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兄弟[超话]# #刘宇宁一念关山# #刘宇宁苍兰诀寻一个你mv#
老大，9月刚睡醒，第一天被你爪子吓一跳，真以为你伤了，从山里出关了总算有网了就吓我是吧，我的贵公子总算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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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人把“内卷”讲明白了
文/王见现
小镇的故事
1. 什么是内卷
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一个小镇。小镇上有很多鞋店，这些鞋店每天上午10点开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午休，下午2点到晚上6点继续营业；每周一至周五营业5天，周末休息。
夏天最热的那几天，鞋店老板们会纷纷把店关掉，去南方的海边度假；冬天最冷的那几天，鞋店老板们也会纷纷把店关掉，去北方的山里滑雪。
多年以来，小镇上的常住人口没有什么变化，鞋的品质一直优秀，供货也稳定，所以，小镇上的鞋的供需关系一直处于一个近乎完美的平衡状态。
后来有一天，一户人家出于不明原因从大城市搬来小镇上，并且也开了一家鞋店。小镇虽然小，但也算具有一定规模，鞋的供需平衡还不至于因为新增一家鞋店而被打破。
但是，那座大城市的人民以勤奋、能吃苦著称。果然，这户来自大城市的人家也具备这些特点。他们家的鞋店每天早晨7点就开门了，中午也不休息，晚上直到11点才关门；周末他们也正常营业，夏天和冬天他们也从不去度假。
渐渐地，他们的“勤奋”得到了回报，他们鞋店的生意明显好于小镇上的其他鞋店。以前小镇人民吃完晚饭后是无法买鞋的，但现在，他们几乎随时可以去大城市来的人的鞋店买鞋，也就没什么必要光顾其他鞋店了。
但小镇老板们也不服输，他们纷纷效仿大城市人民的作息时间，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他们的“勤奋”也得到了“回报”：他们的营业收入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那么，此时的小镇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由于小镇人口并没有增加，鞋的需求量保持恒定，跟以前一样，所以每家鞋店最终的营业收入没什么变化，并不会增长。但营业时间从原来的每周5天、每天6小时变成了每周7天、每天16小时。
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时间变长了，但收入却没有增加。
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卷（involution）。同时，这也是传说中的囚徒困境。
2. 什么是囚徒困境
我们可以把鞋店简化为两家：大城市鞋店和小镇鞋店。他们的工作模式也可简化为996和955。小镇上鞋的需求不变。根据以上条件可知：
如果两家鞋店都选择955，会平分市场需求，同时也保证了休息时间，这种情况下总体收益最高，假设两家的收益分别是5, 5。
如果两家鞋店都采取996工作模式，最终仍然会平分市场，但由于休息时间减少，幸福感降低，收益不能再是5, 5而应该是3, 3。
而如果一家店选择了996而另一家店选择了955，那么996鞋店最终可能会独占占市场，而955鞋店会没生意，于是两家的收益可假设为8, 0。
这场博弈中两家鞋店的赢利表如下：
两位鞋店老板彼此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但他们都是“聪明”人，很容易算出：如果对方996，那么我955的收益是0，我也996的收益是3，所以我应该996；如果对方955，那么我也955的收益是5，而我996的收益是8，所以我应该996。
最终，两家鞋店都选择了996，这场博弈达到纳什均衡，两位老板都成了996的“囚徒”。
纳什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每个参与人所采取的策略都是对于其他参与人的策略的最优反应。
3. 什么是勤劳和公平
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鞋店老板们工作时间变长了，娱乐时间就变少了，他们光顾餐馆、咖啡馆的次数就少了，于是小镇上的餐饮业变得冷清了。虽然鞋店的营业时间延长，他们的耗电量增加，但餐馆、咖啡馆却在一些生意冷清的时段进入了节电模式，所以发电厂的生意也没有变好。
总体算下来，小镇的经济不但没有变好，反而变差了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内卷不但有危害，而且会危害到看似无辜的每一个人。
疲惫的小镇鞋店老板们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成立鞋业协会，联合小镇政府制定强制性的行业规则和劳动法：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营业时间不得超过5天，法定节假日必须休息……鞋业协会有权要求不遵守规定的鞋店关门，对屡教不改者，鞋业协会将联合小镇政府将其驱逐出小镇……
行规一出，来自大城市的人家就立即抗议，他们觉得这是对勤劳致富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这是干涉他们的自由，这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和地域歧视……
