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婆婆和妈妈》才出了先导片，陈松伶就开始被一众网友心疼。
东北婆婆对这个香港儿媳妇无视且冷漠，让吃瓜群众都感受到了一丝不悦和愤怒。
电话里陈松伶甜甜的叫着婆婆，婆婆却当作完全没听见，嘴里只是儿子儿子的叫个不停。
这个婆婆不简单，陈松伶得亏没有和婆婆住，否则这婚姻走向实在难说。
但抛开其他外物，张铎和陈松伶的爱情很值得聊一聊。
而这个如今已经五十岁的陈松伶 ，更值得我们聊一聊。
乖乖女要读书
说起来陈松伶算是家道中落的富家小姐，父母均是印尼华侨，锦衣玉食到了十几岁，一下子家族没落了，家里从别墅搬到了公屋。
1985年，14岁的她参加了无限TVB举办的“叶倩文歌唱大赛”，以一首《零点十分》获得了冠军。
这让父母大为惊喜，好似一下子抓到了救命稻草，父母鼓励她进入娱乐圈赚钱。
陈松伶却不愿意，她想多读书，不听话的她被父母狠揍，常常身上带着伤去片场拍戏。
后来剧组人员发现她伤痕累累出不了镜，帮她报警，警察局里警察问她：“要不要告你妈妈？”
陈松伶说：“不告妈妈，只要妈妈不要再打我。” 不远处站着的母亲，定定的看着她。
矛盾依旧还是激化了，陈松伶最终决然的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去投靠关系甚好的干姐阿宝。
她吃住都在干姐家，跟干姐姐情同姐妹，阿宝还有个好友阿han，三人一度好的不分你我。
脱离家庭后的她，生活上需完全独立养活自己，于是开始了读书为主，拍戏为辅的生活。
这段时间也是陈松伶最充实的一段时间，她奔波在片场学校和家里，三点一线，生活单纯快乐。
也因她对学业的执着，陈松伶成了剧组里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拍戏间隙总是坐在小板凳上苦读。
后来陈松伶如愿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 与此同时也在干姐姐的打理下，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这段少年独立的岁月，不仅让她如愿以偿考上大学，也让她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TVB的当家花旦。
那时候人生顺利的按照自己想法走着，当初决裂的父母也似乎并不重要了。
但人生哪里那么容易。
背叛与生死
事业上的巨大成绩，学业上的如愿以偿。
陈松伶的生活看似美满顺利，但是她的生活中却潜藏着自己都不易察觉的人生风险。
干姐阿宝，自从陈松伶入行后，就担任起陈松伶的经纪人的工作，帮她打理一切，包括金钱。
对待干姐，陈松伶单纯到完全信任，而正是这份信任却令她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随着去新加坡发展事业，陈松伶聘请了另外一位女助手，打理工作上的琐碎事情，本意是让两个干姐能够轻松一些。
不想却惹来了非议，传出了陈松伶与新助手是同性恋人的传闻，干姐姐阿宝让陈松伶立刻解雇这位新助手。
但陈松伶与姐姐解释后，继续用着这位女助手，不听话的行为让干姐大为恼火，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出于强大的掌控欲，他们多次对陈松伶发出了警告。
陈松伶并不理会两个姐姐的无理取闹，却被干姐监控起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电脑都被监控到了。
干姐的掌控欲让陈松伶感觉压抑难受，她还是决定要对抗姐姐的高压行为。
不曾想，自己毫无保留信任了二十年的姐姐却在她的反抗下，将她身无分文的赶出了家门。
离开家时行李箱被姐姐检查了个遍，不许她携带任何贵重物品，相当于净身出户。
“我不跟她们纠缠，我只带走衣服裤和替换的衣物，便走了出来。我不听从她们便一无所有。”
她所有的财产，她前十几年苦心挣得得一切就这样被干姐姐完全霸占了。
人生瞬间又回到了当年离家出走时的样子，一切清零，但她早已不是十五岁，而是三十五岁了。
她游走在大街上看见了一座十字架，她默默祷告心中喊着“妈妈，妈妈，快来救救我！”
第二天她就在街上偶遇了自己十几年未见的亲妹妹，妹妹走到眼前，她只当是影迷求签名，但眼前的女孩说：“你还认得我吗？”
陈松伶迟疑了很久，才认出了妹妹，妹妹把手中正打给妈妈的电话一把塞给了陈松伶，二十年断裂的亲情就这么重新连结了起来。
她自言“上天待她不薄”，与家人重归于好，搬去与亲妹妹同住，开始重新打拼生活。
因此一劫，她情绪波动太大，不亲不久后去世，她又查出了卵巢肿瘤复发，却因经济问题和危险度不得不拖延时间。
一方面她还不足以支持十几万的手术费，另一方面刚刚回归家庭的她想多多与家人团聚，而肿瘤手术的风险系数很高。
就在这人生低谷间，经济窘迫的陈松伶收到了陈淑芬的邀约，邀请她与张学友合作《雪狼湖》。离开香港开始世界巡演。
陈松伶毫不迟疑的投入到了事业中，她沉浸于工作中疏解自己的悲痛。
