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色古香的环境和历史悠久的客栈、精致的襦裙轻纱，让你瞬间“穿越”千年，身临其境，来到这风云诡谲的不夜京。
当换上属于自己的衣饰后，你将变成另一个“你”...故事发生在不夜京中的望尘客栈，听说这里即将开始一场拍卖会，拍品竟然是三百年前的嘉和秘宝，一时间惊涛四起，不同的人怀揣着不同的目的，汇聚于此。一场权谋、欲望、人心交织的盛会拉开帷幕...
拍卖会上各门派的尔虞我诈、幕后推手的步步为营，每个人复杂的身世秘密、满足你一切关于武侠世界的想象。
栩栩如生的游戏人物，精彩的故事让你感受不同人物间的多彩人生与独特魅力，与多名npc在线飙戏，主动一点说不定还有额外惊喜。
江湖悬赏榜上的线索可要仔细留意，肆意江湖之间也不能忘了努力赚钱...投壶、解谜、堵坊，当铺，任君挑选，还有神秘的密室等你一探究竟。刺激的实操凶案以及精彩的搜证环节加上烧脑的推理环节...请准备好足够的脑细胞以及精湛的演技。
来一壶上好的江湖醉，酒杯一倾，醉里论道，大梦一场...
山河拱手，
为君一笑。
随你走在江湖，
看繁花满地。
长歌当哭，
为那些无法兑现的诺言，
为生命中最深的牵绊，
终散作云烟。#成都剧本杀#
当换上属于自己的衣饰后，你将变成另一个“你”...故事发生在不夜京中的望尘客栈，听说这里即将开始一场拍卖会，拍品竟然是三百年前的嘉和秘宝，一时间惊涛四起，不同的人怀揣着不同的目的，汇聚于此。一场权谋、欲望、人心交织的盛会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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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壶上好的江湖醉，酒杯一倾，醉里论道，大梦一场...
山河拱手，
为君一笑。
随你走在江湖，
看繁花满地。
长歌当哭，
为那些无法兑现的诺言，
为生命中最深的牵绊，
终散作云烟。#成都剧本杀#
【林西县倾力打造“一链嵌四金”产业“链”农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产业是发展之本、强县之基、富民之源。林西县在实施五大振兴过程中，把产业振兴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和核心措施，出台政策，捆绑资金，聚合资源，发挥产业比较优势,紧紧围绕菜、果、药、牛、菌等主导产业,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佰惠生集团、天拜山、恒光大、二商、春启等一批农牧业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和示范作用，构建“一链嵌四金”产业“链”农模式，将农户紧紧吸附在产业链上，形成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多个产业链组团造血铺富路的局面。“一链”就是紧紧依托一条全产业链；“四金”就是农户从四个方面获得收益，一是生产经营有售金，农户直接生产龙头企业所需要的初级产品获得的售金；二是土地流转有租金，农户以土地入股或依托土地流转获得的租金；三是基地务工有薪金，农户在生产基地务工获得的薪金；四是基金入股享股金，脱贫户和监测户以脱贫基金入股到龙头企业，每年获得股金收益分红。“一链嵌四金”产业“链农”模式将一家一户的产业帮扶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之中，实现了县域经济发展，农户增收，社会和谐稳定的良性互动。该模式共带动全县脱贫人口7785户13433人、监测人口344户656人，实现了产业帮扶全覆盖，人均增收4825元。
生产经营有售金
近年来，林西县坚持走扶持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的路线，建设全产业链条，引领带动农户从事主导产业的生产经营，直接获得出售产品的售金。林西县把菜、果、药、牛、菌作为乡村振兴的优势主导产业大力扶持，搭建五条全产业链，即依托佰惠生公司，建设6万亩甜菜基地，搭建甜菜全产业链；依托天拜山公司，建设13.7万亩内蒙野果基地，搭建野果全产业链；依托恒光大公司，建设11.7万亩中药材基地，搭建中药全产业链；依托二商集团，建设24万头肉牛养殖基地，搭建种养循环全产业链；依托春启食用菌深加工项目，建设年产1.6万棒的菌菇生产基地，搭建菌菇全产业链。在项目建设、融资降费、政策引导、降低生产成本等诸多方面构建起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直接带动农户从事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甜菜订单种植、科技研发、制糖加工、产品精加工、副产品深加工、仓储物流为一体，国内北方最大的、全产业链型、以甜菜制糖及副产品综合加工为主营业务的现代企业，企业春季与农户签订种植合同，走订单农业，每年为种植户垫付农用物资款5000万元，到秋收以保底价收购，企业承担风险，保证农户稳定收益。2022年，林西县境内共有原料区6万亩，覆盖所有6乡镇和58个行政村，仅甜菜种植一项即为当地农民增收1.5亿元，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1923户4183人，户均增收2000余元。目前，天拜山、恒光大、二商、春启等龙头企业正在加快推进一批惠民项目建设，针对全产业链的联农带农机制均已构建起来，在保证农户获得收益的同时，企业发展后劲十足。
为吸纳更多的农户从事主导产业，林西县把产业结构调整、小额信贷与龙头企业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调动农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十四五”期间林西县实施农牧业主导产业奖补政策，全县设施农业面积2.4万亩，中药材种植面积6.3万亩，内蒙野果保有面积10.5万亩，优质牧草保有面积45万亩，肉牛存栏18万头，肉驴存栏4.4万头，家禽饲养量达到300万羽，八个农牧业主导产业共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3751户、6968人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人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按照“资金跟着脱贫户走，脱贫户跟着公司走，公司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产业发展思路，通过“园区+农户+脱贫户”方式，打造农牧业产业园区，发挥园区典型示范引领，全力提升脱贫户自身造血能力。全县46个产业园区共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2726户、4634人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人均年增收3500元以上。
