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文化# 【文昌文化之文昌探源】
有一座山，从剑门山南来，山势雄伟，层峦叠嶂，团团万岭，如龙如蛇，风光旖旎。山上古柏森森，逶迤积翠，古庙重重，祥云环绕，仙风飘逸，神奇诡谲;古老的神仙神话传说久远传播，众多的历史遗踪灿若珠串，俯拾皆是，熠熠生辉。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令人神往。自唐天宝十五年(756)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途经此山，侍臣中有人留下“细雨霏微七曲旋，郎当有声哀玉环〞诗句后，此山便被命名为“七曲山”。从此，四川梓潼七曲山名扬天下。
山上有一片古柏林，历代栽植的二万余株纯古柏，根枝相连，漫山遍野，铮铮铁骨，挺拔擎天，一色翠柏，无一杂树。林业科学家称是“森林化石”，文人雅士称为 “翠云明珠”，游客称是“蜀道翡翠”，赞为“壮观天地”“世界奇观”。
有一处古建筑群，集元、明、清三代古建筑于一地，殿堂楼阁 23处，主体建筑是南宋高宗下诏“按王宫格局重建”的。整个庙宇依山造势，层楼叠阁，错落有致，雕梁画栋，风格殊异。既有北方宫殿式建筑之雄伟气势，又有南方园林式建筑的小巧玲珑，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写入《中国建筑史》它，就是梓潼七曲山大庙。它既像人间王府，又似天上宫阙，199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路从古柏荫中转，楼向云峰缺处开。”宫殿雄伟，楼高百尺，殿门“帝乡”的巨匾高悬。它就是文昌祖庭——七曲山大庙。
面目慈祥，雍容华贵，千百年来，广受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子)的顶礼膜拜，崇祀绵于历代，祠庙遍于寰区。他，就是文化之神文昌帝君。张亚子由神到人，由人到神，被历代皇朝追封至〝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是民间信仰、道教尊奉的一位神灵，说他主管人间学位、功名、利禄，从地方的守护神梓潼神成为全国共祀的文昌帝君;从地方的民俗神到天上的星宿神。人们称赞文昌“天资孝友，灏气仁慈。统四德(仁、义、礼、智)而称元，赞三才(天、地、人)而立极”，“浩气凌霄，丹心费日;扶正统而彰信义，威震九州，完大节以笃忠贞”，“启智开愚，开教馆于村野，修桥补路，引万货于市肆”。他的品质成为“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亲、敬兄、信友;报答四恩，广行三教;矜孤恤寡，敬老怜贫”等等等方面的楷模，“忠孝益民”的典范。人民群众和宗教界(特别是道教)崇信他，爱戴他，认为“文昌帝君于宿世中，心敦五常，躬奉三教，自行化他，惟欲止于至善，功高德著，遂得职掌文衡”，成为主宰人间功名、禄位之神，成为中国古代学问、文章、科举士子的守护神。天帝命文昌帝君掌天曹桂籍之事，凡世间之乡举里选，大比制科，服色禄秩，封赠奏予，乃至二府进退等，都归文昌帝君管理。历一十七世转化到人间，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业绩。后蜀时期梓潼人李尧夫在《梓潼集》中称赞文昌帝君是“临世乱而不苟安，济人危而不图报，昭昭日月，秉秉乾坤”。文昌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昌信仰、文昌祭祀、文昌民俗、文昌经籍、文昌传说等等所阐述和折射出的伦理观、道德观、宇宙观、治世观、德福观、人生观、教育观、宗教观等等，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为深远。
文昌文化是包容广泛、蕴含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祥于巴蜀大地进而走向全国和海外的中国固有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它积淀于历史的长河，又升华于现代社会，既是接续伟大传统的纽带，又是践行开创未来的阶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中，在举世掀起研究中华文昌文化热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复兴，进而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呢?（来源：梓潼旅游）
有一座山，从剑门山南来，山势雄伟，层峦叠嶂，团团万岭，如龙如蛇，风光旖旎。山上古柏森森，逶迤积翠，古庙重重，祥云环绕，仙风飘逸，神奇诡谲;古老的神仙神话传说久远传播，众多的历史遗踪灿若珠串，俯拾皆是，熠熠生辉。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令人神往。自唐天宝十五年(756)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途经此山，侍臣中有人留下“细雨霏微七曲旋，郎当有声哀玉环〞诗句后，此山便被命名为“七曲山”。从此，四川梓潼七曲山名扬天下。
