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美奋斗者 小麦育种专家裘志新逝世##984快报# 12月22日，记者获悉，中国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最美奋斗者”、永宁县小麦育种繁殖所原所长裘志新，于2021年12月20日9时因病在永宁县逝世，享年74岁。
裘志新1947年8月生于浙江杭州，1965年高中毕业后，踏上了支宁的征程。1981年，他育成丰产性突出、适应性广泛、品质优良的宁春4号春小麦。因增产增收效果显著，这一小麦品种在短时间内迅速向内蒙古、新疆、甘肃等6省区推广，被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引种，成为我国春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之一。
他不断破解小麦的“生长密码”，建立起一套摊子小、花钱少、效率高的育种机制，连续30多年开展北育南繁任务，将育种工作卓有成效地推向前进，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一粒“种子”的情怀》
裘志新：“我相信，一粒种子能造福万千苍生！”
30多年来，一个适应性广、丰产性突出的春小麦良种——宁春4号，在我国宁夏、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国内春小麦产区丰产增收，成为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春小麦品种之一。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有名的春小麦品种，竟出自宁夏永宁县一个小小的良种繁殖场。它的发明人就是永宁县小麦育种繁殖所原所长、小麦育种专家裘志新。
从美丽的西子湖到环境艰苦的大西北，裘志新把乡村田野当成舞台，保持着泥土般的本色，不断破解小麦的“生长密码”，一次次地创造了小麦育种的奇迹。
庄稼汉是他的老师，大地是他的课堂
1965年9月，杭州火车站。600多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报名支援宁夏建设，登上西行的火车。18岁的裘志新是其中一员。那时，怀揣赤诚之心的他，毅然踏上了从家乡开往宁夏的列车，到宁夏银川永宁县插队当农民。
裘志新生长在杭州西湖边，来宁夏前从没见过高粱，更没干过农活。在艰苦的劳动中，他很快完成了身份转换，即便是壮劳力干的修渠护堤的重体力活，瘦小的裘志新都主动参与不甘人后。很快适应了农村生活的他，还积极投入到水稻插秧、药剂除草、小麦新品种引进、“5406”生物肥制作等新技术推广的工作中，成为农村科技带头人并被聘为乡农技员。
8年的农民生涯让裘志新认准一个理：农村最需要懂技术的人、良种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不可或缺的助推器。为此，裘志新开始走上了良种研究的道路。
1973年，裘志新被吸收到原永宁县良种场，正式进入科技人员行列。在工作中，他深切认识到自身专业知识的缺乏，在老专家的指导下，结合实际刻苦自学了良种繁育、作物栽培、植物生理、土壤肥料、昆虫病理、生物统计等十多门专业课程、理论知识，技术水平大有长进。
一起共事20多年的同事这样评价他：“调入永宁县良种繁殖场，为他后来的育种提供了基础，是他乐此不疲埋头育种的开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育种狂人。”
35年的“迁徙路”上他来回奔波
为了弄懂几个难点问题，裘志新会想尽一切办法搜集资料，骑车几十里到当地科研院所向专家请教。“从零开始，他自学掌握了各种专业知识，艰辛难以想象。”曾给裘志新当过多年副手的伍乘新说。为了加快育种的进度，每年宁夏小麦收割后，裘志新都会将种子运到云南和海南去加代繁育，也就是“南繁”。他像候鸟一样常年奔波在祖国的南北方，一年间在三地间来回奔波。
“他个子瘦瘦小小的，但是只要为了工作什么都可以不顾。‘南繁’的火车一开就是几天，裘志新就钻到硬座下面躺着休息。”上世纪80年代，在永宁县胜利乡工作的田万森第一次见裘志新时，只感觉他并没有宁夏人的长相，但是穿着打扮就像一个地道北方农民的形象。
“杂交育种，每种组合只种一两行，稍微出点意外，一些组合就见不到结果。”同事张振锁回忆，为保护种子，裘志新白天赶麻雀，夜里赶田鼠，睡眠时间很少。一次在海南育种时，当地长期不下雨，地里青苗被晒蔫了。裘志新只能和同事每天早上5点起床，从井里挑水，一瓢一瓢浇进地里，直到太阳落山才收工，足足坚持了20多天，靠血汗战胜了干旱。
在艰苦的环境下，裘志新依然秉持节俭不浪费的品质，用废水泥袋改扎种子袋，以报纸代替高级硫酸纸作杂交袋，甚至一个小小的白纸标签、一个回形针，也是用了再用。
艰苦条件下诞生的“宁春4号”
