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通过对于制度得失的评议来观察政治得失，也就是说，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对于“制度”，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大致上讲，可以说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和基本规范，是制约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行为框架。
有学者强调：“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有学者指出：制度分为“无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构”的两种类型，即一类是“经历长久，约定俗成，无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伦理、信仰、仪式、节庆等”；另一类是“为特定需要、目的（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等），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如地缘、血缘、财富、才德能力、意识形态、公民大会、议会、乡举里选或科举等）而有意建构出来”的多重秩序网络。不管是活在今天，还是活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空间里，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多种秩序形成的交叉网络之中，而不是在某种单一秩序里。如果放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更大背景中看，制度就是政治文明的底色，是政治文明的支撑与映衬。制度所维系的正是特定的秩序。我们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其走势是否适合于文明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观察它的制度及其运行。
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它的节奏、韵律，历经形成、生长、发展，可能不断完善，也可能走向衰亡。追踪、观察、多维度反思这一过程，正是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当说到制度、规则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稳定恒常的标准。但是，如果承认只有在“运行”之中，才能观察到真正的制度，我们就会注意到，制度必须应对多变的、流动的现实。因此，制度本身的恒常，它所追求的“可预期”，跟它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或者说构成有张力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
所谓“非正式”，就是不见于书面规定，“令式之外”但经常为人们行用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可能是无奈情况下的灵活处置，或是应对制度“形式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规定与初衷势必带来某些调适甚或扭曲。唐高宗巡幸洛阳前，曾经对居守京师的李晦说：“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短短数语，点明了令式的局限性和令式之外的可能性。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说到官制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另一种则是“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些“事虽非正”的运作，对于正式制度的施行可能有补充或者说是润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灵活弹性的制度借由非正式制度的“因仍”“调和”才得以推行。如果我们专注于观察制度运行的实践进程，那么几乎可以说，“正式”与“非正式”交错混糅互为所用，并非截然二分，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空间里面有变形，有扭曲，有各种不曾预料的故事发生；这种空间中的活动，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也可能带来制度“平稳有效”的感觉。
当我们讨论制度史的时候，应该清楚，自己口中、笔下的“制度”二字，指的是书面规定，还是现实运行；二者从来不曾隔绝，但又并非同一层面的内容。陈寅恪先生早年曾经提醒学界说，有些研究，“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我们现在讲制度，例如宋代的文官制度，其实有同样的问题。看上去梳理得头头是道、严丝合缝的某些制度，往往是囿于甚至迎合书面规定的“整理”，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失真的。
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认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而人为因素是一时、偶发的。实际上，制度本身从来都是“规范”和“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本为“设范立制”，既是引导、保障，也是对某些利益关系的限定，对某些行为方式的制约。这样的引导、限定与制约，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曾经生效？制度运行中总有不同力量的推动、修正、抵制，这些“人事”起到什么作用？都需要通过制度的运行过程来观察。