山上有一片古柏林，历代栽植的二万余株纯古柏，根枝相连，漫山遍野，铮铮铁骨，挺拔擎天，一色翠柏，无一杂树。林业科学家称是“森林化石”，文人雅士称为 “翠云明珠”，游客称是“蜀道翡翠”，赞为“壮观天地”“世界奇观”。
有一处古建筑群，集元、明、清三代古建筑于一地，殿堂楼阁 23处，主体建筑是南宋高宗下诏“按王宫格局重建”的。整个庙宇依山造势，层楼叠阁，错落有致，雕梁画栋，风格殊异。既有北方宫殿式建筑之雄伟气势，又有南方园林式建筑的小巧玲珑，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写入《中国建筑史》它，就是梓潼七曲山大庙。它既像人间王府，又似天上宫阙，199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路从古柏荫中转，楼向云峰缺处开。”宫殿雄伟，楼高百尺，殿门“帝乡”的巨匾高悬。它就是文昌祖庭——七曲山大庙。
面目慈祥，雍容华贵，千百年来，广受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子)的顶礼膜拜，崇祀绵于历代，祠庙遍于寰区。他，就是文化之神文昌帝君。张亚子由神到人，由人到神，被历代皇朝追封至〝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是民间信仰、道教尊奉的一位神灵，说他主管人间学位、功名、利禄，从地方的守护神梓潼神成为全国共祀的文昌帝君;从地方的民俗神到天上的星宿神。人们称赞文昌“天资孝友，灏气仁慈。统四德(仁、义、礼、智)而称元，赞三才(天、地、人)而立极”，“浩气凌霄，丹心费日;扶正统而彰信义，威震九州，完大节以笃忠贞”，“启智开愚，开教馆于村野，修桥补路，引万货于市肆”。他的品质成为“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亲、敬兄、信友;报答四恩，广行三教;矜孤恤寡，敬老怜贫”等等等方面的楷模，“忠孝益民”的典范。人民群众和宗教界(特别是道教)崇信他，爱戴他，认为“文昌帝君于宿世中，心敦五常，躬奉三教，自行化他，惟欲止于至善，功高德著，遂得职掌文衡”，成为主宰人间功名、禄位之神，成为中国古代学问、文章、科举士子的守护神。天帝命文昌帝君掌天曹桂籍之事，凡世间之乡举里选，大比制科，服色禄秩，封赠奏予，乃至二府进退等，都归文昌帝君管理。历一十七世转化到人间，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业绩。后蜀时期梓潼人李尧夫在《梓潼集》中称赞文昌帝君是“临世乱而不苟安，济人危而不图报，昭昭日月，秉秉乾坤”。文昌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昌信仰、文昌祭祀、文昌民俗、文昌经籍、文昌传说等等所阐述和折射出的伦理观、道德观、宇宙观、治世观、德福观、人生观、教育观、宗教观等等，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为深远。
文昌文化是包容广泛、蕴含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祥于巴蜀大地进而走向全国和海外的中国固有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它积淀于历史的长河，又升华于现代社会，既是接续伟大传统的纽带，又是践行开创未来的阶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中，在举世掀起研究中华文昌文化热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复兴，进而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呢?（来源：梓潼旅游）
【春山新籁丨秦岭南麓群山之巅，有个规模巨大的石板房古村落→】地处秦岭东段南麓的洛南县下了一整夜的雨后，显得格外安静。我们到达时，天上缕缕阳光穿过云朵——放晴了。#大美秦岭##春山新籁#
从县城沿着县道，记者一行再向着鞑子梁方向驱车前行。在山脚下，遇见了刘长锁夫妇，一个赶着牛，一个肩扛棍。他们是要上山放牛，顺带着打槐花。一番准备之后，脚力更胜的老刘便渐渐消失在记者的视野外。
这里被称为“中国原始民居的活化石”
鞑子梁村位于洛南石坡镇李河村境内，距离县城东北方向40公里，村里分布着张家大院、杨家大院、刘家大院和乔家大院等4个院落，目前留下的有56座、158间石板老屋。这些已有700年历史的院落全部用石板砌成，被称为“中国原始民居的活化石”。
此次担任我们向导的，是石坡镇党委书记陈永玲。这位身着亮黄色卫衣、黑色长裤，行事干练的年轻女书记，凭借多次上梁下沟的经验，在雨后湿滑的山路上，仍显步履轻松。
沿着山下移民新村村后的土路向梁上进发，走不远就看到一条蜿蜒的山路。掉落的松柏枝叶混合在湿润的泥土里，散发出股股清新的气味。山路平缓却不能快速地往上爬，轮廓不是很清晰，但来来往往的牛儿却用牛粪给路人进行了精准标记。这条路上，几乎每一垛风干牛粪上都生长着一簇繁茂的、蓝紫色的马兰花。
