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生态美# 【生态提升“水”为题 永泰河湖“靓”起来】夏日的福州市永泰县，重峦叠嶂，碧波万顷，美丽的大樟溪穿境而过，潺潺清流滋养着这一方水土。在推进新一轮河湖长制提档升级工作中，永泰县高标准谋划新时期河湖治理工作，创新河湖物业化管理服务模式，让多部门一盘棋协同作战，形成共治共管共享合力，使水资源活起来，水安全护起来，水生态美起来。
截至目前，永泰县17条小流域水质达Ⅰ—Ⅲ类比例为100%，Ⅰ—Ⅱ类比例为82%，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一直保持在100%。
物业化管理带来美丽河湖
在永泰县清凉镇，河道专管员严生志每天都巡查清凉溪河道，一旦发现漂浮垃圾，便马上拍照、上报并及时打捞。
清凉溪是大樟溪的一条重要支流，是城区的饮用水水源，两岸生活着众多居民。几年前，由于居民护河意识薄弱，又饲养了大量的家禽牲畜，导致垃圾遍地、臭气熏天，不仅影响村容村貌，在行洪时也会造成不小的隐患。
“过去河里垃圾非常多，现在垃圾少了，河道干净了，水质提升了。”严生志说。在永泰，像严生志这样的河道专管员共有90名。这支专业化“河湖护卫队”的成立，得益于近年来永泰县对于河湖物业化管理的探索。
2019年，永泰县在福州市率先启动河湖物业化管理服务，设立河湖物业管理中心，大胆探索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河湖治理的新措施，全面掌握巡河要点，及时、准确、全面发现河岸、河面、河底存在的影响生态环境的问题，提高巡河管河效率，以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原先全县有267名河道管理员，他们常常由贫困户、村干部兼任，很难统一调度管理。”永泰县河长办林仁穗介绍，河湖物业管理中心成立后，首先精简了人员，采用企业管理模式，升级扩充“河湖管理平台”，在平台上可以清晰看到每个人巡河的轨迹、时长、公里数。河道专管员发现问题后，可通过手机APP上传至平台，再由平台坐席人员立案核查，任务流转至各部门。任务完成后，再由河湖物业管理中心核查结案，并对案件处置情况进行评价。
永泰县河湖物业化管理服务项目运行以来，越来越多的河流水质得到改善。截至目前，河湖物业化管理中心线上累计巡河17.2万次，通过巡河发现自行处理问题61.88万件，其中较大问题的有1650件，已办结1540件，办结率93.33%。
“实行河湖物业化管理模式，不是简单的工作量外包，降低河道管理成本，而是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两手发力，创建社会力量参与河流治理和管理保护的新格局。”永泰县河长办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永泰正在推进大樟溪流域水质整治提升工作，将从严从实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健全完善河湖管理长效机制，动员各类社会主体共同推进大樟溪流域综合治理，持续做好生态绿化与生态修复，打造生态名片。
机制创新促使人水和谐
8月15日，永泰县河长办联合永泰县检察院开展了大樟溪流域水质提升“回头看”专项督导活动，这是县河长办与县检察院联合开展的常态化巡河活动之一。
近年来，永泰县立足县域具体情况，在生态司法保护方面创新机制、先试先行，先后设立“水资源保护巡回审判点”、引入“司法+保险”机制，着力构建生态司法保护系统工程，为绿色生态筑牢法治屏障，倾心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司法保护精品线路。
“永泰生态活力在山，潜力在水。”永泰县河长办工作人员介绍，为充分发挥永泰的“水潜力”，永泰县河长办与永泰县法院、人保财险永泰支公司签署了《永泰县大樟溪流域水环境质量综合保险》协议，首次为大樟溪流域投保“水环境质量综合保险”，保险金额1000万元。
此外，为了提高永泰县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工作水平，永泰县还发布《永泰县水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协作机制》。该机制旨在通过建立水生态环境资源府院联席、信息共享、案件咨询、督办预警、多元解纷、联合巡查、修复共管、普法宣传等制度，进一步打造系统完整、持续有效的司法保护体系，推动实现永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联防联治。
为助力大樟溪流域水质提升，7月8日，永泰、德化两县河长办、检察院会签《关于构建“河湖长+检察长”共同治理模式加强大樟溪保护跨域协作的意见》，构建完善的“河湖长+检察长”共护共治模式，推进大樟溪上下游治水措施联动协作，优化大樟溪流域水生态环境，保障水质稳定提升。
水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下一步，永泰县将继续以法治引领、司法助力、创新驱动，凝聚部门合力，推动全员参与，全力推进水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向纵深发展，坚决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突出生态长效治理、推动生态价值变现上再下功夫、再做文章、再谋新篇。
项目带动共享生态福利
8月11日，坐落于福州“后花园”——永泰白云乡的永泰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抽水蓄能电站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电能抽水至上水库，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下水库发电，将电网负荷低时的多余电能，转变为电网高峰时期的高价值电能。”永泰抽蓄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严水霖介绍，永泰抽蓄电站投产发电，不仅输出源源不断的电力，还为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通过永泰抽蓄电站建设带动，库区农村居住环境显著提升，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地方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其中，新建集中居民安置点4个，外迁县城套房安置点2个，让265户移民群众从土坯房搬入新楼房，饮上自来水；新（修）建公路12.2公里，惠及当地13000余名山区群众；运营期每年实现财政税收近2亿元，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此前，7月27日，“一闸三线”工程取得新进展——福州长乐区正式通水，每天将有60万吨优质原水从大樟溪莒口库区抵达长乐东区水厂。目前，“一闸三线”工程已经惠及484万群众。
