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狐汽车在苏州市相城区太阳路2988号的天丰4S店交付中心，之前去看过几次，与销售及工程师畅聊甚欢，当时还把放在华为桑田岛技术中心那边的阳澄半岛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试验场样车给拉到了4S店里，ARCFOX aS全新 Hi 版除了流出的官方测试视频外，极少看到普通消费者身份体验此车智能驾驶的体验心得，华为MDC，智能座舱，数字平台，鸿蒙OS车机系统，搭配在业界顶极的高强度白车身，使此产品一直极具神秘感。7月期待去天丰预约试驾体验一番，着重评估感受华为Hi在城市复杂道路上的具体表现。讲真，试驾过不少纯电混动号称L2／L2＋／L3的产品，至今没有遇到过一个能让我满意称赞的综合表现的，极狐aS全新Hi版，拭目以待！
相关机构测试显示，极狐阿尔法S白车身，带电池包抗扭强度超过63000N.m／deg，不带电池包也超过28000N.m／deg，这在整个业界竞品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超强数据，远超绝大多数竞品表现。
变形铝合金挤出形材／压铸铝合金一体化铸件组件强化，带钉铆接，拓扑优化多筋补充局部增厚强化，冷金属满焊拼缝，抗扭环抗扭箱／边顶梁板强化，力扩散节点通道强化，可拆卸组件间紧固件孔柱配合间隙减小，面缝结构胶等，皆可实现抗扭／抗弯强度显著提升。
另外，4主减塔座硬点空间布局影响也很大，轮距／轴距／水平标高／方位角等，皆会对测试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
6万多／2.8万，太过了，说明其本身拥有可大幅减重减料降本的空间，专业评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性能过于保守设计下的巨大浪费，严重偏离了功能有效性保障和成本经济性原则之间的工业产品设计工程学平衡的综合优势需求。但极狐在安全至上产品理念下就是这么任性的把安全优势工作给落实了，之前有机构安排的双车对撞测试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品牌如何做产品营销？我认为比单纯的技术研发产品制造落地难多了，这个好酒也怕巷子深的新时代，哪怕是产品再有优势，如果广宣媒体生态氛围不到位，那么一切都很难谈起。比如如下的苏州车展新闻通稿，信息看似非常丰富，但通稿总归只是通稿，对新时代个性信息爆炸的当下来说，通稿的生命力太弱小了，极狐是时候深入思考一下市场营销的技巧了，这是我给品牌广宣的个人建议。
｛智能驾驶第一车闪耀苏州车展 极狐汽车开启新时代
苏州车站星光熠熠 极狐汽车最有看点
智能驾驶第一车登陆苏州 展现未来出行新时代
极狐阿尔法S全新HI版登陆姑苏 苏州又多一段传奇故事
智能驾驶天花板产品来袭 苏州迎来新时代大咖
花开盛夏，缤纷姑苏。6月30日~7月4日，2022苏州国际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办。国内各大汽车厂商踊跃参展，车展现场名车云集，星光熠熠。近期智能驾驶领域最火爆的车型——极狐阿尔法S全新HI版首次登陆苏州，携极狐汽车旗下另两款高品质车型极狐阿尔法T和极狐阿尔法S一同亮相D3馆12号展位，三款共5台展车为苏州用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成为车展现场最吸引观众的展台。
三颗激光雷达+全冗余架构智能驾驶第一车名不虚传
有“智能驾驶第一车”之称的极狐阿尔法S全新HI版，无疑是车展最闪亮的明星。这款车由极狐携手华为合作推出，是全球首款搭载HI华为全栈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量产车、全球首款支持城市道路高阶智能驾驶的量产车、全球首款搭载华为智能座舱-鸿蒙车机OS的高端纯电量产轿车，被誉为智能驾驶天花板级别的产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款车诞生于高可靠、高性能的的IMC架构，拥有由包括3颗激光雷达在内的34个高感知硬件组成的超高融合感知系统，可以真实还原3D物理世界，对障碍物精准识别；MDC810智能驾驶计算平台，支持400 TOPS超强算力，能够轻松应对复杂路况的考验。该车的智能巡航系统，可以掌控城市道路/夜间场景和高速/城市快速路场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道路高阶智能驾驶。同时，它能够针对城市道路行驶中的各种场景进行分析，让用户可以拥有从小区车库到公司车库的连续自动驾驶体验，更适用于中国的复杂路况。
针对人机交互，极狐与华为联手开发了鸿蒙OS智能互联座舱，支持30多款应用生态。极狐阿尔法S全新HI版支持视频无缝流转、畅连通话；车机手机互联，支持手机反控车机；支持手势识别精准控制音乐、手势控车；全场景语音，可见即可说，达到了人车交互一体化，真正实现了千人千面、万物互联。
此外，该车拥有极致性能，整车百公里加速低于3.5s，采用国内首个800V高压量产车平台，充电功率最高180kW，10分钟即可补充近200km的续航里程，电量从30%充到80%仅需15分钟。用户还可以选择专属定制的狂暴模式和赛道模式，享受更加极致的操控体验。
该车还采用航空级的全冗余设计，在感知、决策、转向、制动、架构、电源六大方面，都拥有一套备份系统，最大限度确保系统全天候全场景运行无忧。
丰富产品矩阵 满足用户多样化出行需求
极狐汽车另两款高品质车型极狐阿尔法T和极狐阿尔法S定位不同，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出行需求，为用户提供多样化选择。
新一代智能豪华纯电轿车阿尔法S，是极狐汽车家族化序列的首款轿车产品，共有4款车型。该车兼具轿车的舒适性与SUV的通过性，风阻系数仅为0.248Cd，4.2s破百的强大运动基因，将带给用户极致操控性能。该车搭载智能恒温三元锂离子电池包，能量密度高达194Wh/kg，可实现最长708km的真实续航。
极狐阿尔法T是一款全地形性能纯电SUV，搭载国内唯一纯电自适应全地形四驱系统，具备雪地、泥地、沙地3种驾驶模式，产品体验超越同级。最高续航达653km，炎热的夏季，用户可以放心使用空调，车辆依然能保持稳定的续航里程。
豪礼配好车 车展购车太划算！
有好车，更有豪礼！
首先，极狐阿尔法S全新HI版首任车主可以享受六大服务基础权益。
其次，为鼓励汽车消费，苏州市各区域政府提供了丰富的补贴政策，从数字消费券到直接购车补贴，不一而足，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所在区域进行选择。
更给力的是，极狐汽车还为车展期间订购极狐阿尔法T和极狐阿尔法S（不包括全新HI版）的用户提供了六重豪礼的丰厚优惠政策：第一重，赠送用户两年免费用电权益（赠送72000 极狐 APP 积分，用户在极狐 APP商城自行兑换，价值 7200 元）；第二重，可享最高2年8万元的免息贷款，或首付15%享受低息贷款；第三重，新用户赠送10000积分；第四重，置换购车最高可享10000元补贴；第五重，赠送7KW充电桩（含30米内基础安装）；第六重，现场订车即可获赠一件野营帐篷或无人机的精美大礼。