制度的活力与生命是“人”赋予的，研究制度史必须关注人的活动。制度史研究的活力和持久生命力，取决于对制度活力的认识深度。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更重要的是指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邓小南】（责任编辑：马奎）转引自：历史学研究通讯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通过对于制度得失的评议来观察政治得失，也就是说，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对于“制度”，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大致上讲，可以说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和基本规范，是制约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行为框架。
有学者强调：“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有学者指出：制度分为“无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构”的两种类型，即一类是“经历长久，约定俗成，无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伦理、信仰、仪式、节庆等”；另一类是“为特定需要、目的（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等），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如地缘、血缘、财富、才德能力、意识形态、公民大会、议会、乡举里选或科举等）而有意建构出来”的多重秩序网络。不管是活在今天，还是活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空间里，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多种秩序形成的交叉网络之中，而不是在某种单一秩序里。如果放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更大背景中看，制度就是政治文明的底色，是政治文明的支撑与映衬。制度所维系的正是特定的秩序。我们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其走势是否适合于文明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观察它的制度及其运行。
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它的节奏、韵律，历经形成、生长、发展，可能不断完善，也可能走向衰亡。追踪、观察、多维度反思这一过程，正是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当说到制度、规则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稳定恒常的标准。但是，如果承认只有在“运行”之中，才能观察到真正的制度，我们就会注意到，制度必须应对多变的、流动的现实。因此，制度本身的恒常，它所追求的“可预期”，跟它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或者说构成有张力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
所谓“非正式”，就是不见于书面规定，“令式之外”但经常为人们行用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可能是无奈情况下的灵活处置，或是应对制度“形式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规定与初衷势必带来某些调适甚或扭曲。唐高宗巡幸洛阳前，曾经对居守京师的李晦说：“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短短数语，点明了令式的局限性和令式之外的可能性。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说到官制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另一种则是“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些“事虽非正”的运作，对于正式制度的施行可能有补充或者说是润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灵活弹性的制度借由非正式制度的“因仍”“调和”才得以推行。如果我们专注于观察制度运行的实践进程，那么几乎可以说，“正式”与“非正式”交错混糅互为所用，并非截然二分，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空间里面有变形，有扭曲，有各种不曾预料的故事发生；这种空间中的活动，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也可能带来制度“平稳有效”的感觉。
当我们讨论制度史的时候，应该清楚，自己口中、笔下的“制度”二字，指的是书面规定，还是现实运行；二者从来不曾隔绝，但又并非同一层面的内容。陈寅恪先生早年曾经提醒学界说，有些研究，“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我们现在讲制度，例如宋代的文官制度，其实有同样的问题。看上去梳理得头头是道、严丝合缝的某些制度，往往是囿于甚至迎合书面规定的“整理”，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失真的。
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认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而人为因素是一时、偶发的。实际上，制度本身从来都是“规范”和“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本为“设范立制”，既是引导、保障，也是对某些利益关系的限定，对某些行为方式的制约。这样的引导、限定与制约，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曾经生效？制度运行中总有不同力量的推动、修正、抵制，这些“人事”起到什么作用？都需要通过制度的运行过程来观察。