“早就盼着这一刻了，让千家万户喝上来自大樟溪的优质水，共享永泰绿色生态福利。”永泰县河长办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历经多年的创新实践，永泰县多举措稳步推进河湖长制工作，河湖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水生态持续向好。永泰县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说：“做好治水‘大文章’，建设美好山水城市，永泰正在路上。”
截至目前，永泰县17条小流域水质达Ⅰ—Ⅲ类比例为100%，Ⅰ—Ⅱ类比例为82%，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一直保持在100%。
物业化管理带来美丽河湖
在永泰县清凉镇，河道专管员严生志每天都巡查清凉溪河道，一旦发现漂浮垃圾，便马上拍照、上报并及时打捞。
清凉溪是大樟溪的一条重要支流，是城区的饮用水水源，两岸生活着众多居民。几年前，由于居民护河意识薄弱，又饲养了大量的家禽牲畜，导致垃圾遍地、臭气熏天，不仅影响村容村貌，在行洪时也会造成不小的隐患。
“过去河里垃圾非常多，现在垃圾少了，河道干净了，水质提升了。”严生志说。在永泰，像严生志这样的河道专管员共有90名。这支专业化“河湖护卫队”的成立，得益于近年来永泰县对于河湖物业化管理的探索。
2019年，永泰县在福州市率先启动河湖物业化管理服务，设立河湖物业管理中心，大胆探索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河湖治理的新措施，全面掌握巡河要点，及时、准确、全面发现河岸、河面、河底存在的影响生态环境的问题，提高巡河管河效率，以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原先全县有267名河道管理员，他们常常由贫困户、村干部兼任，很难统一调度管理。”永泰县河长办林仁穗介绍，河湖物业管理中心成立后，首先精简了人员，采用企业管理模式，升级扩充“河湖管理平台”，在平台上可以清晰看到每个人巡河的轨迹、时长、公里数。河道专管员发现问题后，可通过手机APP上传至平台，再由平台坐席人员立案核查，任务流转至各部门。任务完成后，再由河湖物业管理中心核查结案，并对案件处置情况进行评价。
永泰县河湖物业化管理服务项目运行以来，越来越多的河流水质得到改善。截至目前，河湖物业化管理中心线上累计巡河17.2万次，通过巡河发现自行处理问题61.88万件，其中较大问题的有1650件，已办结1540件，办结率93.33%。
“实行河湖物业化管理模式，不是简单的工作量外包，降低河道管理成本，而是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两手发力，创建社会力量参与河流治理和管理保护的新格局。”永泰县河长办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永泰正在推进大樟溪流域水质整治提升工作，将从严从实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健全完善河湖管理长效机制，动员各类社会主体共同推进大樟溪流域综合治理，持续做好生态绿化与生态修复，打造生态名片。
机制创新促使人水和谐
8月15日，永泰县河长办联合永泰县检察院开展了大樟溪流域水质提升“回头看”专项督导活动，这是县河长办与县检察院联合开展的常态化巡河活动之一。
近年来，永泰县立足县域具体情况，在生态司法保护方面创新机制、先试先行，先后设立“水资源保护巡回审判点”、引入“司法+保险”机制，着力构建生态司法保护系统工程，为绿色生态筑牢法治屏障，倾心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司法保护精品线路。
“永泰生态活力在山，潜力在水。”永泰县河长办工作人员介绍，为充分发挥永泰的“水潜力”，永泰县河长办与永泰县法院、人保财险永泰支公司签署了《永泰县大樟溪流域水环境质量综合保险》协议，首次为大樟溪流域投保“水环境质量综合保险”，保险金额1000万元。
此外，为了提高永泰县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工作水平，永泰县还发布《永泰县水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协作机制》。该机制旨在通过建立水生态环境资源府院联席、信息共享、案件咨询、督办预警、多元解纷、联合巡查、修复共管、普法宣传等制度，进一步打造系统完整、持续有效的司法保护体系，推动实现永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联防联治。
为助力大樟溪流域水质提升，7月8日，永泰、德化两县河长办、检察院会签《关于构建“河湖长+检察长”共同治理模式加强大樟溪保护跨域协作的意见》，构建完善的“河湖长+检察长”共护共治模式，推进大樟溪上下游治水措施联动协作，优化大樟溪流域水生态环境，保障水质稳定提升。
水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下一步，永泰县将继续以法治引领、司法助力、创新驱动，凝聚部门合力，推动全员参与，全力推进水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向纵深发展，坚决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突出生态长效治理、推动生态价值变现上再下功夫、再做文章、再谋新篇。
项目带动共享生态福利
8月11日，坐落于福州“后花园”——永泰白云乡的永泰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抽水蓄能电站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电能抽水至上水库，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下水库发电，将电网负荷低时的多余电能，转变为电网高峰时期的高价值电能。”永泰抽蓄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严水霖介绍，永泰抽蓄电站投产发电，不仅输出源源不断的电力，还为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通过永泰抽蓄电站建设带动，库区农村居住环境显著提升，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地方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其中，新建集中居民安置点4个，外迁县城套房安置点2个，让265户移民群众从土坯房搬入新楼房，饮上自来水；新（修）建公路12.2公里，惠及当地13000余名山区群众；运营期每年实现财政税收近2亿元，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此前，7月27日，“一闸三线”工程取得新进展——福州长乐区正式通水，每天将有60万吨优质原水从大樟溪莒口库区抵达长乐东区水厂。目前，“一闸三线”工程已经惠及484万群众。
