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景德镇有一位手艺人，用十余年的时间，研究唐宋手艺“绞胎”，用泥土做出大自然最美的花纹，细腻的荷花，流动的海浪，天上的明月，和飘忽不定的烟云。
他让泥土变成了中国人才懂的浪漫。
对于爱莲之人，没有见过荷花的夏天，是不完整的。
我见过一瓣“粉荷”，在景德镇陶瓷大学附近一幢民宅里，像婴儿脸颊的细粉，花瓣里长出条条红丝、黄丝、白丝，嫩得如同徐志摩的那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仿佛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令人温软，不忍触碰。
这是一瓣茶则，不能说是像，而是相信它是真的荷花瓣，从池塘里采来，施个法就成了一件器。
这条条细腻的纹路，不是画出来的，更是绘画、任何陶瓷技法都没办法达到的，是将不同颜色的泥土组合而成，这门工艺，叫绞胎。花纹由胎而生，内外相透，一胎一面，被称为“君子之瓷”。
这像从泥土里长出的花纹，总有一种奔放的真实的生命力，如同创作它的人，祝琛，十几年如一日地挑战绞胎的极限。
在祝琛身上有许多反差，第一次见到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从北方来的兄台，长得壮硕，手指健粗，却做出了最细腻的荷花瓣，怀着一颗玲珑心，把南方虚无缥缈的山水美学留在绞胎里。
或者根本想象不到这是一位艺术家，或者也说不清艺术家该是怎么样的，但有一种该是祝琛这样的：在粗糙的世界里，做着细腻的事情。
初来祝琛的工作室，吓了一跳，隐没在城中村的一幢民宅里，拾阶而上，台面泥灰渐多，正困惑着会有个怎么样的会见时，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响在耳边：“来啦！”
穿着短T、拖鞋的祝老师领我们去向他的工作室，门前闲闲散散摆着些绞胎瓷的碎片，积上了厚厚的泥灰，我想他的工作室应该不会比这更朴素了吧。
触目所及，一层一层的架子上，只有杯盘碗碟、泥土、碎瓷，和刮片、割泥的弓、扫尘的刷子的工具，还有一张喝茶的桌子，这几乎是工作室的全部，乱中有序，让人有一种实在的从容。
遇上断电，祝老师无暇顾及，任我们随意看看摸摸。架子上零落散着各种绞胎瓷，胸中顿生惊奇：“这绞胎可真像两色阿尔卑斯糖”。
蓝泥或者红棕泥与白泥揉和，做出独立山峰的轮廓，层层叠叠，从盏心到盏沿；或者深褐、浅褐与白泥一起，搅拌出树木的纹理，或江水的波纹；或者一些具有现代风格的几何花纹......
在陶瓷上画草木虫鱼、人物故事是一种“装饰艺术”，用得最多的是画、彩绘，绞胎也是装饰工艺，唐宋时就已有，但在后来的历史中日渐没落消逝，没有了传承。
现在绞胎的花纹要能做到比画好，非常难，因为它是不同颜色的泥土，诞生不同的花纹。此时坐在对面的祝琛拿起茶杯，看着窗外，沉沉露出一句话：“终归到底就是好好做东西，把东西做好，不用去想那些。”好到什么的程度？“其他陶瓷技术都达不到的程度。”
茶桌上有一个银杏叶碗，碗底是一瓣银杏叶。扇形的叶瓣上有一丝丝宛如叶脉的细丝，从叶根通达到叶尖，却并不僵直死板，而像活了一样。而在它的底部，是同一片银杏叶。
绞胎的“极致细腻”，除了银杏，还有前头提到的花瓣茶则，以及荷花碗。一条条红丝，若藕丝般细腻，却不僵硬，有伸展、散发，像是从荷花的枝枝蔓蔓中活着生长出来一样。
这种宛如从泥土里长出来一样的花纹，是浅浅一层绘画做不到的。但对于祝琛，这里还有对绞胎的技法克服。
