽打方某洋的后背、胳膊等，每次下手都不轻。
2018年10月，张某不出去打工后，也经常打方某洋，有时一个星期打她一次，有时打两次，打的方式也变成了“拿棍子抽，推出去罚站、冻她”。据他供述，他曾握着瓷水杯的把打过方某洋的耳朵，导致方某洋耳朵出血。
方某洋的婆婆刘某英称，儿媳妇“犯病不听话”的时候，自己也会用手打她的脸，甚至用棍子打她的头、肩膀和腿部，有时候还会掐她的脸和腮帮。冬天让方某洋在院子里罚站，“有时穿单鞋，有时穿半棉的鞋，隔三岔五地罚一次，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方某洋的脚就是这样冻伤的。
张某称，开始打方某洋的时候她还会反抗，后来经常打骂，方某洋害怕了就不敢反抗，只是说“别打我了，我听话了”。跟之前相比，方某洋后期变得很瘦，“看到我们就怕我们，竟有意躲着我们”。
这一次被打后再也没醒来
（事发）前两个月，方某洋被打的次数更多了，而且刘某英在判决书中供述称，下手的时候“通常很生气，不知手上轻重”。
2019年1月31日，这是方某洋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早上8点半左右，刘某英让方某洋刷锅，她不干，刘某英就拿了一根50厘米长、3厘米左右宽的木棍抽了方某洋。张某林听到声音后，用两只手抓住方某洋的肩膀往前拽，方某洋倒地的时候张某林听到她头部、膝盖和手磕到地面的声音。方某洋倒地后，张某林也拿起一根木棍朝着方某洋腿部、臀部打了三四下。
上午10点左右，刘某英让方某洋去洗衣服，方某洋不愿意去，刘某英拿起棍子打了方某洋的头部、肩膀和腿部。
10点半左右，张某林让方某洋宰鱼，她不干，张某林就让她站在院里，后又拿起木棍抽了方某洋的后背、臀部和腿部，一共抽了4下。
11点半左右，一家人准备吃饭，没叫方某洋过来吃。
下午3点半左右，张某林修家里的插座，让方某洋给拿个东西过来，她不给拿，张某林过去拿着手里的剪子，把方某洋的头发剪了。
下午4点半左右，张某林在屋里听到刘某英喊方某洋去洗衣服，她坐着不动，张某林又拿着木棍，朝她的背部、臀部和腿部各抽了一下。
随后，方某洋在屋里躺下睡了觉。
当晚6点左右，其丈夫张某吃完饭回到自己屋里，后来刘某英走了进来，就听到方某洋说“冷”。刘某英倒了热水喂方某洋，这时，刘某英觉得不对劲，发现方某洋鼻子不透气，呼吸声音异常。张某一看，方某洋两眼发直、喘粗气，赶紧打了120。大约40多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此时方某洋已经没有了气息。
经法医鉴定，方某洋符合“在营养不良基础上受到多次钝性外力作用导致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死亡”。
年仅22岁的方某洋，就这样走了，只留下一个精神异常的母亲。
方某洋的表哥谢树雷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以前知道她在婆家过得不好，但是不知道她被虐待、被打。”一米七六的妹妹出嫁时160多斤，被殴打致死时只有60多斤。方某洋的表嫂也表示，“据说最后都瘦成一把骨头了，而且身上很多伤痕。”
当天，谢树雷和亲戚得知方某洋在夫家死亡的消息后，赶到张某家，却未能看到方某洋，觉得死因蹊跷，于是报了警。当晚23时许，警方赶到现场后将张某及其父母带走并刑拘。2019年9月，三人因涉嫌虐待罪被当地检方提起公诉。
备受争议的一审判决
事件被曝出后，与网络上的喧嚣相比，当地人却似乎没有过多的讨论，甚至多有避讳。
11月18日上午，健康时报记者致电张庄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称不了解情况，“不好意思啊，确实不太了解”。
在方某洋的婆家张庄村，谈及张某林一家人，很多同村人都不愿多谈，只是说张某林平时爱喝酒，经常酒后发火。一位村民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方某洋的公公张某林之前为了和父母分居，置办了现在的房子，破旧的老宅让年迈的父母居住。后来张某林的母亲去世了，留下老父亲独自居住。张某林平时喝完酒经常责骂老父亲，也不太照顾老人。
2020年1月22日，禹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称，鉴于被告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且自愿预交赔偿金5万元，决定从轻处罚。死者的公公张某林犯虐待罪，判刑三年；婆婆刘某英犯虐待罪，判刑二年二个月；丈夫张某犯虐待罪，判刑二年，缓刑三年。
方某洋的公婆被关进了监狱，一个三年，一个二年二个月，而丈夫不用进大牢。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方某洋家属无法接受，认为量刑太轻、赔偿太低。“赔偿仅5万块钱，彷佛视人命如草芥，”其表哥谢树雷称，表妹家庭情况特殊，父亲方某去世，母亲杨某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现在是由方某弟弟担任监护人，“方某弟弟鳏夫一个，现年65岁，身体也不大好，两人都需维持生活。”
