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驾驶# #理想汽车##小鹏汽车##零跑汽车#【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发生事故，该由谁承担责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持续走高，有关于电池安全和辅助驾驶系统安全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作为新能源车企的典型代表“蔚小理”三家，也因一些事故导致质疑声不断。
有网友曝光，8月8日，一辆理想ONE在某高速路段以77公里/时的车速径直撞上一辆打着双闪且停在路边的工程车辆，事发时驾驶人开启了ACC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辅助功能。
8月10日，浙江宁波机场南路高架上，一辆小鹏P7汽车冲向了前方停在路上的故障车辆，导致一名黑衣男子身亡。驾驶人称事发时已经开启了LCC（车道居中辅助功能），但车辆并没有自动刹停。
8月14日，一辆零跑汽车在沈海高速温州萧江路段行驶过程中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有媒体报道，驾驶人自称在事故发生时开启了ACC自适应巡航。
目前对于事故与辅助驾驶系统的关联度尚无定论，车辆当时是否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也还未确定，但仍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事实上，对于多数网友而言，对这几起事故的讨论多少有几分“感同身受”的缘故。LCC、ACC等辅助驾驶功能，在近几年的多数车型上都有配置，车主日常驾驶中也经常使用这些功能。所以看到这些事故后，难免心存疑虑：辅助驾驶，真的不安全吗？
司机“失神”
通过梳理三起事故案件可以发现，三位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前均自称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但在事故发生时，驾驶员不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就是走神了。
对于8月8日事故，理想官方做出回应：“用户是开启了 NOA（导航辅助驾驶）功能，但用户一直处于脱手情况也就是没有握方向盘。此外这个事故时超出了2021款理想ONE的ADAS的工作范围（静止车辆）。”同时还称，“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成，用户认可发生事故的原因。”
8月11日，事件发酵后，小鹏汽车做出回应：“经核实，8月10日下午，宁波一车主驾驶车辆与前方检查车辆故障人员发生碰撞，发生人员伤亡。我们为本次事故中不幸离世的遇难者感到悲痛和惋惜。目前交警部门已经立案处理，门店已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协助处理。我们将全力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持续跟进后续结果，并协助客户处理后续相关事宜。”
一段疑似事故中小鹏P7驾驶员的聊天截图显示，其在行驶中突遇道路前方车辆故障抛锚，前车车主（被撞人）站在故障车辆后，但辅助驾驶功能“没识别到”“没有预警”，自己“又刚好分神”，致其驾驶的车辆撞上前车及前车车主。
8月15日，零跑汽车回应称，涉事车辆的车型为零跑C11，被追尾车内一人伤势轻微。由于后台数据和用户的对话内容涉及隐私，授权流程还需要时间，因此事故原因等相关信息暂时不便披露。经确认，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前处于人为驾驶状态，并非开启ACC模式（自适应巡航控制）。
据媒体报道，肇事车主称，涉事车辆是买回一个月左右的新车，事故发生时自己开启了“自适应巡航”功能，正巧当时自己喝了口水，“发现跑偏了，立马拉回来已经来不及了”。
即便信息有限，仍不难看出这几起事故的共同点：驾驶人员都没有全神贯注，且对辅助驾驶功能的信赖程度较高，而在事后都表达了辅助驾驶系统并未能如预期般发挥功能。
尽管人为因素并不能排除，但网友仍对此争议不休。L2级辅助驾驶系统早已应用于多数车型上，为何仍未能及时识别障碍物并做出应急反应？几起事故都存在放松驾驶警惕的行为，应该由驾驶员负责，还是车企负责？
辅助“失灵”
近几年智能驾驶系统的不断升级，令人们对于无人驾驶的期待越来越高。但一个早已被抛出的话题，却至今仍无答案：当车辆的控制权被交给系统，发生事故后，责任应归于没有驾驶行为的驾驶员，还是生产制造车辆的企业？
近期理想与小鹏的事故，均是撞上了前方静止车辆。当辅助驾驶系统面对静止车辆，为何完全没有反应，也是被质疑的关键点。毕竟，几家新势力造车企业都曾反复宣传其在车辆智能方面的先进性。
从网传的聊天记录来看，小鹏P7车主称，以前也遇到过紧急情况，车辆是有预警的，但这次完全没有预警。
实际上，当下所有拥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型，都会标配AEB（自动紧急制动）功能，目的是防止追尾，减轻碰撞。但问题在于，AEB生效的条件比较严苛——应对加塞容易失效，对静止物体容易失效，车速超过一定范围（通常是60km/h-80km/h）也可能失效。
8月10日涉事的小鹏P7搭载的是小鹏辅助驾驶XPILOT 2.5版本软件，包括LCC（车道居中辅助）、ACC（自适应巡航）和自动变道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是依托视觉和毫米波雷达的融合来感知外界，而毫米波雷达在速度过快的情况下，对静态物体的识别能力很弱。
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曾表示：“目前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的组合像青蛙的眼睛，对于动态物体判断还好，对于非标准的静态物体几乎无能。视觉在这个层面的进展几乎停滞，哪怕是动态，车辆以外的识别率也低于80％，千万别真当自动驾驶来使用。”
可以说，现有辅助驾驶系统大多数时候都在依靠单目摄像头加传统毫米波雷达两个“二维生物”认识世界——摄像头看不到深度，毫米波雷达测不到高度。但问题在于，现实是复杂的三维，辅助驾驶系统需要人类这一智慧的三维生物来兜底。
但在相关事故发生后，也很难真的让车企来背这个“锅”。
小鹏汽车用户手册中显示，LCC（车道居中辅助）是“一项舒适性辅助驾驶功能”，通过配置单目摄像头+前置毫米波雷达，辅助驾驶员控制方向盘，持续将车辆居中在当前车道，前提是在激活ACC（自适应巡航）功能后，LCC（车道居中辅助）才可使用，该功能属于最基本的L2级辅助驾驶范畴。
小鹏用户手册中ACC+LCC（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辅助）使用警告长达52条，列举了各种系统可能无法工作的场景，其中就包括可能无法响应静态障碍物。除此之外，也有小鹏汽车用户表示，车主首次培训时，小鹏汽车就指明ACC+LCC无法识别低速或静止的工程车/清扫车、横停的事故车、凸出的隔离带或者水泥墩等，需要车主立即接管车辆。
在特斯拉网站上，也清楚说明了主动巡航控制是个辅助功能，车主的手不能脱离方向盘，且注意力得一直放在驾驶上，准备迅速采取修正措施。
“就该情况而言，车企的确已经通过用户手册进行了风险提示，车主本应尽到注意的义务。 ”一名汽车行业资深律师坦言。
也有专家认为，辅助驾驶系统“失灵”问题可能不在静止上，而是在这些较为罕见的、低频出现的场景，比如高速路上有侧翻卡车，这种场景出现的频率太低了。在目前的技术框架下，瓶颈还是在罕见场景的数据量上，而不在于传感器。
总体而言，要绕过静态物体这个“致命杀手”，辅助驾驶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营销“失真”
在辅助驾驶系统相关的事故中，让车企完全担责并不公平，但要说企业无辜，却更难令人信服。
无论官方如何定义，在销售终端，销售顾问对于辅助驾驶系统的解释往往更加宽泛，让只能实现部分自动化、离不开驾驶者参与的辅助驾驶功能，被消费者默认为“自动驾驶”。
销售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的言谈，很难说没有刻意引导。
“现实生活中，很少用户真的会在开车之前特意去看说明书，时刻牢记哪些工况才能开启功能。”一位拥有传统车型和新能源车型销售从业经验的销售顾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甚至于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用户将辅助驾驶功能有意无意当做自动驾驶使用乃至炫耀的行为并不鲜见。