高温之下，泥土并不听话，不同颜色泥土的伸展、发散的程度不同，有的大点儿，有的小点儿，有的收缩厉害，有的扩张，各有各的想法。调和好了皆大欢喜，不好就是开裂、歪、凹凸不平。
当极致细腻、极致微观的花纹都能做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成功，最后“别人看到的就不再是工艺，而是震惊于绞胎竟然这样美。”
这种极致的美，来自死磕，用祝琛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比较犟的人”。犟对于美，或许是一件好事。
祝琛的生活很简单，不做绞胎的时候，“就这样坐着、喝茶、空想”。但在做绞胎这件事情上，却是一个很跳跃的人。
“我做花纹的时候想追求花纹的复杂程度，做技法，当做出来之后，就不再去追求了。”极致细腻、规律的另一个极端，是否可以不规律，但又很美。
“浪”一个极具起伏的动作，海面上，它乘风而起，水花朵朵，有时簇得高，有时簇得低。祝琛做海浪，只给它一个飞扬的走向，可是有多高、多弯、浪尖多细，都是炉火里泥土最终去完成的。
祝琛工作室那一排“海上明月杯”，每一个都不一样。海浪高耸者，浪花簇簇，天上月影遥遥，颇有些“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关怀。
有的浪却只低低地起伏了一下，显得低沉，像“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单，或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落寞。
泥有了千变万化，美就有了千形万象。然而自由的背后，面对的是意外。祝琛做了一个盘子，唯有中间一道黄褐的花纹横穿而过，其余都是紫砂泥。
一块泥土上，花纹复杂但规律时，每个方向拉扯的力度是均匀的，开裂的可能性相对小。但这样孤零零一道不同颜色的泥搅合一起，仿佛一个拳头打进去，极易破裂。
做好一件，要比均匀的花纹花很多时间，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尝试。成功以后，那紫砂土上的一道花纹，令人惊艳，孤独又利落，一圈一圈如宇宙的星轨，摄人心魄。
相比规律鲜亮的花纹，这黑漆漆的一件，孤单单的纹路，很少人喜欢。祝琛喜欢做这样的尝试，一方面，挑战简单，是对绞胎的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泥土带来的不确定与变化，却让他感到惊奇，享受惊喜是他的快乐。至于结果，“不稳定是考验，也是意外”，有好，也有坏。
中国的留白对祝琛有着迷之吸引力，但一个在北方长大的人对这种意境，缺乏想象。
“北方的山和南方的山不一样，北方是石头山，下雨后它不会有雾气，但是南方就不一样，我看见它下雨后飘着东西。”那是云烟、和未散的水汽，青山隐约其中。
话到此处，祝老师胸中欢喜，他爱上这里的山，喜欢骑着摩托车在风里跑，余云散山显。早在天津读本科时，他就想把有一天可以用绞胎做出山的诗意，但是“那时候我做不出来的”。
做过五颜六色的泥土，千遍百遍摸过泥水，有了底气，祝琛才有了时机。他终于知道有两种白泥，可以融合一块，烧制后，上下各一道，如同光与影，似雨停云散后，日影初漏，深深浅浅，带着点飘忽不定，这便是南方的山。
慢慢地，会做山峰的青绿色，远黛色，一条条山线、云脉，形成山林的起伏，云雾的朦胧，雨丝的断续。祝琛的绞胎迎来了诗意之美。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意境的东西，很简单，也比较复杂。”以无胜有，是中国人最浪漫的美好。
