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领养】
位置：公明横岭新村三巷
电话：13632033938
微信：13632033938
品种：家猫
性别：公
年龄:一岁
体重：八斤
健康状况：良好
免疫情况：无
驱虫情况：无
绝育情况：已绝育
性格特征：调皮爱动
猫猫来历：宠物店购买
弃养原因：怀孕不能养
领养要求：一定要对它不离不弃，爱它
本信息解释权归土华爱护动物协会
投诉微信：CAC1392289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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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育情况：已绝育
性格特征：调皮爱动
猫猫来历：宠物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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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的一个论文研究采访找我，她当时的问题之一是“你觉得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缘由有哪些？”
我当时说，只有厌女仇女这一个理由。他们是真的认为女人低人一等，真的认为女人没有他们那样重要。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只是几千年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以传统的形式固化下来，因此他们可以将头脑中的厌女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厌女，从方方面面来进一步固化性别不平等。
（因此女权反婚的主张，并不是因为张三吸毒而反对你嫁张三，也并不是因为李四打老婆而反对你嫁李四，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反对整个婚姻家庭制度，反对女性再一次步入剥削女性生育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父权制度。因为女性并不会一荣俱荣，但是会一损俱损的。）
今天看见这段书摘，忽然间发现这段话有更高的概括性：
“但是，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的特征，而是关系性的。性别不平等源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互动，以及互动性情境和制度性情境的交互影响。”
性别不平等的唯一起因是厌女仇女，但是性别不平等能够在全社会无孔不入地扩散，能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地渗透，离不开情境与制度。
昨天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女权是争取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还会被污名化呢？
我昨天说了一大堆[允悲]，其实可以更简洁地概括为：
女性要拿回被无限打压、剥削的正当权益，而父权社会下的每一个既得利益者都会为丧失奴役而感到愤怒和害怕。话语权之战，是必然的。
我当时说，只有厌女仇女这一个理由。他们是真的认为女人低人一等，真的认为女人没有他们那样重要。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只是几千年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以传统的形式固化下来，因此他们可以将头脑中的厌女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厌女，从方方面面来进一步固化性别不平等。
（因此女权反婚的主张，并不是因为张三吸毒而反对你嫁张三，也并不是因为李四打老婆而反对你嫁李四，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反对整个婚姻家庭制度，反对女性再一次步入剥削女性生育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父权制度。因为女性并不会一荣俱荣，但是会一损俱损的。）
今天看见这段书摘，忽然间发现这段话有更高的概括性：
“但是，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的特征，而是关系性的。性别不平等源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互动，以及互动性情境和制度性情境的交互影响。”
性别不平等的唯一起因是厌女仇女，但是性别不平等能够在全社会无孔不入地扩散，能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地渗透，离不开情境与制度。
昨天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女权是争取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还会被污名化呢？
我昨天说了一大堆[允悲]，其实可以更简洁地概括为：
女性要拿回被无限打压、剥削的正当权益，而父权社会下的每一个既得利益者都会为丧失奴役而感到愤怒和害怕。话语权之战，是必然的。
真有“七年之痒”吗？40年来中国式离婚及其异变 | 文化纵横
原文链接：https://t.cn/AiYzX32f
@爱思想网 @南方周末 @中国周刊 @凤凰读书 @微天下 @观察者网 @央视网 @新华视点 @共青团中央
✪ 许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近年来，中国家庭离婚率不断攀升，引发全社会担忧。那么中国夫妻婚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我们经常听到“七年之痒”的说法，“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呈明显的“ 倒Ｕ型”曲线，即离婚风险随结婚时间推移而逐渐上升，但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研究发现，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的说法竟然完全吻合。从总体上看，尽管中国人的婚姻基本稳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夫妻离婚风险不断提高，而且离婚速率快速增长，到达“痒”的时间也不断提前。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婚姻不稳定性正日益凸显。文章原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研究问题
大量的研究表明， 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已经对世界各地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了深远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中国也不例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和1980 年《婚姻法》“ 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出现， 中国的离婚水平也在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1979年中国的离婚对数仅为31.9 万对，粗离婚率也仅为0.3‰； 到2009 年，这两项统计指标分别上升到246.8万对和1.85‰， 年平均增长7.1%和6.3％ 。
对离婚模式及其变迁趋势进行研究可以为全面了解中国夫妻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那么，中国夫妻结婚以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 虽然学界对此探究不多， 但日常生活中， 我们却时常能够听到“ 七年之痒”的说法。
“ 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 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时期有变化吗？ 本文将首先引入离婚模式的三种理论解释， 然后结合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的初访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对离婚模式的三种既有解释
