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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辛劳生活 天气越来越热，每天往返于装修现场与出租屋，人们嫌弃江南位置偏僻，是因为过去长江隔断城市南北，靠轮渡往来，如今多座大桥横跨，交通方便，但人们惯性思维，不愿过来江南，所以江南很安静，车不多但马路宽阔，所有楼盘都没有满员，人少，空气好的对得起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之名...俺在江南工作居住半个世纪了，新的房屋继续选择江南，美好就好。 https://t.cn/A6fUWqBL
龟兹壁画：比莫高窟还要古老的西域佛教艺术
鸠摩罗什的故土龟兹，是中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它被现代艺术家称为「第二个敦煌莫高窟」。而实际上，龟兹的石窟艺术比莫高窟历史更为久远。
位于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地等多种文明的交汇之处，这座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保存着大量文化遗迹，弥足珍贵。石窟内的壁画不仅是西域佛教思想的载体，更是还原当地历史风俗与文化艺术的重要存证。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佛教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在印度恒河中游一带流传。史称为「部派佛教」时代。
直到1世纪前后，佛教翻越葱岭，到达西域的疏勒，再传播到龟兹、焉耆、高昌等地。起初传入的是小乘佛教，其后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也逐渐传入西域地区，出现了大小乘佛教并行的局面。西域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原的重要桥梁。龟兹，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成为东西文化融合交汇的枢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时期。其间，西域境内开凿了众多大规模的石窟，绘制了数目惊人的壁画，兴建起雄伟壮观的佛寺。500余座龟兹石窟零星坐落在如今的新疆各地，成为宝贵的文化存留和历史遗迹。
开凿于3至9世纪的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群的代表，也是西域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克孜尔石窟，或称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其中保存了大量壁画，内容题材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为主，展现出丰富的西域佛教艺术，见证了当时佛教盛行的景况。直到10世纪前后，佛教渐为伊斯兰教所替代。龟兹佛教也就此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克孜尔石窟壁画采用了天然矿物质颜料，稳定性较好，至今颜色鲜明。青金石、朱砂、绿铜矿等矿物被磨成粉末，制成颜料后涂画在墙壁上，在昏暗的石窟中宛如绽开的绚丽花朵。
大部分佛教故事都画在菱形格划分的单元里，每一个菱形格内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菱形格代表着佛教观念中的山，呈现出佛陀在山中说法的情境，同时结合了龟兹周边多山的自然地貌特点。菱形格成了龟兹佛教壁画中特有的构图形式。
除了讲述佛教人物和主题故事，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也反映了当时龟兹的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例如，第175窟中出现了描绘耕地、制陶图样，生动还原了当时生产劳动的场景。另外最为突出的是壁画中的乐舞元素。西域地区的人民崇尚音乐舞蹈艺术，龟兹也不例外。玄奘取经曾路经此地，后来在《大唐西域记》中对龟兹留下了「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赞叹。
克孜尔壁画中，伎乐图占有很大比重。其中，第38窟保存有较完整的壁画，主室两壁上方绘有天宫伎乐壁画。因此，这一窟室被德国考察队命名为「音乐家合唱洞」。壁画中的人物或抱琵琶，或弹箜篌，姿态美妙，令人叹为观止。
据考证，龟兹石窟壁画中乐器多达十余种，以箜篌、五弦琵琶为主，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西亚、汉地及龟兹本土的乐器。那些妙曼的舞姿被认为主要受到印度舞蹈文化的影响。
前秦时，吕光攻破龟兹国后，携鸠摩罗什东归，同时将大量龟兹伎乐、珍宝掠往中原，龟兹乐以及西域其他诸国的音乐逐渐传入汉地，引起了中国音律理论到演奏实践的变革，中国古典雅乐深受启发。