被害人家属向德州中院提出上诉。4月29日，德州中院裁定，此案依法应公开开庭审理，原审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且未依法保障上诉人杨某的法定诉讼权利，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撤销禹城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发回禹城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本案被害人代理律师、山东忆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金武在个人微信号中表示，此案应当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致死）与虐待罪；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对原审被告人进行数罪并罚，而非仅仅承担虐待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本案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原审的辩护意见不应采纳，原审认定的虐待致人死亡的量刑也畸轻。
张金武认为，仅虐待罪一罪，三原审被告人就应当处六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仅故意伤害致死被害人方某洋这一行为，依法就应当处十五年以上徒刑。
11月17日晚间，山东省禹城法院微博通报有关情况称，将严格依法公正审理此案，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11月18日下午，健康时报记者致电禹城市人民法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此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具体细节暂时不方便对媒体透露。对于网传11月19日将重新开庭审理一事，工作人员表示，案件确实将于近期公开开庭审理，但具体开庭时间待定，届时可以通过网上视频直播观看。（健康时报记者 王真）
“婚前流产致不孕”“娘家隐瞒病情”“彩礼要得太多”……因为这些“罪名”，方某洋被婆家人用棍子殴打、冬天室外罚站、饿肚子、被锁禁闭等各种摧残。2019年1月31日，在受到一系列棍打、按头撞墙、剪头发后，躺下的方某洋没有再醒来，那时她刚刚22岁。
1997年出生的方某洋是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前曹镇方庄村人。2016年，19岁的她经媒人介绍，嫁到了与平原县相邻的禹城市张庄镇张庄村，嫁给了大自己7岁的张某。地图上显示，婆家跟娘家相隔约30公里。没想到，这一嫁，原本不算太远的距离变成了天堑鸿沟。
借了10万元，娶回的媳妇“不太正常”
婚后，方某洋的婆家人发现，这位新进门的儿媳妇“不太正常”。据一审判决书显示，方某洋的公公张某林供述称，一开始都不知道方某洋精神状态不好，后来发现她行为异常，才获知她“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方某洋的表哥谢树雷对媒体称，“孩子（方某洋）身体健康，只是有些反应迟钝”“很活泼，小学毕业，结婚前在家种地”。方某洋娘家方庄村村支部书记方喜军告诉澎湃新闻，方某洋为人老实，“性格不错，出嫁前身体也挺壮。”
虽获知新媳妇精神可能有问题，但为让方某洋给生个孩子，婆家人自述“对她都挺好”。后来发现方某洋无法怀孕，通过就医检查和打听她所在村庄的人得知，方某洋无法怀孕是因为她之前和方庄村的男人流过产。
对于这个说法，方家坚决否认。方某洋的表哥谢树雷反驳称，家族父辈都是正经人家，“杀人凶手要为自己开脱，他会为自己找一万种理由”。
方某洋的婆婆刘某英在一审判决书中供述，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夫妻俩花光了所有积蓄，前后一共花了13万元左右，其中10万元是借的外债。结婚后，全家人都很渴望拥有一个孩子，因此，“流产不能怀孕”这个事让全家人都很气愤，但当时也只是口头数落方某洋。
越来越狠的殴打和虐待
方某洋娘家的亲属称，婚后她很少回娘家。2017年腊月二十六，是她最后一次和丈夫张某回娘家。那天，其丈夫张某称方某洋有智力问题、想离婚要回彩礼。方某洋父亲方某不同意，张某遂在喝醉后与其吵了一架。
2018年7月，张某去看望方某洋生病的父亲方某时，提及方某洋不好怀孕一事，方家不承认，双方又吵了起来，张某还被方家人揍了一顿。
2018年阴历七月二十六，方某洋的父亲方某因病去世，家属想让方某洋回家尽孝发丧，但张某一家人不让见方某洋，也不让方某洋回家。从此以后，张家人就再也没有让方某洋回过娘家。
根据一审判决书供述，因为方某洋“不会做饭，还不少吃”，丈夫张某便提出让方某洋节食，多数时候一天就吃两顿饭，吃三顿饭的时候很少。渐渐地，方某洋不敢和他们一块吃饭了，再后来，到饭点他们干脆不再叫方某洋吃饭。
张某和父母出门就把大门锁上，把方某洋自己留在家里，不让她随便出去。
方某洋的公公张某林喜欢喝酒，因为儿子娶媳妇欠了很多外债，自2018年秋天开始，喝完酒后的张某林经常发泄不满，殴打方某洋，用棍子抽打方某洋的后背、胳膊等，每次下手都不轻。
2018年10月，张某不出去打工后，也经常打方某洋，有时一个星期打她一次，有时打两次，打的方式也变成了“拿棍子抽，推出去罚站、冻她”。据他供述，他曾握着瓷水杯的把打过方某洋的耳朵，导致方某洋耳朵出血。