在专业理论知识贫乏，缺少育种经验、基础材料、仪器设备、育种经费，以及人手不足和家庭拖累大等困难下，裘志新依然在极为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带领课题组的同志，从单位与生产实际出发自学了育种专业理论，通过各种途径先后引进了国内外小麦品种资源1万余份，配制杂交组合2万多个。根据工作实际，他总结出一套适合本单位实际，摊子小、花钱少、效率高的育种方法。连续35年成功地进行了一年2—3代的北育南繁工作，将育种工作推向前进。
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1977年，裘志新与他的同事们首先育成半矮杆中熟丰产的春小麦新品种永良1、2号，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后取得较好的增产效果，当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次科学大会“育成小麦新品种奖”。1981年，他们育成丰产性突出、适应性广泛、品质优良的宁春4号(永良4号)春小麦，因其增产增收效果显著，在短时间便受到农民的欢迎，得以大面积推广，至1983年即完成了宁夏灌区小麦品种的第4次更新，同时迅速向内蒙古、新疆、甘肃等6省区扩展，并被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引种，成为我国春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之一，并深受广大农民与面粉加工企业的青睐，迄今仍是西北春麦区的当家品种。
截至2019年，仅宁春4号（永良4号）累计推广面积就达到1.4亿亩，已增小麦70亿kg，创造出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宁春4号的成功选育被国内外专家誉为“穿梭育种”的典范，其育成与推广先后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银川市有突出贡献科技成果特等奖。裘志新也被国际小麦玉米中心的小麦育种专家马丁．金格尔博士誉为“穿梭育种的典范”。
此生只为“宁春”来
然而，裘志新并未就此止步。继宁春４号之后，他又带领技术人员先后育成宁春５号、宁春13号、宁春26号、宁春33号、宁春38号、宁春39号、宁春41号、宁春48号、宁春51号、宁春52号、宁春53号及永良15号等12个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为西北、华北春麦区的小麦生产发挥了作用。
他还利用小麦雌雄蕊成熟的 “时间差”，首创“小麦剪颖直接授粉法”，省去“去雄”这一工序，将杂交工效提高了5－10倍。
裘志新对小麦育种事业，已经近乎痴迷与执着。在学生孙占波心中，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能跟随裘老工作。“2008年我们在云南进行南繁的时候，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暴雨，等我从梦里反应过来时，裘老师已经冲到雨中把种子收了起来，已经快60岁的他全身都淋透了，那个场景我终身难忘。”孙占波回忆道，裘志新老人工作起来根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也正是因为日复一日的忘我付出，让他的身体落下了严重的疾病。“如今我们的同学们都奔赴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育种家’的精神已经注入了我们每个人的骨血，激励了我们以他的精神和力量，把所从事的工作当成一份事业去拼搏。”孙占波说道。
2019年，裘志新被授予全国“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与他一同出现在“最美奋斗者”获得者名单上的，还有黄继光、邱少云、王进喜、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人。
“在田里的时候一站就是一天，雨鞋捂得脚极其难受，我们年轻小伙子都吃不住，但是裘老师从来没说过累。”作为裘志新的学生和同事，李前荣的心中裘志新是仿佛一座难以超越的大山。“他工作时的忘我精神，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李前荣告诉记者，4年前裘志新老人因为生病，逐渐丧失了语言功能，但是他心中依然惦记着繁育出比宁春４号还要优秀的品种。 “很遗憾没能在老人生前完成愿望，但是这也是我们每个育种研究员正在努力的目标。”李前荣说道。
对于身后事裘志新老人要求一切从简，就如同他生前的生活一样简朴而执着。
裘志新曾说过，“我相信，一粒种子能造福万千苍生！”如今，老人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可他培育出的新品种数十年如一日，替他守望着这片广袤的土地，守护着宁夏人民的“粮袋子”。（银川新闻网）
