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一场鼠疫与三个王朝#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崇祯十六年(1643)，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让欧洲死了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像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加上冬季严寒，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 与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 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
然而，1644 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大爆发的关键时刻。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以至1644年3月17日，在李自成攻北京城的前一天，在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前，李自成主动派出太监杜勋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放弃到手的胜利。然而面对如此条件，崇祯却在社稷颠覆的关键时刻没有答应。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兵就纷纷献城了。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城，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使鼠疫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41天迅速丧失战斗力，原因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潜伏期长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
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由于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的真正原因。
这些带病菌的士兵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于是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李自成的一着臭棋。本来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李自成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3月23日到3月27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料到会流行到秋天，所以才敢冲冠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哪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瑭。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狼”是轻易退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像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 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驻扎在北京，当年除了张罗顺治登基外，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即使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究其原因，也是清军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9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满清当年无力南下。
鼠疫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顺治二年(1645)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大规模鼠疫没有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了对满清战斗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可见，满清部队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厉害。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 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 退一步说为何1644 年北京一年三变天? 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开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 这就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到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峰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载体。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散散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
1644 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文/朱宇航 张森奉）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让欧洲死了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像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加上冬季严寒，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 与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 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
然而，1644 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大爆发的关键时刻。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以至1644年3月17日，在李自成攻北京城的前一天，在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前，李自成主动派出太监杜勋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放弃到手的胜利。然而面对如此条件，崇祯却在社稷颠覆的关键时刻没有答应。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兵就纷纷献城了。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城，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使鼠疫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41天迅速丧失战斗力，原因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潜伏期长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
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由于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的真正原因。
这些带病菌的士兵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于是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李自成的一着臭棋。本来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李自成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3月23日到3月27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料到会流行到秋天，所以才敢冲冠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哪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瑭。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狼”是轻易退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像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 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驻扎在北京，当年除了张罗顺治登基外，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即使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究其原因，也是清军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9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满清当年无力南下。
鼠疫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顺治二年(1645)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大规模鼠疫没有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了对满清战斗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可见，满清部队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厉害。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 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 退一步说为何1644 年北京一年三变天? 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开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 这就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到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峰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载体。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散散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