方某洋的婆婆刘某英称，儿媳妇“犯病不听话”的时候，自己也会用手打她的脸，甚至用棍子打她的头、肩膀和腿部，有时候还会掐她的脸和腮帮。冬天让方某洋在院子里罚站，“有时穿单鞋，有时穿半棉的鞋，隔三岔五地罚一次，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方某洋的脚就是这样冻伤的。
张某称，开始打方某洋的时候她还会反抗，后来经常打骂，方某洋害怕了就不敢反抗，只是说“别打我了，我听话了”。跟之前相比，方某洋后期变得很瘦，“看到我们就怕我们，竟有意躲着我们”。
这一次被打后再也没醒来
（事发）前两个月，方某洋被打的次数更多了，而且刘某英在判决书中供述称，下手的时候“通常很生气，不知手上轻重”。
2019年1月31日，这是方某洋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早上8点半左右，刘某英让方某洋刷锅，她不干，刘某英就拿了一根50厘米长、3厘米左右宽的木棍抽了方某洋。张某林听到声音后，用两只手抓住方某洋的肩膀往前拽，方某洋倒地的时候张某林听到她头部、膝盖和手磕到地面的声音。方某洋倒地后，张某林也拿起一根木棍朝着方某洋腿部、臀部打了三四下。
上午10点左右，刘某英让方某洋去洗衣服，方某洋不愿意去，刘某英拿起棍子打了方某洋的头部、肩膀和腿部。
10点半左右，张某林让方某洋宰鱼，她不干，张某林就让她站在院里，后又拿起木棍抽了方某洋的后背、臀部和腿部，一共抽了4下。
11点半左右，一家人准备吃饭，没叫方某洋过来吃。
下午3点半左右，张某林修家里的插座，让方某洋给拿个东西过来，她不给拿，张某林过去拿着手里的剪子，把方某洋的头发剪了。
下午4点半左右，张某林在屋里听到刘某英喊方某洋去洗衣服，她坐着不动，张某林又拿着木棍，朝她的背部、臀部和腿部各抽了一下。
随后，方某洋在屋里躺下睡了觉。
当晚6点左右，其丈夫张某吃完饭回到自己屋里，后来刘某英走了进来，就听到方某洋说“冷”。刘某英倒了热水喂方某洋，这时，刘某英觉得不对劲，发现方某洋鼻子不透气，呼吸声音异常。张某一看，方某洋两眼发直、喘粗气，赶紧打了120。大约40多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此时方某洋已经没有了气息。
经法医鉴定，方某洋符合“在营养不良基础上受到多次钝性外力作用导致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死亡”。
年仅22岁的方某洋，就这样走了，只留下一个精神异常的母亲。
方某洋的表哥谢树雷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以前知道她在婆家过得不好，但是不知道她被虐待、被打。”一米七六的妹妹出嫁时160多斤，被殴打致死时只有60多斤。方某洋的表嫂也表示，“据说最后都瘦成一把骨头了，而且身上很多伤痕。”
当天，谢树雷和亲戚得知方某洋在夫家死亡的消息后，赶到张某家，却未能看到方某洋，觉得死因蹊跷，于是报了警。当晚23时许，警方赶到现场后将张某及其父母带走并刑拘。2019年9月，三人因涉嫌虐待罪被当地检方提起公诉。
备受争议的一审判决
事件被曝出后，与网络上的喧嚣相比，当地人却似乎没有过多的讨论，甚至多有避讳。
11月18日上午，健康时报记者致电张庄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称不了解情况，“不好意思啊，确实不太了解”。
在方某洋的婆家张庄村，谈及张某林一家人，很多同村人都不愿多谈，只是说张某林平时爱喝酒，经常酒后发火。一位村民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方某洋的公公张某林之前为了和父母分居，置办了现在的房子，破旧的老宅让年迈的父母居住。后来张某林的母亲去世了，留下老父亲独自居住。张某林平时喝完酒经常责骂老父亲，也不太照顾老人。
2020年1月22日，禹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称，鉴于被告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且自愿预交赔偿金5万元，决定从轻处罚。死者的公公张某林犯虐待罪，判刑三年；婆婆刘某英犯虐待罪，判刑二年二个月；丈夫张某犯虐待罪，判刑二年，缓刑三年。
方某洋的公婆被关进了监狱，一个三年，一个二年二个月，而丈夫不用进大牢。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方某洋家属无法接受，认为量刑太轻、赔偿太低。“赔偿仅5万块钱，彷佛视人命如草芥，”其表哥谢树雷称，表妹家庭情况特殊，父亲方某去世，母亲杨某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现在是由方某弟弟担任监护人，“方某弟弟鳏夫一个，现年65岁，身体也不大好，两人都需维持生活。”