唐代元稹有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隋唐宫廷中专门设有「龟兹乐」一类，由此可见龟兹乐舞在中原地区蔚然成风，颇受欢迎。
西域地区常用音乐形式来弘扬佛法，佛曲是龟兹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歌曲随后也东渐入汉。著名的有《龟兹佛曲》《苏幕遮》《婆伽儿》等等。其中，《苏幕遮》原本是一种祈祷破灾避邪的大型歌舞戏，后来成为常见的词牌名。龟兹音乐不仅为中原地区传输了佛教思想，同时也丰富了中原文化，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求。
龟兹壁画明显包含着犍陀罗艺术风格。犍陀罗国位于今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处欧亚大陆连接点上，一度是贵霜王国的中心地区。此地曾为希腊人长期占领，文化艺术极为兴盛，深受古希腊、罗马的影响，风格融贯中西。
早期西域诸国的佛教艺术多受犍陀罗的影响。克孜尔石窟中的佛传故事，就明显带有犍陀罗「一图一景」式的佛传图的痕迹。不少壁画中的表现场景，和犍陀罗地区出土的浮雕作品大同小异。
佛教最初有「不立偶像」一说，佛陀本身并不赞同偶像崇拜。然而受西方人体雕塑艺术影响，犍陀罗开创了佛教图像化的时代。佛像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涌现，也促进了佛教更广泛地传播。
另外经研究发现，龟兹壁画中交脚而坐的菩萨形象也多半继承于犍陀罗，因为这种坐势深受贵霜王侯喜爱，而不见于中南印度等地。
而在对于人体肉感的描绘方面，克孜尔壁画又明显更偏向印度风格，同样推崇丰满的肉体美。种种迹象表明，龟兹壁画中结合了多元的外来风格和龟兹本土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艺术美感。
由于历史上的人为事件与自然灾害，龟兹的塑像、壁画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损坏。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在这片地区探索时，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石窟遭到盗割。大量精美壁画、彩绘泥塑等珍贵文物被掠取到国外，现在留存在柏林、巴黎、伦敦等地。
近年来，克孜尔石窟等历史遗迹成为重点保护文物，国家开始进行石窟加固、壁画修复等工作。曾经斑驳剥离的龟兹壁画，在现代再一次焕发生机，展现在众人眼前。
千年石窟，见证了古龟兹国的兴衰，见证了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不绝，文化西传东渐，如今却显得有些荒凉。幸而，这些壁画依旧绚烂夺目，仿佛又将人带回到千年前的岁月，耳畔传来远去的驼铃、悠扬的羌笛，回响久久不歇。（摘自2019年10《知中》公号）
鸠摩罗什的故土龟兹，是中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它被现代艺术家称为「第二个敦煌莫高窟」。而实际上，龟兹的石窟艺术比莫高窟历史更为久远。
位于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地等多种文明的交汇之处，这座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保存着大量文化遗迹，弥足珍贵。石窟内的壁画不仅是西域佛教思想的载体，更是还原当地历史风俗与文化艺术的重要存证。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佛教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在印度恒河中游一带流传。史称为「部派佛教」时代。
直到1世纪前后，佛教翻越葱岭，到达西域的疏勒，再传播到龟兹、焉耆、高昌等地。起初传入的是小乘佛教，其后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也逐渐传入西域地区，出现了大小乘佛教并行的局面。西域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原的重要桥梁。龟兹，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成为东西文化融合交汇的枢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时期。其间，西域境内开凿了众多大规模的石窟，绘制了数目惊人的壁画，兴建起雄伟壮观的佛寺。500余座龟兹石窟零星坐落在如今的新疆各地，成为宝贵的文化存留和历史遗迹。
开凿于3至9世纪的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群的代表，也是西域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克孜尔石窟，或称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其中保存了大量壁画，内容题材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为主，展现出丰富的西域佛教艺术，见证了当时佛教盛行的景况。直到10世纪前后，佛教渐为伊斯兰教所替代。龟兹佛教也就此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克孜尔石窟壁画采用了天然矿物质颜料，稳定性较好，至今颜色鲜明。青金石、朱砂、绿铜矿等矿物被磨成粉末，制成颜料后涂画在墙壁上，在昏暗的石窟中宛如绽开的绚丽花朵。