“早就盼着这一刻了，让千家万户喝上来自大樟溪的优质水，共享永泰绿色生态福利。”永泰县河长办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历经多年的创新实践，永泰县多举措稳步推进河湖长制工作，河湖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水生态持续向好。永泰县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说：“做好治水‘大文章’，建设美好山水城市，永泰正在路上。”
【这里是世界首个鲸类迁地保护区】#湿地##湖北[超话]##白鱀豚##长江江豚#
湿地档案
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白鱀豚、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国内5个江豚迁地保护区，这里是唯一保持增长的种群。全国江豚迁地保护种群数量为150余头，其中101头生活在这里。
这里是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个保护区身兼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大职能，且全部成功。
迁地保护全球范例
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世界上第一个对鲸类进行迁地保护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白鱀豚、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保护区辖长江干流89公里石首江段和天鹅洲20.9公里长江故道水域，前者实施就地保护，后者实施迁地保护，总面积217.77平方公里。
白鱀豚已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而长江江豚是最濒危的一个江豚亚种，面临着白鱀豚所曾面临的全部威胁。
江豚是小型齿鲸，广泛分布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爪哇群岛、波斯湾沿岸海域。长江中下游、洞庭湖和鄱阳湖，鸭绿江下游，珠江下游均有江豚分布。中国水域的江豚有3个亚种，其中分布于长江水域的为长江亚种，是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天鹅洲故道于1972年长江自然截弯取直而成，水面宽约0.2—1.5公里，平均水深4.5米。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特的水陆地貌特征，加上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使这里发育成典型的洪泛冲淤湿地。
饵料丰富、环境优越、保护严格，三者共同成就了江豚迁地保护。
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胡良慧说，1990年，保护区投放3雌2雄5头江豚试养，2021年普查已发展为101头，而且每年有6—8头小江豚出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监测显示，天鹅洲故道江豚种群是所有长江江豚种群中唯一保持增长的。这里的江豚迁地保护也因此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世界鲸豚类迁地保护唯一成功范例。
繁育江豚成功放归
下午4点，江豚饲养员丁泽良准时来到网箱前，开始一天中的第三次喂食。听到熟悉的脚步和呼唤声，江豚父子“天天”和“萌萌”先后跃出水面，吞下丁泽良丢下的一条条小鱼。
夏季气温高，江豚食量下降，每次投喂，每只江豚限量约为1公斤。投喂前，丁泽良为小鱼注射了氯化钠。工作间的药品阴凉柜里，还有维生素C、维生素B、维生素B1和藿香正气水，都是为两只养殖江豚准备的。
2008年那场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使故道水面大面积结冰，江豚无法跃出水面呼吸，种群受损严重。
破冰救豚行动持续了一个月，丁泽良全程参与。行动之后，他的身份从渔民变成了保护区员工，参与了此后中科院水生所组织的历次江豚种群调查、迁地保护和搁浅救护。
破冰救豚救下的两头受伤严重的江豚“天天”和“娥娥”，被保护区放入网箱中进行救治和豢养。丁泽良是唯一的饲养员。2016年5月22日，“娥娥”成功生下一头雌性江豚“贝贝”，为江豚人工繁育全国首创、全球首例；2020年6月10日，“娥娥”再次繁育一头雄性江豚“萌萌”。
胡良慧说，这标志着保护区人工繁育江豚取得重大突破。保护区网箱豢养江豚和网箱江豚繁育技术分别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020年7月，4岁的“贝贝”已放归于天鹅洲故道。丁泽良说，“贝贝”放归之前经过了野化训练，学会了吃活鱼。
除了回归，还有输出和输入。从2015年开始，天鹅洲保护区先后向湖北长江新螺段、湖北监利何王庙、安徽铜陵等保护区及其他适宜栖息地输出24头江豚，其中2021年4月一次性输出18头，同时从江西鄱阳湖引进了8头，以交换基因、复壮种群。
渔民上岸参与巡护
王永福、孙海文，同是1981年出生的渔民，长江全面禁渔后受聘于保护区，成了陆巡队员。每天戴着“长江江豚巡护”和“长江巡护”的袖标，制止非法捕捞、非法开垦、洲滩放牧并观察江豚。
因为熟悉故道、做过渔民，他们的巡护更有的放矢。每天两次的巡护，或早上，或晚上，或凌晨，让捕捞和垂钓者摸不到规律；若是晚上巡护，发现岸上有车、芦苇有窝，他们就远远地熄了车灯，悄悄地走上前，抓到人交给保护区和公安处理。
王永福说，人为干扰少了，江豚才能安静生活。江豚种群恢复这么快，没有禁捕做不到。
孙海文说，非法捕捞的人越来越少，除了保护意识提高，更主要地来自非法捕捞入刑的震慑力。
保护区天鹅洲故道区共有6个陆巡、3个船巡，其中6个陆巡以前全是渔民。陆巡和船巡每次、每月都有巡护记录。
89公里长江江段的巡护，保护区每两个月开展一次，日常的巡护则交由渔政部门负责。
渔政部门的巡护源自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首市渔政监督管理局、石首市公安局天鹅洲开发区派出所、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石首派出所四方签订的《长江江豚保护与联合执法合作框架协议》。
另外一项司法保障是，石首市人民检察院在保护区建立了法律监督联系点。
胡良慧说，天鹅洲故道区装了38个探头，实现了监测全覆盖，巡护有车、有船、有无人机，什么都有。
除了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就地保护情况同样乐观。
经过多年拆违打非、生态修复和环境综合整治，2017年，农业部组织长江江豚科学考察，保护区长江石首段出现频次22头次，较2012年的长江科考呈增长趋势。现在，石首长江段常年栖息江豚20余头，且经常成群出现。