新手司机张明（化名）在高速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后称，自己只敢在路上车辆较少的高速路上用，接电话，紧急回复个微信，吃东西喝水，还是很方便的。
而这种多数车主都会有的普遍想法，却是最需警惕的关键问题。“最可怕的不是驾驶员把辅助驾驶系统当成全自动驾驶，而是逐渐了解它的能力后，开始不由自主的放松警惕，也允许自己放松警惕，似乎从前对于辅助驾驶系统不信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然消失。”上述销售顾问表示。
另一方面，汽车厂商科技感十足的宣传也容易令用户对汽车智能化的理解存有偏差，出现巨大的信息断层。
辅助驾驶系统的全方位宣传的确增加了车主对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期待值，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也渐渐产生了“依赖”。但透支预期功能，往往会让用户对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抱有不合理期待。用户觉得可以走神，反正有摄像头监控、有各种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但实际上，系统仅仅是辅助驾驶而已，还远远不能实现替代功能。
“人工智能哪怕可以识别99.999%，但达不到100%。而往往出事就是那0.001%的不能识别。这是AI的局限性。”有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99次成功，1次失败，或许就是致命的。
虽然现在的辅助驾驶功能很多都配合上驾驶员监控，保证司机在目视前方、手握方向盘、保持注意力，但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几秒之间，智能系统仍旧无法完美识别出人类的“分神”。
值得注意的是，交通事故中涉及辅助驾驶或自动驾驶的，人作为主要驾驶责任人的前提已经明确。
今年8月1日，中国首部自动驾驶法规在深圳开始实施。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有驾驶人的智能网联汽车发生交通违法或者有责任的事故，由驾驶人承担违法和赔偿责任。若因汽车本身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车辆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完成规定赔偿后，可以依法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
不过该法规适用的主体仍是测试车辆，而非乘用车、私家车。更何况，再完善的法律法规，也只能在事后明确责任，并不能消除事故。在智能汽车大行其道的当下，许多车主对于“辅助”二字的理解，似乎远远超过了其本身。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持续走高，有关于电池安全和辅助驾驶系统安全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作为新能源车企的典型代表“蔚小理”三家，也因一些事故导致质疑声不断。
有网友曝光，8月8日，一辆理想ONE在某高速路段以77公里/时的车速径直撞上一辆打着双闪且停在路边的工程车辆，事发时驾驶人开启了ACC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辅助功能。
8月10日，浙江宁波机场南路高架上，一辆小鹏P7汽车冲向了前方停在路上的故障车辆，导致一名黑衣男子身亡。驾驶人称事发时已经开启了LCC（车道居中辅助功能），但车辆并没有自动刹停。
8月14日，一辆零跑汽车在沈海高速温州萧江路段行驶过程中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有媒体报道，驾驶人自称在事故发生时开启了ACC自适应巡航。
目前对于事故与辅助驾驶系统的关联度尚无定论，车辆当时是否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也还未确定，但仍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事实上，对于多数网友而言，对这几起事故的讨论多少有几分“感同身受”的缘故。LCC、ACC等辅助驾驶功能，在近几年的多数车型上都有配置，车主日常驾驶中也经常使用这些功能。所以看到这些事故后，难免心存疑虑：辅助驾驶，真的不安全吗？
司机“失神”
通过梳理三起事故案件可以发现，三位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前均自称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但在事故发生时，驾驶员不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就是走神了。
对于8月8日事故，理想官方做出回应：“用户是开启了 NOA（导航辅助驾驶）功能，但用户一直处于脱手情况也就是没有握方向盘。此外这个事故时超出了2021款理想ONE的ADAS的工作范围（静止车辆）。”同时还称，“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成，用户认可发生事故的原因。”
8月11日，事件发酵后，小鹏汽车做出回应：“经核实，8月10日下午，宁波一车主驾驶车辆与前方检查车辆故障人员发生碰撞，发生人员伤亡。我们为本次事故中不幸离世的遇难者感到悲痛和惋惜。目前交警部门已经立案处理，门店已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协助处理。我们将全力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持续跟进后续结果，并协助客户处理后续相关事宜。”
一段疑似事故中小鹏P7驾驶员的聊天截图显示，其在行驶中突遇道路前方车辆故障抛锚，前车车主（被撞人）站在故障车辆后，但辅助驾驶功能“没识别到”“没有预警”，自己“又刚好分神”，致其驾驶的车辆撞上前车及前车车主。
8月15日，零跑汽车回应称，涉事车辆的车型为零跑C11，被追尾车内一人伤势轻微。由于后台数据和用户的对话内容涉及隐私，授权流程还需要时间，因此事故原因等相关信息暂时不便披露。经确认，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前处于人为驾驶状态，并非开启ACC模式（自适应巡航控制）。
据媒体报道，肇事车主称，涉事车辆是买回一个月左右的新车，事故发生时自己开启了“自适应巡航”功能，正巧当时自己喝了口水，“发现跑偏了，立马拉回来已经来不及了”。
即便信息有限，仍不难看出这几起事故的共同点：驾驶人员都没有全神贯注，且对辅助驾驶功能的信赖程度较高，而在事后都表达了辅助驾驶系统并未能如预期般发挥功能。
尽管人为因素并不能排除，但网友仍对此争议不休。L2级辅助驾驶系统早已应用于多数车型上，为何仍未能及时识别障碍物并做出应急反应？几起事故都存在放松驾驶警惕的行为，应该由驾驶员负责，还是车企负责？
辅助“失灵”
近几年智能驾驶系统的不断升级，令人们对于无人驾驶的期待越来越高。但一个早已被抛出的话题，却至今仍无答案：当车辆的控制权被交给系统，发生事故后，责任应归于没有驾驶行为的驾驶员，还是生产制造车辆的企业？
近期理想与小鹏的事故，均是撞上了前方静止车辆。当辅助驾驶系统面对静止车辆，为何完全没有反应，也是被质疑的关键点。毕竟，几家新势力造车企业都曾反复宣传其在车辆智能方面的先进性。
从网传的聊天记录来看，小鹏P7车主称，以前也遇到过紧急情况，车辆是有预警的，但这次完全没有预警。
实际上，当下所有拥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型，都会标配AEB（自动紧急制动）功能，目的是防止追尾，减轻碰撞。但问题在于，AEB生效的条件比较严苛——应对加塞容易失效，对静止物体容易失效，车速超过一定范围（通常是60km/h-80km/h）也可能失效。
8月10日涉事的小鹏P7搭载的是小鹏辅助驾驶XPILOT 2.5版本软件，包括LCC（车道居中辅助）、ACC（自适应巡航）和自动变道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是依托视觉和毫米波雷达的融合来感知外界，而毫米波雷达在速度过快的情况下，对静态物体的识别能力很弱。
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曾表示：“目前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的组合像青蛙的眼睛，对于动态物体判断还好，对于非标准的静态物体几乎无能。视觉在这个层面的进展几乎停滞，哪怕是动态，车辆以外的识别率也低于80％，千万别真当自动驾驶来使用。”
可以说，现有辅助驾驶系统大多数时候都在依靠单目摄像头加传统毫米波雷达两个“二维生物”认识世界——摄像头看不到深度，毫米波雷达测不到高度。但问题在于，现实是复杂的三维，辅助驾驶系统需要人类这一智慧的三维生物来兜底。