离婚模式是对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而变动的动态描述。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发现， 随着结婚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呈“ 倒Ｕ 型”曲线变化， 即离婚风险首先随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 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究竟“ 倒Ｕ型”的顶点是不是７ 年， 原因何在？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一） 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孩子惹的祸？
第一种理论认为“倒Ｕ 型”可能反映了家庭生命周期， 特别是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子女之前是婚姻的蜜月期， 婚姻质量较高， 离婚风险较小。但孩子的出生会打破夫妻间的二人世界， 夫妻需要做大量的调适以适应新的角色， 且子女数量越多， 调适的程度和难度也越大。孩子出生以后，夫妻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照顾小孩， 用在相互之间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这会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和离婚风险的上升。不过， 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 子女的独立性会逐渐增强， 养育子女所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则逐渐下降 。子女成年以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夫妻又可以重回二人世界，婚姻满意度提高， 离婚风险则降低。
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看， 子女数量和年龄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动态变化导致了“ 倒Ｕ 型” 的离婚模式。但是， 这样的观点与诸多经验研究结果并不相符。
首先，一些研究发现， 生育子女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且子女数量越多离婚的可能性越小。子女是夫妻对婚姻的一项重要投资， 与其他婚姻资本不同， 子女天然地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故子女越多， 夫妻离婚的可能性越小。作为夫妻“ 生物上的结合和性格上结合的媒介”， 孩子的出生为夫妻创造了“一件共同的工作和事业”。在共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 通过劳动分工， 夫妻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依赖， 而这种“ 有机团结” 有利于维持夫妻关系的稳定。不仅如此， 在夫妻拥有孩子以后， 来自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的压力对离婚的阻碍作用会增强， 在认同“ 离婚会对小孩产生不利影响” 的前提下，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一些感情上已经破裂的夫妻可能会选择继续将婚姻维持下去。因而子女不仅不会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反而是婚姻的稳定器。
其次，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年龄较小的子女更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因为照顾年幼子女需要耗费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夫妻之间通过分工合作会更有效率。不仅如此， 人们更可能相信， 离婚对年幼子女的伤害更大， 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 夫妻更加不愿在子女年幼时离婚。
（二） 婚姻稳定性的自然演化：喜新厌旧？
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强调子女因素的影响不同，“ 倒Ｕ 型”的离婚模式是婚姻稳定性随时间自然演化的结果。
夫妻结婚以后， 蜜月期内的婚姻满意度较高， 离婚的风险较小。但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满意度和婚姻质量都会逐渐降低。一方面是因为激情的消退， 另一方面是因为矛盾的积累， 婚姻的吸引力会逐步下降。婚姻的吸引力是决定婚姻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当婚姻的吸引力下降， 而替代选择出现时， 离婚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增加。不过， 婚姻满意度下降和离婚风险上升的趋势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婚姻持续的时间越长， 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上投入的个人资源就越多， 因婚姻解体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 看来， 婚姻持续时间是当事人投人的沉没成本， 因此， 持续越久的婚姻， 越不可能以离婚而告终。
简而言之， 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的吸引力虽然在下降，但离婚的成本也在上升， 而“ 倒Ｕ 型” 离婚模式正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
（三）总体异质性：根本不存在“七年之痒”？
事实上， 每对婚姻都是不同的。一方面， 每对婚姻的吸引力以及冲突爆发的强度和频度各不相同； 另一方面， 每对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度以及应对冲突的能力和方式也不相同， 这导致在同一时点上每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和离婚风险千差万别。从总体的异质性出发，可以为“倒Ｕ 型” 离婚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如果承认总体异质性， 则每对夫妻的离婚风险都是不同的； 且离婚夫妻只占总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稳定的婚姻会陆续解体， 稳定的婚姻会持续到最后。按照这种理解，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 七年之痒”，“ 倒Ｕ 型” 离婚模式仅是总体异质性的结果。果真如此吗？
▍近40年中国婚姻的演变阶段和群体划分
为探讨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 本文根据夫妻的结婚时间将总体划分为4个婚姻群体：1980年以前、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及以后。如如此划分，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特征的阶段性。
首先，1980年前后， 离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1980年以前， 受到儒家文化传统和“ 文革”等特殊政治事件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很低。但1980年以后，一方面， 经济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对夫妻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 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也促使社会舆论对离婚的评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加上1980年新《婚姻法》“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在1980年以后迅速提高。
