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山故事】宋濂游涂山
宋濂 (1310—1381），字景濓，号潜溪，浙江金华潜溪人，后举家迁居浦江。家境贫寒，聪慧勤奋，6岁读书，每天记诵2000多字文章，9岁能赋诗，有神童之称，“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至元二年 （1336年）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元至正九年（1349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隐居龙门山修道著书讲学。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风格似欧阳修。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洪武二年 （1369年），奉命任 《元史》 总裁官，很受朱元璋器重，书成升翰林学士。洪武四年 （1371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迁赞善大夫。洪武六年 （1373年)，升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洪武十年 (1377年）正月，告老归里。作为一代文学、史学泰斗式的人物宋濂，朱元璋称其为 “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为 “当今文章第—”四方学者称为“太史公”。文章不仅风行国内，时在高丽、 安南、日本等地亦广为流传。洪武十三年 （1380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茂州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在流放途中病卒于夔州(重庆奉节），终年72岁。
《明史•宋濂传》载：“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與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这就是明洪武八年 （1375年）冬，时年65岁的宋濂陪太子朱标游怀远，并以游记体撰写《游涂荆二山记》。宋濂在游记中对涂荆二山的山水胜迹，对禹会诸侯的涂山，及卞和献玉的荆山的地望所在，进行考证表述的缘由。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观点明了，用词精练，既是一篇好的山水游记，也是研究明初涂山荆山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全文如下：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官言之。源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八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三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讫今不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溯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敕行。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已发舟．庚午日曛，姑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跸于东门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废址，旧皆民庐。前渡石梁，复斗折而北，累石为塘，多艺椒之园。行可三里余，视大盘石，青丝间错。颓然欹足，坐谛视文，干藓交封之耳。闻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爱，不假士力，人取悬檐间，呼为石莲花。复行四里所，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复二里所，从微径入灌莽，抵岩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圣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验。复一里余，至山颠，禹庙在焉。庙已毁，惟颓垣破础存。游目四顾，长淮西来，涡河北汇。而寿春、临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之中，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为惑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庙史云名禹会村，乃禹会诸侯之地，庐舍之比如栉。移踵入庙，庙前杏树一章，大可蔽十牛，二柏参差左右；树东置小翁，杏柯之水时津津滴其中。庙史云，当晨雾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刻宋庆元初，州守刘仲光自造；“祷雨记”一，亦记祷雨事。皇甫斌绍熙庚戌来为郡，命钟离尉丁大荣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读。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粉黛饰其貌者，闻之不觉大笑。山半旧有僧房，今废。久俟鹤贺不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鲧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复行三十步，岩广如屋。侧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号为卞和洞。自西上复一里所，过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复六十步，至产玉坡。奇石骈列，(玄质而白，缘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寻。（景彰欲导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时青宫已猎远郊，濂因登舟先还中都云。