鞋业协会立即怼了回去：你们所谓的勤劳并没有真正致富，反而对社会造成了危害。鞋店又不是急救中心，消费者早一天买鞋还是晚一天买鞋往往并没有区别。你们只顾着自己的作息时间而不管他人，这不是自由，而是自私，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劳动法面前人人平等，并没针对谁、歧视谁，对违法的人采取强制措施也是天经地义……
大城市的故事
如果你觉得内卷是老板们才要关心的问题，跟打工人无关，那么我们离开小镇，来看看大城市里发生的故事。
大城市里有一家皮鞋款式设计公司，原本每一位打工人都是9点上班5点下班。后来，一位从小镇来的打工人进入这家公司，他本没有从业经验，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在简历上和面试时都说了谎。于是开始打工时，他非常吃力，每天5点下班时他都无法完成工作，只好继续加班到9点才离开。
有一天，老板买了一台跑步机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那天起，老板都会在完成工作后跑步健身，要在8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室。所以他发现，这位小镇青年每天在8点时还没下班。于是，在下一个月的公司例会上，他表扬了小镇青年的刻苦精神，并宣布要他发奖金。
此后，其他打工人也发生了变化。有些人想，反正我下班之后也没什么事情，不如等8点以后再走，让老板也看到我加班，也给我发奖金。于是，加班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起初，他们获得奖金，但一段时间过后，随着加班的人变成了大多数，老板对这些“勤奋刻苦”的人见怪不怪了，奖金的事也不再提了。反而是那些下班后有事要做不能加班的人经常被老板批评，甚至被扣工资。
于是，打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了，但收入并没有增加，内卷害了每一个人。
要打破囚徒困境，打工人可以像小镇鞋店老板那样，成立工会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但他们其实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辞掉这份工作，去另一家不需要加班的公司。
而对于老板来说，如果选择满足工会要求，其实并没有什么损失，大家只是回到以前的状态而已，公司的业绩就算不增长，也不会下降。但如果他选择拒绝，那么那些本来能力优秀的打工人很可能选择离开，留下像小镇青年那样不得不加班的低效率打工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毫无疑问，良币被驱逐意味着企业将蒙受损失。
小结
因此，内卷不会创造价值，而且会危害每一个人。如果管理者不制定有效措施防止内卷，而任由内卷发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受害者，每个人的幸福感都会降低。
文/王见现
小镇的故事
1. 什么是内卷
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一个小镇。小镇上有很多鞋店，这些鞋店每天上午10点开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午休，下午2点到晚上6点继续营业；每周一至周五营业5天，周末休息。
夏天最热的那几天，鞋店老板们会纷纷把店关掉，去南方的海边度假；冬天最冷的那几天，鞋店老板们也会纷纷把店关掉，去北方的山里滑雪。
多年以来，小镇上的常住人口没有什么变化，鞋的品质一直优秀，供货也稳定，所以，小镇上的鞋的供需关系一直处于一个近乎完美的平衡状态。
后来有一天，一户人家出于不明原因从大城市搬来小镇上，并且也开了一家鞋店。小镇虽然小，但也算具有一定规模，鞋的供需平衡还不至于因为新增一家鞋店而被打破。
但是，那座大城市的人民以勤奋、能吃苦著称。果然，这户来自大城市的人家也具备这些特点。他们家的鞋店每天早晨7点就开门了，中午也不休息，晚上直到11点才关门；周末他们也正常营业，夏天和冬天他们也从不去度假。
渐渐地，他们的“勤奋”得到了回报，他们鞋店的生意明显好于小镇上的其他鞋店。以前小镇人民吃完晚饭后是无法买鞋的，但现在，他们几乎随时可以去大城市来的人的鞋店买鞋，也就没什么必要光顾其他鞋店了。
但小镇老板们也不服输，他们纷纷效仿大城市人民的作息时间，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他们的“勤奋”也得到了“回报”：他们的营业收入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那么，此时的小镇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由于小镇人口并没有增加，鞋的需求量保持恒定，跟以前一样，所以每家鞋店最终的营业收入没什么变化，并不会增长。但营业时间从原来的每周5天、每天6小时变成了每周7天、每天16小时。
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时间变长了，但收入却没有增加。
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卷（involution）。同时，这也是传说中的囚徒困境。
2. 什么是囚徒困境
我们可以把鞋店简化为两家：大城市鞋店和小镇鞋店。他们的工作模式也可简化为996和955。小镇上鞋的需求不变。根据以上条件可知：
如果两家鞋店都选择955，会平分市场需求，同时也保证了休息时间，这种情况下总体收益最高，假设两家的收益分别是5, 5。