其次，20世纪80年代， 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经历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探索和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农村， 例如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在城市， 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新变化， 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在延续，而且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也很小。在这一时期， 中国在婚姻家庭领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离婚率的上升， 但总体来看， 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接下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市场化的巨变。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进人了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国家逐步放松了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例如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允许私营、合资、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且对中国人的婚姻、家庭等私人领域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核心化的趋势日益明，与此同时， 婚姻稳定性不断下降， 离婚水平进一步提高。
最后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2000年以后， 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仍在继续。2003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的交流合作逐渐增多， 以追求个体幸福为目标的西方婚姻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这种婚姻观念的变化不利于婚姻的稳定。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 熟人的生活环境被打破， 传统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土壤。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0年后中国的离婚水平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 与2000年前的平缓上升相比，2000年后， 无论是离婚对数还是粗离婚率都加快了上升的步伐。
▍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说完全吻合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初访数据进行研究。2010年的初访调查共回收有效家庭成员问卷14960份，总应答率为81.3%。进入本文分析的初婚夫妻总共有16472对。
从表1可知， 86.9% 的夫妻依然在婚，3.6%的夫妻已离婚，9.5%的夫妻已丧偶。丧偶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 离婚的比例随时间而上升。在2000-2010年结婚的夫妻中， 离婚的比例只有3％， 低于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两个群体，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间较短，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虽没有离婚， 但不代表未来不会离婚。但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夫妇在未来都会离婚也不符合实际。以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为例， 到2010年时， 他们至少已经结婚30年， 在婚的比例依然高达75.4%， 且22.7%的夫妻已经丧偶。这说明在中国， 稳定的婚姻依然是常态， 以离婚而告终的婚姻依然是少数。
图2描述了样本夫妻的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出， 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相同， 中国夫妻的离婚风险也呈明显的“倒Ｕ 型” 模式， 且曲线大约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 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 七年之痒” 完全吻合。
不过， 从初婚群体来看， 不同期群的离婚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如图3所示，4条曲线的高低位置严格按照初婚群体的时间顺序排列，反映出不同群体在离婚水平上的差异。此外，4条曲线在形状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980年以前几乎是一条水平线，其余3个都呈现出明显的“ 倒Ｕ 型”。从曲线到达顶点的时间看，1980-198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11年，1990-199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8年，2000-2010年群体则是在婚后5-6年。总而言之， 离婚风险到达峰值的时间在逐渐提前。
分析结果还显示：第一，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离婚风险最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显著增加。城市夫妻的离婚风险显著高于农村夫妻，妻子的初婚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 离婚风险也越高。需要说明的是， 妻子教育程度为缺失值的时候， 离婚风险非常高（不少离婚的丈夫没有回答前任妻子的教育程度） 。第二，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离婚的风险。相比而言，0岁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最大，1-5岁其次，6-12岁再次， 13岁以上的影响最小。在中国， 子女（ 特别是年幼子女） 对维持婚姻稳定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三，有男孩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一方面可能在生育男孩以后丈夫会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家庭责任； 另一方面， 在中国， 子女性别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于人们对男孩的特别偏好。
从图6和图7看，离婚夫妻的离婚风险随时间推移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递增趋势， 它与“ 倒Ｕ型”的总体离婚模式有本质差异。从分群体的结果看，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夫妻离婚的速率有明显提高。
▍中国夫妻婚姻总体稳定，但离婚风险不断提高，到达“痒”的时间也在提前
......