极致的产品，驾驶超级丰厚的购车礼遇，让极狐汽车成为车展最靓的仔，现场观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本届苏州车展到7月4日结束，在此期间，用户都有机会到车展现场赏车购车，有计划购置一款纯电高品质车型的用户，赶紧行动起来吧！｝
通稿给人的感觉就是生硬商业感太强了，缺乏自然真切的生态氛围基础，如何破局？我想，放开不必要的约束让更多专业的人或机构去用去真实评价传播事实感受，把产品真实的优势和不足用真诚的内容展现给市场受众，比官方写一万篇通稿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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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500万亩“休眠地”——甘肃撂荒地整治调查】受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耕种条件差、农民外出务工等因素影响，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各地都在因地制宜想办法破解难题。在甘肃，这也不是件小事。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这些“休眠”的土地该如何被唤醒？怎样挖掘耕地保供潜力？经济日报记者深入甘肃多地田间地头，走访了解整治复耕情况。
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在我国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引发关注。2021年1月，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推动将统筹利用撂荒地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层层压实责任，有效遏制耕地撂荒。
该指导意见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如何？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甘肃采访了解到，根据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共有耕地7814.21万亩，其中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2020年到2021年，全省已整治撂荒地350万亩，目前还有约200万亩需要整治。“我们把统筹利用好撂荒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计划用两年时间将剩余200万亩撂荒地全部整治到位。”甘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说。
综合改造建高标准农田
沿着一条平整的机耕道，开车盘旋而上到山顶，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百页村党支部书记陈明放眼望着周边层层梯田，感慨地说：“以前要是有这么好的地，咱也不会把地撂荒了。”
陈明站的这块地方，以前只有“几处坨坨地”。即便是村里一些整修好的梯田，也因面积狭窄，被当地群众称为“皮条田”。在百页村7800多亩耕地中，由于基础条件不好，一度产生了2100亩撂荒地。陈明告诉记者，“以前田间道路不好走，大机器上不来，全靠人种人收，还要看天吃饭，没多少收益，很多人就出门打工了”。
去年9月份，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百页村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建成了4750亩高标准农田，2100亩撂荒地也全部得以整治。5月份，正是陇中旱作农业区种植荞麦、马铃薯的季节，在百页村新修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操作农业机械正在抢抓农时种植。
陈明告诉记者，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他们打破原有村社界线、地埂界线，将原先的“皮条田”采取“二合一”“三合一”的办法进行合并，建成了田面宽度在11米以上的“大块田”。部分“大块田”最宽田面达到30米，最大面积达到30亩，并且鼓励实施高标准农田后群众就近兑换，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台地”的目标，让产业集约发展有了基础支撑。
同时，百页村还通过开展耕地“宜机化”改造，配套5.5米宽的生产路9.4公里，在每块田间地头新修3.5米宽的机耕路18.6公里，将“畜力田”变成了“机耕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为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
从甘肃各地区撂荒地摸排情况及调研情况看，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是撂荒重要原因之一，全省中低产田比例超过70%，受自然因素、资金等约束，设施不完善、资源利用率不高、机械化作业水平较低。此外，甘肃省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干旱缺水也造成一些耕地被动撂荒。
为此，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定西市安定区、白银市会宁县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梯田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粮食基地建设结合，建成玉米、小麦、马铃薯三大粮食作物标准化基地。
西巩驿镇干部马利民告诉记者，他们按照“田路渠统筹规划、梁沟坡综合治理”的原则，整流域、整山系、整乡镇推进，配套建设了砂化生产路、田间机耕路和排水边沟、涵管等设施，并在高标准农田流域栽植行道树10公里，通过挖反坡和鱼鳞坑等办法防治水土流失，既增强了农田生态防护能力，也提升了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会宁县河畔镇任半岔村属于典型的干旱山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21年当地引进了一家企业，对全村3.2万亩耕地一次性流转，并承揽建设上水工程，打造“旱变水”水肥一体化高标准梯田项目。