另一个趋势已引起各方注意。江豚的食物是小鱼。随着全面禁捕的实施，故道和长江干流水域鱼类趋向大型化，大鱼吃小鱼的结果，致使江豚的食源出现了一些问题。目前，中科院水生所、华中农业大学、中国水产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正组织论证，拟就渔业资源结构调整提出建议。
关于保护区的未来，胡良慧说，要抓好“123”。“1”，即围绕长江江豚及其自然栖息地保护1个中心目标；“2”，即狠抓保护管理和科技监测2个水平提升；“3”，即着力推进世界小型鲸类迁地保护示范基地、中国淡水豚类自然保护教育基地、长江江豚迁地种群种质资源输出基地3个基地建设。（陈永生 赵辉 徐春永）https://t.cn/A6S9ne1y
湿地档案
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白鱀豚、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国内5个江豚迁地保护区，这里是唯一保持增长的种群。全国江豚迁地保护种群数量为150余头，其中101头生活在这里。
这里是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个保护区身兼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大职能，且全部成功。
迁地保护全球范例
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世界上第一个对鲸类进行迁地保护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白鱀豚、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保护区辖长江干流89公里石首江段和天鹅洲20.9公里长江故道水域，前者实施就地保护，后者实施迁地保护，总面积217.77平方公里。
白鱀豚已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而长江江豚是最濒危的一个江豚亚种，面临着白鱀豚所曾面临的全部威胁。
江豚是小型齿鲸，广泛分布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爪哇群岛、波斯湾沿岸海域。长江中下游、洞庭湖和鄱阳湖，鸭绿江下游，珠江下游均有江豚分布。中国水域的江豚有3个亚种，其中分布于长江水域的为长江亚种，是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天鹅洲故道于1972年长江自然截弯取直而成，水面宽约0.2—1.5公里，平均水深4.5米。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特的水陆地貌特征，加上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使这里发育成典型的洪泛冲淤湿地。
饵料丰富、环境优越、保护严格，三者共同成就了江豚迁地保护。
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胡良慧说，1990年，保护区投放3雌2雄5头江豚试养，2021年普查已发展为101头，而且每年有6—8头小江豚出生。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监测显示，天鹅洲故道江豚种群是所有长江江豚种群中唯一保持增长的。这里的江豚迁地保护也因此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世界鲸豚类迁地保护唯一成功范例。
繁育江豚成功放归
下午4点，江豚饲养员丁泽良准时来到网箱前，开始一天中的第三次喂食。听到熟悉的脚步和呼唤声，江豚父子“天天”和“萌萌”先后跃出水面，吞下丁泽良丢下的一条条小鱼。
夏季气温高，江豚食量下降，每次投喂，每只江豚限量约为1公斤。投喂前，丁泽良为小鱼注射了氯化钠。工作间的药品阴凉柜里，还有维生素C、维生素B、维生素B1和藿香正气水，都是为两只养殖江豚准备的。
2008年那场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使故道水面大面积结冰，江豚无法跃出水面呼吸，种群受损严重。
破冰救豚行动持续了一个月，丁泽良全程参与。行动之后，他的身份从渔民变成了保护区员工，参与了此后中科院水生所组织的历次江豚种群调查、迁地保护和搁浅救护。
破冰救豚救下的两头受伤严重的江豚“天天”和“娥娥”，被保护区放入网箱中进行救治和豢养。丁泽良是唯一的饲养员。2016年5月22日，“娥娥”成功生下一头雌性江豚“贝贝”，为江豚人工繁育全国首创、全球首例；2020年6月10日，“娥娥”再次繁育一头雄性江豚“萌萌”。
胡良慧说，这标志着保护区人工繁育江豚取得重大突破。保护区网箱豢养江豚和网箱江豚繁育技术分别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020年7月，4岁的“贝贝”已放归于天鹅洲故道。丁泽良说，“贝贝”放归之前经过了野化训练，学会了吃活鱼。
除了回归，还有输出和输入。从2015年开始，天鹅洲保护区先后向湖北长江新螺段、湖北监利何王庙、安徽铜陵等保护区及其他适宜栖息地输出24头江豚，其中2021年4月一次性输出18头，同时从江西鄱阳湖引进了8头，以交换基因、复壮种群。
渔民上岸参与巡护
王永福、孙海文，同是1981年出生的渔民，长江全面禁渔后受聘于保护区，成了陆巡队员。每天戴着“长江江豚巡护”和“长江巡护”的袖标，制止非法捕捞、非法开垦、洲滩放牧并观察江豚。
因为熟悉故道、做过渔民，他们的巡护更有的放矢。每天两次的巡护，或早上，或晚上，或凌晨，让捕捞和垂钓者摸不到规律；若是晚上巡护，发现岸上有车、芦苇有窝，他们就远远地熄了车灯，悄悄地走上前，抓到人交给保护区和公安处理。
王永福说，人为干扰少了，江豚才能安静生活。江豚种群恢复这么快，没有禁捕做不到。
孙海文说，非法捕捞的人越来越少，除了保护意识提高，更主要地来自非法捕捞入刑的震慑力。
保护区天鹅洲故道区共有6个陆巡、3个船巡，其中6个陆巡以前全是渔民。陆巡和船巡每次、每月都有巡护记录。
89公里长江江段的巡护，保护区每两个月开展一次，日常的巡护则交由渔政部门负责。
渔政部门的巡护源自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首市渔政监督管理局、石首市公安局天鹅洲开发区派出所、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石首派出所四方签订的《长江江豚保护与联合执法合作框架协议》。
另外一项司法保障是，石首市人民检察院在保护区建立了法律监督联系点。
胡良慧说，天鹅洲故道区装了38个探头，实现了监测全覆盖，巡护有车、有船、有无人机，什么都有。
除了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就地保护情况同样乐观。
经过多年拆违打非、生态修复和环境综合整治，2017年，农业部组织长江江豚科学考察，保护区长江石首段出现频次22头次，较2012年的长江科考呈增长趋势。现在，石首长江段常年栖息江豚20余头，且经常成群出现。
另一个趋势已引起各方注意。江豚的食物是小鱼。随着全面禁捕的实施，故道和长江干流水域鱼类趋向大型化，大鱼吃小鱼的结果，致使江豚的食源出现了一些问题。目前，中科院水生所、华中农业大学、中国水产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正组织论证，拟就渔业资源结构调整提出建议。