字数限制，未尽全文，原文链接：https://t.cn/AiYzX3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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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年来，中国家庭离婚率不断攀升，引发全社会担忧。那么中国夫妻婚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我们经常听到“七年之痒”的说法，“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呈明显的“ 倒Ｕ型”曲线，即离婚风险随结婚时间推移而逐渐上升，但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研究发现，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的说法竟然完全吻合。从总体上看，尽管中国人的婚姻基本稳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夫妻离婚风险不断提高，而且离婚速率快速增长，到达“痒”的时间也不断提前。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婚姻不稳定性正日益凸显。文章原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研究问题
大量的研究表明， 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已经对世界各地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了深远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中国也不例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和1980 年《婚姻法》“ 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出现， 中国的离婚水平也在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1979年中国的离婚对数仅为31.9 万对，粗离婚率也仅为0.3‰； 到2009 年，这两项统计指标分别上升到246.8万对和1.85‰， 年平均增长7.1%和6.3％ 。
对离婚模式及其变迁趋势进行研究可以为全面了解中国夫妻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那么，中国夫妻结婚以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 虽然学界对此探究不多， 但日常生活中， 我们却时常能够听到“ 七年之痒”的说法。
“ 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 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时期有变化吗？ 本文将首先引入离婚模式的三种理论解释， 然后结合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的初访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对离婚模式的三种既有解释
离婚模式是对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而变动的动态描述。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发现， 随着结婚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呈“ 倒Ｕ 型”曲线变化， 即离婚风险首先随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 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究竟“ 倒Ｕ型”的顶点是不是７ 年， 原因何在？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一） 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孩子惹的祸？
第一种理论认为“倒Ｕ 型”可能反映了家庭生命周期， 特别是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子女之前是婚姻的蜜月期， 婚姻质量较高， 离婚风险较小。但孩子的出生会打破夫妻间的二人世界， 夫妻需要做大量的调适以适应新的角色， 且子女数量越多， 调适的程度和难度也越大。孩子出生以后，夫妻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照顾小孩， 用在相互之间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这会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和离婚风险的上升。不过， 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 子女的独立性会逐渐增强， 养育子女所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则逐渐下降 。子女成年以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夫妻又可以重回二人世界，婚姻满意度提高， 离婚风险则降低。
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看， 子女数量和年龄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动态变化导致了“ 倒Ｕ 型” 的离婚模式。但是， 这样的观点与诸多经验研究结果并不相符。
首先，一些研究发现， 生育子女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且子女数量越多离婚的可能性越小。子女是夫妻对婚姻的一项重要投资， 与其他婚姻资本不同， 子女天然地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故子女越多， 夫妻离婚的可能性越小。作为夫妻“ 生物上的结合和性格上结合的媒介”， 孩子的出生为夫妻创造了“一件共同的工作和事业”。在共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 通过劳动分工， 夫妻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依赖， 而这种“ 有机团结” 有利于维持夫妻关系的稳定。不仅如此， 在夫妻拥有孩子以后， 来自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的压力对离婚的阻碍作用会增强， 在认同“ 离婚会对小孩产生不利影响” 的前提下，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一些感情上已经破裂的夫妻可能会选择继续将婚姻维持下去。因而子女不仅不会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反而是婚姻的稳定器。
其次，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年龄较小的子女更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因为照顾年幼子女需要耗费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夫妻之间通过分工合作会更有效率。不仅如此， 人们更可能相信， 离婚对年幼子女的伤害更大， 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 夫妻更加不愿在子女年幼时离婚。
（二） 婚姻稳定性的自然演化：喜新厌旧？
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强调子女因素的影响不同，“ 倒Ｕ 型”的离婚模式是婚姻稳定性随时间自然演化的结果。
夫妻结婚以后， 蜜月期内的婚姻满意度较高， 离婚的风险较小。但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满意度和婚姻质量都会逐渐降低。一方面是因为激情的消退， 另一方面是因为矛盾的积累， 婚姻的吸引力会逐步下降。婚姻的吸引力是决定婚姻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当婚姻的吸引力下降， 而替代选择出现时， 离婚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增加。不过， 婚姻满意度下降和离婚风险上升的趋势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婚姻持续的时间越长， 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上投入的个人资源就越多， 因婚姻解体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 看来， 婚姻持续时间是当事人投人的沉没成本， 因此， 持续越久的婚姻， 越不可能以离婚而告终。
简而言之， 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的吸引力虽然在下降，但离婚的成本也在上升， 而“ 倒Ｕ 型” 离婚模式正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
（三）总体异质性：根本不存在“七年之痒”？
事实上， 每对婚姻都是不同的。一方面， 每对婚姻的吸引力以及冲突爆发的强度和频度各不相同； 另一方面， 每对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度以及应对冲突的能力和方式也不相同， 这导致在同一时点上每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和离婚风险千差万别。从总体的异质性出发，可以为“倒Ｕ 型” 离婚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如果承认总体异质性， 则每对夫妻的离婚风险都是不同的； 且离婚夫妻只占总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稳定的婚姻会陆续解体， 稳定的婚姻会持续到最后。按照这种理解，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 七年之痒”，“ 倒Ｕ 型” 离婚模式仅是总体异质性的结果。果真如此吗？