但在相关事故发生后，也很难真的让车企来背这个“锅”。
小鹏汽车用户手册中显示，LCC（车道居中辅助）是“一项舒适性辅助驾驶功能”，通过配置单目摄像头+前置毫米波雷达，辅助驾驶员控制方向盘，持续将车辆居中在当前车道，前提是在激活ACC（自适应巡航）功能后，LCC（车道居中辅助）才可使用，该功能属于最基本的L2级辅助驾驶范畴。
小鹏用户手册中ACC+LCC（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辅助）使用警告长达52条，列举了各种系统可能无法工作的场景，其中就包括可能无法响应静态障碍物。除此之外，也有小鹏汽车用户表示，车主首次培训时，小鹏汽车就指明ACC+LCC无法识别低速或静止的工程车/清扫车、横停的事故车、凸出的隔离带或者水泥墩等，需要车主立即接管车辆。
在特斯拉网站上，也清楚说明了主动巡航控制是个辅助功能，车主的手不能脱离方向盘，且注意力得一直放在驾驶上，准备迅速采取修正措施。
“就该情况而言，车企的确已经通过用户手册进行了风险提示，车主本应尽到注意的义务。 ”一名汽车行业资深律师坦言。
也有专家认为，辅助驾驶系统“失灵”问题可能不在静止上，而是在这些较为罕见的、低频出现的场景，比如高速路上有侧翻卡车，这种场景出现的频率太低了。在目前的技术框架下，瓶颈还是在罕见场景的数据量上，而不在于传感器。
总体而言，要绕过静态物体这个“致命杀手”，辅助驾驶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营销“失真”
在辅助驾驶系统相关的事故中，让车企完全担责并不公平，但要说企业无辜，却更难令人信服。
无论官方如何定义，在销售终端，销售顾问对于辅助驾驶系统的解释往往更加宽泛，让只能实现部分自动化、离不开驾驶者参与的辅助驾驶功能，被消费者默认为“自动驾驶”。
销售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的言谈，很难说没有刻意引导。
“现实生活中，很少用户真的会在开车之前特意去看说明书，时刻牢记哪些工况才能开启功能。”一位拥有传统车型和新能源车型销售从业经验的销售顾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甚至于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用户将辅助驾驶功能有意无意当做自动驾驶使用乃至炫耀的行为并不鲜见。
新手司机张明（化名）在高速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后称，自己只敢在路上车辆较少的高速路上用，接电话，紧急回复个微信，吃东西喝水，还是很方便的。
而这种多数车主都会有的普遍想法，却是最需警惕的关键问题。“最可怕的不是驾驶员把辅助驾驶系统当成全自动驾驶，而是逐渐了解它的能力后，开始不由自主的放松警惕，也允许自己放松警惕，似乎从前对于辅助驾驶系统不信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然消失。”上述销售顾问表示。
另一方面，汽车厂商科技感十足的宣传也容易令用户对汽车智能化的理解存有偏差，出现巨大的信息断层。
辅助驾驶系统的全方位宣传的确增加了车主对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期待值，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也渐渐产生了“依赖”。但透支预期功能，往往会让用户对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抱有不合理期待。用户觉得可以走神，反正有摄像头监控、有各种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但实际上，系统仅仅是辅助驾驶而已，还远远不能实现替代功能。
“人工智能哪怕可以识别99.999%，但达不到100%。而往往出事就是那0.001%的不能识别。这是AI的局限性。”有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99次成功，1次失败，或许就是致命的。
虽然现在的辅助驾驶功能很多都配合上驾驶员监控，保证司机在目视前方、手握方向盘、保持注意力，但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几秒之间，智能系统仍旧无法完美识别出人类的“分神”。
值得注意的是，交通事故中涉及辅助驾驶或自动驾驶的，人作为主要驾驶责任人的前提已经明确。
今年8月1日，中国首部自动驾驶法规在深圳开始实施。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有驾驶人的智能网联汽车发生交通违法或者有责任的事故，由驾驶人承担违法和赔偿责任。若因汽车本身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车辆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完成规定赔偿后，可以依法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
不过该法规适用的主体仍是测试车辆，而非乘用车、私家车。更何况，再完善的法律法规，也只能在事后明确责任，并不能消除事故。在智能汽车大行其道的当下，许多车主对于“辅助”二字的理解，似乎远远超过了其本身。
丰剑钧涉嫌玩忽职守罪案
应撒销案件的法律意见书
（接上，第三部分）
（一）、玩忽职守罪要求行为人主观方面处于过失，包括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疏忽大意和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过于自信两种心态。即有预见义务但是未能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负有后果发生的避免义务却未能避免的两种情形。基于此，辩护人认为，当玩忽职守罪规定的“重大损失”的法定结果发生时，要重点审查该后果能否以“玩忽职守”归罪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根据社区矫正具体工作内容和司法实际，详细考察行为人的工作任务范围、工作职责、工作素质、工作能力以及工作条件、履职保障情况，以此判定行为人对法定后果是否“应当预见”或“应当避免”。提醒检察官、法官注意的是，不能仅凭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或导致“重大损失”这一结果事实，就简单推定司法所工作人员主观上一定存在玩忽职守的罪过心态，从而认定该工作人员为“严重不负责任”。
（二）、汪皓丹在矫正期间是否再次犯罪，并是否导致“重大损失”发生的情况，是司法所工作人员难以预见的。汪皓丹于2015年6月24日被阳新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缓刑，而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了，适用缓刑的条件其中包括，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也就是说，汪皓丹被判处缓刑已经经过社会调查评估，在没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危险性的前提下，才被阳新法院判处缓刑。然而，在执行缓刑，社区矫正期间，汪皓丹无视法律、不服从管理，我行我素的主观态度再次实施犯罪危害社会，不仅是唐家司法所负责汪皓丹矫正工作人难以预见的，也是阳新法院判决宣告缓刑的法官难以预见的。因此，如果后者在宣告缓刑时，能够预见到矫正对象再犯罪的大概率可能性，就不应决定对其实施社区矫正。可见，丰剑钧不能预见汪皓丹再犯罪可能性实属情理之中。
四、丰剑钧是否存在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务的行为的问题。
针对本案，丰剑钧也进行了大量的举证，提供了证明材料和线索，律师认为，其举证证明了丰剑钧工作上没有失误，不存在过失，不存在不履行职责和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情况，相反，因为丰剑钧克服司法所人员匮乏，所内政法干警被上级长期借调的困难，工作认真负责，超负荷加班加点工作，为了节省人力物力，丰剑钧发明了手环定位系统，为司法工作作出了贡献，受到司法领导机关的嘉奖和认可。
五、根据本案的证据和相关材料，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对于本案作出的法律判断：
（一）、从主体上看，本案不应追究丰剑钧刑事责任，根据工作人员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即便构成犯罪，也应追究实施具体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员。