土地流转有租金
在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林西县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工作，鼓励和引导农户向佰惠生、天拜山、恒光大、二商、德青源等龙头企业和有实力的合作社集中连片流转土地，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推进甜菜、中草药、肉牛养殖产业化进程，农户在土地流转中每年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并且普遍高于自己经营所获得的收益。
内蒙古恒光药业有限大公司于2015年5月设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是集中药育苗、种植、代储、技术服务、饮片加工、中药提取、中药观光养生、销售物流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产业振兴，最主要的是帮助脱贫人口和监测人口发展产业，没有致富门路、没有劳动能力，是很多农户面临的较为突出的问题。而且，林西地区干旱少雨，按照传统的农作物种植，一亩地秋收产出经济效益不过200元，遇到干旱年份就会发生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2015年，恒光大公司旱田仿野生黄芪秋播技术的试验成功，为当地旱作农业发展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于是公司将农户手中大量的旱坡地集中流转，将农村劳动力从贫瘠的土地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收益更高的生产活动，同时还使农户获取了土地流转的租金收益。
以林西县新林镇五星村为例，该村常年干旱少雨、风沙大，村里土地多以旱坡地为主，农民种植的玉米、荞麦等农作物常常颗粒无收，人均年纯收入不足2000元，“穷”成了这里的代名词。自2015年开始，该村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恒光大公司，公司以每亩500元至600元不等的价格流转了村里7000亩旱坡地，发展黄芪、板蓝根等中草药种植，帮助当地农户每年实现2500元不等的土地租金收益。
2022年，佰惠生公司6万亩甜菜全产业链、内蒙古恒光大公司11.7万亩中药全产业链、二商24万头肉牛种养循环全产业链已经完成土地流转10万余亩。公司或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与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将土地从农户手中流转过来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流转的土地每亩每年租金500—600元，每亩收益比农户自己发展种植的收入多200元左右。企业或合作社每年支付租金605万元，带动350户户均增收0.65万元，其中脱贫户45户。
基地务工有薪金
在高效集中连片流转土地的过程中，土地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林西县顺势而为在此基础上建设形成了一批高效农业产业园区，部分农户成为企业的产业工人，不仅得到了土地方面的补偿，还获得了稳定的劳务工资收入。
赤峰市天拜山饮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天拜山饮品”）始建于2014年5月，是林西县政府以招商引资形式引进的一家集野果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私营企业。企业位于林西县食品加工工业园区，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总投资8700万元。建设年产5万吨内蒙野果果汁、1万吨果酱、1万吨果丹皮、果脯生产线各一条及其配套附属设施，每年可实现产值2.5个亿，实现利税0.15亿元。
天拜山饮品成立至今累计为周边农户提供就业岗位270多个，其中为脱贫户和监测户提供岗位140个，这些脱贫户和监测户就业后，月收入基本上都在2000元以上，有的甚至可以拿到3000-4000元。公司提倡“一人就业，全家增收”的帮扶模式，帮助脱贫户和监测户增收，为脱贫户和监测户就业创造机会。公司用工方面，优先录用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和监测人口，并特地放宽了录用条件，对脱贫户和监测户进行岗前培训，并提供大量的野果运输、经营、装卸、仓储等方面临时性工作岗位。
在对五条全产业链延链、补链、增链的过程中，各个链条上的公司或合作社都建设了自己的产业基地或产业园区，并根据生产需要，在剪枝、采摘、分拣、包装等生产环节，从当地农户中聘用农民工，每月平均吸纳1600多人到基地或产业园区务工，其中脱贫户和监测户968人，每人每天收入100—120元不等。2021年，5条全产业链条上的公司或合作社共向农户支付薪金1688.9万元，其中脱贫劳动力968人薪金114.7万元，人均增收12828.5元。
基金入股享股金
没有致富门路、没有劳动能力，是很多脱贫户难以增收致富的原因，也难以发挥政府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实际作用。林西县筹资设立产业基金6000万元，将产业基金投放到佰惠生、恒光大、二商、双赢等龙头企业或合租社，作为无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弱的脱贫户和监测户发展产业的入股资金，即每名无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弱的脱贫户和监测户将一万元产业基金入股到龙头企业，每年获得不低于10%的股金分红，即每年稳定获得不低于1000元的股金分红。
在打造肉牛种养循环全产业链的过程中，林西县借助京蒙协作平台，引进北京二商肉类食品集团，采取“政府投资建厂、企业租赁经营、县域群众参与，多种渠道增收”的模式，建设林西县肉牛屠宰深加工项目，项目总投资3.5亿元，其中包括2000名脱贫户和监测户入股到企业的2000万元产业基金，全部用于厂房建设和设备购置；二商作为运营公司，投入技术、品牌、管理、人才等，并每年向2000名脱贫户和监测户发放产业基金分红款200万元。#建功北疆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北疆美好生活#
