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人类为什么普遍都有拖延症？
说明拖延症有利于进化！
拖啊拖啊，阴阳转化，不利就变成有利了。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智慧之一。
很多玩股票的不懂这个，追涨杀跌频繁操作，决策次数越多，死得越快。
同样都是明朝的，一个几十年不上朝，啥事都没有。一个天天勤奋批阅奏章，十年恨不得换二十个班子。结果上了煤山。
只要你不是急诊室的医师，那拖延症就是好事。千万别改。嘿嘿嘿哈哈哈哈哈
说明拖延症有利于进化！
拖啊拖啊，阴阳转化，不利就变成有利了。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智慧之一。
很多玩股票的不懂这个，追涨杀跌频繁操作，决策次数越多，死得越快。
同样都是明朝的，一个几十年不上朝，啥事都没有。一个天天勤奋批阅奏章，十年恨不得换二十个班子。结果上了煤山。
只要你不是急诊室的医师，那拖延症就是好事。千万别改。嘿嘿嘿哈哈哈哈哈
津南区2人入选2022年5月天津好人榜
近日，由市文明办主办、天津文明网承办的推荐、评议“天津好人”活动揭晓2022年5月好人榜名单。津南区推荐的助人为乐好人刘四和、孝老爱亲好人闫建英入选“天津好人榜”。
助人为乐类
刘四和：建立志愿服务队 发挥特长服务社区居民
刘四和，男，59岁，群众，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居民，咸水沽镇第五届人大代表。他创建“四和苑”志愿服务队。长期以来，他带领团队发挥专业特长，自发为社区老人开办公益科普课程、解决生活困难。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组织志愿者为居民买药、收集居民需求、多次深入封控楼层服务。他积极创作诗歌、歌曲、快板书等抗疫艺术作品，其中快板书《津门战疫》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团中央公众号等客户端。他被津南区咸水沽镇授予“首善好人”荣誉称号。
谈起做志愿服务的初衷，刘四和感慨：“一次偶然，我的朋友家中突遭变故，他本人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那段时间我每天关心他、陪伴他。渐渐地，他从阴霾中走了出来，人变得积极阳光很多，我由衷感到高兴。因为这个事，我爱上了志愿服务，每天在想自己要做些什么，后来到咸水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觉得我应该在实践所里面，帮大家做一些公益的事。”就这样，他与志愿服务，结下不解之缘。
起初，刘四和在实践所里开展一些文艺作品创作活动，帮助咸水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百姓剧场中开展活动的居民调和舞台的舞美、灯光、音响。通过实践所的沟通，他开始为镇志愿队伍鸿雁朗诵文化艺术团讲解舞台实践课程，帮大家排练节目。
此外，刘四和紧跟社会时政，创作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为营造浓厚社会正能量氛围作出了积极贡献。疫情期间，他创作了快板书《白衣天使逆行援鄂——除夕出征》《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好人张庆才》《爷爷奶奶都来打疫苗》等，创作了反映社区干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诗歌《风雪中的那一抹红》《我不知道你的姓名》，抗疫歌曲《江城赞歌》《武汉援情》《春暖花开》《光明少年》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他创作了快板书《六中全会指方向》等，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
疫情期间，刘四和组建了“四和苑”科技助老志愿服务队，帮助老年人熟悉掌握科技产品。他们通过这种“以老助老”“以小老助大老”的形式，为镇域的老年人提供帮助。服务队在实践所举办了20多场专业的智能手机讲堂，自费做了5000本智能手机使用手册，并帮助老年人解决实际问题，让老年人能够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捷与快乐。服务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帮助老年朋友们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帮助大家搜集素材，制作视频参加“你好，天津”短视频大赛，展现津南人的精神风貌和美丽风光。刘四和带领志愿者们参与到创文、双拥等多项政府重点工作中，不断传递社会正能量。
2022年初，奥密克戎病毒突入津南，面对新冠疫情，刘四和立即组织志愿者们就地在各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小区封控管理的当天,他就带领全家人参与志愿服务，为各社区推荐志愿者，给他们抗疫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他组织封控区外的志愿者通过网络和走访，与多家药店进行联络，最终确立能够送药的48家正规药店，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制成表格，贴到封控区各个楼栋口，解决了居民最初的买药难问题。他还组织志愿者们在线上收集封控区居民需求，与社区一道为居民解决生活物资和药品保障问题。
刘四和参与封控区核酸检测的志愿服务，每次核酸检测都多次深入封控楼层服务。同时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通过镜头，让大家看到了封控区内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场景。在小区封控的20天里，他每天都在社区义务工作十几个小时，深夜回到家还在编辑视频、撰写文案，他通过公众号和视频号等平台发布《抗疫日记》《志愿者风采》和《战疫津声》等栏目，形成一份津门抗疫纪实文献。
这次疫情期间，刘四和还创作了许多诗歌、歌曲、快板书等艺术作品，其中快板书《津门战疫》，展现了全市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众志成城齐心抗疫的坚强意志。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团中央公众号等客户端和天津市团委、市少工委、津云、津彩青春、澎湃新闻、网易、新浪、搜狐、抖音、快手等平台。
就这样，刘四和带领的“四和苑”的志愿服务之路越走越远、越走越稳：“以后我们也会继续走在公益这条路上，永远做志愿服务，帮助更多人！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让咸水沽居民都进‘四合院’，大家都是亲近热络的街坊好邻居！”