渐渐明白，留白原来那么不容易做到。不是看不懂的书法，叫留白；看不懂的画，叫诗意；读不明的诗，叫意境。留白不粗糙，更不该被粗糙地理解。
诚如祝琛所言：“这必须经过很长的一个探索，不是一步就达到的状态，不可能。”
未曾对花纹做过复杂、细腻，未曾把把技艺做到极致，未拥有过丰富，如何减，如何留。留白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经历，而是存在后，沉沥出来的简单。
茶喝到最后，祝琛说自己做过一条鱼，跃在盘上、盘底，如飘如飞，但他以后不会再做了。
“因为我觉得绞胎做出来的没有画的好看，工笔画出来的可能比它更生动，那就没有做的必要。”要做只能是绞胎才能表达的美，这样它才有“存在”。
心中欣喜，不为了讨好任何而存在，把全部的身心集中起来去做，用一个饱满的状态去抵达，这种存在才深刻，美才有了唯一。
迎合是一件容易却粗糙的事情，真实与细腻地对它最好的反击，好在依然有着心怀美好的人们。但愿世界的粗糙，没有埋没美好。#弘耑纪录##弘耑访谈#
他让泥土变成了中国人才懂的浪漫。
对于爱莲之人，没有见过荷花的夏天，是不完整的。
我见过一瓣“粉荷”，在景德镇陶瓷大学附近一幢民宅里，像婴儿脸颊的细粉，花瓣里长出条条红丝、黄丝、白丝，嫩得如同徐志摩的那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仿佛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令人温软，不忍触碰。
这是一瓣茶则，不能说是像，而是相信它是真的荷花瓣，从池塘里采来，施个法就成了一件器。
这条条细腻的纹路，不是画出来的，更是绘画、任何陶瓷技法都没办法达到的，是将不同颜色的泥土组合而成，这门工艺，叫绞胎。花纹由胎而生，内外相透，一胎一面，被称为“君子之瓷”。
这像从泥土里长出的花纹，总有一种奔放的真实的生命力，如同创作它的人，祝琛，十几年如一日地挑战绞胎的极限。
在祝琛身上有许多反差，第一次见到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从北方来的兄台，长得壮硕，手指健粗，却做出了最细腻的荷花瓣，怀着一颗玲珑心，把南方虚无缥缈的山水美学留在绞胎里。
或者根本想象不到这是一位艺术家，或者也说不清艺术家该是怎么样的，但有一种该是祝琛这样的：在粗糙的世界里，做着细腻的事情。
初来祝琛的工作室，吓了一跳，隐没在城中村的一幢民宅里，拾阶而上，台面泥灰渐多，正困惑着会有个怎么样的会见时，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响在耳边：“来啦！”
穿着短T、拖鞋的祝老师领我们去向他的工作室，门前闲闲散散摆着些绞胎瓷的碎片，积上了厚厚的泥灰，我想他的工作室应该不会比这更朴素了吧。
触目所及，一层一层的架子上，只有杯盘碗碟、泥土、碎瓷，和刮片、割泥的弓、扫尘的刷子的工具，还有一张喝茶的桌子，这几乎是工作室的全部，乱中有序，让人有一种实在的从容。
遇上断电，祝老师无暇顾及，任我们随意看看摸摸。架子上零落散着各种绞胎瓷，胸中顿生惊奇：“这绞胎可真像两色阿尔卑斯糖”。
蓝泥或者红棕泥与白泥揉和，做出独立山峰的轮廓，层层叠叠，从盏心到盏沿；或者深褐、浅褐与白泥一起，搅拌出树木的纹理，或江水的波纹；或者一些具有现代风格的几何花纹......