“通过对现有山坡地进行平整改造，平均宽度达到30米以上，符合机械化耕作需要，并全部配套高效节水田间管网，采用滴灌方式。”河畔镇党委书记王卓见说，坡改梯、旱变水，玉米、马铃薯两类粮食作物亩均产量由原来的800斤、2000斤增长至2000斤、8000斤，原来的单户种植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发展模式也由传统农业变为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真金白银鼓励复垦种粮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种地积极性，是造成土地撂荒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甘肃省中东部旱作区农民每种1亩小麦，用于种子、化肥、耕地、收割等方面的成本约需265元，人工投入约需300元，一般仅能产出小麦500斤，亩均纯收益不到200元；种植1亩玉米，除去农资、人工成本，亩均收益也只有500多元。
为此，甘肃省将撂荒地整治与建设粮食基地相结合，通过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耕地轮作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粮食生产，使撂荒地整治逐步成为拓展粮食生产空间的有效途径。
5月中旬，在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肖川村，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从土地平整、深松到覆膜、播种、施肥一气呵成。
“如今，大多数撂荒地都分布在丘陵山地。这些机械都是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机型，可以更好地解放劳动力，用机械种植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在耕种现场，甘肃省农机推广总站技术人员白利杰指着一台机器告诉记者，这是旋耕施肥起垄喷药铺管铺膜联合作业机，1个小时就能完成人工近两个月的工作。
“我们制定出台了《关于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撂荒地整治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整治原则、整治措施和激励政策，对复耕后种植马铃薯1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0元；对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兜底复耕的，每亩补助80元。目前，在安定区摸排出的4.71万亩撂荒地中，已完成整治3.6万亩。”安定区区长贾文举说。
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以及今年化肥、柴油等农资大幅涨价等不利因素，甘肃各级部门加大了补贴力度。春播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下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到户扶持粮食生产资金34.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近期又安排下达地膜回收利用、耕地轮作和小麦“一喷三防”等扶持粮食生产发展资金4亿元，比上年增加1.6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甘肃各市县也结合实际制定了鼓励粮食生产的激励办法，调动了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其中，酒泉市财政拿出1500万元扶持小麦种植，白银市财政拿出750万元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会宁县、凉州区、环县、秦安县、成县等县区财政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安排资金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累加补贴，确保每亩补贴资金达到300元以上……
在政策补贴引导下，甘肃各地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形成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
走进会宁县韩家集镇云台山村复耕后的撂荒地，在采用“两膜4行玉米+两膜6行大豆”种植模式的带状复合种植基地里，玉米和大豆已经冒出嫩芽。
“我们按照村庄附近、土地上等的原则，对片区内规模养殖户和有种地需求农户未流转形成的插花地，通过置换调整集中连片，既保证了农户有地种、种好地，又使企业能连片、好发展。”韩家集镇党委书记南小强说，目前，已在云台山村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5000亩，玉米一穴双株，每亩约3500株；大豆一穴2粒至4粒，每亩约1万株，通过发挥边行效应，可以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目标。
利益联结实现规模经营
会宁县柴家门镇樊郭村有户籍人口1700多人，但常住在村里的只有500多人，由于缺少劳动力，多年来形成了8200亩撂荒地。
“我们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了8200亩撂荒地的整治，新修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耕作条件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率可以达到100%。”樊郭村党支部书记田旭东此前曾有顾虑，“如果不想办法找到种植主体，这些高标准农田虽然条件好，但是也会面临‘谁来种’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樊郭村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复耕土地。今年春耕，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种上了小麦、全膜玉米、大豆、马铃薯和荞麦各2000亩，全部由合作社负责种植。
调查显示，当前甘肃省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水平仍然较低，流转土地占农户承包地的2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折射出，小而散的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为此，甘肃一些县区通过撂荒地整治，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在甘肃崇信县，通过“农户自主复耕、实施项目整治、公司大户流转、远程托管种植、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种”等多种形式，当地唤醒了沉睡的耕地资源，推动了农业高效化、产业化发展。