关于保护区的未来，胡良慧说，要抓好“123”。“1”，即围绕长江江豚及其自然栖息地保护1个中心目标；“2”，即狠抓保护管理和科技监测2个水平提升；“3”，即着力推进世界小型鲸类迁地保护示范基地、中国淡水豚类自然保护教育基地、长江江豚迁地种群种质资源输出基地3个基地建设。（陈永生 赵辉 徐春永）https://t.cn/A6S9ne1y
#走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为伍的方国”】夏家店下层文化因 196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赤峰市松山区王家店乡夏家店村发掘而得名，距今约 4200—3600 年，处于青铜时代早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农业发达，出现了众多等级分明的城址和连锁式的城堡带，礼仪制度已经确立，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与中原地区夏、商两代共同构建了早期中国最为关键的框架体系，与中原文明共同缔造了影响深远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早期中华文明的格局。
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西拉木伦河横贯赤峰市北部，与南侧的老哈河汇合为西辽河。西辽河流域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和燕山北麓夹角地带，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富有生机、极具创造力的优秀文化诞生于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夏家店下层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夏家店遗址下层而得名。迄今西辽河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3000余处。
2022年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曾参加过夏家店村遗址首次发掘的徐光冀先生著文回忆，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内蒙古工作队。当年春季，刘观民率队小规模发掘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区分出两种青铜文化，1961 年刊发简报时，命名为夏家店
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
孙金松、党郁所著《内蒙古青铜时代考古综述》中称：内蒙古东南部辽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地域遍及整个辽
西区，其中赤峰市西拉木伦河南侧和老哈河的主要支流沿岸遗址分布非常密集，形成了许多石城址群，俨然一派城邦林立的态势，已进入“方国”阶段。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党郁说，经发掘的遗址有敖汉旗大甸子、松山区三座店和红山区二道井子等，其中大甸子遗址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陶鬶、陶爵，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区境内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同类器物类似，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方国”与夏王朝之间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礼仪往来。
发掘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工具有磨制的石铲、石刀和打制的石锄等，饲养牛、马、猪、狗等家畜。居址多位于沿河两岸的高地上。较大的聚落周围有石砌或夯土筑成的城墙及壕沟，聚落内的房屋从数十至百余座不等。居室有半地穴式的，也有土坯、石块垒砌成的地面房。聚落附近有墓近千座，排列密集而有规律。
2009年4月，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曹建恩带队对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二道井子村东北部、距中心城区约8公里处的二道井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经发掘探明，二道井子遗址距今 4000-3500 年，共清理出来环壕、城墙、街巷、院落、房屋、窖穴、灰坑、墓葬、窖址等遗迹700余处，出土各类珍贵文物千余件。墓葬的大小、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存在差别，反映出当时居民已有贫富与等级的差异。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耳环、指环、杖首等小件物品，但已掌握用内外范铸造薄壁铜器的技术。陶器上彩绘各种图案，多以白色画出云纹，用红色勾勒田地，有些纹样与商代青铜器的装饰纹样相似。
二道井子遗址发掘，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整个遗址聚落要素齐全，环壕围绕着城墙，城墙环护着院落，城堡布局井然有序。二道井子遗址作为夏家店
下层文化时期的典型遗址，在与其它遗址存在很多共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特性。它的发现，对完善考古学理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的出现、城市雏形的建立、阶级的分化等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2009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由古国文明跨入“方国”文明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辽西地区继红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标志着已由古国文明跨入‘方国’文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局长曹建恩说，自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大型聚落的防御体系均以环壕为主，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创了挖壕筑墙的新时代，实现了环壕到城墙的跨越，形成构建早期城市的必要基础。这不仅是防御设施的改变，更预示着早期城市萌芽，也显示了与河套地区龙山时期的石峁、后城咀石城，及中原夏商时期城址的关联。