不曾期待的爱情
《雪狼湖》第一场之后，陈松伶回到宾馆，她感觉到巨大的失落感。
以往都是有阿宝，阿HAN两位干姐姐陪在身边，不停的聊天打趣，但是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独处异乡让她倍感孤独，那一刻也是她最渴望陪伴和温暖的时候。
好在上天还是厚待她的，2006年她北上发展，接拍电视剧《血未冷》，与张铎演对手戏。
一起拍了75天的戏剧，前60天都相安无事，最后十天两人来了电。
张铎说心动的时刻，是剧组聚会时，她脱掉高跟鞋站在沙发上唱歌的模样让他感觉到了异样的情愫。
于是他追求她。
张铎并不算红，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时接拍了一部《情深深雨蒙蒙》，饰演如萍看不上的相亲对象石磊。
之后留校任教当起了老师，不紧不慢的接拍了一些影视剧，但是都不温不火。
虽然年纪比陈松伶小了足足八岁，却一派时尚模样，爱给陈松伶讲历史。
陈松伶也是爱读书的人，曾经在《南都》写过专栏，这两人在一起越来越如胶似漆。
张铎对陈松伶更是无微不至，因肿瘤手术后无法生育，张铎为她制定了详细的养老计划。
两人结婚多年都未生育，外界猜测纷纷，张铎统一声称自己是丁克，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这个秘密在2016年《跨界歌王》上，由陈松伶亲口解开：“因为子宫肌瘤的手术，再也不能生育了。”
人生历经了一波又一波的苦难之后，陈松伶终于迎来了最最美满甜蜜的时光。
她说：张铎不只是我的先生，他还是我的恩人。”
在她状态最差的人生阶段，她遇见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也因幸福来之不易而让人倍加珍惜。
纵观陈松伶的前半生，像极了精彩的连续剧，命运给她一场苦涩再给她一丝甜。
生活就如过山车般一上一下，跌宕起伏，她忐忑的等待着命运下一次的暴击。
可上帝把那颗嘴甜的糖一直藏在手中，直到40岁才把最大最甜的那颗糖发给她。
因为前半生的苦涩，也令这颗迟来的糖果散发出加倍的甜蜜，氤氲在往后的余生里。
东北婆婆对这个香港儿媳妇无视且冷漠，让吃瓜群众都感受到了一丝不悦和愤怒。
电话里陈松伶甜甜的叫着婆婆，婆婆却当作完全没听见，嘴里只是儿子儿子的叫个不停。
这个婆婆不简单，陈松伶得亏没有和婆婆住，否则这婚姻走向实在难说。
但抛开其他外物，张铎和陈松伶的爱情很值得聊一聊。
而这个如今已经五十岁的陈松伶 ，更值得我们聊一聊。
乖乖女要读书
说起来陈松伶算是家道中落的富家小姐，父母均是印尼华侨，锦衣玉食到了十几岁，一下子家族没落了，家里从别墅搬到了公屋。
1985年，14岁的她参加了无限TVB举办的“叶倩文歌唱大赛”，以一首《零点十分》获得了冠军。
这让父母大为惊喜，好似一下子抓到了救命稻草，父母鼓励她进入娱乐圈赚钱。
陈松伶却不愿意，她想多读书，不听话的她被父母狠揍，常常身上带着伤去片场拍戏。
后来剧组人员发现她伤痕累累出不了镜，帮她报警，警察局里警察问她：“要不要告你妈妈？”
陈松伶说：“不告妈妈，只要妈妈不要再打我。” 不远处站着的母亲，定定的看着她。
矛盾依旧还是激化了，陈松伶最终决然的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去投靠关系甚好的干姐阿宝。
她吃住都在干姐家，跟干姐姐情同姐妹，阿宝还有个好友阿han，三人一度好的不分你我。
脱离家庭后的她，生活上需完全独立养活自己，于是开始了读书为主，拍戏为辅的生活。
这段时间也是陈松伶最充实的一段时间，她奔波在片场学校和家里，三点一线，生活单纯快乐。
也因她对学业的执着，陈松伶成了剧组里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拍戏间隙总是坐在小板凳上苦读。
后来陈松伶如愿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 与此同时也在干姐姐的打理下，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这段少年独立的岁月，不仅让她如愿以偿考上大学，也让她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TVB的当家花旦。
那时候人生顺利的按照自己想法走着，当初决裂的父母也似乎并不重要了。
但人生哪里那么容易。
背叛与生死
事业上的巨大成绩，学业上的如愿以偿。
陈松伶的生活看似美满顺利，但是她的生活中却潜藏着自己都不易察觉的人生风险。
干姐阿宝，自从陈松伶入行后，就担任起陈松伶的经纪人的工作，帮她打理一切，包括金钱。
对待干姐，陈松伶单纯到完全信任，而正是这份信任却令她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随着去新加坡发展事业，陈松伶聘请了另外一位女助手，打理工作上的琐碎事情，本意是让两个干姐能够轻松一些。
