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 古人的文房，不止四宝，带你认识多样的文房雅器！】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文房之名，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专指文人书房而言，以笔、墨、纸、砚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
“笔墨纸砚”被认为是文房四宝，是古代文人书房不可或缺的四件东西，在没有电子设备和信息化的古代，精妙绝伦的思想和创造，就因这四件工具，得以在文人的书桌上浮现。
笔
笔，是指毛笔，是我国汉民族所独创的书写工具，传统的毛笔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达中华书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
毛笔具有“尖、齐、圆、健”四大优点，用它书写出来的线条可柔可刚、可粗可细、可润可枯，变化之多，为任何硬笔所不及。它主要选用野生动物或山羊的毛作为材料，或纯毫或兼毫，可以做成不同类型，来适应各种需要。其品种之繁，在笔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墨
墨，它是我国的特产，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种类很多，较为常见的有三种。一种是松烟墨，松涸是用松林熏的涸和动物的骨胶制成的，墨色浓黑而沉着，入水后易化，较易磨。第二种是油烟墨，是采用桐油或煤油、麻油等熏的烟，加入胶质和香料等制成的。特点是墨色乌黑而有光泽、耐水性强。第三种是混合墨，它是由松烟、油烟混合制成。
借助于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且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沧桑岁月，仍然字迹清晰、神采奕奕。
纸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曾经为历史上的文化传播立下了卓著功勋。即使在机制纸盛行的今天，某些传统的手工纸依然体现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焕发着独有的光彩。如安徽泾县所产的宣纸，洁白细润、亦书亦画，吸水性能极好，能长期保存，有“纸寿千年”之誉。
砚
砚，是与墨配套使用的工具，要求其细腻滋润，容易发墨，并且墨汁细匀无渣。砚有石砚、陶砚、砖砚、玉砚等种类之分，最负盛名的是广东产的端砚和安徽产的歙砚。特别是一些雕砚，造型古雅，图案生动，令人爱不释手。
我们都知道，笔墨纸砚是中国书房里必不可少的文房四宝，但你可知道，古代书房里并不只这四样宝贝，下面就带大家看看古代文人们，在自家的书桌上都摆了些什么吧！
印泥
印泥，是我国特有的文房之宝，无论是文件签署，还是历史文物以及金石书画之钤记，都需要使用。
根据史书上记载，印泥的发展已有二千年的历史，早在春秋秦汉时期就已使用印沁泥，那时的印泥是用粘土制的，临用时用水浸湿，当时称封泥。
到了隋唐以后，社会的进步有人研制出纸张，人们又改用水调组朱砂于印面，印在纸上，这就是印泥的雏形。
到了元代，人们开始用油调和朱砂，之后便逐渐发展成我们现代的印泥了。
镇纸
镇纸，即写字作画时用以压纸的东西，常见的多为长方条形，因故也称作镇尺、压尺。最初的镇纸是不固定形状的。
镇纸的起源是由于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分量，所以人们在玩赏的同时，也会顺手用来压纸或者是压书，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具——镇纸。
砚滴
砚滴又称水滴、书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文房器物，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砚滴的出现与笔墨的使用和书画的兴起有关。
最迟在东晋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形状的水盂，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水盂往砚里倒水时，往往水流过量，于是出现了便于掌控水量的器物，这就是砚滴。