结合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均可以看出来丰剑钧作为司法所所长，仅负责全面监督工作，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由所内具有政法干警编制的人员实施。依照《中国司法工作人员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第三款规定，司法所工作人员对本人负责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直接责任。因此，追究丰剑钧刑事责任显然是不适当的。
唐家司法所其他工作人员的作证和陈述，证明了社区矫正的具体工作由汪珊珊、栗小富等人员负责，丰剑钧仅是负责分配和监督，如果按照起诉书的逻辑，负责报到、人机分离、矫正人员行动地址等情况是所内政法干警具体负责，那么追究玩忽职守罪刑事责任也不应追究丰剑钧，而是具体从事此工作的政法警察！
（二）、刑法规定，玩忽职守罪要求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这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本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是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问题，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我们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汪皓丹再犯诈骗罪与唐家司法所丰剑钧所长的工作，甚至即使存在工作上的瑕疵也没有刑法上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唐家司法所在矫正工作中的即使存在错误，也不会必然导致汪皓丹去再进行诈骗！
指控汪皓丹在社区矫正期间矫正工作不符合规定，无事实、法律依据。被告人丰剑钧对罪犯汪皓丹在矫正期间再犯诈骗罪的结果，既无故意，又无法预见，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即使有不规范、不到位之处，但矫正措施是否到位与矫正人员再次犯诈骗罪之间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丰剑钧构成玩忽职守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对于丰剑钧和司法所的涉案行为与汪皓丹2017年诈骗罪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内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亦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据此，丰剑钧和司法所的涉案行为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若定性为违规行为更为准确5况是所内政法干警具体负责，那么追究玩忽职守罪刑事责任也不应追究丰剑钧，而是具体从事此工作的政法警察！
（二）、刑法规定，玩忽职守罪要求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这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本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是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问题，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我们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汪皓丹再犯诈骗罪与唐家司法所丰剑钧所长的工作，甚至即使存在工作上的瑕疵也没有刑法上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唐家司法所在矫正工作中的即使存在错误，也不会必然导致汪皓丹去再进行诈骗！
指控汪皓丹在社区矫正期间矫正工作不符合规定，无事实、法律依据。被告人丰剑钧对罪犯汪皓丹在矫正期间再犯诈骗罪的结果，既无故意，又无法预见，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即使有不规范、不到位之处，但矫正措施是否到位与矫正人员再次犯诈骗罪之间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丰剑钧构成玩忽职守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对于丰剑钧和司法所的涉案行为与汪皓丹2017年诈骗罪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内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亦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据此，丰剑钧和司法所的涉案行为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若定性为违规行为更为准确。
（三）、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其依照规定，司法所并不没有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职责。但实际上，仅负责矫正日常工作的唐家司法所及所长丰剑钧也身兼了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工作，面对大量繁重的工作，工作人员又少，人手不够，丰剑钧不可能对每一项工作都能做到完美无缺，司法所要承担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安置帮教工作、戒毒康复工作、法制宣传工作、法律援助工作和综合治理工作等，出现一些工作上的一点差错是难免的，但我们不能人为的“加重”、“拔高”，把它作为犯罪来处理，这样做势必会挫伤像丰剑钧这样创造了优秀业绩的干部的积极性！
（四）、通过2017年10月25日、2018年9月7日渤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和2017年10月25渤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发出的《检察建议书》，渤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办、唐家司法所对《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指出的问题，及时做了整改。现如今2021年再将之前的已经进行处罚事情，再次拿出来“拔高”到刑事犯罪，显然也是不符合法理的。
综上所述，被告人丰剑钧在唐家司法所履行职务过程中，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不属于严重不负工作责任，更不存在《起诉书》指控丰剑钧的因玩忽职守行为，导致汪皓丹联合其父亲诈骗他人79万元财产损失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对于唐家司法所存在工作不规范与汪皓丹诈骗的严重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不能认定属于犯罪，丰剑钧不构成玩忽职守罪。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丰剑钧因为没有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事实，应当撤销案件。
出具法律意见单位：北京乾让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武绍智 武明阳
二0二二年八月。
应撒销案件的法律意见书
（接上，第三部分）