孝老爱亲类
闫建英：“孝”对人生 传承美德
闫建英，女，50岁，中共预备党员，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刘家沟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她十几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无论是日复一日地端汤送水、洗脸洗脚、端屎端尿、还是每周一次的洗头洗澡、擦身换衣等等，把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她用自己的温情细心照料老人，时刻记挂着老人，为老人排忧解难，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她的孝心感染着周边群众。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她拿出照顾老人的那份细致劲儿，挨家挨户熟悉情况，真正做到了“不落一人，不差一户”，赢得了大家一致好评。
闫建英丈夫因工作需要常年不在家，她便一个人操持着这个家庭，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她坚持每天给公公擦拭、按摩身体、刮胡子，每月理发。为了使公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她专门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给老人听音乐、听评书，并且每天下班回来都会陪公公聊聊天解解闷，一有时间她就搀扶公公锻炼恢复，老人想吃啥，她总是尽量满足，从来不嫌麻烦，把老人照顾得舒舒服服、干干净净、开开心心。后来，公公年事已高，疾病又几次复发，导致身体完全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她便开始担负起给公公喂饭、喂水、洗脸、穿衣、翻身等繁琐的护理工作。无论是日复一日地端汤送水、洗脸洗脚、端屎端尿、还是每周一次的洗头洗澡、擦身换衣等等，把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就这样坚持照料老人十年有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属人间常情，但确实是难能可贵。她用自己的温情细心照料老人，时刻记挂着老人，为老人排忧解难，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她的孝贤行为在村里起到了很好的模范作用。她说："孝敬、照顾老人是应该的，也是做人的根本。"
闫建英的勤劳与善良，村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一致推荐她担任片区长，这样既不耽误照顾公公，还能为家庭带来一份收入。得到这样一份工作后，她更将其作为一份责任。她负责的片区是村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复杂的地方，租户多流动性大，她拿出了照顾家庭的那份细致劲儿，挨家挨户熟悉情况，添加联系方式，真正将片区当作自己家来管理。疫情爆发之后，她的片区任务最重，但她总能保证找到每一个人，也能让每一个有问题的村民及时联系上她，不论是做核酸还是供给物资，她都真正做到了“不落一人，不差一户”。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用华丽的辞藻，闫建英用最简单的行动诠释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份美德的深刻含义。饮水思源，她不仅爱护着自己的小家庭，更爱护好村民们的大家庭，她像一棵大树般，为每一个路过的人在夏日提供一点阴凉。
近日，由市文明办主办、天津文明网承办的推荐、评议“天津好人”活动揭晓2022年5月好人榜名单。津南区推荐的助人为乐好人刘四和、孝老爱亲好人闫建英入选“天津好人榜”。
助人为乐类
刘四和：建立志愿服务队 发挥特长服务社区居民
刘四和，男，59岁，群众，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居民，咸水沽镇第五届人大代表。他创建“四和苑”志愿服务队。长期以来，他带领团队发挥专业特长，自发为社区老人开办公益科普课程、解决生活困难。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组织志愿者为居民买药、收集居民需求、多次深入封控楼层服务。他积极创作诗歌、歌曲、快板书等抗疫艺术作品，其中快板书《津门战疫》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团中央公众号等客户端。他被津南区咸水沽镇授予“首善好人”荣誉称号。
谈起做志愿服务的初衷，刘四和感慨：“一次偶然，我的朋友家中突遭变故，他本人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那段时间我每天关心他、陪伴他。渐渐地，他从阴霾中走了出来，人变得积极阳光很多，我由衷感到高兴。因为这个事，我爱上了志愿服务，每天在想自己要做些什么，后来到咸水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觉得我应该在实践所里面，帮大家做一些公益的事。”就这样，他与志愿服务，结下不解之缘。
起初，刘四和在实践所里开展一些文艺作品创作活动，帮助咸水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百姓剧场中开展活动的居民调和舞台的舞美、灯光、音响。通过实践所的沟通，他开始为镇志愿队伍鸿雁朗诵文化艺术团讲解舞台实践课程，帮大家排练节目。
此外，刘四和紧跟社会时政，创作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为营造浓厚社会正能量氛围作出了积极贡献。疫情期间，他创作了快板书《白衣天使逆行援鄂——除夕出征》《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好人张庆才》《爷爷奶奶都来打疫苗》等，创作了反映社区干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诗歌《风雪中的那一抹红》《我不知道你的姓名》，抗疫歌曲《江城赞歌》《武汉援情》《春暖花开》《光明少年》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他创作了快板书《六中全会指方向》等，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