“我们村两委通过对全村土地撂荒情况全面摸排发现，全村共有398亩撂荒地。”崇信县新窑镇宰相村党支部书记赵孝魁说，“今年我们动员大家复垦撂荒地86亩，同时村合作社又以‘基本租金+收益分红’的方式租赁群众撂荒地312亩，种植了玉米、高丹草、万寿菊等经济作物，仅撂荒地治理一项，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卜拉村则将撂荒地整治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将农户无力耕种的撂荒地，流转后由村集体统耕统种。“3000亩撂荒地，村集体就流转了26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并创建了1500亩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标准示范基地。”毛卜拉村党支部书记许顺强说，村集体流转撂荒地每亩给农民100元，还有几十名村民到村集体务工，每人每天100多元。这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也壮大了。
今年以来，甘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对未耕种耕地边排查边整治，继续通过农户自种和亲友代种、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代耕代种等多种途径推进撂荒地整治。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撂荒地整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导农户将撂荒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集中整治，盘活弃耕土地、实现荒地变良田，同时有效满足了经营主体生产用地需求。”会宁县委书记刘正祥认为，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对辖区内的撂荒地实施统一整治，规模化开发利用，不仅解决了撂荒地整治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等问题，还实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
会宁县会师镇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利用千头养猪场堆沤的粪肥，集中流转撂荒地种植马铃薯、小麦和小杂粮，在7个村完成撂荒地整治8326亩，探索形成了合作社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我们对全镇所有撂荒地集中翻耕整治，整治后农户自愿种植的每亩收取机耕费30元，不愿种植的全部由合作社流转种植。”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德明说，合作社流转后，第一年免费种植；第二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40元，其中农户30元、村集体10元；第三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50元，其中农户40元、村集体仍为10元，既完成了撂荒地的整治，又增加了农民、村集体和合作社收入，实现了多赢。
“在工作实践中，甘肃探索出了以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的做法，真正起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整治撂荒地、保粮食生产‘一石三鸟’的作用。”李旺泽说。
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在我国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引发关注。2021年1月，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推动将统筹利用撂荒地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层层压实责任，有效遏制耕地撂荒。
该指导意见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如何？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甘肃采访了解到，根据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共有耕地7814.21万亩，其中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2020年到2021年，全省已整治撂荒地350万亩，目前还有约200万亩需要整治。“我们把统筹利用好撂荒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计划用两年时间将剩余200万亩撂荒地全部整治到位。”甘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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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一条平整的机耕道，开车盘旋而上到山顶，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百页村党支部书记陈明放眼望着周边层层梯田，感慨地说：“以前要是有这么好的地，咱也不会把地撂荒了。”
陈明站的这块地方，以前只有“几处坨坨地”。即便是村里一些整修好的梯田，也因面积狭窄，被当地群众称为“皮条田”。在百页村7800多亩耕地中，由于基础条件不好，一度产生了2100亩撂荒地。陈明告诉记者，“以前田间道路不好走，大机器上不来，全靠人种人收，还要看天吃饭，没多少收益，很多人就出门打工了”。
去年9月份，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百页村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建成了4750亩高标准农田，2100亩撂荒地也全部得以整治。5月份，正是陇中旱作农业区种植荞麦、马铃薯的季节，在百页村新修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操作农业机械正在抢抓农时种植。