（一）、玩忽职守罪要求行为人主观方面处于过失，包括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疏忽大意和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过于自信两种心态。即有预见义务但是未能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负有后果发生的避免义务却未能避免的两种情形。基于此，辩护人认为，当玩忽职守罪规定的“重大损失”的法定结果发生时，要重点审查该后果能否以“玩忽职守”归罪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根据社区矫正具体工作内容和司法实际，详细考察行为人的工作任务范围、工作职责、工作素质、工作能力以及工作条件、履职保障情况，以此判定行为人对法定后果是否“应当预见”或“应当避免”。提醒检察官、法官注意的是，不能仅凭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或导致“重大损失”这一结果事实，就简单推定司法所工作人员主观上一定存在玩忽职守的罪过心态，从而认定该工作人员为“严重不负责任”。
（二）、汪皓丹在矫正期间是否再次犯罪，并是否导致“重大损失”发生的情况，是司法所工作人员难以预见的。汪皓丹于2015年6月24日被阳新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缓刑，而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了，适用缓刑的条件其中包括，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也就是说，汪皓丹被判处缓刑已经经过社会调查评估，在没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危险性的前提下，才被阳新法院判处缓刑。然而，在执行缓刑，社区矫正期间，汪皓丹无视法律、不服从管理，我行我素的主观态度再次实施犯罪危害社会，不仅是唐家司法所负责汪皓丹矫正工作人难以预见的，也是阳新法院判决宣告缓刑的法官难以预见的。因此，如果后者在宣告缓刑时，能够预见到矫正对象再犯罪的大概率可能性，就不应决定对其实施社区矫正。可见，丰剑钧不能预见汪皓丹再犯罪可能性实属情理之中。
四、丰剑钧是否存在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务的行为的问题。
针对本案，丰剑钧也进行了大量的举证，提供了证明材料和线索，律师认为，其举证证明了丰剑钧工作上没有失误，不存在过失，不存在不履行职责和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情况，相反，因为丰剑钧克服司法所人员匮乏，所内政法干警被上级长期借调的困难，工作认真负责，超负荷加班加点工作，为了节省人力物力，丰剑钧发明了手环定位系统，为司法工作作出了贡献，受到司法领导机关的嘉奖和认可。
五、根据本案的证据和相关材料，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对于本案作出的法律判断：
（一）、从主体上看，本案不应追究丰剑钧刑事责任，根据工作人员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即便构成犯罪，也应追究实施具体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员。
结合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均可以看出来丰剑钧作为司法所所长，仅负责全面监督工作，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由所内具有政法干警编制的人员实施。依照《中国司法工作人员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第三款规定，司法所工作人员对本人负责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直接责任。因此，追究丰剑钧刑事责任显然是不适当的。
唐家司法所其他工作人员的作证和陈述，证明了社区矫正的具体工作由汪珊珊、栗小富等人员负责，丰剑钧仅是负责分配和监督，如果按照起诉书的逻辑，负责报到、人机分离、矫正人员行动地址等情况是所内政法干警具体负责，那么追究玩忽职守罪刑事责任也不应追究丰剑钧，而是具体从事此工作的政法警察！
（二）、刑法规定，玩忽职守罪要求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这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本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是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问题，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我们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汪皓丹再犯诈骗罪与唐家司法所丰剑钧所长的工作，甚至即使存在工作上的瑕疵也没有刑法上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唐家司法所在矫正工作中的即使存在错误，也不会必然导致汪皓丹去再进行诈骗！
指控汪皓丹在社区矫正期间矫正工作不符合规定，无事实、法律依据。被告人丰剑钧对罪犯汪皓丹在矫正期间再犯诈骗罪的结果，既无故意，又无法预见，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即使有不规范、不到位之处，但矫正措施是否到位与矫正人员再次犯诈骗罪之间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丰剑钧构成玩忽职守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对于丰剑钧和司法所的涉案行为与汪皓丹2017年诈骗罪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内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亦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据此，丰剑钧和司法所的涉案行为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若定性为违规行为更为准确5况是所内政法干警具体负责，那么追究玩忽职守罪刑事责任也不应追究丰剑钧，而是具体从事此工作的政法警察！
（二）、刑法规定，玩忽职守罪要求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这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本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是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问题，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我们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汪皓丹再犯诈骗罪与唐家司法所丰剑钧所长的工作，甚至即使存在工作上的瑕疵也没有刑法上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唐家司法所在矫正工作中的即使存在错误，也不会必然导致汪皓丹去再进行诈骗！
指控汪皓丹在社区矫正期间矫正工作不符合规定，无事实、法律依据。被告人丰剑钧对罪犯汪皓丹在矫正期间再犯诈骗罪的结果，既无故意，又无法预见，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即使有不规范、不到位之处，但矫正措施是否到位与矫正人员再次犯诈骗罪之间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丰剑钧构成玩忽职守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对于丰剑钧和司法所的涉案行为与汪皓丹2017年诈骗罪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内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亦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据此，丰剑钧和司法所的涉案行为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若定性为违规行为更为准确。