其实不光是山路上，“五一”前夕新雨后的鞑子梁，四处都是野生马兰花的天堂。
快到梁顶时，记者面前出现了一些用石板垒砌成梯田模样的地块。那些石板错落有致，远看浑然天成。
走进刘家村落，古朴、宁静、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没有住人。地上、台阶上铺的是石板，屋顶上搭的是石板，墙壁由石板砌成，门窗由石板做就。院内散落着石磨子、石碌碡、石猪槽、石牛槽……它们与绿苔相伴、青草相拥，久经风雨。
在这里，目之所及，都是石头构筑的世界。
据《续修商县志稿》记载，鞑子梁是太古时期秦岭成山时形成的，其褶皱极密，断层连续，岩石的走向斜向一方，岩石名为银灰色片麻岩。“这些岩片成为鞑子梁居民的天然建筑材料，寸土之下遍地石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古之鞑子梁人取石用木，依山而建石板房。”陈永玲介绍说，相邻的李河、肖湾等村大都却是土墙石板瓦，其结构形状也与鞑子梁石板房有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只有鞑子梁的居民采用岩石盖房？当地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说法是，元末时一支蒙古人军队，因为打了败仗，为活命插刀为营，占梁为家，建房而居，繁衍生息。这里山梁环绕，处于群山之巅，是得天独厚的避匿之所。后来，人们把这一山梁就叫鞑子梁。鞑子梁南有一沟叫金鞍沟。清朝时，人们在这条沟里发现一具镶有黄金、宝石的马鞍子，从此这条沟就称为金鞍沟。两个传说都指向鞑子梁曾有元朝军队驻扎。
石板老屋修复是个“工夫活”
“上世纪70年代，我们村的石板房都住着人，有20多户共100多口人。2010年后，为了解决世世代代的吃水难题，方便山梁上居民的生活，政府陆续将大家搬到了山脚下的移民新村。自此，鞑子梁村便有了新的名称——金鞍村。”金鞍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国带着记者走进一处正在修缮的石板房内，述说着自己的儿时记忆：“这里是刘家村落，是整个鞑子梁的第二道梁，过去这里是前厅后院连片建设的，能够容纳3户人家，规模庞大。”
“小时候见大人们修过房。在梁上取来石板，整合、敲打成需要的形状，然后一片片砌合、拼接而成一面墙。”听说镇上开始支持村里修缮老屋，常年在省城打工的杨师傅也回到了家乡，年过六十的他是修缮队“四大匠人”之一。
这4位匠人懂得怎么盖石板房，因为年纪确实大了，于是镇上给他们配了七八个工人打下手。从今年3月10日开始修缮刘家村落，杨师傅他们已经在山上吃住了近50天，才完成了一间房屋的修缮。“工程进行得很慢，比砖瓦房盖起来麻烦很多。石板之间不用石灰水泥那样的粘合剂，只能凭借技艺和经验的拼接。仅修复一面墙就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刘建国说。
古村极富魅力，这里的片片石墙石瓦记录着过去生活的情景，保存极其完整，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这亦是对农耕生活的记忆，对和谐的自然环境的追求。2002年4月，陕西省住建部门以“中国洛南鞑子梁石板房”的建筑类型为专题，开展传统民居建筑调查（民居类型代码611021—03）。最终认定鞑子梁村是全国罕见的规模巨大的石板房古村落，居住人群为“蒙古后裔”。
“关于如何保护与开发好鞑子梁，我一直在反复思考。通过前期大量的调查研究，镇上决定以此次修缮为契机，完整保护古村落的原始样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在山下的新村，突出山水游，在金鞍村打造集特色民宿、采摘观光、沙滩垂钓为一体的休闲宜居桃花岛，展示石板房古村落的民俗文化。让保护与开发获得平衡，让古村落焕发新的生机。”陈永玲向记者描述了山村的发展远景。
守护好这方山水 奏响新时代“田园牧歌”
越过几道山梁，记者一行最终来到杨家大院。这里的人也都响应了移民搬迁政策，在梁下的新村过上了新生活。
没了人烟的村落，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只见被岁月侵蚀的房屋不少都已坍塌，石板墙面也变得斑斑驳驳，铺地的石板缝中更是生出一团团的仙人掌，长得高过墙越过了房。
歇脚时，遇见了满载而归的刘长锁夫妇，他们赶着一队饱餐而归的牛群，携带着一大袋槐花。据他们讲，前些年搬下山后，他们住进了新房子。还在分得的田地上，种植了烤烟和金银花等经济作物，年年都有稳定的收入。
在山下的移民新村，樊爱琴一家也过上了移民新生活。坐在宽敞明亮的客厅，儿孙满堂的她，笑容满面地与记者分享着春天的鞑子梁：山上正在修复的石板房就是自己的老宅，政府建设的移民新居就在县道旁边，交通十分便利，院门口就是自来水，告别了靠天吃水、水窖取水的苦日子。
从新村出来，记者看到，春天的洛南，处处都是刚刚覆好地膜的烤烟田。借着无人机从空中俯瞰，道道地膜泛着光，如同山间的五线谱。劳作在田间的村民和满山的风景融合在一起，绘出了一幅美妙的春日画卷。