裘志新1947年8月生于浙江杭州，1965年高中毕业后，踏上了支宁的征程。1981年，他育成丰产性突出、适应性广泛、品质优良的宁春4号春小麦。因增产增收效果显著，这一小麦品种在短时间内迅速向内蒙古、新疆、甘肃等6省区推广，被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引种，成为我国春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之一。
他不断破解小麦的“生长密码”，建立起一套摊子小、花钱少、效率高的育种机制，连续30多年开展北育南繁任务，将育种工作卓有成效地推向前进，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一粒“种子”的情怀》
裘志新：“我相信，一粒种子能造福万千苍生！”
30多年来，一个适应性广、丰产性突出的春小麦良种——宁春4号，在我国宁夏、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国内春小麦产区丰产增收，成为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春小麦品种之一。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有名的春小麦品种，竟出自宁夏永宁县一个小小的良种繁殖场。它的发明人就是永宁县小麦育种繁殖所原所长、小麦育种专家裘志新。
从美丽的西子湖到环境艰苦的大西北，裘志新把乡村田野当成舞台，保持着泥土般的本色，不断破解小麦的“生长密码”，一次次地创造了小麦育种的奇迹。
庄稼汉是他的老师，大地是他的课堂
1965年9月，杭州火车站。600多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报名支援宁夏建设，登上西行的火车。18岁的裘志新是其中一员。那时，怀揣赤诚之心的他，毅然踏上了从家乡开往宁夏的列车，到宁夏银川永宁县插队当农民。
裘志新生长在杭州西湖边，来宁夏前从没见过高粱，更没干过农活。在艰苦的劳动中，他很快完成了身份转换，即便是壮劳力干的修渠护堤的重体力活，瘦小的裘志新都主动参与不甘人后。很快适应了农村生活的他，还积极投入到水稻插秧、药剂除草、小麦新品种引进、“5406”生物肥制作等新技术推广的工作中，成为农村科技带头人并被聘为乡农技员。
8年的农民生涯让裘志新认准一个理：农村最需要懂技术的人、良种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不可或缺的助推器。为此，裘志新开始走上了良种研究的道路。
1973年，裘志新被吸收到原永宁县良种场，正式进入科技人员行列。在工作中，他深切认识到自身专业知识的缺乏，在老专家的指导下，结合实际刻苦自学了良种繁育、作物栽培、植物生理、土壤肥料、昆虫病理、生物统计等十多门专业课程、理论知识，技术水平大有长进。
一起共事20多年的同事这样评价他：“调入永宁县良种繁殖场，为他后来的育种提供了基础，是他乐此不疲埋头育种的开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育种狂人。”
35年的“迁徙路”上他来回奔波
为了弄懂几个难点问题，裘志新会想尽一切办法搜集资料，骑车几十里到当地科研院所向专家请教。“从零开始，他自学掌握了各种专业知识，艰辛难以想象。”曾给裘志新当过多年副手的伍乘新说。为了加快育种的进度，每年宁夏小麦收割后，裘志新都会将种子运到云南和海南去加代繁育，也就是“南繁”。他像候鸟一样常年奔波在祖国的南北方，一年间在三地间来回奔波。
“他个子瘦瘦小小的，但是只要为了工作什么都可以不顾。‘南繁’的火车一开就是几天，裘志新就钻到硬座下面躺着休息。”上世纪80年代，在永宁县胜利乡工作的田万森第一次见裘志新时，只感觉他并没有宁夏人的长相，但是穿着打扮就像一个地道北方农民的形象。
“杂交育种，每种组合只种一两行，稍微出点意外，一些组合就见不到结果。”同事张振锁回忆，为保护种子，裘志新白天赶麻雀，夜里赶田鼠，睡眠时间很少。一次在海南育种时，当地长期不下雨，地里青苗被晒蔫了。裘志新只能和同事每天早上5点起床，从井里挑水，一瓢一瓢浇进地里，直到太阳落山才收工，足足坚持了20多天，靠血汗战胜了干旱。
在艰苦的环境下，裘志新依然秉持节俭不浪费的品质，用废水泥袋改扎种子袋，以报纸代替高级硫酸纸作杂交袋，甚至一个小小的白纸标签、一个回形针，也是用了再用。
艰苦条件下诞生的“宁春4号”
在专业理论知识贫乏，缺少育种经验、基础材料、仪器设备、育种经费，以及人手不足和家庭拖累大等困难下，裘志新依然在极为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带领课题组的同志，从单位与生产实际出发自学了育种专业理论，通过各种途径先后引进了国内外小麦品种资源1万余份，配制杂交组合2万多个。根据工作实际，他总结出一套适合本单位实际，摊子小、花钱少、效率高的育种方法。连续35年成功地进行了一年2—3代的北育南繁工作，将育种工作推向前进。
