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帖闻到很重，凉凉管是吗？不行再买吧，过去文化不得普及和技术发展有关，那些东西在过去几百年一定非常珍贵，少吗！如今到处都是信息通道，到处有可以将文化内容，我看藏品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需要，物以稀为贵，以后也没有什么贵了，都不太稀罕，在工业发达的时代，网络平台真好，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和认知，
小时候老家有三种蕉：芭蕉、粉蕉、香蕉。芭蕉树高大叶粗，结的果实个大肉糙一些。粉蕉树矮叶嫩，果实肥圆肉细腻。香蕉树矮叶粗，果实细长肉香甜。我们孩提时代最爱粉蕉，但因结的果实不多，经济效益因产量少而不多见，因此可尝次数显得少而稀罕。粉蕉在武汉十几年没见过有卖的，最近在盒马买菜，看到它装在盒子里头被我发现了，美其名曰：丑蕉。当然它的确已经熟了，皮薄如纸带黑印的确丑，可它年轻的时候啊，真的白白嫩嫩，可爱极了。
掉粪坑
掉 粪 坑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不敢奢望，不死就很幸运了！也许所谓的“后福”，就是指劫后没死，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除了掉床，发生在我身上的还有一件稀罕事，对我本人来说也算是一个传奇。这件事也是发生在我尚未有记忆的时候，具体什么时候母亲也没有说的太具体，根据各种迹象判断，应该是发生在掉床后的几个月，大概率发生在1972年的春末夏初。整个过程都是母亲告诉我的。说的次数多了，就好像我自己的真实记忆。
那天，风和日丽，父亲被外公叫去帮着修缮房子，哥哥去了奶奶家。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平时母亲教书很忙，那天刚好是个周末，母亲就想趁这个时候忙着给哥哥和我做件小衣服。前面说过，外婆去世早，家里没人教我母亲做针线活。奶奶曾是地主家的“千金”，也不会做针线活，母亲只能自己学。所以做小衣服对母亲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母亲识字，就让我父亲从县城新华书店买了有关裁剪的书，平时没事就琢磨。外公知道母亲不会针线活，就想尽一切办法为母亲购置了一台二手缝纫机。缝纫机好像还是英国进口的，直到我上大学走，这台缝纫机就一直还在。印象当中缝纫机机头上印有一对喜鹊，台面上印有一把精美的“英尺”，姑且就叫喜鹊牌的缝纫机吧。
那时我刚会蹒跚走路，但走不稳，母亲带我的时候就用奶奶的裹脚布，系在我的腋下，我在前面走，母亲就从后面拽着，防止我摔倒。为了做活，母亲就不得不把我放下，因身边没人，母亲就找来以前亲戚送的一个“哄篮”（婴儿学步用的藤条筐，藤条编制，有一大一小两个口。使用时小口朝上，大口朝下扣在地上，把小孩子放到里面站着，刚好到小孩子腰部，小孩子可以用两只手挪着学走路，但不会摔倒，估计现在婴儿学步车就是从这种东西得到的灵感，演变来的）。因天气很好，母亲把哄篮放到院子里，把我放进哄篮，让我自己在院子里边玩边晒太阳，然后母亲就回屋踩缝纫机做衣服。
那个时代，邻里关系大多都很好，大家虽然都很穷，但谁家有点困难，能伸出援手的一定帮。自从家里有了缝纫机，村里知道我母亲手巧，能做出比较时尚的服装。村里要好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来找我母亲做衣服。当然，见我没人带，看见的村民经常顺手就把我带走了，直到吃饭时才给送回。或者干脆喂饱饭再给送回来。
那天母亲做了半天衣服，就想着出来看一眼，她出门一看，我不在院子里，就以为和平时一样，不知又被谁给抱家走了。就继续回屋踩她的缝纫机做衣服。做着做着总感觉哪不对，母亲忽然想到：孩子被抱走，哄篮应该还在啊，不可能抱孩子连哄篮一起抱走的。想到这，母亲忽然想到院子外面，有挖河的民工搭的临时做厨房用的帐篷，帐篷外有一深达一米的大坑，平时民工把刷锅水、泔水等都倒在里面，里面已积了很多脏水。想到这，我母亲发疯似的跑向泔水坑，跑到坑边，水面上什么也没有，只看到坑里在噗噗地冒泡，我母亲大叫一声就跳到了坑里，一下就用脚蹚到了哄篮，连人带哄篮把我从泔水里抱了出来。
我母亲一摸我没了气息，抱着我就嚎啕大哭。在帐篷做饭的民工也听到了我妈的哭声，大家全跑了出来，我掉进粪坑被淹死的消息一下传遍全村。先是在家的邻居全跑了过来，接着邻居们又把我的奶奶、曾祖母叫了过来，然后全村老少都往我家汇聚。