▍近40年中国婚姻的演变阶段和群体划分
为探讨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 本文根据夫妻的结婚时间将总体划分为4个婚姻群体：1980年以前、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及以后。如如此划分，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特征的阶段性。
首先，1980年前后， 离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1980年以前， 受到儒家文化传统和“ 文革”等特殊政治事件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很低。但1980年以后，一方面， 经济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对夫妻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 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也促使社会舆论对离婚的评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加上1980年新《婚姻法》“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在1980年以后迅速提高。
其次，20世纪80年代， 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经历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探索和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农村， 例如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在城市， 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新变化， 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在延续，而且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也很小。在这一时期， 中国在婚姻家庭领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离婚率的上升， 但总体来看， 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接下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市场化的巨变。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进人了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国家逐步放松了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例如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允许私营、合资、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且对中国人的婚姻、家庭等私人领域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核心化的趋势日益明，与此同时， 婚姻稳定性不断下降， 离婚水平进一步提高。
最后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2000年以后， 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仍在继续。2003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的交流合作逐渐增多， 以追求个体幸福为目标的西方婚姻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这种婚姻观念的变化不利于婚姻的稳定。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 熟人的生活环境被打破， 传统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土壤。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0年后中国的离婚水平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 与2000年前的平缓上升相比，2000年后， 无论是离婚对数还是粗离婚率都加快了上升的步伐。
▍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说完全吻合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初访数据进行研究。2010年的初访调查共回收有效家庭成员问卷14960份，总应答率为81.3%。进入本文分析的初婚夫妻总共有16472对。
从表1可知， 86.9% 的夫妻依然在婚，3.6%的夫妻已离婚，9.5%的夫妻已丧偶。丧偶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 离婚的比例随时间而上升。在2000-2010年结婚的夫妻中， 离婚的比例只有3％， 低于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两个群体，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间较短，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虽没有离婚， 但不代表未来不会离婚。但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夫妇在未来都会离婚也不符合实际。以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为例， 到2010年时， 他们至少已经结婚30年， 在婚的比例依然高达75.4%， 且22.7%的夫妻已经丧偶。这说明在中国， 稳定的婚姻依然是常态， 以离婚而告终的婚姻依然是少数。
图2描述了样本夫妻的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出， 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相同， 中国夫妻的离婚风险也呈明显的“倒Ｕ 型” 模式， 且曲线大约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 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 七年之痒” 完全吻合。
不过， 从初婚群体来看， 不同期群的离婚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如图3所示，4条曲线的高低位置严格按照初婚群体的时间顺序排列，反映出不同群体在离婚水平上的差异。此外，4条曲线在形状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980年以前几乎是一条水平线，其余3个都呈现出明显的“ 倒Ｕ 型”。从曲线到达顶点的时间看，1980-198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11年，1990-199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8年，2000-2010年群体则是在婚后5-6年。总而言之， 离婚风险到达峰值的时间在逐渐提前。
分析结果还显示：第一，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离婚风险最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显著增加。城市夫妻的离婚风险显著高于农村夫妻，妻子的初婚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 离婚风险也越高。需要说明的是， 妻子教育程度为缺失值的时候， 离婚风险非常高（不少离婚的丈夫没有回答前任妻子的教育程度） 。第二，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离婚的风险。相比而言，0岁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最大，1-5岁其次，6-12岁再次， 13岁以上的影响最小。在中国， 子女（ 特别是年幼子女） 对维持婚姻稳定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三，有男孩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一方面可能在生育男孩以后丈夫会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家庭责任； 另一方面， 在中国， 子女性别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于人们对男孩的特别偏好。
从图6和图7看，离婚夫妻的离婚风险随时间推移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递增趋势， 它与“ 倒Ｕ型”的总体离婚模式有本质差异。从分群体的结果看，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夫妻离婚的速率有明显提高。
▍中国夫妻婚姻总体稳定，但离婚风险不断提高，到达“痒”的时间也在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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