烤烟产业现在是村上的重要支柱产业，烤烟育苗中心则是村支书刘建国引以为傲的村集体经济的来源，这里培育的烟苗足以辐射全镇4000亩烤烟种植，不仅解决了村民就业，还增加了大家的收入。
山水洛南，在守护好这一方秦岭山水上更是做足了文章。他们创新机制，开展“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的秦岭保护模式，结合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网格化监管平台，以县、镇、村、组、片为责任主体，明确环境管理职责，充实环境监管人员，健全完善管理体系，推动生态环境监管工作规范化、精细化、长效化，确保全县秦岭生态环境安全。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的每一位鞑子梁人，都期待着澄（城）商（州）高速和洛（南）卢（氏）高速的建成，早日连通西安旅游圈、郑洛旅游圈、武汉旅游圈，发展全域旅游的条件就会更加优越。
有了好山好水好风光，再有便利的交通，他们一定会在这坡林溪谷间，奏响秦岭深处的新时代“田园牧歌”。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闫珅
图/西安报业全媒体首席记者 谢伟 记者 张红中
从县城沿着县道，记者一行再向着鞑子梁方向驱车前行。在山脚下，遇见了刘长锁夫妇，一个赶着牛，一个肩扛棍。他们是要上山放牛，顺带着打槐花。一番准备之后，脚力更胜的老刘便渐渐消失在记者的视野外。
这里被称为“中国原始民居的活化石”
鞑子梁村位于洛南石坡镇李河村境内，距离县城东北方向40公里，村里分布着张家大院、杨家大院、刘家大院和乔家大院等4个院落，目前留下的有56座、158间石板老屋。这些已有700年历史的院落全部用石板砌成，被称为“中国原始民居的活化石”。
此次担任我们向导的，是石坡镇党委书记陈永玲。这位身着亮黄色卫衣、黑色长裤，行事干练的年轻女书记，凭借多次上梁下沟的经验，在雨后湿滑的山路上，仍显步履轻松。
沿着山下移民新村村后的土路向梁上进发，走不远就看到一条蜿蜒的山路。掉落的松柏枝叶混合在湿润的泥土里，散发出股股清新的气味。山路平缓却不能快速地往上爬，轮廓不是很清晰，但来来往往的牛儿却用牛粪给路人进行了精准标记。这条路上，几乎每一垛风干牛粪上都生长着一簇繁茂的、蓝紫色的马兰花。
其实不光是山路上，“五一”前夕新雨后的鞑子梁，四处都是野生马兰花的天堂。
快到梁顶时，记者面前出现了一些用石板垒砌成梯田模样的地块。那些石板错落有致，远看浑然天成。
走进刘家村落，古朴、宁静、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没有住人。地上、台阶上铺的是石板，屋顶上搭的是石板，墙壁由石板砌成，门窗由石板做就。院内散落着石磨子、石碌碡、石猪槽、石牛槽……它们与绿苔相伴、青草相拥，久经风雨。
在这里，目之所及，都是石头构筑的世界。
据《续修商县志稿》记载，鞑子梁是太古时期秦岭成山时形成的，其褶皱极密，断层连续，岩石的走向斜向一方，岩石名为银灰色片麻岩。“这些岩片成为鞑子梁居民的天然建筑材料，寸土之下遍地石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古之鞑子梁人取石用木，依山而建石板房。”陈永玲介绍说，相邻的李河、肖湾等村大都却是土墙石板瓦，其结构形状也与鞑子梁石板房有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只有鞑子梁的居民采用岩石盖房？当地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说法是，元末时一支蒙古人军队，因为打了败仗，为活命插刀为营，占梁为家，建房而居，繁衍生息。这里山梁环绕，处于群山之巅，是得天独厚的避匿之所。后来，人们把这一山梁就叫鞑子梁。鞑子梁南有一沟叫金鞍沟。清朝时，人们在这条沟里发现一具镶有黄金、宝石的马鞍子，从此这条沟就称为金鞍沟。两个传说都指向鞑子梁曾有元朝军队驻扎。
石板老屋修复是个“工夫活”
“上世纪70年代，我们村的石板房都住着人，有20多户共100多口人。2010年后，为了解决世世代代的吃水难题，方便山梁上居民的生活，政府陆续将大家搬到了山脚下的移民新村。自此，鞑子梁村便有了新的名称——金鞍村。”金鞍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国带着记者走进一处正在修缮的石板房内，述说着自己的儿时记忆：“这里是刘家村落，是整个鞑子梁的第二道梁，过去这里是前厅后院连片建设的，能够容纳3户人家，规模庞大。”
“小时候见大人们修过房。在梁上取来石板，整合、敲打成需要的形状，然后一片片砌合、拼接而成一面墙。”听说镇上开始支持村里修缮老屋，常年在省城打工的杨师傅也回到了家乡，年过六十的他是修缮队“四大匠人”之一。
这4位匠人懂得怎么盖石板房，因为年纪确实大了，于是镇上给他们配了七八个工人打下手。从今年3月10日开始修缮刘家村落，杨师傅他们已经在山上吃住了近50天，才完成了一间房屋的修缮。“工程进行得很慢，比砖瓦房盖起来麻烦很多。石板之间不用石灰水泥那样的粘合剂，只能凭借技艺和经验的拼接。仅修复一面墙就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刘建国说。