1644 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文/朱宇航 张森奉）
我心爱的两把青铜削刀
文 图 金鉴
在某次报国寺钱币交易会上，我看到一位山西来的中年人摊位上有两把不大的青铜削刀，问摊主多少钱一把？摊主指着那把刀柄有花纹的说，200 元；指着旁边稍稍窄点的那把说，100 元。我觉得摊主开价不高就蹲下来，拿过那把柄带花纹的刀仔细瞧。这把小刀极为普通，长大概有20 厘米，刀柄上有一列“倒三角”形排列很有秩序的花纹，是古人装饰美的显示。
一般来说，青铜削刀年代非常早，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的夏代。我手中这把青铜削刀虽然不奢望它制作的年代那么久远，起码可以证明那个时代人们已经知道将刀柄装饰上美丽的花纹，可见人对于美的追求源远流长。如同历史久远的彩陶，表面上所绘制的各种图案，代表的正是远古时代的先人就已经有了美化生活的需求了。书回正传，另一把青铜削刀如同柳叶状，柄的边缘不仅有两个眼，且是突出的两个铜疙瘩，可以系上美丽的绸子来装饰它。其实这把青铜削刀我猜测比起有装饰“倒三角”的小刀年代可能还早，虽然摊主要价不算高，但还要砍砍价，这是规矩。我试探着询问摊主，可否便宜些。摊主见我有意，主动将第一把青铜小刀降到150 元一把。我说，您看这样吧，我真心想要，第一把100 元，柳叶形的小刀50 元怎样？您还别说，摊主考虑了一下，竟然同意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同在一个市场，也有青铜削刀卖，甚至刀头没有了也喊价400 元，当然东西是人家的，人家爱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嫌贵不要买就是了，也可能人家进价就贵或是就想多赚一点，无可厚非。手里拿着这两把青铜削刀，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愉快。
青铜削刀是做什么用的呢？“刀笔吏”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更详细的可追溯到青铜时代的器物——削刀上。古人书写简牍时，如有错讹，即以刀削之。在我国历史上，较早的正式书写都是写在竹简或木牍上，由于竹简上的文字是用毛笔蘸墨或蘸漆写在竹简或木牍上，所以一旦出现书写错误，需要修改时，人们就使用一种叫“削”的青铜刀，削去竹简或木牍上的一层重写。也就是说，青铜削刀是起着现在“橡皮”的作用。古时的读书人或官员，常常随身携带着青铜削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刀笔并用，因此历代的文职官吏也被称为“刀笔吏”①。
柄有花纹的那把青铜削刀重45 克，长17.3 厘米，刀最宽处1.6 厘米，柄宽1.2 厘米，环径1.5 厘米；而柳叶青铜削刀重30 克，长16 厘米，刀最宽处1.5 厘米，柄宽0.9 厘米，环径（两环径）1.7 厘米。我在1989 年第8 期《文物》上看到一篇介绍说，北京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于1985 年9月至1988 年年底，在军都山南麓大柏老乡古城村葫芦沟、西梁垙和靳家堡乡玉皇庙3 处山戎墓地进行了7 期有计划的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均以发达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青铜削刀为典型代表，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近百件，青铜削刀130 余件，既数量可观且形式多样。在玉皇庙和葫芦沟墓地的晚期墓葬中还出土了少量尖首刀币。这三处墓葬的年代，上限可能西周、东周之际的春秋初期，下线可能已至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包括这三处墓地在内的燕山山脉一带，历来多发现直刃匕首或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综合地理、时代、文化内涵等因素，正可与文献记载相对照，从而证明该类遗存为历史上山戎部族的文化遗存，这三处墓地当为东周时山戎部族的氏族墓葬。
从上文可知，由于青铜削刀与尖首刀币共存于同一墓地，二者之间在形式演进轨迹上，又有序可循，而且并非孤例，故有理由推测燕国及其邻近最早出现的刀币——尖首刀，很有可能是山戎文化日常必备的生活工具青铜削刀，以后逐步以尖首刀币取代青铜削刀。我以为历史的发展大致应该如此。以上这篇记载山戎墓葬出土的青铜短剑、青铜削刀及其尖首刀币，考证出上线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770—221 年）或稍晚期（接近公元前221 年）。我在唐革非等编著的《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中看到其举例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图形上，清晰地看到有把青铜削刀，与我手中的那把手柄带有花纹的削刀器型是一模一样的②。
这令我吃惊，难道手中这把青铜削刀竟然是夏代（公元前21世纪——前16 世纪）的？二里头遗址被考古界定为夏代晚期的都城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以公元前16 世纪计算，也比春秋战国时期要早上近千年的历史，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购买时知道它是削竹简的削刀，年代估计到汉代就不错了，未曾有进一步的奢望，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来看传世到现在的青铜器，它们很可能有超乎我们想象的年代和用处。朋友您尽可查查自己的藏品，可不要埋没它们真正的价值呀！