汉代砚滴多为龟蛇熊羊之形，古朴浑厚。熊形玉砚滴，为一张口卷舌，背有双翅，右前肢托一灵芝，呈蹲坐式的飞熊。其雕工粗犷，为东汉时器物。飞熊的传说，古代极多。
魏晋时蛙龟等青瓷砚滴较为流行。如青瓷熊砚滴，仔熊右手捧食欲入口，左肢轻扶左膝，神情专注。顶部有孔为注水口。
南北朝时期水滴以动物造型更为普遍，如蛙形、兔形等，并有其他造型的砚滴。如青瓷棒槌形砚滴，其形状颇像一条茄子，一端圆鼓上有鸡心状注水口，另一端为细管状流。造型小巧别致。器身刻划卷枝纹，线条流畅自然。从纹饰上看，为南北朝时的典型器物。
唐代砚滴形制小巧，造型别致，除有瓷制品外，还有铜制品，如龟形砚滴，造型为一龟口衔小碗，龟背有柱形钮，龟甲雕刻精湛细腻，为唐代砚滴中的精品。
宋元之时，瓷砚滴再度兴盛，尤以龙泉窑烧造的砚滴最为新颖别致，有舟形、坐俑形、童子牧牛形、鱼形等。鱼形砚滴，为一只跳跃的鱼形，口为滴，背部有一注水孔。造型别致，鱼身有刻纹。通体施以灰青色釉，为元代瓷砚滴中的精细之作。
明代瓷业高度发达，砚滴自是争奇斗妍，历代均有砚滴传世，尤以宣德时器物别有风韵。青花鸳鸯形砚滴，为象生鸳鸯形，背上有圆孔，上插有一滴管，平底，通体以蓝地留白技法装饰。器型精巧，胎白质细。左上留白地内青花楷书“宣德年制”。
清代砚滴以象生形居多，作工精巧，青白釉莲蓬形砚滴，其造型极为别致，左边一朵荷叶为水盂，边堆塑螃蟹，内有孔洞通向右边莲蓬，莲蓬有出水孔为砚滴。
笔筒
笔不用时插放其内，材质较多，瓷、玉、竹、木、漆均见制作。或圆或方，也有呈植物形或他形的。
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文人:"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笔洗
笔洗，笔使用后以之濯洗余墨，多为钵盂形，也作花叶形或其它形状。各种笔洗不但造型丰富多彩，情趣盎然，而且工艺精湛，形象逼真，作为文案小品，不但实用，更可以怡情养性，陶冶情操。
臂搁
臂搁是古代文人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除了能够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外，垫着臂搁书写的时候，也会使腕部感到非常舒服，特别是抄写小字体时。因此，臂搁也称腕枕。
臂搁多竹木、象牙质地，上有纹绘雕饰，十分精美多趣。
墨匣
墨匣主要用于存放墨锭，起装饰和保护作用。墨匣中，以套墨、集锦墨、彩墨所用的匣最为考究。古代墨匣多以紫檀、乌木、豆瓣楠木为材料，并镶有玉带、花枝或螭虎、人物等图纹，所以，一般都很精美。
古代墨匣中，也多有制成漆匣的。据说，清代道光年间，阮文达回京城，“以旗匾银制墨盒，其制正圆，为天盖地式，旁有二柱系环内。”可说是出类拔萃的。清末制墨匣最著名的，当属京城“万礼斋”。
笔架
笔架亦称笔格、笔搁，即架笔之物也，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书画时在构思或暂息藉以置笔，以免毛笔圆转污损他物，为古人书案上最不可缺少之文具。从样式来看，一般有挂式与搁式两种，分别称笔挂与笔搁。
笔挂是用竹木制成的架子，两边有柱子，高一尺余；上面有横木，宽亦一尺有余，可以倒悬笔管，做晾笔用。笔挂也有制成圆柱形的，圆顶，笔挂在圆顶周边上，很方便。
笔搁是搁笔之物。根据不同形状，亦称笔枕、笔山，也有称笔床，清朝还出现了笔船。
除此之外 ，还有砚山、笔屏、笔船、糊斗、蜡斗、贝光、裁刀等等。
砚山：指原石制成的砚，既能当砚，又能赏石。
笔屏：插笔与袖珍小屏风合体的专用文房用品。有多种造型和多种材料，一直沿用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且较为普及。
笔船：用于横放毛笔，以木、牙、铜、玉质材料制作。多作长方形，口沿外撇，内设笔搁。
水中丞：就是指水盂，是置于书案上的贮水器。有多种造型和多种材料。
糊斗：用来盛放浆糊的器具。
蜡斗：古时文人用蜡之处很多，缄封必用蜡，而不用糊。糊斗和蜡斗作用相同。
贝光：用来砑光纸张的。砑光意思就是压实磨光的纸张，常常用于好纸。最初以贝壳所制，故称之为贝光。
裁刀：用于裁纸。主要有金属刀、竹刀和象牙刀。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文房之名，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专指文人书房而言，以笔、墨、纸、砚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
“笔墨纸砚”被认为是文房四宝，是古代文人书房不可或缺的四件东西，在没有电子设备和信息化的古代，精妙绝伦的思想和创造，就因这四件工具，得以在文人的书桌上浮现。
笔