古村极富魅力，这里的片片石墙石瓦记录着过去生活的情景，保存极其完整，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这亦是对农耕生活的记忆，对和谐的自然环境的追求。2002年4月，陕西省住建部门以“中国洛南鞑子梁石板房”的建筑类型为专题，开展传统民居建筑调查（民居类型代码611021—03）。最终认定鞑子梁村是全国罕见的规模巨大的石板房古村落，居住人群为“蒙古后裔”。
“关于如何保护与开发好鞑子梁，我一直在反复思考。通过前期大量的调查研究，镇上决定以此次修缮为契机，完整保护古村落的原始样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在山下的新村，突出山水游，在金鞍村打造集特色民宿、采摘观光、沙滩垂钓为一体的休闲宜居桃花岛，展示石板房古村落的民俗文化。让保护与开发获得平衡，让古村落焕发新的生机。”陈永玲向记者描述了山村的发展远景。
守护好这方山水 奏响新时代“田园牧歌”
越过几道山梁，记者一行最终来到杨家大院。这里的人也都响应了移民搬迁政策，在梁下的新村过上了新生活。
没了人烟的村落，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只见被岁月侵蚀的房屋不少都已坍塌，石板墙面也变得斑斑驳驳，铺地的石板缝中更是生出一团团的仙人掌，长得高过墙越过了房。
歇脚时，遇见了满载而归的刘长锁夫妇，他们赶着一队饱餐而归的牛群，携带着一大袋槐花。据他们讲，前些年搬下山后，他们住进了新房子。还在分得的田地上，种植了烤烟和金银花等经济作物，年年都有稳定的收入。
在山下的移民新村，樊爱琴一家也过上了移民新生活。坐在宽敞明亮的客厅，儿孙满堂的她，笑容满面地与记者分享着春天的鞑子梁：山上正在修复的石板房就是自己的老宅，政府建设的移民新居就在县道旁边，交通十分便利，院门口就是自来水，告别了靠天吃水、水窖取水的苦日子。
从新村出来，记者看到，春天的洛南，处处都是刚刚覆好地膜的烤烟田。借着无人机从空中俯瞰，道道地膜泛着光，如同山间的五线谱。劳作在田间的村民和满山的风景融合在一起，绘出了一幅美妙的春日画卷。
烤烟产业现在是村上的重要支柱产业，烤烟育苗中心则是村支书刘建国引以为傲的村集体经济的来源，这里培育的烟苗足以辐射全镇4000亩烤烟种植，不仅解决了村民就业，还增加了大家的收入。
山水洛南，在守护好这一方秦岭山水上更是做足了文章。他们创新机制，开展“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的秦岭保护模式，结合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网格化监管平台，以县、镇、村、组、片为责任主体，明确环境管理职责，充实环境监管人员，健全完善管理体系，推动生态环境监管工作规范化、精细化、长效化，确保全县秦岭生态环境安全。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的每一位鞑子梁人，都期待着澄（城）商（州）高速和洛（南）卢（氏）高速的建成，早日连通西安旅游圈、郑洛旅游圈、武汉旅游圈，发展全域旅游的条件就会更加优越。
有了好山好水好风光，再有便利的交通，他们一定会在这坡林溪谷间，奏响秦岭深处的新时代“田园牧歌”。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闫珅
图/西安报业全媒体首席记者 谢伟 记者 张红中
沈鹏：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争鸣
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因为问题涉及到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古人对“体”这一范畴的探讨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同时，古人又说“书肇自然”，艺术的创造，遵循着自然生成变化及运转的规律。而书法的本体价值，实际也正是生命形态在自然形态中物化的表现，书家在创作之时，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情感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的发展与字体的变化存在平行又交叉的现象。从书法史上说，一流的大书家或者书法经典作品，往往在字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由大篆到小篆，乃有李斯秦篆；由隶变乃有汉代隶书的诸多经典，由隶书的草化而有皇象、索靖。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实亦有赖于他的“新体”，即行、今草、正书。另以草书的形成和发展而论，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竹简（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可见合并、连缀等手法，这些手法即可看作后世草书的创作手法的原型。章草的成熟，也在楷书和行书之前。今草及后世所谓大草，是由章草演变的。