有人依据原始刀币的发现地点分析了各国的关系，认为早期的刀币可能是春秋时期数民族古国，如鲜虞、仇犹、白狄等国所铸。在夏代的时候，已经是“夏、夷、商三古族交会并存的局面”。我国夏和商时期周边少数民族的发展已经十分兴旺。而作为游牧民族，他们宰杀牲畜，给牲畜剥皮、切肉等更需要金属工具。刀币的出现可能与这样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在唐革非等编著的《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第二节“中国古代原始货币文字的书法艺术历史地位”中，有以铜作为主要原料的中国古代货币，为我们留下了历史悠久的实物资料中有两张照片。图1—28 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小刀，刀长12.5 厘米。经碳14 测定在公元前3100 年左右，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选自《文物前史》195 页）。图1—29 商代青铜环首刀，1980 年内蒙古伊金霍夫旗朱开沟遗址出土。青铜环首刀，通长34.1 厘米，年代为公元前1600 年左右（选自《文物夏商周史》106 页）③。
笔者以为，上面举例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小刀，经碳14 测定为公元前3100 年，到现在起码有5000 年的历史，不愧为中国青铜文化之滥觞，进一步证明我国有5000 年辉煌历史的真实性。
笔者手中手柄带花纹图案的青铜削刀，虽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这种青铜小刀的器型，但当时恐怕不是作为削竹简上的错别字用（青铜削刀是春秋战国时用来修改竹简上的错讹之用，时代是公元前7 世纪），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小刀，以夏代晚期计算也在公元前16 世纪，推测当时仅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比较合理，或许是后来尖首刀币的前身，用来交换用的早期货币。
从现在来看，这种青铜削刀并不锋利，如果用来削竹简上写错的字，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现在使用铁刀甚至钢刀，比铜刀要锋利不知多少倍，而我们的祖先在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夏商时期没有铁刀、钢刀，当时青铜削刀就是最先进的刀具了。这样看，我们就理解了古人在竹简上写字的不容易。逛报国寺钱币交流会是极有意思的事，虽然我已退休几年了，但仍有许多新奇事需要了解，甚至有自己不知道的事，通过与钱币爱好者交流，常常可以见到一些不懂甚至新奇的物件，让自己开了眼界，或是懂得了其中的道理，绝不仅仅是逛逛市场而已。它满足了我不断求知的欲望，应了那句老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应该不断地进取，活到老学到老。
文 图 金鉴
在某次报国寺钱币交易会上，我看到一位山西来的中年人摊位上有两把不大的青铜削刀，问摊主多少钱一把？摊主指着那把刀柄有花纹的说，200 元；指着旁边稍稍窄点的那把说，100 元。我觉得摊主开价不高就蹲下来，拿过那把柄带花纹的刀仔细瞧。这把小刀极为普通，长大概有20 厘米，刀柄上有一列“倒三角”形排列很有秩序的花纹，是古人装饰美的显示。
一般来说，青铜削刀年代非常早，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的夏代。我手中这把青铜削刀虽然不奢望它制作的年代那么久远，起码可以证明那个时代人们已经知道将刀柄装饰上美丽的花纹，可见人对于美的追求源远流长。如同历史久远的彩陶，表面上所绘制的各种图案，代表的正是远古时代的先人就已经有了美化生活的需求了。书回正传，另一把青铜削刀如同柳叶状，柄的边缘不仅有两个眼，且是突出的两个铜疙瘩，可以系上美丽的绸子来装饰它。其实这把青铜削刀我猜测比起有装饰“倒三角”的小刀年代可能还早，虽然摊主要价不算高，但还要砍砍价，这是规矩。我试探着询问摊主，可否便宜些。摊主见我有意，主动将第一把青铜小刀降到150 元一把。我说，您看这样吧，我真心想要，第一把100 元，柳叶形的小刀50 元怎样？您还别说，摊主考虑了一下，竟然同意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同在一个市场，也有青铜削刀卖，甚至刀头没有了也喊价400 元，当然东西是人家的，人家爱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嫌贵不要买就是了，也可能人家进价就贵或是就想多赚一点，无可厚非。手里拿着这两把青铜削刀，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愉快。
青铜削刀是做什么用的呢？“刀笔吏”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更详细的可追溯到青铜时代的器物——削刀上。古人书写简牍时，如有错讹，即以刀削之。在我国历史上，较早的正式书写都是写在竹简或木牍上，由于竹简上的文字是用毛笔蘸墨或蘸漆写在竹简或木牍上，所以一旦出现书写错误，需要修改时，人们就使用一种叫“削”的青铜刀，削去竹简或木牍上的一层重写。也就是说，青铜削刀是起着现在“橡皮”的作用。古时的读书人或官员，常常随身携带着青铜削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刀笔并用，因此历代的文职官吏也被称为“刀笔吏”①。