（三）、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其依照规定，司法所并不没有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职责。但实际上，仅负责矫正日常工作的唐家司法所及所长丰剑钧也身兼了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工作，面对大量繁重的工作，工作人员又少，人手不够，丰剑钧不可能对每一项工作都能做到完美无缺，司法所要承担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安置帮教工作、戒毒康复工作、法制宣传工作、法律援助工作和综合治理工作等，出现一些工作上的一点差错是难免的，但我们不能人为的“加重”、“拔高”，把它作为犯罪来处理，这样做势必会挫伤像丰剑钧这样创造了优秀业绩的干部的积极性！
（四）、通过2017年10月25日、2018年9月7日渤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和2017年10月25渤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发出的《检察建议书》，渤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办、唐家司法所对《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指出的问题，及时做了整改。现如今2021年再将之前的已经进行处罚事情，再次拿出来“拔高”到刑事犯罪，显然也是不符合法理的。
综上所述，被告人丰剑钧在唐家司法所履行职务过程中，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不属于严重不负工作责任，更不存在《起诉书》指控丰剑钧的因玩忽职守行为，导致汪皓丹联合其父亲诈骗他人79万元财产损失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对于唐家司法所存在工作不规范与汪皓丹诈骗的严重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不能认定属于犯罪，丰剑钧不构成玩忽职守罪。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丰剑钧因为没有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事实，应当撤销案件。
出具法律意见单位：北京乾让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武绍智 武明阳
二0二二年八月。
1北京乾让律师事务所专做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辩护的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名誉主任武绍智（微信和电话13910954993）愿为您提供专业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辩护服务！
丰剑钧涉嫌玩忽职守罪案
应撤销案件的法律意见书
（该司法领导经过我们专业的辩护由检方量刑3年有期徒刑，最终被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免予刑事处罚，现在我正为其申诉无罪过程中了）
滨海区人民法院：
北京乾让律师事务所接受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告人丰剑钧的委托，指派武绍智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了诉讼。辩护人查阅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进行了必要的走访和调查，参加了相关的庭审活动。现就被告人丰剑钧涉嫌玩忽职守罪一案结合现有的证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辩护人认为，丰剑钧行为没有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事实，应当撤销丰剑钧涉嫌玩忽职守罪案件。特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滨海区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丰剑钧在唐家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犯罪事实”，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纵观本案全部卷宗材料，丰剑钧更不符合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
（一）、关于丰剑钧在唐家司法所工作职责及态度的问题。其作为司法所所长，主要负责全面工作，主要包括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戒毒康复、人民调解等工作，具体细节各项工作由司法所具体工作人员负责。根据[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二）]供述关于具体工作分工，人民调解工作由丰剑钧负责，栗妍协助；柳敬负责戒毒禁毒、安置帮教工作；郭磊来了以后因为年龄大了，没有具体安排工作，帮助打下手；社区矫正工作原来由栗小富进行管理，栗小富走了以后，由汪珊珊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管理，卫晓宇协助。汪珊珊2017年底左右被开发区政法委抽调帮忙，我（丰剑钧）有事会叫她，比如社区矫正的宣告，平时基本上都是卫晓宇具体管着，我对社区矫正全面把关，采取抽查和开会的方式，还设计了一个社区矫正人员报到、集中教育、社区服务计划表，在电脑里不打印出来，我所的工作人员按照这个计划表工作，现在还用着。
关于丰剑钧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不仅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好评，同时受到老百姓的认可。在丰剑钧主要负责的调解工作中，工作成绩突出，于2018年被司法部授予“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同时，在负责监管社区矫正工作中，丰剑钧不断摸索创新监管模式，实现全是率先使用社区矫正智能定位手环，与社区矫正手机定位定位相结合，有效的加强矫正人员的动态监管，确保社区矫正人员在管在控。于2017年10月11日被渤州网报道，渤州司法所所长丰剑钧，用智能手环全天候监管矫正人员。
由此可见，作为唐家司法所所长的丰剑钧在繁琐的工作中，全面把关，不仅做好本职调解工作的同时，还为了监管社区矫正，不出差错，专门设计了社区矫正人员报到、社区服务计划表。丰剑钧不是所谓“玩忽职守”罪中的草率做事，极不负责的工作态度。
（二）、关于汪皓丹从阳新司法所转至唐家司法所，矫正建档，并第一时间进行告知其遵纪守法。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工作职责是赋予司法所，而非司法所负责人。在2016年12月5日唐家司法所接收汪皓丹后，当日即依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山东省社区矫正监督管理工作规范，开展矫正工作对汪皓丹进行了社区矫正宣告、成立了矫正小组，与矫正小组签订了社区矫正责任书，并告知了汪皓丹其应当遵守的规定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唐家司法所所长丰剑钧，政法干警栗小富、矫正工作人员汪珊珊、卫晓宇均在矫正个案书上签名，并且于当日汪皓丹在司法所进行思想汇报。对此，丰剑钧及唐家所司法所工作人员均正确履行了工作职责。
（三）、关于唐家司法所矫正工作及汪皓丹社区矫正具体负责问题。[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七）]P36页，《汪皓丹社区矫正人员报告活动情况登记表》显示2017年1月至11月汪皓丹的报到情况、思想汇报，从该表可以看出汪皓丹的社区矫正工作显然是唐家司法所工作人员汪珊珊负责，由政法干警栗小富对此进行监督。
[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二）]P157页，栗妍的询问笔录，可以充分说明在2017年12月汪珊珊没有被调到政法委工作之前，都是由汪珊珊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包括汪皓丹的社区矫正工作。直到2017年底栗小富政法干警离开司法所之后，2018年开始由丰剑钧主要监督，严管期间汪皓丹每月报到4次均有记录。详见[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七）]38页，《汪皓丹社区矫正人员报告活动情况登记表》。