产业是发展之本、强县之基、富民之源。林西县在实施五大振兴过程中，把产业振兴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和核心措施，出台政策，捆绑资金，聚合资源，发挥产业比较优势,紧紧围绕菜、果、药、牛、菌等主导产业,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佰惠生集团、天拜山、恒光大、二商、春启等一批农牧业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和示范作用，构建“一链嵌四金”产业“链”农模式，将农户紧紧吸附在产业链上，形成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多个产业链组团造血铺富路的局面。“一链”就是紧紧依托一条全产业链；“四金”就是农户从四个方面获得收益，一是生产经营有售金，农户直接生产龙头企业所需要的初级产品获得的售金；二是土地流转有租金，农户以土地入股或依托土地流转获得的租金；三是基地务工有薪金，农户在生产基地务工获得的薪金；四是基金入股享股金，脱贫户和监测户以脱贫基金入股到龙头企业，每年获得股金收益分红。“一链嵌四金”产业“链农”模式将一家一户的产业帮扶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之中，实现了县域经济发展，农户增收，社会和谐稳定的良性互动。该模式共带动全县脱贫人口7785户13433人、监测人口344户656人，实现了产业帮扶全覆盖，人均增收48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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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甜菜订单种植、科技研发、制糖加工、产品精加工、副产品深加工、仓储物流为一体，国内北方最大的、全产业链型、以甜菜制糖及副产品综合加工为主营业务的现代企业，企业春季与农户签订种植合同，走订单农业，每年为种植户垫付农用物资款5000万元，到秋收以保底价收购，企业承担风险，保证农户稳定收益。2022年，林西县境内共有原料区6万亩，覆盖所有6乡镇和58个行政村，仅甜菜种植一项即为当地农民增收1.5亿元，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1923户4183人，户均增收2000余元。目前，天拜山、恒光大、二商、春启等龙头企业正在加快推进一批惠民项目建设，针对全产业链的联农带农机制均已构建起来，在保证农户获得收益的同时，企业发展后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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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有租金
在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林西县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工作，鼓励和引导农户向佰惠生、天拜山、恒光大、二商、德青源等龙头企业和有实力的合作社集中连片流转土地，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推进甜菜、中草药、肉牛养殖产业化进程，农户在土地流转中每年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并且普遍高于自己经营所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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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佰惠生公司6万亩甜菜全产业链、内蒙古恒光大公司11.7万亩中药全产业链、二商24万头肉牛种养循环全产业链已经完成土地流转10万余亩。公司或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与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将土地从农户手中流转过来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流转的土地每亩每年租金500—600元，每亩收益比农户自己发展种植的收入多200元左右。企业或合作社每年支付租金605万元，带动350户户均增收0.65万元，其中脱贫户45户。
基地务工有薪金
在高效集中连片流转土地的过程中，土地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林西县顺势而为在此基础上建设形成了一批高效农业产业园区，部分农户成为企业的产业工人，不仅得到了土地方面的补偿，还获得了稳定的劳务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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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拜山饮品成立至今累计为周边农户提供就业岗位270多个，其中为脱贫户和监测户提供岗位140个，这些脱贫户和监测户就业后，月收入基本上都在2000元以上，有的甚至可以拿到3000-4000元。公司提倡“一人就业，全家增收”的帮扶模式，帮助脱贫户和监测户增收，为脱贫户和监测户就业创造机会。公司用工方面，优先录用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和监测人口，并特地放宽了录用条件，对脱贫户和监测户进行岗前培训，并提供大量的野果运输、经营、装卸、仓储等方面临时性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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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入股享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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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造肉牛种养循环全产业链的过程中，林西县借助京蒙协作平台，引进北京二商肉类食品集团，采取“政府投资建厂、企业租赁经营、县域群众参与，多种渠道增收”的模式，建设林西县肉牛屠宰深加工项目，项目总投资3.5亿元，其中包括2000名脱贫户和监测户入股到企业的2000万元产业基金，全部用于厂房建设和设备购置；二商作为运营公司，投入技术、品牌、管理、人才等，并每年向2000名脱贫户和监测户发放产业基金分红款200万元。#建功北疆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北疆美好生活#
#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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