被害人家属向德州中院提出上诉。4月29日，德州中院裁定，此案依法应公开开庭审理，原审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且未依法保障上诉人杨某的法定诉讼权利，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撤销禹城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发回禹城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本案被害人代理律师、山东忆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金武在个人微信号中表示，此案应当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致死）与虐待罪；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对原审被告人进行数罪并罚，而非仅仅承担虐待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本案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原审的辩护意见不应采纳，原审认定的虐待致人死亡的量刑也畸轻。
张金武认为，仅虐待罪一罪，三原审被告人就应当处六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仅故意伤害致死被害人方某洋这一行为，依法就应当处十五年以上徒刑。
11月17日晚间，山东省禹城法院微博通报有关情况称，将严格依法公正审理此案，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11月18日下午，健康时报记者致电禹城市人民法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此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具体细节暂时不方便对媒体透露。对于网传11月19日将重新开庭审理一事，工作人员表示，案件确实将于近期公开开庭审理，但具体开庭时间待定，届时可以通过网上视频直播观看。（健康时报记者 王真）
任长红下山记 ——西和县关坝村村民“挪穷窝”记事
过去两年对关坝村六社村民任长红来说，就像是一场梦。这个35岁、有着3个孩子的农村妇女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搬到山下去住。新家距离村委会只有100多米，院子里还接通了自来水，家门口就有开往镇上的小面包车，更重要的是孩子上下学只需要5分钟。
在丛山迭起的西和县南部，关坝村一点也不起眼，它和许许多多小山村一样，隐藏在大山之中。关坝村六社，被当地人叫作“郭山”，和坐落在山脚下河谷地带的村委会相比，海拔要高出200多米。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是通往六社唯一的路，从村委会出发，单程6.7公里，步行约2个多小时。
大山是这里的脊梁，也是阻碍人民奔小康的屏障。山下的村民有的一辈子也没爬上这座大山，而山上的村民没事也不会下山。贫穷就像乌云一样，年复一年笼罩在这里的14户村民头顶。
从19岁那年嫁到关坝村六社，任长红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6年，公公去世多年，婆婆多病缠身，丈夫在外打工，3个孩子都在上学，她只能独自承担这一切。酸菜面条和洋芋是全家人最主要的口粮，种几亩高山油菜还被经常出没的野猪毁得一塌糊涂。
生活的转折来得没有一点征兆。2018年的一天，任长红家里来了好几个村干部。“长红，村里在山下给你们寻了一块地，准备让你们都搬到山下去住，今天我们来征求你们意见。”
这个终日只知道低头面对土地和灶台的女人，望着村干部有点紧张。“让我想想再决定吧。”
“好，你们认真考虑一下，现在国家政策好，人均补助3.5万元，你们一家能补助18万元左右，够在山下盖一院好房子了。”来不及喝口水，擦了擦头上的汗，村干部们又去了另外一户。
这天晚上，躺在床上的任长红腰又开始隐隐作痛，这是常年负重上山落下的毛病。想起村干部今天到家时说的话，她第一次开始思考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任长红的娘家在西和县石峡镇，这里毗邻十天高速和567国道，来来往往的人们在这里聚集，慢慢形成了一个大镇，各方面的条件在西和县都相对较好。婚前，任长红的父亲来了六社一趟，爬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父亲全程黑着脸，对这门亲事持反对意见。不过禁不住婆家一再上门求亲，最终任长红还是嫁到了六社。
成家后，生活的艰苦远超出任长红想象。仅仅去挑个水，一个来回就是半个小时。怀孕8个月时，婆婆在挑水的路上，脚下一滑摔断了腿，只能卧床静养。丈夫又在外打工，任长红成了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挑水任务落在了她的头上，任长红挺着大肚子步行在蜿蜒的山路上去挑水，从早到晚，一天要挑三次。
家里的面和油吃完了，任长红又背起小麦和菜籽，到山下的磨坊里磨成面和油，再背上山。想起过往的种种，任长红一夜没睡好。
村干部走后，整个六社都在日夜不休地讨论。不愿离开的人态度很坚定：如果搬走，山下没有土地，靠啥生活？一位老人边摇头边摆手说：“我在这住了一辈子，让我搬到山下去，我住不惯。”任长红心里也很犹豫，她还指望着家里的那几亩薄田，起早贪黑劳作后种点油菜、土豆和小麦，撑起这个五口之家，尽管这些作物一年下来换不了几张百元钞票。