笔，是指毛笔，是我国汉民族所独创的书写工具，传统的毛笔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达中华书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
毛笔具有“尖、齐、圆、健”四大优点，用它书写出来的线条可柔可刚、可粗可细、可润可枯，变化之多，为任何硬笔所不及。它主要选用野生动物或山羊的毛作为材料，或纯毫或兼毫，可以做成不同类型，来适应各种需要。其品种之繁，在笔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墨
墨，它是我国的特产，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种类很多，较为常见的有三种。一种是松烟墨，松涸是用松林熏的涸和动物的骨胶制成的，墨色浓黑而沉着，入水后易化，较易磨。第二种是油烟墨，是采用桐油或煤油、麻油等熏的烟，加入胶质和香料等制成的。特点是墨色乌黑而有光泽、耐水性强。第三种是混合墨，它是由松烟、油烟混合制成。
借助于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且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沧桑岁月，仍然字迹清晰、神采奕奕。
纸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曾经为历史上的文化传播立下了卓著功勋。即使在机制纸盛行的今天，某些传统的手工纸依然体现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焕发着独有的光彩。如安徽泾县所产的宣纸，洁白细润、亦书亦画，吸水性能极好，能长期保存，有“纸寿千年”之誉。
砚
砚，是与墨配套使用的工具，要求其细腻滋润，容易发墨，并且墨汁细匀无渣。砚有石砚、陶砚、砖砚、玉砚等种类之分，最负盛名的是广东产的端砚和安徽产的歙砚。特别是一些雕砚，造型古雅，图案生动，令人爱不释手。
我们都知道，笔墨纸砚是中国书房里必不可少的文房四宝，但你可知道，古代书房里并不只这四样宝贝，下面就带大家看看古代文人们，在自家的书桌上都摆了些什么吧！
印泥
印泥，是我国特有的文房之宝，无论是文件签署，还是历史文物以及金石书画之钤记，都需要使用。
根据史书上记载，印泥的发展已有二千年的历史，早在春秋秦汉时期就已使用印沁泥，那时的印泥是用粘土制的，临用时用水浸湿，当时称封泥。
到了隋唐以后，社会的进步有人研制出纸张，人们又改用水调组朱砂于印面，印在纸上，这就是印泥的雏形。
到了元代，人们开始用油调和朱砂，之后便逐渐发展成我们现代的印泥了。
镇纸
镇纸，即写字作画时用以压纸的东西，常见的多为长方条形，因故也称作镇尺、压尺。最初的镇纸是不固定形状的。
镇纸的起源是由于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分量，所以人们在玩赏的同时，也会顺手用来压纸或者是压书，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具——镇纸。
砚滴
砚滴又称水滴、书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文房器物，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砚滴的出现与笔墨的使用和书画的兴起有关。
最迟在东晋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形状的水盂，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水盂往砚里倒水时，往往水流过量，于是出现了便于掌控水量的器物，这就是砚滴。
汉代砚滴多为龟蛇熊羊之形，古朴浑厚。熊形玉砚滴，为一张口卷舌，背有双翅，右前肢托一灵芝，呈蹲坐式的飞熊。其雕工粗犷，为东汉时器物。飞熊的传说，古代极多。
魏晋时蛙龟等青瓷砚滴较为流行。如青瓷熊砚滴，仔熊右手捧食欲入口，左肢轻扶左膝，神情专注。顶部有孔为注水口。
南北朝时期水滴以动物造型更为普遍，如蛙形、兔形等，并有其他造型的砚滴。如青瓷棒槌形砚滴，其形状颇像一条茄子，一端圆鼓上有鸡心状注水口，另一端为细管状流。造型小巧别致。器身刻划卷枝纹，线条流畅自然。从纹饰上看，为南北朝时的典型器物。
唐代砚滴形制小巧，造型别致，除有瓷制品外，还有铜制品，如龟形砚滴，造型为一龟口衔小碗，龟背有柱形钮，龟甲雕刻精湛细腻，为唐代砚滴中的精品。
宋元之时，瓷砚滴再度兴盛，尤以龙泉窑烧造的砚滴最为新颖别致，有舟形、坐俑形、童子牧牛形、鱼形等。鱼形砚滴，为一只跳跃的鱼形，口为滴，背部有一注水孔。造型别致，鱼身有刻纹。通体施以灰青色釉，为元代瓷砚滴中的精细之作。