惟二山见诸载记者多殊。以涂山言之，春秋左氏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云：在寿春县东北。说者云：今之濠州是也。《国语》《史记》则又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故会稽亦有涂山。《吴越春秋》 亦以涂山在会稽（又兼载涂山之歌）。应劭云：涂山在永兴北。说者云，今会稽萧山是也。是二说已不能归于一致矣。至于《苏鹗演义》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其处皆有禹迹。或者遂谓禹文治水，固尝遍历宇内，而会诸候实在会稽之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子由涂山诗，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绎，僻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至成王始盛，又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河，非所获罪⋯⋯则楚之封疆可知）。七传至昭王，始迁都郢。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号也，有之诚宜。世则指为濠州。濠州古钟离子国，与寿春密迩。楚自昭王之后，历十一传，（至考烈王），始徙都寿春。
《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事，乃在历、武、文三王之际。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当三王时，钟离何尝属楚，而强谓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谓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时。《杂记》叉谓在怀王及其子平王之时。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怀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颠倒如是耶！濂之存疑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遗迹，非本诸经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灶、郭景纯之墓，在在有之。纵有高世之智，将何以得辨其真份邪！）必欲可信，涂山当稽之左氏，以寿春为正；荆山当正诸史传，以江陵为正。有谓涂山氏乃古国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说，与此珠不相涉也。
濂耄矣，诸书遗忘欲尽，所记忆者，未必无舛讹，辄缘纪游，因挂漏书之，以发同游者一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 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节选自《魅力涂山》
来源：安徽涂山
宋濂 (1310—1381），字景濓，号潜溪，浙江金华潜溪人，后举家迁居浦江。家境贫寒，聪慧勤奋，6岁读书，每天记诵2000多字文章，9岁能赋诗，有神童之称，“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至元二年 （1336年）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元至正九年（1349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隐居龙门山修道著书讲学。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风格似欧阳修。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洪武二年 （1369年），奉命任 《元史》 总裁官，很受朱元璋器重，书成升翰林学士。洪武四年 （1371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迁赞善大夫。洪武六年 （1373年)，升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洪武十年 (1377年）正月，告老归里。作为一代文学、史学泰斗式的人物宋濂，朱元璋称其为 “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为 “当今文章第—”四方学者称为“太史公”。文章不仅风行国内，时在高丽、 安南、日本等地亦广为流传。洪武十三年 （1380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茂州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在流放途中病卒于夔州(重庆奉节），终年72岁。