从动员村民搬下山起，六社里就多了拿着笔和本、整日在各家各户“溜达”的村干部身影。关坝村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灯光也常常亮到零点后，那是村干部在开会，他们为了做好贫困户搬迁工作，又商议到了深夜。许多村干部都在为这次搬迁而忙碌，他们想让更多贫困户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地走出一条新路子。但六社的村民们，依然有着各式各样的担忧。
在西和县，家家户户最重要的事就是盖一院好房，哪怕在交通不便，大山深处的六社也不例外。这里的人们靠着马拉人扛、邻里帮忙，一点一点把水泥、砖瓦、砂石运上山，盖起了房子。任长红盯着盖起来没几年的新房发呆，她不敢想象，搬走之后眼前的一切被推土机摧毁的景象。“换成谁，自己的房子被拆了，都会心疼。”
寒冬的一场大雪让大山披上了白衣。早上五点半，任长红起床叫醒还在沉睡中的3个孩子。她给孩子们的书包里装上自己烙的大饼，每人再灌上一瓶水，中午回不了家，只能带点饼子当午饭。迎着点点星光，迷迷糊糊的孩子们打着手电出了家门，在雪地里一深一浅地下山上学。当母亲的总是心疼孩子，看着幼小的身影消失在山弯处，任长红动心了：“搬吧，搬下去我的娃就不再受这份苦了。”
距离最后签字确认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村民们经常在聊天中互相打听对方的想法，任长红家是六社里率先签字确认的几户人家之一。
易地搬迁项目前期的动员，让她的想法开始有些改变。关坝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长段振鹏告诉她，搬走之后土地是不收回的，她还可以偶尔回来看看她养的蜂和种的油菜、小麦。而且，房子也可以不拆，作为生产用房保留。渐渐长大的孩子们也在劝说任长红把家搬到山下去，让她不再那么辛苦。一来二去，任长红最终下定了决心。
如今，在任长红的新家里，沙发、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家里干净整洁，当初补助的18万元钱，除了盖房花去15万，剩余的钱还添置了不少东西。院子里的自来水管让她再也不用挑水，并且还安上了太阳能淋浴器。有时，任长红闲下来也会回到六社喂喂蜂，摘几颗自己种的菜回来。逢集时，家门口通往镇上的小客运车20分钟就能带她到镇上的集市。
中午饭点到了，任长红的孩子们放学回到家里，任长红也做好了饭，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饭，任长红说：“我的娃终于不用再受苦了。”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对搬迁群众来说，住进的是‘新房’，失去的是‘老家’，有‘房’不一定有‘家’，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应该让搬迁群众对新房有‘家’的归属感，才能真正融入。”关坝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长段振鹏说。对整个搬迁群体而言，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单纯空间位移，更是综合小型社会的重组，只有切实加大后续扶持力度，才能真正让搬迁群众既“安居”又“乐业”。
段振鹏告诉记者，关坝村坚持搬迁入住一户、产业培育一户、稳定脱贫一户的思路，对所有易地搬迁户根据劳力情况进行分类，建立劳务档案，通过培训技能外出务工一批、“合作社+农户”模式入股带动一批、公益岗位安置解决一批、土地流转增收一批、兜底保障扶持一批等扶持措施，努力使每户搬迁户有一个增收产业，每户贫困户有一人就业或务工经商，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的目标。
来源：协商报、甘肃政协发布
编辑：吴文林
过去两年对关坝村六社村民任长红来说，就像是一场梦。这个35岁、有着3个孩子的农村妇女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搬到山下去住。新家距离村委会只有100多米，院子里还接通了自来水，家门口就有开往镇上的小面包车，更重要的是孩子上下学只需要5分钟。
在丛山迭起的西和县南部，关坝村一点也不起眼，它和许许多多小山村一样，隐藏在大山之中。关坝村六社，被当地人叫作“郭山”，和坐落在山脚下河谷地带的村委会相比，海拔要高出200多米。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是通往六社唯一的路，从村委会出发，单程6.7公里，步行约2个多小时。
大山是这里的脊梁，也是阻碍人民奔小康的屏障。山下的村民有的一辈子也没爬上这座大山，而山上的村民没事也不会下山。贫穷就像乌云一样，年复一年笼罩在这里的14户村民头顶。
从19岁那年嫁到关坝村六社，任长红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6年，公公去世多年，婆婆多病缠身，丈夫在外打工，3个孩子都在上学，她只能独自承担这一切。酸菜面条和洋芋是全家人最主要的口粮，种几亩高山油菜还被经常出没的野猪毁得一塌糊涂。
生活的转折来得没有一点征兆。2018年的一天，任长红家里来了好几个村干部。“长红，村里在山下给你们寻了一块地，准备让你们都搬到山下去住，今天我们来征求你们意见。”