但是，中国书法字体，篆、隶、行、楷、草五体书，在其发展中相互渗透。一部分书家在文字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勇创新体，获得巨大建树。同时还有更多的书家，在较为稳定的字体形态中，取法古人，发扬自身的个性，发挥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多样性。如颜真卿写楷书，字法笔意，每取乎篆籀，深沉博大，在唐人中如一峰突起，其行书，则更是屋漏痕篆书笔法。张旭、怀素的草书，其笔法亦通乎篆书。宋代诸家，如苏东坡、米芾行草，在体势上，都有隶趣。在审美上，借古入今，乃有古趣，也是一般规律。如傅山，写楷书、行草，时常杂糅篆书形体，到清中叶以后碑学运动，书法审美上更呈现出以上古三代金石趣味为追求的现象，极大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走向。一时期，碑学成为了书法史的主流。取法金石笔意，甚至取古字进行“合体”的创作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托古改制”，其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艺术家的原创精神。艺术家的个性，各种“新理异态”的艺术元素，在师古、学古的形态中展现。一如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而上追古罗马。近代黄宾虹论及清代道、咸以来的碑学，亦常以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实际上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思想，中外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总体上说，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家的创造，需要在传统、时代、自我三者的脉络之间寻觅契合与平衡。清人何绍基有云：“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熔铸古人，熔铸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碑帖，自然会产生“合体”的形态，而“自成一家”，打破前人藩篱，就是创造。书法史上看，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创造气势连贯、绵延不绝之“一笔书”，故狭义之“破体书”往往指这种草书，即后人所谓大草，又如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而在笔者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原创与个性，是广义的“破体书”的核心要义。
在当下的文艺风气中，张公者先生在书法界发起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谓切中时弊。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有高度和深度的争鸣活动。这种讨论，有助于大家对传统书论中的一些课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能推动书法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些理论探讨中产生的火花，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不无裨益的。
（文为荣宝斋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书法合体论》序，题为编者所加。）
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因为问题涉及到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古人对“体”这一范畴的探讨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同时，古人又说“书肇自然”，艺术的创造，遵循着自然生成变化及运转的规律。而书法的本体价值，实际也正是生命形态在自然形态中物化的表现，书家在创作之时，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情感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的发展与字体的变化存在平行又交叉的现象。