《明史•宋濂传》载：“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與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这就是明洪武八年 （1375年）冬，时年65岁的宋濂陪太子朱标游怀远，并以游记体撰写《游涂荆二山记》。宋濂在游记中对涂荆二山的山水胜迹，对禹会诸侯的涂山，及卞和献玉的荆山的地望所在，进行考证表述的缘由。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观点明了，用词精练，既是一篇好的山水游记，也是研究明初涂山荆山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全文如下：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官言之。源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八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三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讫今不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溯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敕行。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已发舟．庚午日曛，姑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跸于东门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废址，旧皆民庐。前渡石梁，复斗折而北，累石为塘，多艺椒之园。行可三里余，视大盘石，青丝间错。颓然欹足，坐谛视文，干藓交封之耳。闻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爱，不假士力，人取悬檐间，呼为石莲花。复行四里所，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复二里所，从微径入灌莽，抵岩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圣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验。复一里余，至山颠，禹庙在焉。庙已毁，惟颓垣破础存。游目四顾，长淮西来，涡河北汇。而寿春、临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之中，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为惑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庙史云名禹会村，乃禹会诸侯之地，庐舍之比如栉。移踵入庙，庙前杏树一章，大可蔽十牛，二柏参差左右；树东置小翁，杏柯之水时津津滴其中。庙史云，当晨雾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刻宋庆元初，州守刘仲光自造；“祷雨记”一，亦记祷雨事。皇甫斌绍熙庚戌来为郡，命钟离尉丁大荣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读。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粉黛饰其貌者，闻之不觉大笑。山半旧有僧房，今废。久俟鹤贺不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鲧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复行三十步，岩广如屋。侧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号为卞和洞。自西上复一里所，过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复六十步，至产玉坡。奇石骈列，(玄质而白，缘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寻。（景彰欲导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时青宫已猎远郊，濂因登舟先还中都云。
惟二山见诸载记者多殊。以涂山言之，春秋左氏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云：在寿春县东北。说者云：今之濠州是也。《国语》《史记》则又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故会稽亦有涂山。《吴越春秋》 亦以涂山在会稽（又兼载涂山之歌）。应劭云：涂山在永兴北。说者云，今会稽萧山是也。是二说已不能归于一致矣。至于《苏鹗演义》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其处皆有禹迹。或者遂谓禹文治水，固尝遍历宇内，而会诸候实在会稽之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子由涂山诗，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绎，僻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至成王始盛，又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河，非所获罪⋯⋯则楚之封疆可知）。七传至昭王，始迁都郢。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号也，有之诚宜。世则指为濠州。濠州古钟离子国，与寿春密迩。楚自昭王之后，历十一传，（至考烈王），始徙都寿春。