陈明告诉记者，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他们打破原有村社界线、地埂界线，将原先的“皮条田”采取“二合一”“三合一”的办法进行合并，建成了田面宽度在11米以上的“大块田”。部分“大块田”最宽田面达到30米，最大面积达到30亩，并且鼓励实施高标准农田后群众就近兑换，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台地”的目标，让产业集约发展有了基础支撑。
同时，百页村还通过开展耕地“宜机化”改造，配套5.5米宽的生产路9.4公里，在每块田间地头新修3.5米宽的机耕路18.6公里，将“畜力田”变成了“机耕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为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
从甘肃各地区撂荒地摸排情况及调研情况看，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是撂荒重要原因之一，全省中低产田比例超过70%，受自然因素、资金等约束，设施不完善、资源利用率不高、机械化作业水平较低。此外，甘肃省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干旱缺水也造成一些耕地被动撂荒。
为此，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定西市安定区、白银市会宁县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梯田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粮食基地建设结合，建成玉米、小麦、马铃薯三大粮食作物标准化基地。
西巩驿镇干部马利民告诉记者，他们按照“田路渠统筹规划、梁沟坡综合治理”的原则，整流域、整山系、整乡镇推进，配套建设了砂化生产路、田间机耕路和排水边沟、涵管等设施，并在高标准农田流域栽植行道树10公里，通过挖反坡和鱼鳞坑等办法防治水土流失，既增强了农田生态防护能力，也提升了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会宁县河畔镇任半岔村属于典型的干旱山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21年当地引进了一家企业，对全村3.2万亩耕地一次性流转，并承揽建设上水工程，打造“旱变水”水肥一体化高标准梯田项目。
“通过对现有山坡地进行平整改造，平均宽度达到30米以上，符合机械化耕作需要，并全部配套高效节水田间管网，采用滴灌方式。”河畔镇党委书记王卓见说，坡改梯、旱变水，玉米、马铃薯两类粮食作物亩均产量由原来的800斤、2000斤增长至2000斤、8000斤，原来的单户种植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发展模式也由传统农业变为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真金白银鼓励复垦种粮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种地积极性，是造成土地撂荒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甘肃省中东部旱作区农民每种1亩小麦，用于种子、化肥、耕地、收割等方面的成本约需265元，人工投入约需300元，一般仅能产出小麦500斤，亩均纯收益不到200元；种植1亩玉米，除去农资、人工成本，亩均收益也只有500多元。
为此，甘肃省将撂荒地整治与建设粮食基地相结合，通过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耕地轮作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粮食生产，使撂荒地整治逐步成为拓展粮食生产空间的有效途径。
5月中旬，在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肖川村，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从土地平整、深松到覆膜、播种、施肥一气呵成。
“如今，大多数撂荒地都分布在丘陵山地。这些机械都是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机型，可以更好地解放劳动力，用机械种植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在耕种现场，甘肃省农机推广总站技术人员白利杰指着一台机器告诉记者，这是旋耕施肥起垄喷药铺管铺膜联合作业机，1个小时就能完成人工近两个月的工作。
“我们制定出台了《关于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撂荒地整治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整治原则、整治措施和激励政策，对复耕后种植马铃薯1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0元；对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兜底复耕的，每亩补助80元。目前，在安定区摸排出的4.71万亩撂荒地中，已完成整治3.6万亩。”安定区区长贾文举说。
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以及今年化肥、柴油等农资大幅涨价等不利因素，甘肃各级部门加大了补贴力度。春播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下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到户扶持粮食生产资金34.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近期又安排下达地膜回收利用、耕地轮作和小麦“一喷三防”等扶持粮食生产发展资金4亿元，比上年增加1.6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甘肃各市县也结合实际制定了鼓励粮食生产的激励办法，调动了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其中，酒泉市财政拿出1500万元扶持小麦种植，白银市财政拿出750万元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会宁县、凉州区、环县、秦安县、成县等县区财政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安排资金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累加补贴，确保每亩补贴资金达到300元以上……