明代瓷业高度发达，砚滴自是争奇斗妍，历代均有砚滴传世，尤以宣德时器物别有风韵。青花鸳鸯形砚滴，为象生鸳鸯形，背上有圆孔，上插有一滴管，平底，通体以蓝地留白技法装饰。器型精巧，胎白质细。左上留白地内青花楷书“宣德年制”。
清代砚滴以象生形居多，作工精巧，青白釉莲蓬形砚滴，其造型极为别致，左边一朵荷叶为水盂，边堆塑螃蟹，内有孔洞通向右边莲蓬，莲蓬有出水孔为砚滴。
笔筒
笔不用时插放其内，材质较多，瓷、玉、竹、木、漆均见制作。或圆或方，也有呈植物形或他形的。
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文人:"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笔洗
笔洗，笔使用后以之濯洗余墨，多为钵盂形，也作花叶形或其它形状。各种笔洗不但造型丰富多彩，情趣盎然，而且工艺精湛，形象逼真，作为文案小品，不但实用，更可以怡情养性，陶冶情操。
臂搁
臂搁是古代文人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除了能够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外，垫着臂搁书写的时候，也会使腕部感到非常舒服，特别是抄写小字体时。因此，臂搁也称腕枕。
臂搁多竹木、象牙质地，上有纹绘雕饰，十分精美多趣。
墨匣
墨匣主要用于存放墨锭，起装饰和保护作用。墨匣中，以套墨、集锦墨、彩墨所用的匣最为考究。古代墨匣多以紫檀、乌木、豆瓣楠木为材料，并镶有玉带、花枝或螭虎、人物等图纹，所以，一般都很精美。
古代墨匣中，也多有制成漆匣的。据说，清代道光年间，阮文达回京城，“以旗匾银制墨盒，其制正圆，为天盖地式，旁有二柱系环内。”可说是出类拔萃的。清末制墨匣最著名的，当属京城“万礼斋”。
笔架
笔架亦称笔格、笔搁，即架笔之物也，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书画时在构思或暂息藉以置笔，以免毛笔圆转污损他物，为古人书案上最不可缺少之文具。从样式来看，一般有挂式与搁式两种，分别称笔挂与笔搁。
笔挂是用竹木制成的架子，两边有柱子，高一尺余；上面有横木，宽亦一尺有余，可以倒悬笔管，做晾笔用。笔挂也有制成圆柱形的，圆顶，笔挂在圆顶周边上，很方便。
笔搁是搁笔之物。根据不同形状，亦称笔枕、笔山，也有称笔床，清朝还出现了笔船。
除此之外 ，还有砚山、笔屏、笔船、糊斗、蜡斗、贝光、裁刀等等。
砚山：指原石制成的砚，既能当砚，又能赏石。
笔屏：插笔与袖珍小屏风合体的专用文房用品。有多种造型和多种材料，一直沿用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且较为普及。
笔船：用于横放毛笔，以木、牙、铜、玉质材料制作。多作长方形，口沿外撇，内设笔搁。
水中丞：就是指水盂，是置于书案上的贮水器。有多种造型和多种材料。
糊斗：用来盛放浆糊的器具。
蜡斗：古时文人用蜡之处很多，缄封必用蜡，而不用糊。糊斗和蜡斗作用相同。
贝光：用来砑光纸张的。砑光意思就是压实磨光的纸张，常常用于好纸。最初以贝壳所制，故称之为贝光。
裁刀：用于裁纸。主要有金属刀、竹刀和象牙刀。
我们的‘太阳’必须是而且也应当是这样的人.此外，正象你看到的，在我们的城市中是很容易掌握知识的.我们的学生在这一年内所取得的成果，比你们的学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内所获得的还要多. 关于这一点，请你考一考我们的儿童吧！“
我对几个颇懂我国语言的孩子考试以后，证明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正确，这使我非常惊异. 我后来知道其中的每三个孩子，必须懂我国的语言，或懂阿拉伯语，或懂波兰语，或懂其他国家的语言.
我对几个颇懂我国语言的孩子考试以后，证明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正确，这使我非常惊异. 我后来知道其中的每三个孩子，必须懂我国的语言，或懂阿拉伯语，或懂波兰语，或懂其他国家的语言.
何新逻辑学研究：“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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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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