《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事，乃在历、武、文三王之际。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当三王时，钟离何尝属楚，而强谓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谓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时。《杂记》叉谓在怀王及其子平王之时。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怀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颠倒如是耶！濂之存疑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遗迹，非本诸经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灶、郭景纯之墓，在在有之。纵有高世之智，将何以得辨其真份邪！）必欲可信，涂山当稽之左氏，以寿春为正；荆山当正诸史传，以江陵为正。有谓涂山氏乃古国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说，与此珠不相涉也。
濂耄矣，诸书遗忘欲尽，所记忆者，未必无舛讹，辄缘纪游，因挂漏书之，以发同游者一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 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节选自《魅力涂山》
来源：安徽涂山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一批国宝运往重庆。路过悬崖时卡车不慎侧翻，司机跳车躲过一劫，卡车却坠入万丈深渊，那里面全是国宝啊！司机痛心不已，可当他回过头却一阵惊呼：怎么可能！
大唐贞观年间，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一牧羊老人发现了10个形状怪异的大石头，圆中带方，上窄下宽，高约三尺，中间微凸，形状有点像鼓。擦去石头上的泥土，上面竟然刻着大量神秘文字，许多文人墨客闻声而来，却无一人能解读。
人们拓下文字，寻遍名家，甚至花重金解谜，却始终无果。民间则越传越神，纷纷大呼天赐奇石，乡民闻风而至，焚香跪拜！
100多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在凤翔府躲避战祸，他听闻石鼓的传闻，命当地官员将十面石鼓从陈仓山运来供他赏玩。
几个月后，叛军逼近，唐肃宗再次开启逃亡模式，由于石鼓太重不便转移，唐肃宗便名人将石鼓就地掩埋，并宣称石鼓毁失。
几十年后，有人找到被掩埋的石鼓，将其掘出。遗憾的是，十面石鼓只剩九面，还有一面作原石鼓再也寻不回了。
即便如此，当朝名家韩愈也十分激动，为石鼓作了一首诗，名为《石鼓歌》，凤翔府尹郑余庆则将石鼓移至当地的孔庙收藏。
唐朝末年，凤翔孔庙在战火中被焚毁，九面石鼓也不知所踪。
到了宋朝，宋仁宗向天下悬赏，查找石鼓的下落。最终被凤翔知府司马池寻得，可惜的是，作原石鼓依旧下落不明。十面石鼓，少了一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1052年，作原石鼓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重见天日。
向传师是著名的金石收藏家，他根据前人的石鼓文拓本找到了蛛丝马迹，得知作原石鼓有可能在关中，他前往关中寻找时借宿一位屠夫家，无意间发现屠夫家里的磨刀石正是无数人苦苦寻找的作原石鼓！
只是它已面目全非，上半部分被削掉，中间被掏空成凹状用来捣米，断裂开的地方被屠夫用来磨刀，上面的文字更是损毁严重。
北宋末年，宋徽宗突发奇想，在石鼓的文字槽缝中填入黄金。靖康之变，金兵攻入汴梁，掳走徽钦二帝时顺便将10面石鼓带走了。
不过金人看上的只是石鼓上的黄金，将黄金抠下来后这些石鼓被弃之荒野。直到南宋和蒙古联军攻入燕京，10面石鼓再次被人发现，存于孔庙加以保护。此后一直到民国，陈仓石鼓经历了700年的安稳日子。
20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后，担心日军劫掠文物，国民政府将石鼓在内的国宝运往西南地区。
装着石鼓的卡车在途中遭遇日机的轰炸，卡车不慎坠入悬崖，司机跳车躲过一劫，正当司机痛心疾首时，他忽然发现装着石鼓的十大箱子竟然稳稳地落在悬崖边上，全都毫发无损，让人不得不感叹，国宝也是有灵性的。
解放战争，国民党败退，陈仓石鼓由于太过笨重，国民党无法带走，遗弃在机场。此后陈仓石鼓便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千年来，陈仓石鼓命运坎坷，曲折离奇，它们究竟有着怎样魅力，让历史上众多的帝王都为它而疯狂呢？
自石鼓被发现以来，历朝历代的的学者对它们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也因此产生无数的争议。
关于石鼓的主人，唐代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韩愈认为是周宣王，宋代程大昌认为是周成王，金朝的马定国则认为是南北朝的宇文周，总之各说各有理，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到了近现代，考古界对石鼓进行多年深入研究，石鼓身上的谜底正逐渐被揭开，它们的主人应该是春秋时期秦国的某一位国君。
从石鼓上的文字来看，这些神秘文字既不同于西周时期的大篆，恣意豪放，也不同于秦朝时期的小篆，纤细规整，应该是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的过渡字体。
它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研摹篆书的重要范本，因此有人认为，石鼓文乃是“书法之祖”，可一字抵万金。
学者根据石鼓上的文字，取每个石鼓的前两个字作为石鼓的名字，如吾车鼓、虞人鼓、作原鼓等。
由于战乱和人为因素，石鼓上的文字破坏严重，古代的拓本也没能流传下来，这给专家的解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仅凭这些残存的文字，郭沫若先生将石鼓上的内容大致解读了出来。