关于汪皓丹在缓刑执行期间进行社区矫正情况。从丰剑钧讯问笔录和汪珊珊、栗妍的询问笔录及汪皓丹多次犯罪的事实来看，汪皓丹在缓行执行过程中2015年7月7日至2016年12月5日已在阳新司法所社区矫正近一年多时间，多次进行思想教育，深知矫正时应遵守的相关规定。但仍知错不改，我行我素，在转到唐家司法所后，通知报到，多次迟到，拒绝电话，不服从管理，这并非唐家司法所工作人员工作职责不到位，而是汪皓丹主观态2观态度不端正的问题。
丰剑钧作为唐家司法所所长建军发现汪皓丹有违规现象，第一时间通知汪珊珊让其汪皓丹到所，对汪皓丹进行批评教育、让写思想汇报，并对未经允许擅自离开管理范围的情况，丰剑钧也当即将汪皓丹从宽管变成严管，并出具了警告。可见，丰剑钧正确履行了应尽的工作职责，卷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唐家司法所对上述问题发现后不予纠正，敷衍塞责。显然与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丰剑钧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犯罪事实”与相关的证据、客观事实是不相符的。
（四）、关于唐家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本身存在难以避免的问题。司法所要承担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安置帮教工作、戒毒康复工作、法制宣传工作、法律援助工作和综合治理工作等（详见丰剑钧玩忽职守案卷四60页至90页）。
（1）、乡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最基层组织机构，主要包括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戒毒康复、人民调解等工作。司法所在运作过程中普遍存在，职能过于繁琐，人员偏少，且基层司法所人员变动过大，缺乏相对稳定，司法所工作人员因工作繁琐，经常放弃节假日处理矛盾纠纷等工作。关于社区矫正，对此工作量大的情况下管理手段有限，对于矫正人员，就是通过报到，手机定位等这些方式，这些管理方式又很容易被矫正人员规避，无法确保每时每刻矫正人员精准定位。比如说，司法矫正人员手机的定位是依靠的通讯公司的基站定位，不是公安使用的精准定位，从技术上限制了司法工作人员精准行使监督职责！
（2）、结合[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二）]P88页，汪珊珊第二次询问笔录中，陈述关于报到计划表本身可能存在漏记或者执行有变的现象，比如结合汪皓丹的矫正档案，2017年4月份汪皓丹计划不让她来报到，但实际上2017年4月26日来所报到了。
[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三）]栗小富第二次询问笔录 P74 其陈述称：由于工作疏忽汪皓丹2016年12月5日、12月7日汪皓丹报到了两次，只做了一次记录，证明汪皓丹真实的报到情况存在漏记现象。
[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二）]P146页，汪珊珊自述中，关于手机定位系统，存在系统本身出现问题，信号串联，对于矫正人员出现越界情况与实际所在位置出现偏差。还存在有些矫正人员长期手机轨迹不移动或者范围小，可能存在人机分离的情况。
对于人脸识别，存在社区矫正人员忘记报到时刷脸打卡。针对上述问题，人机分离，丰剑钧会第一时间通知相关工作人员汪珊珊联系矫正人员，联系不上，联系其家属。人脸识别问题，丰剑钧也时常叮嘱相关负责人及时导出记录，并在教学时提醒社区矫正人员来所第一件事情刷脸指纹。
（3）、当前监管方式本身无法排除矫正对象再犯罪的空间与机会。根据相关规定，司法所在社区矫正执行中主要负责对矫正对象进行日常管理，包括监管、教育、帮困等。至于监管到什么程度，并没有详细的规定。矫正对象与普通公民的区别，仅在于其有到司法所报到的义务，包括电话报到或亲往司法所报到。也就是说，每个矫正对象都具有相对的人身和行动自由。其活动范围除了不能离开一定区、县（县级市），基本上可以实现人身自由。连唐家司法所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汪珊珊都难以实现对每一位矫正对象进行24小时监控，更何况司法所所长丰剑钧，总抓正所全面工作，更不具备相应条件对其每一位矫正人员具体行动进行24小时监控。亦即，社区矫正对象属于在开放的社会上，而不是在封闭隔离的监狱环境中接受矫正。如果他们有意再次实施犯罪，那么在当前监督管理条件下，其实施再犯罪行为一直是无障碍的。
而被告人丰剑钧在监督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对于发现上述难以避免的问题，丰剑钧并不是持置之不理的态度，针对上述人机分离问题，而是第一时间都会让相关负责人通知矫正人员，联系不上，联系其家属，并到所说明情况，穷尽一切办法。针对人脸识别问题，丰剑钧也时常叮嘱相关负责人及时导出记录，并在教学时提醒社区矫正人员来所第一件事情刷脸指纹。针对矫正对象有违法违规现象，也会及时进行批评教育，重则发出警告通知。显然，丰剑钧正确了履行的工作职责。
被告人丰剑钧不符合本案中玩忽职守罪犯罪的主体身份，作为司法所长他履职政府安排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戒毒康复、人民调解等多项工作。他不是司法局派驻的政法干警，他是政府的公务员编制，不具有社区矫正人员监管职责的法定身份，不具备本案中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
二、本案丰剑钧涉嫌玩忽职守罪在具体客观方面，丰剑钧已经尽到自己的管理义务，没有因不履行工作职责导致重大损害结果的发生的原因。对于汪皓丹在唐家司法局执行缓刑、进行社区矫正期间，重新犯罪，与唐家司法所矫正工作不规范之间并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丰剑钧涉嫌玩忽职守罪案
应撤销案件的法律意见书
（该司法领导经过我们专业的辩护由检方量刑3年有期徒刑，最终被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免予刑事处罚，现在我正为其申诉无罪过程中了）
滨海区人民法院：
北京乾让律师事务所接受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告人丰剑钧的委托，指派武绍智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了诉讼。辩护人查阅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进行了必要的走访和调查，参加了相关的庭审活动。现就被告人丰剑钧涉嫌玩忽职守罪一案结合现有的证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辩护人认为，丰剑钧行为没有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事实，应当撤销丰剑钧涉嫌玩忽职守罪案件。特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滨海区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丰剑钧在唐家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犯罪事实”，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纵观本案全部卷宗材料，丰剑钧更不符合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
（一）、关于丰剑钧在唐家司法所工作职责及态度的问题。其作为司法所所长，主要负责全面工作，主要包括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戒毒康复、人民调解等工作，具体细节各项工作由司法所具体工作人员负责。根据[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二）]供述关于具体工作分工，人民调解工作由丰剑钧负责，栗妍协助；柳敬负责戒毒禁毒、安置帮教工作；郭磊来了以后因为年龄大了，没有具体安排工作，帮助打下手；社区矫正工作原来由栗小富进行管理，栗小富走了以后，由汪珊珊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管理，卫晓宇协助。汪珊珊2017年底左右被开发区政法委抽调帮忙，我（丰剑钧）有事会叫她，比如社区矫正的宣告，平时基本上都是卫晓宇具体管着，我对社区矫正全面把关，采取抽查和开会的方式，还设计了一个社区矫正人员报到、集中教育、社区服务计划表，在电脑里不打印出来，我所的工作人员按照这个计划表工作，现在还用着。
