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好自己的保险箱
语言的边界也是认知的边界
那个糟糕的、放飞的并不是真正的自我
每次看直播都很快乐,每次看都会有新的感悟。以后也要一直一直这样下去噢!
不知不觉喜欢学姐五年了,真的又想感叹时间了,还有一年我也要高考了。
学姐说:“看到到那个孩子和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学姐直播了,马上就要高考了,等我的好消息。之后真的看到她给我发她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太开心了。”
学姐夫说:“一定要在九月份在你最喜欢的大学的操场或者图书馆说一句: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以前不讲脏话的我变得爱讲脏话,那确确实实不是真实的我。以前的感觉又回来了,有时候外在真的能决定内心,多说说就真的变成这样了。
未来会怎样呢,看我书写吧。
语言的边界也是认知的边界
那个糟糕的、放飞的并不是真正的自我
每次看直播都很快乐,每次看都会有新的感悟。以后也要一直一直这样下去噢!
不知不觉喜欢学姐五年了,真的又想感叹时间了,还有一年我也要高考了。
学姐说:“看到到那个孩子和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学姐直播了,马上就要高考了,等我的好消息。之后真的看到她给我发她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太开心了。”
学姐夫说:“一定要在九月份在你最喜欢的大学的操场或者图书馆说一句: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以前不讲脏话的我变得爱讲脏话,那确确实实不是真实的我。以前的感觉又回来了,有时候外在真的能决定内心,多说说就真的变成这样了。
未来会怎样呢,看我书写吧。
#隔离# 第十二天:陈徒手老先生在《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中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原始档案,描写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这11位教授都是“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的人: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11位教授的命运,通过批斗、思想改造、再批斗的反复中遭受着残酷的阶级斗争,对精神和学术创造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在书中描写了诸多教育方面的荒唐事,譬如用又红又专的大一至大四学生担任系党支部书记审核教授的授课计划和研究生培养计划,对于高深和与当时的政治动向不符的课程肆意的删除,甚至安排教授遵循他们的想法和要求书写培养计划;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授课可以任意打断,成分出身不好的教授没有资格对学生进行学术考核;反对本科教育的严出,北大自成立到1952年院系调整通过学位的学生数是8100多人,院系调整之后至1965年毕业生是40000多人。如此环境下培养的学术人才的质量可想而知;农业大学的教授等级划分按照下乡种地产量来决定,那些种地好的人可以不需要文凭和学术成就可以破格提拔成为教授。在民国时期文章的鉴赏不拘泥于形式和内容,属于自由探讨的范畴,康生对文章鉴赏提出了固定要求:作者的阶级出生、社会阶级意义与时代局限性(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自沙俄时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的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审视目前的大学的环境似乎熟悉的样子。
在书中描写了诸多教育方面的荒唐事,譬如用又红又专的大一至大四学生担任系党支部书记审核教授的授课计划和研究生培养计划,对于高深和与当时的政治动向不符的课程肆意的删除,甚至安排教授遵循他们的想法和要求书写培养计划;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授课可以任意打断,成分出身不好的教授没有资格对学生进行学术考核;反对本科教育的严出,北大自成立到1952年院系调整通过学位的学生数是8100多人,院系调整之后至1965年毕业生是40000多人。如此环境下培养的学术人才的质量可想而知;农业大学的教授等级划分按照下乡种地产量来决定,那些种地好的人可以不需要文凭和学术成就可以破格提拔成为教授。在民国时期文章的鉴赏不拘泥于形式和内容,属于自由探讨的范畴,康生对文章鉴赏提出了固定要求:作者的阶级出生、社会阶级意义与时代局限性(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自沙俄时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的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审视目前的大学的环境似乎熟悉的样子。
#隔离# 第十二天:陈徒手老先生在《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中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原始档案,描写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这11位教授都是“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的人: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11位教授的命运,通过批斗、思想改造、再批斗的反复中遭受着残酷的阶级斗争,对精神和学术创造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在书中描写了诸多教育方面的荒唐事,譬如用又红又专的大一至大四学生担任系党支部书记审核教授的授课计划和研究生培养计划,对于高深和与当时的政治动向不符的课程肆意的删除,甚至安排教授遵循他们的想法和要求书写培养计划;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授课可以任意打断,成分出身不好的教授没有资格对学生进行学术考核;反对本科教育的严出,北大自成立到1952年院系调整通过学位的学生数是8100多人,院系调整之后至1965年毕业生是40000多人。如此环境下培养的学术人才的质量可想而知;农业大学的教授等级划分按照下乡种地产量来决定,那些种地好的人可以不需要文凭和学术成就可以破格提拔成为教授。在民国时期文章的鉴赏不拘泥于形式和内容,属于自由探讨的范畴,康生对文章鉴赏提出了固定要求:作者的阶级出生、社会阶级意义与时代局限性(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自沙俄时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的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审视目前的大学的环境似乎熟悉的样子。
在书中描写了诸多教育方面的荒唐事,譬如用又红又专的大一至大四学生担任系党支部书记审核教授的授课计划和研究生培养计划,对于高深和与当时的政治动向不符的课程肆意的删除,甚至安排教授遵循他们的想法和要求书写培养计划;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授课可以任意打断,成分出身不好的教授没有资格对学生进行学术考核;反对本科教育的严出,北大自成立到1952年院系调整通过学位的学生数是8100多人,院系调整之后至1965年毕业生是40000多人。如此环境下培养的学术人才的质量可想而知;农业大学的教授等级划分按照下乡种地产量来决定,那些种地好的人可以不需要文凭和学术成就可以破格提拔成为教授。在民国时期文章的鉴赏不拘泥于形式和内容,属于自由探讨的范畴,康生对文章鉴赏提出了固定要求:作者的阶级出生、社会阶级意义与时代局限性(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自沙俄时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的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审视目前的大学的环境似乎熟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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