柄有花纹的那把青铜削刀重45 克，长17.3 厘米，刀最宽处1.6 厘米，柄宽1.2 厘米，环径1.5 厘米；而柳叶青铜削刀重30 克，长16 厘米，刀最宽处1.5 厘米，柄宽0.9 厘米，环径（两环径）1.7 厘米。我在1989 年第8 期《文物》上看到一篇介绍说，北京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于1985 年9月至1988 年年底，在军都山南麓大柏老乡古城村葫芦沟、西梁垙和靳家堡乡玉皇庙3 处山戎墓地进行了7 期有计划的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均以发达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青铜削刀为典型代表，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近百件，青铜削刀130 余件，既数量可观且形式多样。在玉皇庙和葫芦沟墓地的晚期墓葬中还出土了少量尖首刀币。这三处墓葬的年代，上限可能西周、东周之际的春秋初期，下线可能已至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包括这三处墓地在内的燕山山脉一带，历来多发现直刃匕首或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综合地理、时代、文化内涵等因素，正可与文献记载相对照，从而证明该类遗存为历史上山戎部族的文化遗存，这三处墓地当为东周时山戎部族的氏族墓葬。
从上文可知，由于青铜削刀与尖首刀币共存于同一墓地，二者之间在形式演进轨迹上，又有序可循，而且并非孤例，故有理由推测燕国及其邻近最早出现的刀币——尖首刀，很有可能是山戎文化日常必备的生活工具青铜削刀，以后逐步以尖首刀币取代青铜削刀。我以为历史的发展大致应该如此。以上这篇记载山戎墓葬出土的青铜短剑、青铜削刀及其尖首刀币，考证出上线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770—221 年）或稍晚期（接近公元前221 年）。我在唐革非等编著的《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中看到其举例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图形上，清晰地看到有把青铜削刀，与我手中的那把手柄带有花纹的削刀器型是一模一样的②。
这令我吃惊，难道手中这把青铜削刀竟然是夏代（公元前21世纪——前16 世纪）的？二里头遗址被考古界定为夏代晚期的都城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以公元前16 世纪计算，也比春秋战国时期要早上近千年的历史，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购买时知道它是削竹简的削刀，年代估计到汉代就不错了，未曾有进一步的奢望，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来看传世到现在的青铜器，它们很可能有超乎我们想象的年代和用处。朋友您尽可查查自己的藏品，可不要埋没它们真正的价值呀！
有人依据原始刀币的发现地点分析了各国的关系，认为早期的刀币可能是春秋时期数民族古国，如鲜虞、仇犹、白狄等国所铸。在夏代的时候，已经是“夏、夷、商三古族交会并存的局面”。我国夏和商时期周边少数民族的发展已经十分兴旺。而作为游牧民族，他们宰杀牲畜，给牲畜剥皮、切肉等更需要金属工具。刀币的出现可能与这样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在唐革非等编著的《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第二节“中国古代原始货币文字的书法艺术历史地位”中，有以铜作为主要原料的中国古代货币，为我们留下了历史悠久的实物资料中有两张照片。图1—28 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小刀，刀长12.5 厘米。经碳14 测定在公元前3100 年左右，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选自《文物前史》195 页）。图1—29 商代青铜环首刀，1980 年内蒙古伊金霍夫旗朱开沟遗址出土。青铜环首刀，通长34.1 厘米，年代为公元前1600 年左右（选自《文物夏商周史》106 页）③。
笔者以为，上面举例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小刀，经碳14 测定为公元前3100 年，到现在起码有5000 年的历史，不愧为中国青铜文化之滥觞，进一步证明我国有5000 年辉煌历史的真实性。
笔者手中手柄带花纹图案的青铜削刀，虽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这种青铜小刀的器型，但当时恐怕不是作为削竹简上的错别字用（青铜削刀是春秋战国时用来修改竹简上的错讹之用，时代是公元前7 世纪），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小刀，以夏代晚期计算也在公元前16 世纪，推测当时仅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比较合理，或许是后来尖首刀币的前身，用来交换用的早期货币。
从现在来看，这种青铜削刀并不锋利，如果用来削竹简上写错的字，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现在使用铁刀甚至钢刀，比铜刀要锋利不知多少倍，而我们的祖先在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夏商时期没有铁刀、钢刀，当时青铜削刀就是最先进的刀具了。这样看，我们就理解了古人在竹简上写字的不容易。逛报国寺钱币交流会是极有意思的事，虽然我已退休几年了，但仍有许多新奇事需要了解，甚至有自己不知道的事，通过与钱币爱好者交流，常常可以见到一些不懂甚至新奇的物件，让自己开了眼界，或是懂得了其中的道理，绝不仅仅是逛逛市场而已。它满足了我不断求知的欲望，应了那句老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应该不断地进取，活到老学到老。
北魏太和造像之情缘（上）
文·图◎ 金鉴
本文引用有四张北魏太和造像的照片，拍摄相隔的时间仅数年，然而两张完美无瑕、色彩斑斓；两张碎成数块后复原、色彩黯淡。是谁为我们雕刻了这尊不朽的石刻艺术瑰宝？又是谁将这令人叹为观止的石刻艺术瑰宝碎身数段？请我慢慢向您道来。这尊北京最古老的北魏太和造像，是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据今已正好1526 年的历史了，说起北魏太和造像，我与它还有一段难以割舍的缘分。
与北魏太和造像结缘