不想却惹来了非议，传出了陈松伶与新助手是同性恋人的传闻，干姐姐阿宝让陈松伶立刻解雇这位新助手。
但陈松伶与姐姐解释后，继续用着这位女助手，不听话的行为让干姐大为恼火，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出于强大的掌控欲，他们多次对陈松伶发出了警告。
陈松伶并不理会两个姐姐的无理取闹，却被干姐监控起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电脑都被监控到了。
干姐的掌控欲让陈松伶感觉压抑难受，她还是决定要对抗姐姐的高压行为。
不曾想，自己毫无保留信任了二十年的姐姐却在她的反抗下，将她身无分文的赶出了家门。
离开家时行李箱被姐姐检查了个遍，不许她携带任何贵重物品，相当于净身出户。
“我不跟她们纠缠，我只带走衣服裤和替换的衣物，便走了出来。我不听从她们便一无所有。”
她所有的财产，她前十几年苦心挣得得一切就这样被干姐姐完全霸占了。
人生瞬间又回到了当年离家出走时的样子，一切清零，但她早已不是十五岁，而是三十五岁了。
她游走在大街上看见了一座十字架，她默默祷告心中喊着“妈妈，妈妈，快来救救我！”
第二天她就在街上偶遇了自己十几年未见的亲妹妹，妹妹走到眼前，她只当是影迷求签名，但眼前的女孩说：“你还认得我吗？”
陈松伶迟疑了很久，才认出了妹妹，妹妹把手中正打给妈妈的电话一把塞给了陈松伶，二十年断裂的亲情就这么重新连结了起来。
她自言“上天待她不薄”，与家人重归于好，搬去与亲妹妹同住，开始重新打拼生活。
因此一劫，她情绪波动太大，不亲不久后去世，她又查出了卵巢肿瘤复发，却因经济问题和危险度不得不拖延时间。
一方面她还不足以支持十几万的手术费，另一方面刚刚回归家庭的她想多多与家人团聚，而肿瘤手术的风险系数很高。
就在这人生低谷间，经济窘迫的陈松伶收到了陈淑芬的邀约，邀请她与张学友合作《雪狼湖》。离开香港开始世界巡演。
陈松伶毫不迟疑的投入到了事业中，她沉浸于工作中疏解自己的悲痛。
不曾期待的爱情
《雪狼湖》第一场之后，陈松伶回到宾馆，她感觉到巨大的失落感。
以往都是有阿宝，阿HAN两位干姐姐陪在身边，不停的聊天打趣，但是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独处异乡让她倍感孤独，那一刻也是她最渴望陪伴和温暖的时候。
好在上天还是厚待她的，2006年她北上发展，接拍电视剧《血未冷》，与张铎演对手戏。
一起拍了75天的戏剧，前60天都相安无事，最后十天两人来了电。
张铎说心动的时刻，是剧组聚会时，她脱掉高跟鞋站在沙发上唱歌的模样让他感觉到了异样的情愫。
于是他追求她。
张铎并不算红，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时接拍了一部《情深深雨蒙蒙》，饰演如萍看不上的相亲对象石磊。
之后留校任教当起了老师，不紧不慢的接拍了一些影视剧，但是都不温不火。
虽然年纪比陈松伶小了足足八岁，却一派时尚模样，爱给陈松伶讲历史。
陈松伶也是爱读书的人，曾经在《南都》写过专栏，这两人在一起越来越如胶似漆。
张铎对陈松伶更是无微不至，因肿瘤手术后无法生育，张铎为她制定了详细的养老计划。
两人结婚多年都未生育，外界猜测纷纷，张铎统一声称自己是丁克，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这个秘密在2016年《跨界歌王》上，由陈松伶亲口解开：“因为子宫肌瘤的手术，再也不能生育了。”
人生历经了一波又一波的苦难之后，陈松伶终于迎来了最最美满甜蜜的时光。
她说：张铎不只是我的先生，他还是我的恩人。”
在她状态最差的人生阶段，她遇见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也因幸福来之不易而让人倍加珍惜。
纵观陈松伶的前半生，像极了精彩的连续剧，命运给她一场苦涩再给她一丝甜。
生活就如过山车般一上一下，跌宕起伏，她忐忑的等待着命运下一次的暴击。
可上帝把那颗嘴甜的糖一直藏在手中，直到40岁才把最大最甜的那颗糖发给她。
因为前半生的苦涩，也令这颗迟来的糖果散发出加倍的甜蜜，氤氲在往后的余生里。
余生太快，很多事情经不起等待。学会释怀，回归一颗安静的心，做好一个简单的人，不被琐事缠身，不被世俗叨扰，认真对待拥有的一切，用心感受当下的幸福快乐。不去执着，不去虚度，不在执着中错失美好，不在虚度中与幸福擦肩而过。再多美好，拥有的再多，不及时珍惜，也会荒废；再多机会，不去把握，也会不翼而飞。此生，不在等待中错过，将美好安放于心底，淡然于心便是最好；将悲伤置放于过去，遗忘了就好。
#回老家工作的生活是怎样的# 2015年，我34岁，带着丈夫和4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广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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