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层层叠压、不断营建，逐渐形成高于地面的台城的模式，与本地之前的聚落遗址中流行的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存在较大区别，地面式房屋的大规模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数千年的居住传统。“此类居址形式与中原地区河南安阳后冈、孟庄、平粮台遗址龙山文化的建筑技术、营建模式有很大的相似性，体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与周
边文化不断融合、交流过程中的发展与壮大。”曹建恩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认为，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在同一位置重复建筑、层层叠压的多组房址和房址内外保存极佳的“地面”为我们构建纵向早晚、横向同期
的立体化聚落布局演变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实物基础。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一直秉承以筒形罐为代表的平底器传统，夏家店下层文化以鬲、甗、鼎为代表的三足器占据了陶器群的主导地位，不仅改变了辽西地区原有的烹炊形式，个别
器物还发挥着礼器的作用。高规格墓葬出土的鬹、盉、爵等，意味着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礼器制度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出现小型青铜器，标志着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到来。
曹建恩说，辽西地区彩陶最早见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既是对本土彩陶技术的革新，也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此类彩绘陶曾少量见于陶寺和石峁的高等级墓葬，其中的白、红彩变形兽面纹、云纹和抽象几何纹在石峁的石雕中也可找到对比的线索。
近年来，通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专题调查，学界已基本辨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内多种格局的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形式。夏家店下层文化实现了从平底筒形罐向空足器的跨越、由半地穴房屋向地面式房屋的跨越、由彩陶向彩绘陶的跨越、由环壕向城墙的跨越、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跨越，在中国早期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代表着一支与夏商相媲
美的辽西地区的“方国”文明。
“夏家店下层文化曾在中国历史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深入研究该文化，对于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孙金松说。
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融合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60周年时撰文指出“：今年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 60 周年。一个遗址命名两个考古学文化在中国考古学百年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距今约 3000—2500 年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历史上所记载的山戎的遗存，其年代相当于中原西周至春秋时期，处于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明显不同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北方地区文化的特色，揭示出这一地区从农业文化转变为农业和畜牧业的混合文化。
王巍认为，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是东北地区夏商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为研究东北西部乃至燕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及其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商王朝的关系，乃至东北亚地区夏商时期的历史格局、人群迁徙融合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关键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甸子墓地发现了一批二里头文化陶制礼器，使我们认识到二里头文化曾经与内蒙古东南部发生了密切联系。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态势与石峁文化的兴起同步，非常耐人寻味。”王巍说。
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专注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史前玉器、文化遗产保护，发现并主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保护和规划。他认为，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遗址保存良好，迄今为止，在地表仍保留着大量完整的砦墙甚至成群的房址，是一批研究西辽河流域夏商时期聚落形态的绝好资料。
目前，赤峰地区境内发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遗址2909处，其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就有6处；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遗址1040处，其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遗址2处。