关于丰剑钧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不仅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好评，同时受到老百姓的认可。在丰剑钧主要负责的调解工作中，工作成绩突出，于2018年被司法部授予“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同时，在负责监管社区矫正工作中，丰剑钧不断摸索创新监管模式，实现全是率先使用社区矫正智能定位手环，与社区矫正手机定位定位相结合，有效的加强矫正人员的动态监管，确保社区矫正人员在管在控。于2017年10月11日被渤州网报道，渤州司法所所长丰剑钧，用智能手环全天候监管矫正人员。
由此可见，作为唐家司法所所长的丰剑钧在繁琐的工作中，全面把关，不仅做好本职调解工作的同时，还为了监管社区矫正，不出差错，专门设计了社区矫正人员报到、社区服务计划表。丰剑钧不是所谓“玩忽职守”罪中的草率做事，极不负责的工作态度。
（二）、关于汪皓丹从阳新司法所转至唐家司法所，矫正建档，并第一时间进行告知其遵纪守法。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工作职责是赋予司法所，而非司法所负责人。在2016年12月5日唐家司法所接收汪皓丹后，当日即依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山东省社区矫正监督管理工作规范，开展矫正工作对汪皓丹进行了社区矫正宣告、成立了矫正小组，与矫正小组签订了社区矫正责任书，并告知了汪皓丹其应当遵守的规定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唐家司法所所长丰剑钧，政法干警栗小富、矫正工作人员汪珊珊、卫晓宇均在矫正个案书上签名，并且于当日汪皓丹在司法所进行思想汇报。对此，丰剑钧及唐家所司法所工作人员均正确履行了工作职责。
（三）、关于唐家司法所矫正工作及汪皓丹社区矫正具体负责问题。[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七）]P36页，《汪皓丹社区矫正人员报告活动情况登记表》显示2017年1月至11月汪皓丹的报到情况、思想汇报，从该表可以看出汪皓丹的社区矫正工作显然是唐家司法所工作人员汪珊珊负责，由政法干警栗小富对此进行监督。
[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二）]P157页，栗妍的询问笔录，可以充分说明在2017年12月汪珊珊没有被调到政法委工作之前，都是由汪珊珊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包括汪皓丹的社区矫正工作。直到2017年底栗小富政法干警离开司法所之后，2018年开始由丰剑钧主要监督，严管期间汪皓丹每月报到4次均有记录。详见[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七）]38页，《汪皓丹社区矫正人员报告活动情况登记表》。
关于汪皓丹在缓刑执行期间进行社区矫正情况。从丰剑钧讯问笔录和汪珊珊、栗妍的询问笔录及汪皓丹多次犯罪的事实来看，汪皓丹在缓行执行过程中2015年7月7日至2016年12月5日已在阳新司法所社区矫正近一年多时间，多次进行思想教育，深知矫正时应遵守的相关规定。但仍知错不改，我行我素，在转到唐家司法所后，通知报到，多次迟到，拒绝电话，不服从管理，这并非唐家司法所工作人员工作职责不到位，而是汪皓丹主观态2观态度不端正的问题。
丰剑钧作为唐家司法所所长建军发现汪皓丹有违规现象，第一时间通知汪珊珊让其汪皓丹到所，对汪皓丹进行批评教育、让写思想汇报，并对未经允许擅自离开管理范围的情况，丰剑钧也当即将汪皓丹从宽管变成严管，并出具了警告。可见，丰剑钧正确履行了应尽的工作职责，卷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唐家司法所对上述问题发现后不予纠正，敷衍塞责。显然与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丰剑钧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犯罪事实”与相关的证据、客观事实是不相符的。
（四）、关于唐家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本身存在难以避免的问题。司法所要承担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安置帮教工作、戒毒康复工作、法制宣传工作、法律援助工作和综合治理工作等（详见丰剑钧玩忽职守案卷四60页至90页）。
（1）、乡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最基层组织机构，主要包括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戒毒康复、人民调解等工作。司法所在运作过程中普遍存在，职能过于繁琐，人员偏少，且基层司法所人员变动过大，缺乏相对稳定，司法所工作人员因工作繁琐，经常放弃节假日处理矛盾纠纷等工作。关于社区矫正，对此工作量大的情况下管理手段有限，对于矫正人员，就是通过报到，手机定位等这些方式，这些管理方式又很容易被矫正人员规避，无法确保每时每刻矫正人员精准定位。比如说，司法矫正人员手机的定位是依靠的通讯公司的基站定位，不是公安使用的精准定位，从技术上限制了司法工作人员精准行使监督职责！
（2）、结合[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二）]P88页，汪珊珊第二次询问笔录中，陈述关于报到计划表本身可能存在漏记或者执行有变的现象，比如结合汪皓丹的矫正档案，2017年4月份汪皓丹计划不让她来报到，但实际上2017年4月26日来所报到了。
[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三）]栗小富第二次询问笔录 P74 其陈述称：由于工作疏忽汪皓丹2016年12月5日、12月7日汪皓丹报到了两次，只做了一次记录，证明汪皓丹真实的报到情况存在漏记现象。
[丰剑钧玩忽职守刑事诉讼卷（卷二）]P146页，汪珊珊自述中，关于手机定位系统，存在系统本身出现问题，信号串联，对于矫正人员出现越界情况与实际所在位置出现偏差。还存在有些矫正人员长期手机轨迹不移动或者范围小，可能存在人机分离的情况。
对于人脸识别，存在社区矫正人员忘记报到时刷脸打卡。针对上述问题，人机分离，丰剑钧会第一时间通知相关工作人员汪珊珊联系矫正人员，联系不上，联系其家属。人脸识别问题，丰剑钧也时常叮嘱相关负责人及时导出记录，并在教学时提醒社区矫正人员来所第一件事情刷脸指纹。
（3）、当前监管方式本身无法排除矫正对象再犯罪的空间与机会。根据相关规定，司法所在社区矫正执行中主要负责对矫正对象进行日常管理，包括监管、教育、帮困等。至于监管到什么程度，并没有详细的规定。矫正对象与普通公民的区别，仅在于其有到司法所报到的义务，包括电话报到或亲往司法所报到。也就是说，每个矫正对象都具有相对的人身和行动自由。其活动范围除了不能离开一定区、县（县级市），基本上可以实现人身自由。连唐家司法所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汪珊珊都难以实现对每一位矫正对象进行24小时监控，更何况司法所所长丰剑钧，总抓正所全面工作，更不具备相应条件对其每一位矫正人员具体行动进行24小时监控。亦即，社区矫正对象属于在开放的社会上，而不是在封闭隔离的监狱环境中接受矫正。如果他们有意再次实施犯罪，那么在当前监督管理条件下，其实施再犯罪行为一直是无障碍的。
而被告人丰剑钧在监督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对于发现上述难以避免的问题，丰剑钧并不是持置之不理的态度，针对上述人机分离问题，而是第一时间都会让相关负责人通知矫正人员，联系不上，联系其家属，并到所说明情况，穷尽一切办法。针对人脸识别问题，丰剑钧也时常叮嘱相关负责人及时导出记录，并在教学时提醒社区矫正人员来所第一件事情刷脸指纹。针对矫正对象有违法违规现象，也会及时进行批评教育，重则发出警告通知。显然，丰剑钧正确了履行的工作职责。
被告人丰剑钧不符合本案中玩忽职守罪犯罪的主体身份，作为司法所长他履职政府安排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戒毒康复、人民调解等多项工作。他不是司法局派驻的政法干警，他是政府的公务员编制，不具有社区矫正人员监管职责的法定身份，不具备本案中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
二、本案丰剑钧涉嫌玩忽职守罪在具体客观方面，丰剑钧已经尽到自己的管理义务，没有因不履行工作职责导致重大损害结果的发生的原因。对于汪皓丹在唐家司法局执行缓刑、进行社区矫正期间，重新犯罪，与唐家司法所矫正工作不规范之间并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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