这个终日只知道低头面对土地和灶台的女人，望着村干部有点紧张。“让我想想再决定吧。”
“好，你们认真考虑一下，现在国家政策好，人均补助3.5万元，你们一家能补助18万元左右，够在山下盖一院好房子了。”来不及喝口水，擦了擦头上的汗，村干部们又去了另外一户。
这天晚上，躺在床上的任长红腰又开始隐隐作痛，这是常年负重上山落下的毛病。想起村干部今天到家时说的话，她第一次开始思考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任长红的娘家在西和县石峡镇，这里毗邻十天高速和567国道，来来往往的人们在这里聚集，慢慢形成了一个大镇，各方面的条件在西和县都相对较好。婚前，任长红的父亲来了六社一趟，爬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父亲全程黑着脸，对这门亲事持反对意见。不过禁不住婆家一再上门求亲，最终任长红还是嫁到了六社。
成家后，生活的艰苦远超出任长红想象。仅仅去挑个水，一个来回就是半个小时。怀孕8个月时，婆婆在挑水的路上，脚下一滑摔断了腿，只能卧床静养。丈夫又在外打工，任长红成了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挑水任务落在了她的头上，任长红挺着大肚子步行在蜿蜒的山路上去挑水，从早到晚，一天要挑三次。
家里的面和油吃完了，任长红又背起小麦和菜籽，到山下的磨坊里磨成面和油，再背上山。想起过往的种种，任长红一夜没睡好。
村干部走后，整个六社都在日夜不休地讨论。不愿离开的人态度很坚定：如果搬走，山下没有土地，靠啥生活？一位老人边摇头边摆手说：“我在这住了一辈子，让我搬到山下去，我住不惯。”任长红心里也很犹豫，她还指望着家里的那几亩薄田，起早贪黑劳作后种点油菜、土豆和小麦，撑起这个五口之家，尽管这些作物一年下来换不了几张百元钞票。
从动员村民搬下山起，六社里就多了拿着笔和本、整日在各家各户“溜达”的村干部身影。关坝村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灯光也常常亮到零点后，那是村干部在开会，他们为了做好贫困户搬迁工作，又商议到了深夜。许多村干部都在为这次搬迁而忙碌，他们想让更多贫困户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地走出一条新路子。但六社的村民们，依然有着各式各样的担忧。
在西和县，家家户户最重要的事就是盖一院好房，哪怕在交通不便，大山深处的六社也不例外。这里的人们靠着马拉人扛、邻里帮忙，一点一点把水泥、砖瓦、砂石运上山，盖起了房子。任长红盯着盖起来没几年的新房发呆，她不敢想象，搬走之后眼前的一切被推土机摧毁的景象。“换成谁，自己的房子被拆了，都会心疼。”
寒冬的一场大雪让大山披上了白衣。早上五点半，任长红起床叫醒还在沉睡中的3个孩子。她给孩子们的书包里装上自己烙的大饼，每人再灌上一瓶水，中午回不了家，只能带点饼子当午饭。迎着点点星光，迷迷糊糊的孩子们打着手电出了家门，在雪地里一深一浅地下山上学。当母亲的总是心疼孩子，看着幼小的身影消失在山弯处，任长红动心了：“搬吧，搬下去我的娃就不再受这份苦了。”
距离最后签字确认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村民们经常在聊天中互相打听对方的想法，任长红家是六社里率先签字确认的几户人家之一。
易地搬迁项目前期的动员，让她的想法开始有些改变。关坝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长段振鹏告诉她，搬走之后土地是不收回的，她还可以偶尔回来看看她养的蜂和种的油菜、小麦。而且，房子也可以不拆，作为生产用房保留。渐渐长大的孩子们也在劝说任长红把家搬到山下去，让她不再那么辛苦。一来二去，任长红最终下定了决心。
如今，在任长红的新家里，沙发、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家里干净整洁，当初补助的18万元钱，除了盖房花去15万，剩余的钱还添置了不少东西。院子里的自来水管让她再也不用挑水，并且还安上了太阳能淋浴器。有时，任长红闲下来也会回到六社喂喂蜂，摘几颗自己种的菜回来。逢集时，家门口通往镇上的小客运车20分钟就能带她到镇上的集市。
中午饭点到了，任长红的孩子们放学回到家里，任长红也做好了饭，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饭，任长红说：“我的娃终于不用再受苦了。”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对搬迁群众来说，住进的是‘新房’，失去的是‘老家’，有‘房’不一定有‘家’，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应该让搬迁群众对新房有‘家’的归属感，才能真正融入。”关坝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长段振鹏说。对整个搬迁群体而言，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单纯空间位移，更是综合小型社会的重组，只有切实加大后续扶持力度，才能真正让搬迁群众既“安居”又“乐业”。