在陶瓷上画草木虫鱼、人物故事是一种“装饰艺术”，用得最多的是画、彩绘，绞胎也是装饰工艺，唐宋时就已有，但在后来的历史中日渐没落消逝，没有了传承。
现在绞胎的花纹要能做到比画好，非常难，因为它是不同颜色的泥土，诞生不同的花纹。此时坐在对面的祝琛拿起茶杯，看着窗外，沉沉露出一句话：“终归到底就是好好做东西，把东西做好，不用去想那些。”好到什么的程度？“其他陶瓷技术都达不到的程度。”
茶桌上有一个银杏叶碗，碗底是一瓣银杏叶。扇形的叶瓣上有一丝丝宛如叶脉的细丝，从叶根通达到叶尖，却并不僵直死板，而像活了一样。而在它的底部，是同一片银杏叶。
绞胎的“极致细腻”，除了银杏，还有前头提到的花瓣茶则，以及荷花碗。一条条红丝，若藕丝般细腻，却不僵硬，有伸展、散发，像是从荷花的枝枝蔓蔓中活着生长出来一样。
这种宛如从泥土里长出来一样的花纹，是浅浅一层绘画做不到的。但对于祝琛，这里还有对绞胎的技法克服。
高温之下，泥土并不听话，不同颜色泥土的伸展、发散的程度不同，有的大点儿，有的小点儿，有的收缩厉害，有的扩张，各有各的想法。调和好了皆大欢喜，不好就是开裂、歪、凹凸不平。
当极致细腻、极致微观的花纹都能做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成功，最后“别人看到的就不再是工艺，而是震惊于绞胎竟然这样美。”
这种极致的美，来自死磕，用祝琛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比较犟的人”。犟对于美，或许是一件好事。
祝琛的生活很简单，不做绞胎的时候，“就这样坐着、喝茶、空想”。但在做绞胎这件事情上，却是一个很跳跃的人。
“我做花纹的时候想追求花纹的复杂程度，做技法，当做出来之后，就不再去追求了。”极致细腻、规律的另一个极端，是否可以不规律，但又很美。
“浪”一个极具起伏的动作，海面上，它乘风而起，水花朵朵，有时簇得高，有时簇得低。祝琛做海浪，只给它一个飞扬的走向，可是有多高、多弯、浪尖多细，都是炉火里泥土最终去完成的。
祝琛工作室那一排“海上明月杯”，每一个都不一样。海浪高耸者，浪花簇簇，天上月影遥遥，颇有些“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关怀。
有的浪却只低低地起伏了一下，显得低沉，像“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单，或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落寞。
泥有了千变万化，美就有了千形万象。然而自由的背后，面对的是意外。祝琛做了一个盘子，唯有中间一道黄褐的花纹横穿而过，其余都是紫砂泥。
一块泥土上，花纹复杂但规律时，每个方向拉扯的力度是均匀的，开裂的可能性相对小。但这样孤零零一道不同颜色的泥搅合一起，仿佛一个拳头打进去，极易破裂。
做好一件，要比均匀的花纹花很多时间，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尝试。成功以后，那紫砂土上的一道花纹，令人惊艳，孤独又利落，一圈一圈如宇宙的星轨，摄人心魄。
相比规律鲜亮的花纹，这黑漆漆的一件，孤单单的纹路，很少人喜欢。祝琛喜欢做这样的尝试，一方面，挑战简单，是对绞胎的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泥土带来的不确定与变化，却让他感到惊奇，享受惊喜是他的快乐。至于结果，“不稳定是考验，也是意外”，有好，也有坏。
中国的留白对祝琛有着迷之吸引力，但一个在北方长大的人对这种意境，缺乏想象。
“北方的山和南方的山不一样，北方是石头山，下雨后它不会有雾气，但是南方就不一样，我看见它下雨后飘着东西。”那是云烟、和未散的水汽，青山隐约其中。
话到此处，祝老师胸中欢喜，他爱上这里的山，喜欢骑着摩托车在风里跑，余云散山显。早在天津读本科时，他就想把有一天可以用绞胎做出山的诗意，但是“那时候我做不出来的”。
做过五颜六色的泥土，千遍百遍摸过泥水，有了底气，祝琛才有了时机。他终于知道有两种白泥，可以融合一块，烧制后，上下各一道，如同光与影，似雨停云散后，日影初漏，深深浅浅，带着点飘忽不定，这便是南方的山。
慢慢地，会做山峰的青绿色，远黛色，一条条山线、云脉，形成山林的起伏，云雾的朦胧，雨丝的断续。祝琛的绞胎迎来了诗意之美。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意境的东西，很简单，也比较复杂。”以无胜有，是中国人最浪漫的美好。
渐渐明白，留白原来那么不容易做到。不是看不懂的书法，叫留白；看不懂的画，叫诗意；读不明的诗，叫意境。留白不粗糙，更不该被粗糙地理解。
