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愈辩愈清思维,
因重科精准无误一语中的,
硕果累累成绩,
与其说是坚持不懈探寻跟牢掌功勋,
不敌理解成天命,
所以,
不管雪月风花纸醉金迷多欲死欲仙刺激,
仍不过沧海一粟活如蝼蚁,
因而,
在得知实情后的我,
也只淡然一笑,
回应麻利,
由此,
我不晓该庆贺自己作为一连接万物和人的关键载体高兴,
还因超脱地球通灵感到重任在身沉郁,
所以,
只要触觉一往无前抛却纷扰来电,
我便将它当成人对我的报偿,
奉献也在所不惜惠及每点。
因重科精准无误一语中的,
硕果累累成绩,
与其说是坚持不懈探寻跟牢掌功勋,
不敌理解成天命,
所以,
不管雪月风花纸醉金迷多欲死欲仙刺激,
仍不过沧海一粟活如蝼蚁,
因而,
在得知实情后的我,
也只淡然一笑,
回应麻利,
由此,
我不晓该庆贺自己作为一连接万物和人的关键载体高兴,
还因超脱地球通灵感到重任在身沉郁,
所以,
只要触觉一往无前抛却纷扰来电,
我便将它当成人对我的报偿,
奉献也在所不惜惠及每点。
《天道》丁元英五台山论道原文全篇转发
天道:五台山论道:
豆豆·《遥远的救世主》真乃神作,此段论道更是需要仔细理解。
作者:豆豆
《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智玄大师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智玄大师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
韩楚风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韩楚风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韩楚风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https://t.cn/R2LjByJ
天道:五台山论道:
豆豆·《遥远的救世主》真乃神作,此段论道更是需要仔细理解。
作者:豆豆
《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智玄大师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智玄大师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
韩楚风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韩楚风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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