“2020年5月7日，赤峰市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 20条针对性举措，正在加快编制《赤峰市文物保护修缮规划》，全面提升文物保护水平，确保各类文化遗存保得住、用得好。”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市文博院院长陶建英说。（内蒙古日报）
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西拉木伦河横贯赤峰市北部，与南侧的老哈河汇合为西辽河。西辽河流域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和燕山北麓夹角地带，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富有生机、极具创造力的优秀文化诞生于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夏家店下层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夏家店遗址下层而得名。迄今西辽河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3000余处。
2022年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曾参加过夏家店村遗址首次发掘的徐光冀先生著文回忆，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内蒙古工作队。当年春季，刘观民率队小规模发掘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区分出两种青铜文化，1961 年刊发简报时，命名为夏家店
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
孙金松、党郁所著《内蒙古青铜时代考古综述》中称：内蒙古东南部辽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地域遍及整个辽
西区，其中赤峰市西拉木伦河南侧和老哈河的主要支流沿岸遗址分布非常密集，形成了许多石城址群，俨然一派城邦林立的态势，已进入“方国”阶段。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党郁说，经发掘的遗址有敖汉旗大甸子、松山区三座店和红山区二道井子等，其中大甸子遗址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陶鬶、陶爵，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区境内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同类器物类似，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方国”与夏王朝之间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礼仪往来。
发掘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工具有磨制的石铲、石刀和打制的石锄等，饲养牛、马、猪、狗等家畜。居址多位于沿河两岸的高地上。较大的聚落周围有石砌或夯土筑成的城墙及壕沟，聚落内的房屋从数十至百余座不等。居室有半地穴式的，也有土坯、石块垒砌成的地面房。聚落附近有墓近千座，排列密集而有规律。
2009年4月，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曹建恩带队对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二道井子村东北部、距中心城区约8公里处的二道井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经发掘探明，二道井子遗址距今 4000-3500 年，共清理出来环壕、城墙、街巷、院落、房屋、窖穴、灰坑、墓葬、窖址等遗迹700余处，出土各类珍贵文物千余件。墓葬的大小、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存在差别，反映出当时居民已有贫富与等级的差异。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耳环、指环、杖首等小件物品，但已掌握用内外范铸造薄壁铜器的技术。陶器上彩绘各种图案，多以白色画出云纹，用红色勾勒田地，有些纹样与商代青铜器的装饰纹样相似。
二道井子遗址发掘，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整个遗址聚落要素齐全，环壕围绕着城墙，城墙环护着院落，城堡布局井然有序。二道井子遗址作为夏家店
下层文化时期的典型遗址，在与其它遗址存在很多共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特性。它的发现，对完善考古学理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的出现、城市雏形的建立、阶级的分化等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2009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由古国文明跨入“方国”文明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辽西地区继红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标志着已由古国文明跨入‘方国’文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局长曹建恩说，自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大型聚落的防御体系均以环壕为主，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创了挖壕筑墙的新时代，实现了环壕到城墙的跨越，形成构建早期城市的必要基础。这不仅是防御设施的改变，更预示着早期城市萌芽，也显示了与河套地区龙山时期的石峁、后城咀石城，及中原夏商时期城址的关联。
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层层叠压、不断营建，逐渐形成高于地面的台城的模式，与本地之前的聚落遗址中流行的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存在较大区别，地面式房屋的大规模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数千年的居住传统。“此类居址形式与中原地区河南安阳后冈、孟庄、平粮台遗址龙山文化的建筑技术、营建模式有很大的相似性，体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与周