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四言诗，均独立成篇，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吾车鼓保存的最完整，其余石鼓只留只言片语，但其大致意思还可以体会到，这些石鼓记录的是某位秦公狩猎游乐的生活。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这种毫不掩饰的情感以及略显张扬的文风表达了秦公自信以及洒脱的个性。
秦公在此次游猎中，面对雄伟壮丽的山河，他有感而发，可因为事出突然，身边没有记录诗情的竹简，只好就地取材，巧用了陈仓山的天然花岗岩，刻下他的所思所想。
通过这些文字，专家又发现了石鼓文的另一层价值，那就是它唯美的文风与多元的叙事风格。
它与《诗经》的文风相仿，却比《诗经》的年代还要早，视角也更为开阔。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与《诗经》一样，具有文化史诗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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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贞观年间，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一牧羊老人发现了10个形状怪异的大石头，圆中带方，上窄下宽，高约三尺，中间微凸，形状有点像鼓。擦去石头上的泥土，上面竟然刻着大量神秘文字，许多文人墨客闻声而来，却无一人能解读。
人们拓下文字，寻遍名家，甚至花重金解谜，却始终无果。民间则越传越神，纷纷大呼天赐奇石，乡民闻风而至，焚香跪拜！
100多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在凤翔府躲避战祸，他听闻石鼓的传闻，命当地官员将十面石鼓从陈仓山运来供他赏玩。
几个月后，叛军逼近，唐肃宗再次开启逃亡模式，由于石鼓太重不便转移，唐肃宗便名人将石鼓就地掩埋，并宣称石鼓毁失。
几十年后，有人找到被掩埋的石鼓，将其掘出。遗憾的是，十面石鼓只剩九面，还有一面作原石鼓再也寻不回了。
即便如此，当朝名家韩愈也十分激动，为石鼓作了一首诗，名为《石鼓歌》，凤翔府尹郑余庆则将石鼓移至当地的孔庙收藏。
唐朝末年，凤翔孔庙在战火中被焚毁，九面石鼓也不知所踪。
到了宋朝，宋仁宗向天下悬赏，查找石鼓的下落。最终被凤翔知府司马池寻得，可惜的是，作原石鼓依旧下落不明。十面石鼓，少了一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1052年，作原石鼓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重见天日。
向传师是著名的金石收藏家，他根据前人的石鼓文拓本找到了蛛丝马迹，得知作原石鼓有可能在关中，他前往关中寻找时借宿一位屠夫家，无意间发现屠夫家里的磨刀石正是无数人苦苦寻找的作原石鼓！
只是它已面目全非，上半部分被削掉，中间被掏空成凹状用来捣米，断裂开的地方被屠夫用来磨刀，上面的文字更是损毁严重。
北宋末年，宋徽宗突发奇想，在石鼓的文字槽缝中填入黄金。靖康之变，金兵攻入汴梁，掳走徽钦二帝时顺便将10面石鼓带走了。
不过金人看上的只是石鼓上的黄金，将黄金抠下来后这些石鼓被弃之荒野。直到南宋和蒙古联军攻入燕京，10面石鼓再次被人发现，存于孔庙加以保护。此后一直到民国，陈仓石鼓经历了700年的安稳日子。
20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后，担心日军劫掠文物，国民政府将石鼓在内的国宝运往西南地区。
装着石鼓的卡车在途中遭遇日机的轰炸，卡车不慎坠入悬崖，司机跳车躲过一劫，正当司机痛心疾首时，他忽然发现装着石鼓的十大箱子竟然稳稳地落在悬崖边上，全都毫发无损，让人不得不感叹，国宝也是有灵性的。
解放战争，国民党败退，陈仓石鼓由于太过笨重，国民党无法带走，遗弃在机场。此后陈仓石鼓便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千年来，陈仓石鼓命运坎坷，曲折离奇，它们究竟有着怎样魅力，让历史上众多的帝王都为它而疯狂呢？
自石鼓被发现以来，历朝历代的的学者对它们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也因此产生无数的争议。
关于石鼓的主人，唐代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韩愈认为是周宣王，宋代程大昌认为是周成王，金朝的马定国则认为是南北朝的宇文周，总之各说各有理，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到了近现代，考古界对石鼓进行多年深入研究，石鼓身上的谜底正逐渐被揭开，它们的主人应该是春秋时期秦国的某一位国君。
从石鼓上的文字来看，这些神秘文字既不同于西周时期的大篆，恣意豪放，也不同于秦朝时期的小篆，纤细规整，应该是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的过渡字体。
它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研摹篆书的重要范本，因此有人认为，石鼓文乃是“书法之祖”，可一字抵万金。
学者根据石鼓上的文字，取每个石鼓的前两个字作为石鼓的名字，如吾车鼓、虞人鼓、作原鼓等。
由于战乱和人为因素，石鼓上的文字破坏严重，古代的拓本也没能流传下来，这给专家的解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仅凭这些残存的文字，郭沫若先生将石鼓上的内容大致解读了出来。
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四言诗，均独立成篇，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吾车鼓保存的最完整，其余石鼓只留只言片语，但其大致意思还可以体会到，这些石鼓记录的是某位秦公狩猎游乐的生活。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这种毫不掩饰的情感以及略显张扬的文风表达了秦公自信以及洒脱的个性。