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1977年，裘志新与他的同事们首先育成半矮杆中熟丰产的春小麦新品种永良1、2号，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后取得较好的增产效果，当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次科学大会“育成小麦新品种奖”。1981年，他们育成丰产性突出、适应性广泛、品质优良的宁春4号(永良4号)春小麦，因其增产增收效果显著，在短时间便受到农民的欢迎，得以大面积推广，至1983年即完成了宁夏灌区小麦品种的第4次更新，同时迅速向内蒙古、新疆、甘肃等6省区扩展，并被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引种，成为我国春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之一，并深受广大农民与面粉加工企业的青睐，迄今仍是西北春麦区的当家品种。
截至2019年，仅宁春4号（永良4号）累计推广面积就达到1.4亿亩，已增小麦70亿kg，创造出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宁春4号的成功选育被国内外专家誉为“穿梭育种”的典范，其育成与推广先后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银川市有突出贡献科技成果特等奖。裘志新也被国际小麦玉米中心的小麦育种专家马丁．金格尔博士誉为“穿梭育种的典范”。
此生只为“宁春”来
然而，裘志新并未就此止步。继宁春４号之后，他又带领技术人员先后育成宁春５号、宁春13号、宁春26号、宁春33号、宁春38号、宁春39号、宁春41号、宁春48号、宁春51号、宁春52号、宁春53号及永良15号等12个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为西北、华北春麦区的小麦生产发挥了作用。
他还利用小麦雌雄蕊成熟的 “时间差”，首创“小麦剪颖直接授粉法”，省去“去雄”这一工序，将杂交工效提高了5－10倍。
裘志新对小麦育种事业，已经近乎痴迷与执着。在学生孙占波心中，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能跟随裘老工作。“2008年我们在云南进行南繁的时候，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暴雨，等我从梦里反应过来时，裘老师已经冲到雨中把种子收了起来，已经快60岁的他全身都淋透了，那个场景我终身难忘。”孙占波回忆道，裘志新老人工作起来根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也正是因为日复一日的忘我付出，让他的身体落下了严重的疾病。“如今我们的同学们都奔赴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育种家’的精神已经注入了我们每个人的骨血，激励了我们以他的精神和力量，把所从事的工作当成一份事业去拼搏。”孙占波说道。
2019年，裘志新被授予全国“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与他一同出现在“最美奋斗者”获得者名单上的，还有黄继光、邱少云、王进喜、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人。
“在田里的时候一站就是一天，雨鞋捂得脚极其难受，我们年轻小伙子都吃不住，但是裘老师从来没说过累。”作为裘志新的学生和同事，李前荣的心中裘志新是仿佛一座难以超越的大山。“他工作时的忘我精神，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李前荣告诉记者，4年前裘志新老人因为生病，逐渐丧失了语言功能，但是他心中依然惦记着繁育出比宁春４号还要优秀的品种。 “很遗憾没能在老人生前完成愿望，但是这也是我们每个育种研究员正在努力的目标。”李前荣说道。
对于身后事裘志新老人要求一切从简，就如同他生前的生活一样简朴而执着。
裘志新曾说过，“我相信，一粒种子能造福万千苍生！”如今，老人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可他培育出的新品种数十年如一日，替他守望着这片广袤的土地，守护着宁夏人民的“粮袋子”。（银川新闻网）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记者 李玉兰）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记者 李玉兰）
公开征意见！教师准入门槛将提高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来源：光明日报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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