制度的活力与生命是“人”赋予的，研究制度史必须关注人的活动。制度史研究的活力和持久生命力，取决于对制度活力的认识深度。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更重要的是指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邓小南】（责任编辑：马奎）转引自：历史学研究通讯
（转）磁州窑的产品大部分是供普通民众使用的日常生活用瓷，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其风格和装饰特点也以民间喜见的质朴和豪放见长，属于庶民艺术的层面，因此不为士大夫阶层所赏识。宋人的一些著作中对当时一些较著名的窑口都有记载，而关于磁州窑的记载竟告阙如。
有关磁州窑的最早记述见于明洪武年间曹昭所撰的《格古要论》。清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格古要论》为三卷本，卷下《古窑器论》“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相类，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低于定器，新者不足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五卷本《新刊格古要论》钞本卷四“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佳，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目前最为流行并广泛为人们引用的版本，是明景泰七年至天顺三年（1456—1459）王佐根据曹昭洪武二十一年（1388）修撰本校增的十三卷本《新增格古要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天顺六年（1462）徐氏善德堂刻本为目前所见最早版本，其卷七“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以上三个版本在主要内容的记载上是一致的，关键是对磁器的评价有出入。英国大维德爵士认为其所收藏的明成化年《新增格古要论》刻本为最早版本，其中“高”字很不清楚，因此以后版本中的“高”字应是“低”字的误写。然而笔者前文所引徐氏善德堂版本更早，其中的“高”字并无不清，因此应是王佐增补时将“低”字改为了“高”字。此外，《四库全书》所采版本是“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应该是比较权威的版本，所用“低”字应可信。一般来说，宋明时期对定窑的评价极高，认为磁器高于定器的可能性不大，王佐改“低”为“高”，令人不解。
另一个明代有关磁州窑的重要文献材料，是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宋氏家规部》，其卷之四“窑类”条下记：“古白瓷（河南彰德府陶，比定次，亦有佳者，惟不露足质，底无滴蜜痕，其积油水处微青，亦有划花、印花）。”此后的清赏类著述和陶瓷专著大多传写《新增格古要论》的记述，内容大同小异。如清朱琰所撰《陶说》中载：“磁州窑，在河南彰德府磁州。《格古要论》：好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新者不足论。”清蓝浦所撰《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磁州窑”条载：“始磁州，昔属河南彰德府，今属北直隶广平府，称磁器者盖此。又本磁石制泥为坯陶成，所以名也。器之佳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其素者价高于定，在宋代固著，今人讹以陶窑瓷器概呼为磁器，不知另有是种窑。”另，该书卷八《陶说杂编上》引《窑器肆考》：“磁、瓷字不可通。瓷乃陶之坚致者，其土埴壤；磁实石名，出古邯郸地，今磁州。州有陶以磁石制泥为坯烧成，故曰磁器。非是处陶瓷皆称磁也。闻景德镇俗概从磁字书称，余所见商侣亦多以瓷为磁，真可一噱。磁州今尚烧造。”
从以上有关磁州窑的记载可以看出，至少在清代前期（嘉庆朝以前）之前，对磁州窑的记载是不确切、不公允的，而且不乏驳杂混乱之说。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上述文献记载大多将磁州窑独具风格的产品与定窑产品相比拟，只记述了磁州窑中并非主流产品的仿定窑的划花、绣花产品，而对磁州窑最典型的产品，如白地黑花、白釉剔花等未予记载，也未提及当时非常有名的磁州窑瓷枕。这至少说明清前期以前人们对磁州窑的认识很不全面。
第二，关于磁州窑是以磁石为泥的记载纯属望文生义，毫无根据。这一记载出现较早，后世的文献力图为其做注解，如《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曰：“磁石制泥为器，非吸铁引针之磁石，亦非烧料为磁粉之类，乃别一种石。其色光滑而白，其性埴而松，其器美而不致，实与瓷土异，惟磁州、许州有之。”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前半叶的民国时期，在吴仁敬、辛安潮著《中国陶瓷史》第九章“磁州窑”条下仍有“磁州窑以磁石制泥为坯烧成，故曰磁器”的记载。这样的误解今人已不会再出现。
第三，正是由于清代前期以前人们对磁州窑本身的特点没有正确的认识，故而从对器物的描述看，在之后的文献中许多磁州窑产品可能被称为“ 器”，如《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平定窑”条记：“今之西窑也，自宋已陶。土黎质粗而色白微黑，器皆厚大，盆碗殊无可观。人呼之曰 器，即平定州烧者。”也有归为其他窑口的情况，如《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平阳窑”条载：“亦西窑也，平阳府所烧，唐宋皆陶，有砖窑，大而容器多，有土窑，小而容器少。土壤白，汁水欠纯，故器色无可传者。”从书中描述看，平定窑和平阳窑产品均与磁州窑产品相似，且今天两地的产品也常被称为“磁州窑系”。
然而，磁州窑之所以能够在宋金以后成为名窑，不仅仅是因为其在明清时期成为贡御的窑场，还在于其在宋金时期就已有较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民间。这可以从三方面看出：