秦公在此次游猎中，面对雄伟壮丽的山河，他有感而发，可因为事出突然，身边没有记录诗情的竹简，只好就地取材，巧用了陈仓山的天然花岗岩，刻下他的所思所想。
通过这些文字，专家又发现了石鼓文的另一层价值，那就是它唯美的文风与多元的叙事风格。
它与《诗经》的文风相仿，却比《诗经》的年代还要早，视角也更为开阔。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与《诗经》一样，具有文化史诗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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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一批国宝运往重庆。路过悬崖时卡车不慎侧翻，司机跳车躲过一劫，卡车却坠入万丈深渊，那里面全是国宝啊！司机痛心不已，可当他回过头却一阵惊呼：怎么可能！
大唐贞观年间，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一牧羊老人发现了10个形状怪异的大石头，圆中带方，上窄下宽，高约三尺，中间微凸，形状有点像鼓。擦去石头上的泥土，上面竟然刻着大量神秘文字，许多文人墨客闻声而来，却无一人能解读。
人们拓下文字，寻遍名家，甚至花重金解谜，却始终无果。民间则越传越神，纷纷大呼天赐奇石，乡民闻风而至，焚香跪拜！
100多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在凤翔府躲避战祸，他听闻石鼓的传闻，命当地官员将十面石鼓从陈仓山运来供他赏玩。
几个月后，叛军逼近，唐肃宗再次开启逃亡模式，由于石鼓太重不便转移，唐肃宗便名人将石鼓就地掩埋，并宣称石鼓毁失。
几十年后，有人找到被掩埋的石鼓，将其掘出。遗憾的是，十面石鼓只剩九面，还有一面作原石鼓再也寻不回了。
即便如此，当朝名家韩愈也十分激动，为石鼓作了一首诗，名为《石鼓歌》，凤翔府尹郑余庆则将石鼓移至当地的孔庙收藏。
唐朝末年，凤翔孔庙在战火中被焚毁，九面石鼓也不知所踪。
到了宋朝，宋仁宗向天下悬赏，查找石鼓的下落。最终被凤翔知府司马池寻得，可惜的是，作原石鼓依旧下落不明。十面石鼓，少了一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1052年，作原石鼓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重见天日。
向传师是著名的金石收藏家，他根据前人的石鼓文拓本找到了蛛丝马迹，得知作原石鼓有可能在关中，他前往关中寻找时借宿一位屠夫家，无意间发现屠夫家里的磨刀石正是无数人苦苦寻找的作原石鼓！
只是它已面目全非，上半部分被削掉，中间被掏空成凹状用来捣米，断裂开的地方被屠夫用来磨刀，上面的文字更是损毁严重。
北宋末年，宋徽宗突发奇想，在石鼓的文字槽缝中填入黄金。靖康之变，金兵攻入汴梁，掳走徽钦二帝时顺便将10面石鼓带走了。
不过金人看上的只是石鼓上的黄金，将黄金抠下来后这些石鼓被弃之荒野。直到南宋和蒙古联军攻入燕京，10面石鼓再次被人发现，存于孔庙加以保护。此后一直到民国，陈仓石鼓经历了700年的安稳日子。
20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后，担心日军劫掠文物，国民政府将石鼓在内的国宝运往西南地区。
装着石鼓的卡车在途中遭遇日机的轰炸，卡车不慎坠入悬崖，司机跳车躲过一劫，正当司机痛心疾首时，他忽然发现装着石鼓的十大箱子竟然稳稳地落在悬崖边上，全都毫发无损，让人不得不感叹，国宝也是有灵性的。
解放战争，国民党败退，陈仓石鼓由于太过笨重，国民党无法带走，遗弃在机场。此后陈仓石鼓便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千年来，陈仓石鼓命运坎坷，曲折离奇，它们究竟有着怎样魅力，让历史上众多的帝王都为它而疯狂呢？
自石鼓被发现以来，历朝历代的的学者对它们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也因此产生无数的争议。
关于石鼓的主人，唐代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韩愈认为是周宣王，宋代程大昌认为是周成王，金朝的马定国则认为是南北朝的宇文周，总之各说各有理，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到了近现代，考古界对石鼓进行多年深入研究，石鼓身上的谜底正逐渐被揭开，它们的主人应该是春秋时期秦国的某一位国君。
从石鼓上的文字来看，这些神秘文字既不同于西周时期的大篆，恣意豪放，也不同于秦朝时期的小篆，纤细规整，应该是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的过渡字体。
它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研摹篆书的重要范本，因此有人认为，石鼓文乃是“书法之祖”，可一字抵万金。
学者根据石鼓上的文字，取每个石鼓的前两个字作为石鼓的名字，如吾车鼓、虞人鼓、作原鼓等。
由于战乱和人为因素，石鼓上的文字破坏严重，古代的拓本也没能流传下来，这给专家的解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仅凭这些残存的文字，郭沫若先生将石鼓上的内容大致解读了出来。
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四言诗，均独立成篇，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吾车鼓保存的最完整，其余石鼓只留只言片语，但其大致意思还可以体会到，这些石鼓记录的是某位秦公狩猎游乐的生活。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这种毫不掩饰的情感以及略显张扬的文风表达了秦公自信以及洒脱的个性。