从书法史上说，一流的大书家或者书法经典作品，往往在字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由大篆到小篆，乃有李斯秦篆；由隶变乃有汉代隶书的诸多经典，由隶书的草化而有皇象、索靖。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实亦有赖于他的“新体”，即行、今草、正书。另以草书的形成和发展而论，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竹简（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可见合并、连缀等手法，这些手法即可看作后世草书的创作手法的原型。章草的成熟，也在楷书和行书之前。今草及后世所谓大草，是由章草演变的。
但是，中国书法字体，篆、隶、行、楷、草五体书，在其发展中相互渗透。一部分书家在文字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勇创新体，获得巨大建树。同时还有更多的书家，在较为稳定的字体形态中，取法古人，发扬自身的个性，发挥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多样性。如颜真卿写楷书，字法笔意，每取乎篆籀，深沉博大，在唐人中如一峰突起，其行书，则更是屋漏痕篆书笔法。张旭、怀素的草书，其笔法亦通乎篆书。宋代诸家，如苏东坡、米芾行草，在体势上，都有隶趣。在审美上，借古入今，乃有古趣，也是一般规律。如傅山，写楷书、行草，时常杂糅篆书形体，到清中叶以后碑学运动，书法审美上更呈现出以上古三代金石趣味为追求的现象，极大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走向。一时期，碑学成为了书法史的主流。取法金石笔意，甚至取古字进行“合体”的创作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托古改制”，其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艺术家的原创精神。艺术家的个性，各种“新理异态”的艺术元素，在师古、学古的形态中展现。一如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而上追古罗马。近代黄宾虹论及清代道、咸以来的碑学，亦常以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实际上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思想，中外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总体上说，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家的创造，需要在传统、时代、自我三者的脉络之间寻觅契合与平衡。清人何绍基有云：“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熔铸古人，熔铸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碑帖，自然会产生“合体”的形态，而“自成一家”，打破前人藩篱，就是创造。书法史上看，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创造气势连贯、绵延不绝之“一笔书”，故狭义之“破体书”往往指这种草书，即后人所谓大草，又如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而在笔者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原创与个性，是广义的“破体书”的核心要义。
在当下的文艺风气中，张公者先生在书法界发起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谓切中时弊。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有高度和深度的争鸣活动。这种讨论，有助于大家对传统书论中的一些课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能推动书法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些理论探讨中产生的火花，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不无裨益的。
（文为荣宝斋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书法合体论》序，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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