段振鹏告诉记者，关坝村坚持搬迁入住一户、产业培育一户、稳定脱贫一户的思路，对所有易地搬迁户根据劳力情况进行分类，建立劳务档案，通过培训技能外出务工一批、“合作社+农户”模式入股带动一批、公益岗位安置解决一批、土地流转增收一批、兜底保障扶持一批等扶持措施，努力使每户搬迁户有一个增收产业，每户贫困户有一人就业或务工经商，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的目标。
来源：协商报、甘肃政协发布
编辑：吴文林
芦山县大川镇南天门探险记（连载二）
我抬头向南天门方向望去,前面陡峭的山峰阻断了我的视线,山上古木参天,两三人才能合抱的野杉树,东一棵西一棵地盘在山上的岩石中,遒劲苍老的枝杆上布满青苔,鲜艳的杜鹃花三三两两的点缀其间，显得格外耀眼。几只色彩斑斓不知名的蝴蝶忙着在路旁的野花间穿梭。我却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因南天门之行不能成行而情绪低落。
张老五的车在便道上开了不到一里路就卡在一个陡坡上，底盘被一块突出的岩石顶住，抛锚了。于是大家拿了各自的东西下车步行,四川台的涂大记者下车就摆开阵式对着美景不停地摄起像来,毕竟是大城市来的,没见过多少大山原始古朴而又处处透着秀丽的原生态美景,对着岩石上的几棵野杉就拍了半天。芦山电视台的陈记者好心地提醒他说山上可不好充电,这里距真正的景区还早着呢。大家于是继续前行,说说笑笑地沿着以前开矿的便道往山上走去,走了约三公里就到了一个电站的水坝前,水坝筑在两座刀削般陡峭的山峰之间,阻断了我们前行的路。
水坝下的空地上有几个正在干活的工人,一个简易的木棚搭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棚子里冒起了青烟,有个跛脚的工人正在生火做饭。“嗨!老唐,你在这里干活嗦?”我认出了一个保卫村的当地人,很开心地和他打招呼。“啊!是乐警官,快到棚子里来坐一屁股,还没干饭吧?来整点,洋芋炖肥肉坨坨”。老唐一面说一面就要去拿碗,不像是在和我客气。“不了,我们人多”。老唐见我客气,走过来拉住我就往棚子里拖。
高局见时间也不早了,就安排大伙都就地休息一下,吃点干粮后再继续出发。他叫来两个最精干的村民，要他们和向导老王一起,趟过水坝去探一下路。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探路的老王他们就回来了。“遭了,过不去,我们前些天才搭的便桥被洪水冲走了”。向导老王说道：“怎么办,高局?”高局揭下迷彩帽用手指挠了挠并不茂盛的头发,想了好一会儿才像下定决心似的说:“那就返身吧,到南天门安营扎寨,休整一下,明天再决定往哪儿走”。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终于还是要到我日思夜想的南天门了。大家相互把包裹整理好后就往回走,下坡的路可轻快多了,不一会就又回到刚才分路的三叉口，踏上了到南天门的路。南天门的路果然不好走,坡度比刚才便道的路陡多了,走不多远就是一个回头弯。背上的包裹仿佛吃了生长素，变得越来越重,不停冒出的汗水直往眼睛里钻,潮得人两眼迷离。
路两旁的野杉高大挺拔,不时会看见有倒在路旁的参天大树,树杆均已腐朽不堪,上面长满不知名的野生菌类和厚厚的青苔,有些“青苔”长达几米,向导老王告诉我那是绿松茸。这些大树有的是因衰老而腐朽倒下,有的是被雷电击中而被拦腰折断,断口处黢黑一片,仿佛是一张非洲黑人的脸,让人忍不住猜想当时雷电击中大树的一瞬间是怎样的壮观。远处传来溪流淙淙的响声,但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让人捉摸不透,不知道小溪藏在何处,弄出这高山流水般动人的乐曲。
又转过两个弯,一道雪也似的白练就挂在眼前的山坡上,溪水欢快地兀自流淌,并不为我们的到来所动,晶莹剔透的水花在撞到突出的岩石后高高跃起,扑入溪旁的草丛中忽地不见了。对面的山峰处飞过几只老鸦,呱呱地叫唤几声,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显得有些瘆人。一只毛茸茸的松鼠从一棵大树后探出头向我们望来,又倏然飞跃到另一棵树上,转眼不见了踪影,它肯定不想搞懂这些两脚直立的动物为什么而来,为何要打扰它幸福平静的悠闲生活。
“要到了吧?”我问老王。“快了!再转几个弯就到”,老王说。山里人很会说些实在的“谎言”,所说的话你要放大几倍来听才比较靠谱。他们所说的“快了”，我估计没有半小时肯定走不拢,这点我在大川派出所刚上班时就深有体会。记得刚在大川上班不久,有次和一个镇干部一起到晓里村很高的山上去处理一起并不复杂的纠纷,是两兄弟因一口水井用水问题发生争执。处理好后老乡高矮要拉倒我们吃饭,我也没客气,因为肚子实在是饿得不行了。老乡说“我们整它一窝窝酒嗬？”我想“一窝窝”就“一窝窝”,不过就是一杯酒嘛,大不了四两也就顶天了吧”。等到老乡把所谓的“窝窝”拿出来,我顿时傻了眼,竟然是吃饭用的碗,起码能装一斤多,那时我就深深领教了山里人善意而实在的“谎言”。
不知又转过了多少弯,我感到脚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只知道机械而麻木地向前挪动。就在又转过一个大弯后,眼前突然一亮,一片开阔地出现在眼前,起码有好几十亩。路的右面靠山脚的地方,一排很有气势的一楼一底的木房依山而建,掩映在参天的古树中。一条四五米宽的小溪从房前悠然而过,溪水几至透明,静卧在水底的各色石头仿佛专为等候远方客人来欣赏似的待在水底一动不动。这就是南天门了,以前只在相片上看过,从别人口中听过的地方。南天门，我终于来了！
