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植庄和同事们经过商量，“擅自”决定把联系不上家属的捐献者名字也刻在纪念墙上，“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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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台挽留相机，只要对着你要喜欢的人按下快门键，那么他将永远不会与你分离。分手之际，我对她说，可以为你拍最后一张照片？她点头回应，可以。举高相机，战战兢兢地按下快门键，心忖：真的可以挽留她吗？快门声响，只见她僵如雕塑，相机照片内她反而动了起来。我微微叹息，原来还是留不住她的心。

【#把57个逝者的名字，刻在墙上，也刻在心里……#】王刚、汤国辉、刘金祥、苏洪刚、白志强……几十个名字，刻上了纪念墙。
他们是沧州的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把大爱永远留在了人间。
沧州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里（以下简称纪念园），肃穆的公墓，高矗的纪念碑，以及一个个捐献者的名字，无不在表达着一个意思：大爱无疆，生命永恒。
要把这些名字，刻在能抚摸到的地方
纪念园位于沧县达子店村村北的沧州公墓内。
为沧州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建纪念园，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墙上，是沧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牵挂于心的大事。
当刻字师傅开始工作时，那些捐献者的名字重新又涌上沧州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刘植庄的心头。
8月22日，沧州刚下过大暴雨。刘植庄开车赶到了纪念园，向刻字师傅介绍捐献者的情况。
刘植庄是沧州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给沧州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建纪念园，对于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是一种使命。
刘植庄想建纪念园的想法，始于2015年，缘于一位捐献器官女孩的父亲。当时，那名父亲想要找地方安葬女儿的骨灰。
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把捐献者名字刻在纪念墙上，建纪念园的工作终于接近尾声。
现场，刘植庄和刻字师傅不停交流。刻什么样的字体最好看？用什么颜色最合适？这些名字刻在纪念墙的什么位置最恰当？
一切就绪，刘植庄提出了最后的要求，“无论如何，要把名字的高度刻在家属一伸手就能抚摸到的地方。”
刘植庄说：“建纪念园、做纪念碑、刻纪念墙，就是为了让家属能够见‘字’如面。他们能摸到那些名字，就是与亲人最近的接触。”
赵兴辉是被请来的刻字师傅，来自“雕刻之乡”保定曲阳。
赵兴辉刻墓碑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但是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刻纪念墙，还是第一次。
赵兴辉说，接到电话，他了解到是为捐献者刻字的时候，不自觉地挺了挺后背，“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正因为这，赵兴辉对待刻纪念墙上的这些名字，丝毫不敢马虎，“刻别的碑也很严肃，但刻这个纪念墙除了严肃，还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敬意。”
“请放心，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个纪念墙刻好。”赵兴辉郑重地保证。
电话里的哭声
把捐献者的名字刻在纪念墙上，首先要征得捐献者家属的同意。
按照捐献者家属留的电话，刘植庄和工作人员与家属们取得了联系，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不是平常的联系电话，每打一次，刘植庄内心都非常不平静。“那过程，五味杂陈。”刘植庄说。
十几年前，一位小伙子捐献了器官。当时，留的是小伙子妈妈的电话。
电话打过去，刘植庄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打电话的意图，那边反应了好半天，然后电话里突然传出大哭的声音。对方边哭边说：“我们同意，谢谢你们还记得他。”
电话里的哭声，也让刘植庄想起当年小伙子捐献器官时的情景，他的声音不禁哽咽。
沧州目前一共有57名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刘植庄和同事全部和他们的家属电话联系了一遍。刘植庄说：“真的受不了这一次次的刺激，心里太难受了。”
刘植庄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位捐献者的父亲。那名父亲当初给刘植庄打电话，询问有没有地方安放自己女儿的骨灰。