秦公在此次游猎中，面对雄伟壮丽的山河，他有感而发，可因为事出突然，身边没有记录诗情的竹简，只好就地取材，巧用了陈仓山的天然花岗岩，刻下他的所思所想。
通过这些文字，专家又发现了石鼓文的另一层价值，那就是它唯美的文风与多元的叙事风格。
它与《诗经》的文风相仿，却比《诗经》的年代还要早，视角也更为开阔。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与《诗经》一样，具有文化史诗般的意义。
大唐贞观年间，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一牧羊老人发现了10个形状怪异的大石头，圆中带方，上窄下宽，高约三尺，中间微凸，形状有点像鼓。擦去石头上的泥土，上面竟然刻着大量神秘文字，许多文人墨客闻声而来，却无一人能解读。
人们拓下文字，寻遍名家，甚至花重金解谜，却始终无果。民间则越传越神，纷纷大呼天赐奇石，乡民闻风而至，焚香跪拜！
100多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在凤翔府躲避战祸，他听闻石鼓的传闻，命当地官员将十面石鼓从陈仓山运来供他赏玩。
几个月后，叛军逼近，唐肃宗再次开启逃亡模式，由于石鼓太重不便转移，唐肃宗便名人将石鼓就地掩埋，并宣称石鼓毁失。
几十年后，有人找到被掩埋的石鼓，将其掘出。遗憾的是，十面石鼓只剩九面，还有一面作原石鼓再也寻不回了。
即便如此，当朝名家韩愈也十分激动，为石鼓作了一首诗，名为《石鼓歌》，凤翔府尹郑余庆则将石鼓移至当地的孔庙收藏。
唐朝末年，凤翔孔庙在战火中被焚毁，九面石鼓也不知所踪。
到了宋朝，宋仁宗向天下悬赏，查找石鼓的下落。最终被凤翔知府司马池寻得，可惜的是，作原石鼓依旧下落不明。十面石鼓，少了一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1052年，作原石鼓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重见天日。
向传师是著名的金石收藏家，他根据前人的石鼓文拓本找到了蛛丝马迹，得知作原石鼓有可能在关中，他前往关中寻找时借宿一位屠夫家，无意间发现屠夫家里的磨刀石正是无数人苦苦寻找的作原石鼓！
只是它已面目全非，上半部分被削掉，中间被掏空成凹状用来捣米，断裂开的地方被屠夫用来磨刀，上面的文字更是损毁严重。
北宋末年，宋徽宗突发奇想，在石鼓的文字槽缝中填入黄金。靖康之变，金兵攻入汴梁，掳走徽钦二帝时顺便将10面石鼓带走了。
不过金人看上的只是石鼓上的黄金，将黄金抠下来后这些石鼓被弃之荒野。直到南宋和蒙古联军攻入燕京，10面石鼓再次被人发现，存于孔庙加以保护。此后一直到民国，陈仓石鼓经历了700年的安稳日子。
20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后，担心日军劫掠文物，国民政府将石鼓在内的国宝运往西南地区。
装着石鼓的卡车在途中遭遇日机的轰炸，卡车不慎坠入悬崖，司机跳车躲过一劫，正当司机痛心疾首时，他忽然发现装着石鼓的十大箱子竟然稳稳地落在悬崖边上，全都毫发无损，让人不得不感叹，国宝也是有灵性的。
解放战争，国民党败退，陈仓石鼓由于太过笨重，国民党无法带走，遗弃在机场。此后陈仓石鼓便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千年来，陈仓石鼓命运坎坷，曲折离奇，它们究竟有着怎样魅力，让历史上众多的帝王都为它而疯狂呢？
自石鼓被发现以来，历朝历代的的学者对它们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也因此产生无数的争议。
关于石鼓的主人，唐代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韩愈认为是周宣王，宋代程大昌认为是周成王，金朝的马定国则认为是南北朝的宇文周，总之各说各有理，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到了近现代，考古界对石鼓进行多年深入研究，石鼓身上的谜底正逐渐被揭开，它们的主人应该是春秋时期秦国的某一位国君。
从石鼓上的文字来看，这些神秘文字既不同于西周时期的大篆，恣意豪放，也不同于秦朝时期的小篆，纤细规整，应该是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的过渡字体。
它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研摹篆书的重要范本，因此有人认为，石鼓文乃是“书法之祖”，可一字抵万金。
学者根据石鼓上的文字，取每个石鼓的前两个字作为石鼓的名字，如吾车鼓、虞人鼓、作原鼓等。
由于战乱和人为因素，石鼓上的文字破坏严重，古代的拓本也没能流传下来，这给专家的解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仅凭这些残存的文字，郭沫若先生将石鼓上的内容大致解读了出来。
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四言诗，均独立成篇，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吾车鼓保存的最完整，其余石鼓只留只言片语，但其大致意思还可以体会到，这些石鼓记录的是某位秦公狩猎游乐的生活。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这种毫不掩饰的情感以及略显张扬的文风表达了秦公自信以及洒脱的个性。
秦公在此次游猎中，面对雄伟壮丽的山河，他有感而发，可因为事出突然，身边没有记录诗情的竹简，只好就地取材，巧用了陈仓山的天然花岗岩，刻下他的所思所想。
通过这些文字，专家又发现了石鼓文的另一层价值，那就是它唯美的文风与多元的叙事风格。
它与《诗经》的文风相仿，却比《诗经》的年代还要早，视角也更为开阔。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与《诗经》一样，具有文化史诗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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