南天门的景色确实不错,溪水对面是一片开阔的野杉林,高大挺拔的野杉显得气势非凡,一些矮小的灌木在他们脚小显得更加的渺小。对面山崖上杜鹃花开得正艳,十分耐看，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粉色的,仿佛是出自一位大师的手笔，各种颜色的搭配恰到好处。极目眺望，一座小亭掩映在杜鹃花丛中,只露出一小顶来,不注意还看不出来。
我在出神欣赏好一会后，才想起应该先到房子里把包放好，于是我迈步踏入了我梦中多次相见神交已久的南天门。由于年久失修和疏于管理,房子的好些壁板已经缺失,想是某个猎人或是游客,因御寒又或是做饭需要，将墙壁的木板化作了温暖的火焰。缺失了壁板的房子显得有些破败,但整体的气势还在,显得还是很大气,就像一大户人家,虽然有些没落,但只要有客人到有什么需要他依然慷慨大方,乐于奉送,毫不吝啬。
雅安来的摄影爱好者老陈约我一起去亭子看看,我也正有此意,就和老陈沿着小溪往亭子方向走去。走到一笼剑竹旁时我闻到一股动物尸体腐败后的味道,继续前行,气味越来越浓。一头野牛的尸体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有一小半露在水面上，有一大半淹没在小溪里一个较深的水凼中。野牛的尸体被一根横跨在水面上的木头卡住了,露出水面的部分已经腐败不堪,一排白森森的肋骨如宝剑般刺向天空,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没有人知道这头野牛为何死在这里,是病死、摔死、亦或是与情敌战斗而亡,在死前又有怎样痛苦的挣扎？一切都是个迷！也许大山中野生动物的命运本是这样,充满着不可知的传奇色彩。
（未完待续）
乐春雷
我抬头向南天门方向望去,前面陡峭的山峰阻断了我的视线,山上古木参天,两三人才能合抱的野杉树,东一棵西一棵地盘在山上的岩石中,遒劲苍老的枝杆上布满青苔,鲜艳的杜鹃花三三两两的点缀其间，显得格外耀眼。几只色彩斑斓不知名的蝴蝶忙着在路旁的野花间穿梭。我却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因南天门之行不能成行而情绪低落。
张老五的车在便道上开了不到一里路就卡在一个陡坡上，底盘被一块突出的岩石顶住，抛锚了。于是大家拿了各自的东西下车步行,四川台的涂大记者下车就摆开阵式对着美景不停地摄起像来,毕竟是大城市来的,没见过多少大山原始古朴而又处处透着秀丽的原生态美景,对着岩石上的几棵野杉就拍了半天。芦山电视台的陈记者好心地提醒他说山上可不好充电,这里距真正的景区还早着呢。大家于是继续前行,说说笑笑地沿着以前开矿的便道往山上走去,走了约三公里就到了一个电站的水坝前,水坝筑在两座刀削般陡峭的山峰之间,阻断了我们前行的路。
水坝下的空地上有几个正在干活的工人,一个简易的木棚搭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棚子里冒起了青烟,有个跛脚的工人正在生火做饭。“嗨!老唐,你在这里干活嗦?”我认出了一个保卫村的当地人,很开心地和他打招呼。“啊!是乐警官,快到棚子里来坐一屁股,还没干饭吧?来整点,洋芋炖肥肉坨坨”。老唐一面说一面就要去拿碗,不像是在和我客气。“不了,我们人多”。老唐见我客气,走过来拉住我就往棚子里拖。
高局见时间也不早了,就安排大伙都就地休息一下,吃点干粮后再继续出发。他叫来两个最精干的村民，要他们和向导老王一起,趟过水坝去探一下路。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探路的老王他们就回来了。“遭了,过不去,我们前些天才搭的便桥被洪水冲走了”。向导老王说道：“怎么办,高局?”高局揭下迷彩帽用手指挠了挠并不茂盛的头发,想了好一会儿才像下定决心似的说:“那就返身吧,到南天门安营扎寨,休整一下,明天再决定往哪儿走”。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终于还是要到我日思夜想的南天门了。大家相互把包裹整理好后就往回走,下坡的路可轻快多了,不一会就又回到刚才分路的三叉口，踏上了到南天门的路。南天门的路果然不好走,坡度比刚才便道的路陡多了,走不多远就是一个回头弯。背上的包裹仿佛吃了生长素，变得越来越重,不停冒出的汗水直往眼睛里钻,潮得人两眼迷离。
路两旁的野杉高大挺拔,不时会看见有倒在路旁的参天大树,树杆均已腐朽不堪,上面长满不知名的野生菌类和厚厚的青苔,有些“青苔”长达几米,向导老王告诉我那是绿松茸。这些大树有的是因衰老而腐朽倒下,有的是被雷电击中而被拦腰折断,断口处黢黑一片,仿佛是一张非洲黑人的脸,让人忍不住猜想当时雷电击中大树的一瞬间是怎样的壮观。远处传来溪流淙淙的响声,但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让人捉摸不透,不知道小溪藏在何处,弄出这高山流水般动人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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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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