很快村支书牵来一头牛，把我肚子朝下搭在牛背上，牵着牛沿街走，边走还边喊“小路子，家来哩；小路子，家来哩。。。。。。”据说这叫喊魂！我的母亲已经哭瘫在地上，我的祖母、曾祖母掂着小脚，一路哭喊着跟在耕牛后面。没有走多远，忽然见我哇哇地吐出几摊脏水，竟然会哭了。村民们一拥而上把我抱下牛背，很多婶婶大娘的都跟着喜极而泣了。
现在想来，把我放在牛背上，牛一走动，正好起到了人工呼吸的功能，所以把我救活了。这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轰动全村的游街。据母亲说，掉进泔水坑（村民说粪坑）这件事给我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一是身体里好像有杀不净的虫子，吃了各种药，打了各种针，一直瘦的像猴子似的。屁股只剩皮包着骨头，成了名副其实的猴尖屁股。不敢坐小板凳，因为一坐小板凳，骨头就会直接杵在板凳面上，疼的我嗷嗷叫。另外，两只耳朵严重中耳炎，一直到我初中毕业还没好，父亲带我走遍了我们县城的各家医院和小诊所，都没有治好。
母亲生怕我成为聋子，经常在我身后几米远处偷偷喊我名字，看我是否能听到。虽然听着声音有点小，我是能听到的。有时我也跟母亲开开小玩笑，她叫我时，我故意装听不到，母亲又叫来我的妹妹，让她们轮番喊哥哥，我同样假装听不到，我母亲一下就急哭了，哭着叫我父亲：“孩子他爹，老二真的聋了，这可怎么办”？见母亲吓坏了，我扑哧一下就笑了，赶紧安慰母亲，告诉她我能听到，只是故意吓她一下。母亲这时就会边抹眼泪，边拍打我：“你这臭小子，以后不能这样吓妈妈”！
父亲有一次去郑州出差，偶然的机会看到路边有一年纪很长的老大爷，在那摆摊卖野药，专治中耳炎，老头特倔，半个烟卷大的一小管药面，非要五元钱，少给一分钱也不卖。八十年代，五元钱对我父亲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有病乱投医，父亲不愿错过任何治好我中耳炎的机会。咬了咬牙，狠心买了一管药。回到家就催着我母亲给我上药，母亲半信半疑，找来一截麦秸杆，从药管中取出一点药，用麦秸杆吹进我的耳朵，您别说，就上了一次药，我耳朵中的浓水几天就消失了。耳朵中结成了一个大耳钉，但取不出来，又过了好多年，耳钉估计在耳朵中被磨小了，总感觉有东西在耳朵中晃荡着，一跑步更感觉晃荡的厉害，后来终于让母亲找了个夹子，硬是从耳朵中拽了出来。掉粪坑的后遗症才算彻底终结。
每个人活下来都不容易，希望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感谢爱我的父母和所有人！
掉 粪 坑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不敢奢望，不死就很幸运了！也许所谓的“后福”，就是指劫后没死，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除了掉床，发生在我身上的还有一件稀罕事，对我本人来说也算是一个传奇。这件事也是发生在我尚未有记忆的时候，具体什么时候母亲也没有说的太具体，根据各种迹象判断，应该是发生在掉床后的几个月，大概率发生在1972年的春末夏初。整个过程都是母亲告诉我的。说的次数多了，就好像我自己的真实记忆。
那天，风和日丽，父亲被外公叫去帮着修缮房子，哥哥去了奶奶家。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平时母亲教书很忙，那天刚好是个周末，母亲就想趁这个时候忙着给哥哥和我做件小衣服。前面说过，外婆去世早，家里没人教我母亲做针线活。奶奶曾是地主家的“千金”，也不会做针线活，母亲只能自己学。所以做小衣服对母亲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母亲识字，就让我父亲从县城新华书店买了有关裁剪的书，平时没事就琢磨。外公知道母亲不会针线活，就想尽一切办法为母亲购置了一台二手缝纫机。缝纫机好像还是英国进口的，直到我上大学走，这台缝纫机就一直还在。印象当中缝纫机机头上印有一对喜鹊，台面上印有一把精美的“英尺”，姑且就叫喜鹊牌的缝纫机吧。