诚如祝琛所言：“这必须经过很长的一个探索，不是一步就达到的状态，不可能。”
未曾对花纹做过复杂、细腻，未曾把把技艺做到极致，未拥有过丰富，如何减，如何留。留白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经历，而是存在后，沉沥出来的简单。
茶喝到最后，祝琛说自己做过一条鱼，跃在盘上、盘底，如飘如飞，但他以后不会再做了。
“因为我觉得绞胎做出来的没有画的好看，工笔画出来的可能比它更生动，那就没有做的必要。”要做只能是绞胎才能表达的美，这样它才有“存在”。
心中欣喜，不为了讨好任何而存在，把全部的身心集中起来去做，用一个饱满的状态去抵达，这种存在才深刻，美才有了唯一。
迎合是一件容易却粗糙的事情，真实与细腻地对它最好的反击，好在依然有着心怀美好的人们。但愿世界的粗糙，没有埋没美好。#弘耑纪录##弘耑访谈#
【今天省内多地仍有雷阵雨，强对流天气需防范】
2022-7-24 星期日
大家早上好
今天省内多地仍有阵雨或雷阵雨，本次降水过程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大暑节气”了，但降水并没有结束，大家印象中伏天的焖蒸感也没有上线，今天只有丹东和朝阳，最高气温达到30℃及以上，其余城市27~29℃，不下雨的时段还是会稍稍有些闷热，提醒您注意防暑。同时，省内的风比较小，多在3~4级，可一旦出现强对流天气，最大瞬时风力预计会达到8~10级，大家尽量安排一些室内活动，出行注意安全。
未来一周，我省降水依旧频繁，尤其下周四，我省还将会迎来一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降水覆盖全省，中部和北部的降水量偏大，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和暴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一周省内的气温确实高于本周，但因为降水的持续在线，并没有给气温太多的发挥空间，大家出行注意防暑降温的同时，要随身携带雨具。
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夜间
市名 天气 气温 风向 风速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 21℃～29℃南风2～3级
大连晴 22℃～29℃ 西北风转西南风3～4级
鞍山多云转阵雨 22℃～29℃西风3～4级
抚顺雷阵雨19℃～27℃ 西风转东北风2～3级
本溪雷阵雨21℃～28℃ 南风3～4级
丹东多云22℃～30℃ 北风转南风2～3级
锦州多云23℃～29℃ 南风3～4级转2～3级
营口多云 24℃～29℃ 西南风4～5级
阜新雷阵雨转多云 22℃～29℃ 南风2～3级
辽阳多云转阵雨 22℃～29℃ 西北风转南风2～3级
铁岭雷阵雨20℃～27℃ 南风转西南风2～3级
朝阳雷阵雨转多云 20℃～32℃ 南风转东南风3～4级
盘锦多云转阵雨 24℃～28℃ 西南风3～4级
葫芦岛 多云 23℃～29℃西南风4～5级转3～4级
2022-7-24 星期日
大家早上好
今天省内多地仍有阵雨或雷阵雨，本次降水过程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大暑节气”了，但降水并没有结束，大家印象中伏天的焖蒸感也没有上线，今天只有丹东和朝阳，最高气温达到30℃及以上，其余城市27~29℃，不下雨的时段还是会稍稍有些闷热，提醒您注意防暑。同时，省内的风比较小，多在3~4级，可一旦出现强对流天气，最大瞬时风力预计会达到8~10级，大家尽量安排一些室内活动，出行注意安全。
未来一周，我省降水依旧频繁，尤其下周四，我省还将会迎来一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降水覆盖全省，中部和北部的降水量偏大，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和暴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一周省内的气温确实高于本周，但因为降水的持续在线，并没有给气温太多的发挥空间，大家出行注意防暑降温的同时，要随身携带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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