早就听说北京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佛，我在《古老而充满活力的都城——北京》大型图册上看到了它的真面目，即刻被这尊充满神韵的石佛震慑住了，它实在是太完美了，我相信每一位见到它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倾倒，都会被它的神韵所感染！北魏石佛雕刻精美绝伦、施彩艳丽，给人视觉以美的享受。而《古老而充满活力的都城——北京》的解说词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希腊艺术和印度佛教混合而成的犍陀罗石刻艺术正式在北魏时传入中国并形成高潮。通高2.2 米的太和佛像方圆丰润，形态自若，体现了这种艺术的影响。这尊佛像又具有自身的珍贵之处，它是按鲜卑族魏孝文帝自己的模样雕刻成的。如此写实的手法，在中国古代艺术中极为罕见。”
带着美好的希冀，1996 年秋天，正是果实累累的金秋时节，我们一行5人骑车直奔凤凰岭。几经周折我们终于见到了这尊北京石佛之鼻祖，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它被安置在一座极为精美的石室里，这位被雕镌精美的鲜卑族魏孝文帝，如真人大小，栩栩如生，虽历经1500 多年，天然颜料依然浓艳，让人不得不对北魏时期的先人充满崇敬与钦佩！经过石佛看护者同意，我请一道随行的朋友拍下了石佛的照片。
北魏太和造像的艺术价值与有关记载
佛像赤脚立姿，由一整块椭圆形的花岗岩雕刻而成，身高1.65 米，站在半米高的莲花台座上，通高2.2 米。佛像面部丰满、端庄、慈祥，神态自如，袒胸露足，左手自然下垂、右手曲肱胸前；斜披袈裟，袖口垂地；下系羊肠大裙，衣褶凸凹分明，显示出造像者极高的技艺。背光上分层刻有忍冬纹，身旁及头部周围有吹、拉、弹、唱歌舞伎、乐天31 尊，形态生动，惟妙惟肖。佛像后面雕刻有12 排124 尊小佛，最小佛像仅有4 厘米高。石像下面有“太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阎惠端为皇帝、皇太后造像”字样，为我们提供了造像的确切年代。北魏太和十三年即公元489 年，距今正好1520 周年。统观石佛，用天然颜料，虽历经千年周身不失当年风采，堪称一绝。从造像风格来看，它应同山西云冈石窟同属一个时代（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即公元453 年，大部分石窟完成于太和十九年即公元495 年迁都洛阳之前），而这个时期正是希腊艺术与印度佛教混合而成的犍陀罗石刻艺术传入中国并形成高潮期。这尊佛像正是融合了东西方艺术之精华的代表。石像造于太和十三年，据历史记载：献文帝（拓跋弘）信佛教，轻功名，薄富贵，皇兴五年（471 年），让位于元宏，但实权仍由献文帝掌握。承明元年（476 年）六月，冯太后毒死献文帝，临朝称制。太和十四年九月冯太后死，孝文帝元宏理政。太和十三年正是太皇太后主持朝政期间。
常富春、耘夫所著的《北京最古老的石雕佛像》有如下记载：“循石刻造像旁山路上行四五里，有大、小黑山，山北边有古石窟，名照明洞瑞云庵，明代石碑记载这里原是古道场……据元代史书《析津志楫佚》记载：北魏太和年间曾造石窟寺，‘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金代曾加以重修。”是否这明照洞跟石窟寺有些关系呢？是否那尊石佛原来就供奉在此处石窟之中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希望有兴趣者来这里访古探幽，寻根问底。最后还应该提到的，是这尊石佛为什么能够保存这么久而又保护得这么好，竟然一点都没有损坏？这要归功于车耳营的人民。在上个世纪30 年代末，这里曾经发生一件事情，一天，一个外国人带着翻译和警察坐汽车来到山下，然后乘“二人抬”来到车耳营，外国人通过翻译向村里人讲，想出钱买下这尊石佛。村里人说这是我们村里的菩萨，我们天天要敬他，多少钱都不卖。在村里人坚持下，这个外国人没有办法，只有讨个没趣灰溜溜走了。不久，村里人就建下了这栋石头房子把石佛保护起来，所以这尊石佛才能保存至今。
《妙峰山琐记》载：“石佛殿在洞之西北，山门一，殿三楹，并东向，有咸丰三年石刻题名。殿中奉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阎惠端等造石佛一躯；背面下方刻有造像记。”郝仲泉先生在《石佛殿补考》一文中，还谈及关于石佛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为飨读者因缀如下，《妙峰山琐记》另载：“佛身高与人等……眉间嵌紫色宝石。”经查考，在民国期间，天津富商到妙峰山进香朝拜路过此地，曾多次提出购买石佛，看守人姚家未许，可能在此期间宝石被人盗走。石佛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在其身两侧各有长方形穴眼两个，传说过去装着翅膀，从京城运到聂各庄，靠人工抬走，原想运至黄普院瑞安庵，抬到车耳营村西再也搭不动了，便在该村落了户。在抬搭过程中，不小心将翅膀碰掉了，甚为可惜。
北魏太和造像的失窃令我忧心
1998 年清明节，我同妻子去佛山陵园给亲人扫墓，乘车时听说前几天（3 月25 日），北魏太和造像失盗，令我十分震惊。如此巨大的石佛居然失盗，倘若是真，盗窃分子也太猖獗了，居然置国法于不顾，简直难以让人相信，为了几个钱，竟然铤而走险……我忧心如焚，为了证实北魏太和造像失盗的真实性，我数次打电话到凤凰岭管理处，当得知北魏太和造像真的失窃时，心情十分沉重，那些日子石佛时常牵动着我的心，甚至睡不好立不安，那可是北京石刻艺术之瑰宝啊！堪称国宝。我反复观赏着石佛的照片，为石佛的失盗而担忧着。倘若文物盗窃者得逞，偷渡出境，那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北京将失去这一辉煌之最，这将是热爱古老而文明的北京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后经报刊报道：石佛的丢失，牵动着广大市民的心，人们纷纷谴责文物盗窃者的卑劣行径。
文·图◎ 金鉴
本文引用有四张北魏太和造像的照片，拍摄相隔的时间仅数年，然而两张完美无瑕、色彩斑斓；两张碎成数块后复原、色彩黯淡。是谁为我们雕刻了这尊不朽的石刻艺术瑰宝？又是谁将这令人叹为观止的石刻艺术瑰宝碎身数段？请我慢慢向您道来。这尊北京最古老的北魏太和造像，是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据今已正好1526 年的历史了，说起北魏太和造像，我与它还有一段难以割舍的缘分。