疫情期间，刘四和组建了“四和苑”科技助老志愿服务队，帮助老年人熟悉掌握科技产品。他们通过这种“以老助老”“以小老助大老”的形式，为镇域的老年人提供帮助。服务队在实践所举办了20多场专业的智能手机讲堂，自费做了5000本智能手机使用手册，并帮助老年人解决实际问题，让老年人能够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捷与快乐。服务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帮助老年朋友们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帮助大家搜集素材，制作视频参加“你好，天津”短视频大赛，展现津南人的精神风貌和美丽风光。刘四和带领志愿者们参与到创文、双拥等多项政府重点工作中，不断传递社会正能量。
2022年初，奥密克戎病毒突入津南，面对新冠疫情，刘四和立即组织志愿者们就地在各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小区封控管理的当天,他就带领全家人参与志愿服务，为各社区推荐志愿者，给他们抗疫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他组织封控区外的志愿者通过网络和走访，与多家药店进行联络，最终确立能够送药的48家正规药店，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制成表格，贴到封控区各个楼栋口，解决了居民最初的买药难问题。他还组织志愿者们在线上收集封控区居民需求，与社区一道为居民解决生活物资和药品保障问题。
刘四和参与封控区核酸检测的志愿服务，每次核酸检测都多次深入封控楼层服务。同时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通过镜头，让大家看到了封控区内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场景。在小区封控的20天里，他每天都在社区义务工作十几个小时，深夜回到家还在编辑视频、撰写文案，他通过公众号和视频号等平台发布《抗疫日记》《志愿者风采》和《战疫津声》等栏目，形成一份津门抗疫纪实文献。
这次疫情期间，刘四和还创作了许多诗歌、歌曲、快板书等艺术作品，其中快板书《津门战疫》，展现了全市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众志成城齐心抗疫的坚强意志。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团中央公众号等客户端和天津市团委、市少工委、津云、津彩青春、澎湃新闻、网易、新浪、搜狐、抖音、快手等平台。
就这样，刘四和带领的“四和苑”的志愿服务之路越走越远、越走越稳：“以后我们也会继续走在公益这条路上，永远做志愿服务，帮助更多人！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让咸水沽居民都进‘四合院’，大家都是亲近热络的街坊好邻居！”
孝老爱亲类
闫建英：“孝”对人生 传承美德
闫建英，女，50岁，中共预备党员，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刘家沟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她十几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无论是日复一日地端汤送水、洗脸洗脚、端屎端尿、还是每周一次的洗头洗澡、擦身换衣等等，把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她用自己的温情细心照料老人，时刻记挂着老人，为老人排忧解难，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她的孝心感染着周边群众。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她拿出照顾老人的那份细致劲儿，挨家挨户熟悉情况，真正做到了“不落一人，不差一户”，赢得了大家一致好评。
闫建英丈夫因工作需要常年不在家，她便一个人操持着这个家庭，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她坚持每天给公公擦拭、按摩身体、刮胡子，每月理发。为了使公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她专门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给老人听音乐、听评书，并且每天下班回来都会陪公公聊聊天解解闷，一有时间她就搀扶公公锻炼恢复，老人想吃啥，她总是尽量满足，从来不嫌麻烦，把老人照顾得舒舒服服、干干净净、开开心心。后来，公公年事已高，疾病又几次复发，导致身体完全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她便开始担负起给公公喂饭、喂水、洗脸、穿衣、翻身等繁琐的护理工作。无论是日复一日地端汤送水、洗脸洗脚、端屎端尿、还是每周一次的洗头洗澡、擦身换衣等等，把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就这样坚持照料老人十年有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属人间常情，但确实是难能可贵。她用自己的温情细心照料老人，时刻记挂着老人，为老人排忧解难，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她的孝贤行为在村里起到了很好的模范作用。她说："孝敬、照顾老人是应该的，也是做人的根本。"
闫建英的勤劳与善良，村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一致推荐她担任片区长，这样既不耽误照顾公公，还能为家庭带来一份收入。得到这样一份工作后，她更将其作为一份责任。她负责的片区是村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复杂的地方，租户多流动性大，她拿出了照顾家庭的那份细致劲儿，挨家挨户熟悉情况，添加联系方式，真正将片区当作自己家来管理。疫情爆发之后，她的片区任务最重，但她总能保证找到每一个人，也能让每一个有问题的村民及时联系上她，不论是做核酸还是供给物资，她都真正做到了“不落一人，不差一户”。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用华丽的辞藻，闫建英用最简单的行动诠释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份美德的深刻含义。饮水思源，她不仅爱护着自己的小家庭，更爱护好村民们的大家庭，她像一棵大树般，为每一个路过的人在夏日提供一点阴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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