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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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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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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炳强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邓炳强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叛徒行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两把“重锤”落地，盘踞多年的反中乱港势力作鸟兽散，“东方之珠”是否还存在国家安全隐患？由乱到治的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回答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在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但香港仍然面临多类国家安全风险，为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有必要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他同时表示，对于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邓炳强说：“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而要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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