与北魏太和造像结缘
早就听说北京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佛，我在《古老而充满活力的都城——北京》大型图册上看到了它的真面目，即刻被这尊充满神韵的石佛震慑住了，它实在是太完美了，我相信每一位见到它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倾倒，都会被它的神韵所感染！北魏石佛雕刻精美绝伦、施彩艳丽，给人视觉以美的享受。而《古老而充满活力的都城——北京》的解说词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希腊艺术和印度佛教混合而成的犍陀罗石刻艺术正式在北魏时传入中国并形成高潮。通高2.2 米的太和佛像方圆丰润，形态自若，体现了这种艺术的影响。这尊佛像又具有自身的珍贵之处，它是按鲜卑族魏孝文帝自己的模样雕刻成的。如此写实的手法，在中国古代艺术中极为罕见。”
带着美好的希冀，1996 年秋天，正是果实累累的金秋时节，我们一行5人骑车直奔凤凰岭。几经周折我们终于见到了这尊北京石佛之鼻祖，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它被安置在一座极为精美的石室里，这位被雕镌精美的鲜卑族魏孝文帝，如真人大小，栩栩如生，虽历经1500 多年，天然颜料依然浓艳，让人不得不对北魏时期的先人充满崇敬与钦佩！经过石佛看护者同意，我请一道随行的朋友拍下了石佛的照片。
北魏太和造像的艺术价值与有关记载
佛像赤脚立姿，由一整块椭圆形的花岗岩雕刻而成，身高1.65 米，站在半米高的莲花台座上，通高2.2 米。佛像面部丰满、端庄、慈祥，神态自如，袒胸露足，左手自然下垂、右手曲肱胸前；斜披袈裟，袖口垂地；下系羊肠大裙，衣褶凸凹分明，显示出造像者极高的技艺。背光上分层刻有忍冬纹，身旁及头部周围有吹、拉、弹、唱歌舞伎、乐天31 尊，形态生动，惟妙惟肖。佛像后面雕刻有12 排124 尊小佛，最小佛像仅有4 厘米高。石像下面有“太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阎惠端为皇帝、皇太后造像”字样，为我们提供了造像的确切年代。北魏太和十三年即公元489 年，距今正好1520 周年。统观石佛，用天然颜料，虽历经千年周身不失当年风采，堪称一绝。从造像风格来看，它应同山西云冈石窟同属一个时代（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即公元453 年，大部分石窟完成于太和十九年即公元495 年迁都洛阳之前），而这个时期正是希腊艺术与印度佛教混合而成的犍陀罗石刻艺术传入中国并形成高潮期。这尊佛像正是融合了东西方艺术之精华的代表。石像造于太和十三年，据历史记载：献文帝（拓跋弘）信佛教，轻功名，薄富贵，皇兴五年（471 年），让位于元宏，但实权仍由献文帝掌握。承明元年（476 年）六月，冯太后毒死献文帝，临朝称制。太和十四年九月冯太后死，孝文帝元宏理政。太和十三年正是太皇太后主持朝政期间。
常富春、耘夫所著的《北京最古老的石雕佛像》有如下记载：“循石刻造像旁山路上行四五里，有大、小黑山，山北边有古石窟，名照明洞瑞云庵，明代石碑记载这里原是古道场……据元代史书《析津志楫佚》记载：北魏太和年间曾造石窟寺，‘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金代曾加以重修。”是否这明照洞跟石窟寺有些关系呢？是否那尊石佛原来就供奉在此处石窟之中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希望有兴趣者来这里访古探幽，寻根问底。最后还应该提到的，是这尊石佛为什么能够保存这么久而又保护得这么好，竟然一点都没有损坏？这要归功于车耳营的人民。在上个世纪30 年代末，这里曾经发生一件事情，一天，一个外国人带着翻译和警察坐汽车来到山下，然后乘“二人抬”来到车耳营，外国人通过翻译向村里人讲，想出钱买下这尊石佛。村里人说这是我们村里的菩萨，我们天天要敬他，多少钱都不卖。在村里人坚持下，这个外国人没有办法，只有讨个没趣灰溜溜走了。不久，村里人就建下了这栋石头房子把石佛保护起来，所以这尊石佛才能保存至今。
《妙峰山琐记》载：“石佛殿在洞之西北，山门一，殿三楹，并东向，有咸丰三年石刻题名。殿中奉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阎惠端等造石佛一躯；背面下方刻有造像记。”郝仲泉先生在《石佛殿补考》一文中，还谈及关于石佛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为飨读者因缀如下，《妙峰山琐记》另载：“佛身高与人等……眉间嵌紫色宝石。”经查考，在民国期间，天津富商到妙峰山进香朝拜路过此地，曾多次提出购买石佛，看守人姚家未许，可能在此期间宝石被人盗走。石佛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在其身两侧各有长方形穴眼两个，传说过去装着翅膀，从京城运到聂各庄，靠人工抬走，原想运至黄普院瑞安庵，抬到车耳营村西再也搭不动了，便在该村落了户。在抬搭过程中，不小心将翅膀碰掉了，甚为可惜。
北魏太和造像的失窃令我忧心
1998 年清明节，我同妻子去佛山陵园给亲人扫墓，乘车时听说前几天（3 月25 日），北魏太和造像失盗，令我十分震惊。如此巨大的石佛居然失盗，倘若是真，盗窃分子也太猖獗了，居然置国法于不顾，简直难以让人相信，为了几个钱，竟然铤而走险……我忧心如焚，为了证实北魏太和造像失盗的真实性，我数次打电话到凤凰岭管理处，当得知北魏太和造像真的失窃时，心情十分沉重，那些日子石佛时常牵动着我的心，甚至睡不好立不安，那可是北京石刻艺术之瑰宝啊！堪称国宝。我反复观赏着石佛的照片，为石佛的失盗而担忧着。倘若文物盗窃者得逞，偷渡出境，那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北京将失去这一辉煌之最，这将是热爱古老而文明的北京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后经报刊报道：石佛的丢失，牵动着广大市民的心，人们纷纷谴责文物盗窃者的卑劣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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