那时我刚会蹒跚走路，但走不稳，母亲带我的时候就用奶奶的裹脚布，系在我的腋下，我在前面走，母亲就从后面拽着，防止我摔倒。为了做活，母亲就不得不把我放下，因身边没人，母亲就找来以前亲戚送的一个“哄篮”（婴儿学步用的藤条筐，藤条编制，有一大一小两个口。使用时小口朝上，大口朝下扣在地上，把小孩子放到里面站着，刚好到小孩子腰部，小孩子可以用两只手挪着学走路，但不会摔倒，估计现在婴儿学步车就是从这种东西得到的灵感，演变来的）。因天气很好，母亲把哄篮放到院子里，把我放进哄篮，让我自己在院子里边玩边晒太阳，然后母亲就回屋踩缝纫机做衣服。
那个时代，邻里关系大多都很好，大家虽然都很穷，但谁家有点困难，能伸出援手的一定帮。自从家里有了缝纫机，村里知道我母亲手巧，能做出比较时尚的服装。村里要好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来找我母亲做衣服。当然，见我没人带，看见的村民经常顺手就把我带走了，直到吃饭时才给送回。或者干脆喂饱饭再给送回来。
那天母亲做了半天衣服，就想着出来看一眼，她出门一看，我不在院子里，就以为和平时一样，不知又被谁给抱家走了。就继续回屋踩她的缝纫机做衣服。做着做着总感觉哪不对，母亲忽然想到：孩子被抱走，哄篮应该还在啊，不可能抱孩子连哄篮一起抱走的。想到这，母亲忽然想到院子外面，有挖河的民工搭的临时做厨房用的帐篷，帐篷外有一深达一米的大坑，平时民工把刷锅水、泔水等都倒在里面，里面已积了很多脏水。想到这，我母亲发疯似的跑向泔水坑，跑到坑边，水面上什么也没有，只看到坑里在噗噗地冒泡，我母亲大叫一声就跳到了坑里，一下就用脚蹚到了哄篮，连人带哄篮把我从泔水里抱了出来。
我母亲一摸我没了气息，抱着我就嚎啕大哭。在帐篷做饭的民工也听到了我妈的哭声，大家全跑了出来，我掉进粪坑被淹死的消息一下传遍全村。先是在家的邻居全跑了过来，接着邻居们又把我的奶奶、曾祖母叫了过来，然后全村老少都往我家汇聚。
很快村支书牵来一头牛，把我肚子朝下搭在牛背上，牵着牛沿街走，边走还边喊“小路子，家来哩；小路子，家来哩。。。。。。”据说这叫喊魂！我的母亲已经哭瘫在地上，我的祖母、曾祖母掂着小脚，一路哭喊着跟在耕牛后面。没有走多远，忽然见我哇哇地吐出几摊脏水，竟然会哭了。村民们一拥而上把我抱下牛背，很多婶婶大娘的都跟着喜极而泣了。
现在想来，把我放在牛背上，牛一走动，正好起到了人工呼吸的功能，所以把我救活了。这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轰动全村的游街。据母亲说，掉进泔水坑（村民说粪坑）这件事给我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一是身体里好像有杀不净的虫子，吃了各种药，打了各种针，一直瘦的像猴子似的。屁股只剩皮包着骨头，成了名副其实的猴尖屁股。不敢坐小板凳，因为一坐小板凳，骨头就会直接杵在板凳面上，疼的我嗷嗷叫。另外，两只耳朵严重中耳炎，一直到我初中毕业还没好，父亲带我走遍了我们县城的各家医院和小诊所，都没有治好。
母亲生怕我成为聋子，经常在我身后几米远处偷偷喊我名字，看我是否能听到。虽然听着声音有点小，我是能听到的。有时我也跟母亲开开小玩笑，她叫我时，我故意装听不到，母亲又叫来我的妹妹，让她们轮番喊哥哥，我同样假装听不到，我母亲一下就急哭了，哭着叫我父亲：“孩子他爹，老二真的聋了，这可怎么办”？见母亲吓坏了，我扑哧一下就笑了，赶紧安慰母亲，告诉她我能听到，只是故意吓她一下。母亲这时就会边抹眼泪，边拍打我：“你这臭小子，以后不能这样吓妈妈”！
父亲有一次去郑州出差，偶然的机会看到路边有一年纪很长的老大爷，在那摆摊卖野药，专治中耳炎，老头特倔，半个烟卷大的一小管药面，非要五元钱，少给一分钱也不卖。八十年代，五元钱对我父亲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有病乱投医，父亲不愿错过任何治好我中耳炎的机会。咬了咬牙，狠心买了一管药。回到家就催着我母亲给我上药，母亲半信半疑，找来一截麦秸杆，从药管中取出一点药，用麦秸杆吹进我的耳朵，您别说，就上了一次药，我耳朵中的浓水几天就消失了。耳朵中结成了一个大耳钉，但取不出来，又过了好多年，耳钉估计在耳朵中被磨小了，总感觉有东西在耳朵中晃荡着，一跑步更感觉晃荡的厉害，后来终于让母亲找了个夹子，硬是从耳朵中拽了出来。掉粪坑的后遗症才算彻底终结。
每个人活下来都不容易，希望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感谢爱我的父母和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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