在政策补贴引导下，甘肃各地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形成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
走进会宁县韩家集镇云台山村复耕后的撂荒地，在采用“两膜4行玉米+两膜6行大豆”种植模式的带状复合种植基地里，玉米和大豆已经冒出嫩芽。
“我们按照村庄附近、土地上等的原则，对片区内规模养殖户和有种地需求农户未流转形成的插花地，通过置换调整集中连片，既保证了农户有地种、种好地，又使企业能连片、好发展。”韩家集镇党委书记南小强说，目前，已在云台山村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5000亩，玉米一穴双株，每亩约3500株；大豆一穴2粒至4粒，每亩约1万株，通过发挥边行效应，可以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目标。
利益联结实现规模经营
会宁县柴家门镇樊郭村有户籍人口1700多人，但常住在村里的只有500多人，由于缺少劳动力，多年来形成了8200亩撂荒地。
“我们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了8200亩撂荒地的整治，新修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耕作条件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率可以达到100%。”樊郭村党支部书记田旭东此前曾有顾虑，“如果不想办法找到种植主体，这些高标准农田虽然条件好，但是也会面临‘谁来种’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樊郭村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复耕土地。今年春耕，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种上了小麦、全膜玉米、大豆、马铃薯和荞麦各2000亩，全部由合作社负责种植。
调查显示，当前甘肃省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水平仍然较低，流转土地占农户承包地的2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折射出，小而散的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为此，甘肃一些县区通过撂荒地整治，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在甘肃崇信县，通过“农户自主复耕、实施项目整治、公司大户流转、远程托管种植、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种”等多种形式，当地唤醒了沉睡的耕地资源，推动了农业高效化、产业化发展。
“我们村两委通过对全村土地撂荒情况全面摸排发现，全村共有398亩撂荒地。”崇信县新窑镇宰相村党支部书记赵孝魁说，“今年我们动员大家复垦撂荒地86亩，同时村合作社又以‘基本租金+收益分红’的方式租赁群众撂荒地312亩，种植了玉米、高丹草、万寿菊等经济作物，仅撂荒地治理一项，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卜拉村则将撂荒地整治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将农户无力耕种的撂荒地，流转后由村集体统耕统种。“3000亩撂荒地，村集体就流转了26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并创建了1500亩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标准示范基地。”毛卜拉村党支部书记许顺强说，村集体流转撂荒地每亩给农民100元，还有几十名村民到村集体务工，每人每天100多元。这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也壮大了。
今年以来，甘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对未耕种耕地边排查边整治，继续通过农户自种和亲友代种、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代耕代种等多种途径推进撂荒地整治。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撂荒地整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导农户将撂荒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集中整治，盘活弃耕土地、实现荒地变良田，同时有效满足了经营主体生产用地需求。”会宁县委书记刘正祥认为，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对辖区内的撂荒地实施统一整治，规模化开发利用，不仅解决了撂荒地整治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等问题，还实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
会宁县会师镇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利用千头养猪场堆沤的粪肥，集中流转撂荒地种植马铃薯、小麦和小杂粮，在7个村完成撂荒地整治8326亩，探索形成了合作社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我们对全镇所有撂荒地集中翻耕整治，整治后农户自愿种植的每亩收取机耕费30元，不愿种植的全部由合作社流转种植。”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德明说，合作社流转后，第一年免费种植；第二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40元，其中农户30元、村集体10元；第三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50元，其中农户40元、村集体仍为10元，既完成了撂荒地的整治，又增加了农民、村集体和合作社收入，实现了多赢。
“在工作实践中，甘肃探索出了以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的做法，真正起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整治撂荒地、保粮食生产‘一石三鸟’的作用。”李旺泽说。
【#历史冷知识# 古代官员退休有退休金吗？古代的退休年龄是几岁？】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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