边文化不断融合、交流过程中的发展与壮大。”曹建恩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认为，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在同一位置重复建筑、层层叠压的多组房址和房址内外保存极佳的“地面”为我们构建纵向早晚、横向同期
的立体化聚落布局演变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实物基础。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一直秉承以筒形罐为代表的平底器传统，夏家店下层文化以鬲、甗、鼎为代表的三足器占据了陶器群的主导地位，不仅改变了辽西地区原有的烹炊形式，个别
器物还发挥着礼器的作用。高规格墓葬出土的鬹、盉、爵等，意味着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礼器制度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出现小型青铜器，标志着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到来。
曹建恩说，辽西地区彩陶最早见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既是对本土彩陶技术的革新，也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此类彩绘陶曾少量见于陶寺和石峁的高等级墓葬，其中的白、红彩变形兽面纹、云纹和抽象几何纹在石峁的石雕中也可找到对比的线索。
近年来，通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专题调查，学界已基本辨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内多种格局的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形式。夏家店下层文化实现了从平底筒形罐向空足器的跨越、由半地穴房屋向地面式房屋的跨越、由彩陶向彩绘陶的跨越、由环壕向城墙的跨越、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跨越，在中国早期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代表着一支与夏商相媲
美的辽西地区的“方国”文明。
“夏家店下层文化曾在中国历史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深入研究该文化，对于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孙金松说。
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融合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60周年时撰文指出“：今年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 60 周年。一个遗址命名两个考古学文化在中国考古学百年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距今约 3000—2500 年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历史上所记载的山戎的遗存，其年代相当于中原西周至春秋时期，处于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明显不同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北方地区文化的特色，揭示出这一地区从农业文化转变为农业和畜牧业的混合文化。
王巍认为，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是东北地区夏商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为研究东北西部乃至燕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及其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商王朝的关系，乃至东北亚地区夏商时期的历史格局、人群迁徙融合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关键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甸子墓地发现了一批二里头文化陶制礼器，使我们认识到二里头文化曾经与内蒙古东南部发生了密切联系。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态势与石峁文化的兴起同步，非常耐人寻味。”王巍说。
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专注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史前玉器、文化遗产保护，发现并主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保护和规划。他认为，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遗址保存良好，迄今为止，在地表仍保留着大量完整的砦墙甚至成群的房址，是一批研究西辽河流域夏商时期聚落形态的绝好资料。
目前，赤峰地区境内发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遗址2909处，其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就有6处；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遗址1040处，其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遗址2处。
“2020年5月7日，赤峰市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 20条针对性举措，正在加快编制《赤峰市文物保护修缮规划》，全面提升文物保护水平，确保各类文化遗存保得住、用得好。”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市文博院院长陶建英说。（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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