https://t.cn/A66I24Av
有关磁州窑的最早记述见于明洪武年间曹昭所撰的《格古要论》。清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格古要论》为三卷本，卷下《古窑器论》“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相类，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低于定器，新者不足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五卷本《新刊格古要论》钞本卷四“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佳，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目前最为流行并广泛为人们引用的版本，是明景泰七年至天顺三年（1456—1459）王佐根据曹昭洪武二十一年（1388）修撰本校增的十三卷本《新增格古要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天顺六年（1462）徐氏善德堂刻本为目前所见最早版本，其卷七“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以上三个版本在主要内容的记载上是一致的，关键是对磁器的评价有出入。英国大维德爵士认为其所收藏的明成化年《新增格古要论》刻本为最早版本，其中“高”字很不清楚，因此以后版本中的“高”字应是“低”字的误写。然而笔者前文所引徐氏善德堂版本更早，其中的“高”字并无不清，因此应是王佐增补时将“低”字改为了“高”字。此外，《四库全书》所采版本是“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应该是比较权威的版本，所用“低”字应可信。一般来说，宋明时期对定窑的评价极高，认为磁器高于定器的可能性不大，王佐改“低”为“高”，令人不解。
另一个明代有关磁州窑的重要文献材料，是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宋氏家规部》，其卷之四“窑类”条下记：“古白瓷（河南彰德府陶，比定次，亦有佳者，惟不露足质，底无滴蜜痕，其积油水处微青，亦有划花、印花）。”此后的清赏类著述和陶瓷专著大多传写《新增格古要论》的记述，内容大同小异。如清朱琰所撰《陶说》中载：“磁州窑，在河南彰德府磁州。《格古要论》：好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新者不足论。”清蓝浦所撰《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磁州窑”条载：“始磁州，昔属河南彰德府，今属北直隶广平府，称磁器者盖此。又本磁石制泥为坯陶成，所以名也。器之佳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其素者价高于定，在宋代固著，今人讹以陶窑瓷器概呼为磁器，不知另有是种窑。”另，该书卷八《陶说杂编上》引《窑器肆考》：“磁、瓷字不可通。瓷乃陶之坚致者，其土埴壤；磁实石名，出古邯郸地，今磁州。州有陶以磁石制泥为坯烧成，故曰磁器。非是处陶瓷皆称磁也。闻景德镇俗概从磁字书称，余所见商侣亦多以瓷为磁，真可一噱。磁州今尚烧造。”
从以上有关磁州窑的记载可以看出，至少在清代前期（嘉庆朝以前）之前，对磁州窑的记载是不确切、不公允的，而且不乏驳杂混乱之说。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上述文献记载大多将磁州窑独具风格的产品与定窑产品相比拟，只记述了磁州窑中并非主流产品的仿定窑的划花、绣花产品，而对磁州窑最典型的产品，如白地黑花、白釉剔花等未予记载，也未提及当时非常有名的磁州窑瓷枕。这至少说明清前期以前人们对磁州窑的认识很不全面。
第二，关于磁州窑是以磁石为泥的记载纯属望文生义，毫无根据。这一记载出现较早，后世的文献力图为其做注解，如《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曰：“磁石制泥为器，非吸铁引针之磁石，亦非烧料为磁粉之类，乃别一种石。其色光滑而白，其性埴而松，其器美而不致，实与瓷土异，惟磁州、许州有之。”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前半叶的民国时期，在吴仁敬、辛安潮著《中国陶瓷史》第九章“磁州窑”条下仍有“磁州窑以磁石制泥为坯烧成，故曰磁器”的记载。这样的误解今人已不会再出现。
第三，正是由于清代前期以前人们对磁州窑本身的特点没有正确的认识，故而从对器物的描述看，在之后的文献中许多磁州窑产品可能被称为“ 器”，如《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平定窑”条记：“今之西窑也，自宋已陶。土黎质粗而色白微黑，器皆厚大，盆碗殊无可观。人呼之曰 器，即平定州烧者。”也有归为其他窑口的情况，如《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平阳窑”条载：“亦西窑也，平阳府所烧，唐宋皆陶，有砖窑，大而容器多，有土窑，小而容器少。土壤白，汁水欠纯，故器色无可传者。”从书中描述看，平定窑和平阳窑产品均与磁州窑产品相似，且今天两地的产品也常被称为“磁州窑系”。
然而，磁州窑之所以能够在宋金以后成为名窑，不仅仅是因为其在明清时期成为贡御的窑场，还在于其在宋金时期就已有较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民间。这可以从三方面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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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无疑是这本书的重点内容，对京剧的角色分类、服装分类、艺术特色都做了详细介绍，尤其是不同角色的代表艺人的介绍，名单很长，随便提出来一个都是名角儿。
#雾凇闲读##读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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