大部分佛教故事都画在菱形格划分的单元里，每一个菱形格内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菱形格代表着佛教观念中的山，呈现出佛陀在山中说法的情境，同时结合了龟兹周边多山的自然地貌特点。菱形格成了龟兹佛教壁画中特有的构图形式。
除了讲述佛教人物和主题故事，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也反映了当时龟兹的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例如，第175窟中出现了描绘耕地、制陶图样，生动还原了当时生产劳动的场景。另外最为突出的是壁画中的乐舞元素。西域地区的人民崇尚音乐舞蹈艺术，龟兹也不例外。玄奘取经曾路经此地，后来在《大唐西域记》中对龟兹留下了「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赞叹。
克孜尔壁画中，伎乐图占有很大比重。其中，第38窟保存有较完整的壁画，主室两壁上方绘有天宫伎乐壁画。因此，这一窟室被德国考察队命名为「音乐家合唱洞」。壁画中的人物或抱琵琶，或弹箜篌，姿态美妙，令人叹为观止。
据考证，龟兹石窟壁画中乐器多达十余种，以箜篌、五弦琵琶为主，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西亚、汉地及龟兹本土的乐器。那些妙曼的舞姿被认为主要受到印度舞蹈文化的影响。
前秦时，吕光攻破龟兹国后，携鸠摩罗什东归，同时将大量龟兹伎乐、珍宝掠往中原，龟兹乐以及西域其他诸国的音乐逐渐传入汉地，引起了中国音律理论到演奏实践的变革，中国古典雅乐深受启发。
唐代元稹有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隋唐宫廷中专门设有「龟兹乐」一类，由此可见龟兹乐舞在中原地区蔚然成风，颇受欢迎。
西域地区常用音乐形式来弘扬佛法，佛曲是龟兹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歌曲随后也东渐入汉。著名的有《龟兹佛曲》《苏幕遮》《婆伽儿》等等。其中，《苏幕遮》原本是一种祈祷破灾避邪的大型歌舞戏，后来成为常见的词牌名。龟兹音乐不仅为中原地区传输了佛教思想，同时也丰富了中原文化，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求。
龟兹壁画明显包含着犍陀罗艺术风格。犍陀罗国位于今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处欧亚大陆连接点上，一度是贵霜王国的中心地区。此地曾为希腊人长期占领，文化艺术极为兴盛，深受古希腊、罗马的影响，风格融贯中西。
早期西域诸国的佛教艺术多受犍陀罗的影响。克孜尔石窟中的佛传故事，就明显带有犍陀罗「一图一景」式的佛传图的痕迹。不少壁画中的表现场景，和犍陀罗地区出土的浮雕作品大同小异。
佛教最初有「不立偶像」一说，佛陀本身并不赞同偶像崇拜。然而受西方人体雕塑艺术影响，犍陀罗开创了佛教图像化的时代。佛像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涌现，也促进了佛教更广泛地传播。
另外经研究发现，龟兹壁画中交脚而坐的菩萨形象也多半继承于犍陀罗，因为这种坐势深受贵霜王侯喜爱，而不见于中南印度等地。
而在对于人体肉感的描绘方面，克孜尔壁画又明显更偏向印度风格，同样推崇丰满的肉体美。种种迹象表明，龟兹壁画中结合了多元的外来风格和龟兹本土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艺术美感。
由于历史上的人为事件与自然灾害，龟兹的塑像、壁画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损坏。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在这片地区探索时，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石窟遭到盗割。大量精美壁画、彩绘泥塑等珍贵文物被掠取到国外，现在留存在柏林、巴黎、伦敦等地。
近年来，克孜尔石窟等历史遗迹成为重点保护文物，国家开始进行石窟加固、壁画修复等工作。曾经斑驳剥离的龟兹壁画，在现代再一次焕发生机，展现在众人眼前。
千年石窟，见证了古龟兹国的兴衰，见证了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不绝，文化西传东渐，如今却显得有些荒凉。幸而，这些壁画依旧绚烂夺目，仿佛又将人带回到千年前的岁月，耳畔传来远去的驼铃、悠扬的羌笛，回响久久不歇。（摘自2019年10《知中》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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