“这个女孩去世时，只有几岁，父母因为舍不得，一直把孩子的骨灰带在身边。直到女孩的妈妈又怀孕，他们才愿意安放孩子的骨灰，所以女孩的爸爸给我打了电话。”刘植庄说。
也正是这位父亲的电话，让刘植庄有了给捐献者建纪念园的想法。
只是，当电话拨过去，对方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了。
刘植庄找了当地的红十字会，想确认这位父亲是否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但没有找到人。
刘植庄说，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是南方人，当初是来沧州打工的，他们租住的地方已经换人了。
“或许因为这里是他们的伤心地，他们已经带着后来出生的孩子回老家了吧。”刘植庄说。
因为联系不上这位父亲，刘植庄心里难受了很长时间，“就想给他个交代，告诉他纪念园建好了，他可以来纪念自己的女儿了。”
不仅仅是这位小女孩的家属，刘植庄和志愿者们虽然多方努力，但仍有10多位捐献者的家属联系不上。
刘植庄和同事们经过商量，“擅自”决定把联系不上家属的捐献者名字也刻在纪念墙上，“万一哪天家属知道了，想来纪念他们的亲人，这里一定得有他们的名字。”
“给我留一个位置，在我爱人旁边”
刘植庄在跟赵兴辉交流的过程中，着重说明，有几个捐献者名字后面要留出空白地方。
赵兴辉很奇怪，说留太大空白，刻出来不好看。
刘植庄说，那是捐献者的老伴儿要求的，“他们说自己去世后也要进行遗体或者人体器官捐献，请我们在纪念碑上给留一个名字的位置。”
赵兴辉说，听到刘植庄这么说的那一刻，他心里紧了一下。
其实，刘植庄在听到家属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何尝没有在心里狠狠紧了一下！
在捐献者名单中，这样的夫妻有4对。
石远芝、滕顺昌夫妇，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完成了捐献，他们的名字已经被刻在一起。
剩下的3对夫妻中，有两对是任丘市的夫妻，“夫妻中的一位已经去世，而且完成了遗体捐献。”
电话联系到家属时，一位捐献者的老伴儿跟刘植庄说，要在纪念墙上给自己的名字留一个位置，将来自己去世之后，也会把遗体捐出去。
刘植庄说，那一刻，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对这些老人的敬意。
这样的老夫妻，还有沧州市运河区的刘金祥和张桂芬夫妇。
2018年9月10日，两位老人找到运河区红十字会相关人员，表达了捐献的意愿，并在遗体志愿捐献协议上郑重签下了名字。
说起这对老夫妻，刘植庄更是感慨万千。
刘金祥老人年轻时曾是一位参加核试验工作的老兵，退伍后发现自己患有多种疾病。就医时，他隐瞒了自己曾经的经历，而且一瞒就是半个世纪。
直到中央电视台的《国家记忆》栏目，首次向国人展示了我国原子弹的发展之路，刘金祥才揭开了自己的工作之谜。
刘金祥生前有个夙愿，就是去世后把遗体捐给国家用来研究。“刘金祥老人已于2021年去世，并完成了遗体捐献。”刘植庄说。
遵从两位老人的愿望，在纪念墙上刘金祥老人名字的旁边，也给他的老伴儿留了空白位置。
生命永恒
捐献，体现的是生命的大爱。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行列，签订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志愿书。
刘植庄说，很多年轻人通过网络签下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也有一些老人专门打电话到本地红十字会，要求进行器官或者遗体捐献。
每次听到这些信息，刘植庄说，他心里总有份感谢和感动。
2018年，黄骅市旧城镇七旬乡医白志强因病去世并捐献遗体，成为我市第20位捐献遗体的志愿者。
2021年，泊头市九旬老人苏洪刚捐献遗体，同时把7000余元积蓄全部捐给贫困生。
今年3月，泊头市83岁的张雨洪老人永远闭上了眼睛。遵照老人的遗愿，他的遗体被用于医学教学和研究。
今年5月，献县18人集体签订捐献志愿书，这18人来自不同的岗位。这是献县组织的第二次集体签捐仪式，目前全县共有61人签订了捐献志愿书。
今年8月，52岁的运河区教师曹立梅来到运河区红十字会，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同时，她正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也委托她在志愿书上签字。母女俩同时成为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者。
……
一位志愿者说，活着的时候，应把每一天过得有意义，去世后，把所有的器官和遗体捐献出去，帮助别人，为国家和医学作点贡献，这是最有意义的事。
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把为社会作贡献当成了生命的追求。他们离开时，用捐献器官或遗体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热爱和眷恋，完成了生命的最后壮举，这是一件永远值得我们歌颂和纪念的事。而纪念园的建设和纪念墙的雕刻，也正是一种怀念和尊重。
刘植庄说，当人的生命走到终点，而那些还有生命的器官被移植到另一个生命中，将生命延续下去的时候，这就是生命永恒。（来源：沧州晚报记者张丹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