如果两家鞋店都采取996工作模式，最终仍然会平分市场，但由于休息时间减少，幸福感降低，收益不能再是5, 5而应该是3, 3。
而如果一家店选择了996而另一家店选择了955，那么996鞋店最终可能会独占占市场，而955鞋店会没生意，于是两家的收益可假设为8, 0。
这场博弈中两家鞋店的赢利表如下：
两位鞋店老板彼此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但他们都是“聪明”人，很容易算出：如果对方996，那么我955的收益是0，我也996的收益是3，所以我应该996；如果对方955，那么我也955的收益是5，而我996的收益是8，所以我应该996。
最终，两家鞋店都选择了996，这场博弈达到纳什均衡，两位老板都成了996的“囚徒”。
纳什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每个参与人所采取的策略都是对于其他参与人的策略的最优反应。
3. 什么是勤劳和公平
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鞋店老板们工作时间变长了，娱乐时间就变少了，他们光顾餐馆、咖啡馆的次数就少了，于是小镇上的餐饮业变得冷清了。虽然鞋店的营业时间延长，他们的耗电量增加，但餐馆、咖啡馆却在一些生意冷清的时段进入了节电模式，所以发电厂的生意也没有变好。
总体算下来，小镇的经济不但没有变好，反而变差了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内卷不但有危害，而且会危害到看似无辜的每一个人。
疲惫的小镇鞋店老板们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成立鞋业协会，联合小镇政府制定强制性的行业规则和劳动法：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营业时间不得超过5天，法定节假日必须休息……鞋业协会有权要求不遵守规定的鞋店关门，对屡教不改者，鞋业协会将联合小镇政府将其驱逐出小镇……
行规一出，来自大城市的人家就立即抗议，他们觉得这是对勤劳致富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这是干涉他们的自由，这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和地域歧视……
鞋业协会立即怼了回去：你们所谓的勤劳并没有真正致富，反而对社会造成了危害。鞋店又不是急救中心，消费者早一天买鞋还是晚一天买鞋往往并没有区别。你们只顾着自己的作息时间而不管他人，这不是自由，而是自私，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劳动法面前人人平等，并没针对谁、歧视谁，对违法的人采取强制措施也是天经地义……
大城市的故事
如果你觉得内卷是老板们才要关心的问题，跟打工人无关，那么我们离开小镇，来看看大城市里发生的故事。
大城市里有一家皮鞋款式设计公司，原本每一位打工人都是9点上班5点下班。后来，一位从小镇来的打工人进入这家公司，他本没有从业经验，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在简历上和面试时都说了谎。于是开始打工时，他非常吃力，每天5点下班时他都无法完成工作，只好继续加班到9点才离开。
有一天，老板买了一台跑步机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那天起，老板都会在完成工作后跑步健身，要在8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室。所以他发现，这位小镇青年每天在8点时还没下班。于是，在下一个月的公司例会上，他表扬了小镇青年的刻苦精神，并宣布要他发奖金。
此后，其他打工人也发生了变化。有些人想，反正我下班之后也没什么事情，不如等8点以后再走，让老板也看到我加班，也给我发奖金。于是，加班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起初，他们获得奖金，但一段时间过后，随着加班的人变成了大多数，老板对这些“勤奋刻苦”的人见怪不怪了，奖金的事也不再提了。反而是那些下班后有事要做不能加班的人经常被老板批评，甚至被扣工资。
于是，打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了，但收入并没有增加，内卷害了每一个人。
要打破囚徒困境，打工人可以像小镇鞋店老板那样，成立工会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但他们其实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辞掉这份工作，去另一家不需要加班的公司。
而对于老板来说，如果选择满足工会要求，其实并没有什么损失，大家只是回到以前的状态而已，公司的业绩就算不增长，也不会下降。但如果他选择拒绝，那么那些本来能力优秀的打工人很可能选择离开，留下像小镇青年那样不得不加班的低效率打工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毫无疑问，良币被驱逐意味着企业将蒙受损失。
小结
因此，内卷不会创造价值，而且会危害每一个人。如果管理者不制定有效措施防止内卷，而任由内卷发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受害者，每个人的幸福感都会降低。
#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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