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辈——两代联通人的薪火相传】

编者按：

“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推广曲《如愿》中的歌词。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也在今年国庆档如期而至。电影以“父辈与传承”为切入点，让我们能从中找到自己和父辈的身影。

在中国联通，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朋友，也是亲人。他们或在前台为客户答疑解惑，或在后方织密信息通信网……自今日起，中国联通将推出系列报道，讲述两代联通人传承与坚守的故事。

上阵父子兵，能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是我的荣幸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信保障规模大、任务艰巨。为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充分发挥新老员工优势，以老带新传授业务知识和实战经验。而在通信保障队伍中，就有这么一对父子——穆长江、穆博文。

穆长江作为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老同志，工作已经快30个年头了，参与各类重保任务数百次，如全国两会、2008年汶川地震抢险应急通信保障等，曾创造并保持着机动通信局安全行车无事故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名通信老兵。穆博文，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新青年，虽然参加工作才刚满4年，但别小看他，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重保。在局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老穆、小穆”。

为了能够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工作，父子二人在年初北京刚发布新冠疫苗接种的消息时，就赶去接种，是机动通信局最早一批接种的人，成了防疫战线上的急先锋；在上报的建党百年通信保障人员名单中，他们均承担了重要保障任务。这对父子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应急通信人的传承与忠诚。

保障准备工作漫长而复杂。父亲嘱咐儿子要把东西准备全、设备测试好、技术磨炼精，儿子关心父亲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进入六月，各项保障任务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不得不暂停参与保障工作。治疗期间，他仍不断叮嘱儿子“要细致、要沉着”。

穆博文是鸟巢区域应急通信保障的接口人，负责现场三个点位应急车的定点协调、场地踏勘、光电路由等，同时还要在自己值守的点位上自主开通应急基站。他所在的保障区域十分开阔，各个保障点距离非常远。在前期勘察过程中，他作为唯一制证人员，要冒着烈日奔波于各个保障点，仔细检查停放位置、核对资源数据。在保证各项问题得以解决后，他还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在与父亲聊天时，为了遵守保密要求，也只是谈谈家长里短的轻松话题。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穆博文始终保持着他父亲身上的那份从容与认真，“做就要做好”。

经过了反复的保障演练，当鸟巢夜空中燃起璀璨的烟火，当天安门广场数万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父子俩也为本次重保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工作之余谈到本次重保，穆博文说道：“这是党的百年生日，能够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父亲的心愿。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不能参与现场保障任务，但是我参与了，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就要参加北京冬奥会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叫李兴强，是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员工。我父亲是一名军队转业的线务员，在河北省易县五零通讯总站刚成立的时候，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背着行囊来到易县，同祖国一起见证了五零通讯总站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通信救援，他虽然没去现场，但却在五零通信总站参与了后勤保障工作。也是那一年，我出生了。记事后我常问母亲，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要做他的支撑。

那时的我太小了，对父亲的职业根本没有任何概念。随着年龄增长，父亲会偶尔带我去他的工作单位，而我也逐渐明白了他工作的意义，理解了他长久不回家的原因。从此，我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和父亲一样，加入应急通信队伍，成为一名应急通信人。

上世纪80年代，五零通信总站的人陆续撤回北京，北京机动通信局也在此时正式成立。1996年，我父亲退休，我参加工作进入北京机动通信局，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这个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踏踏实实工作就行，我们做你的后盾，你要把应急通信的事业延续下去，把艰苦奋斗的传统传承下去。”

工作后，我经常走南闯北执行各种通信任务。2001年，我负责北京申奥莫斯科之行的通信保障，在这期间我父亲天天打电话，嘱托我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2002年，我去韩国执行韩日世界杯通信保障，父亲在我临走前说：“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人，在外面要注意形象，把工作做好。”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我正在重庆直播阿迪力走钢丝节目，父亲打来电话说：“兴强啊，做好个人防护时也要把通信工作做好。” 2008年，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通信保障，父亲打电话跟我说：“国家强大了，你们真棒！”

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工作做好”。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2021年了，而我的父亲也已经八十多岁。前段时间回家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就要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通信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还是那句话，可是此时看着他，我的眼泪已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从未给自己争取过任何利益，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培养好。
我愿不负老一辈的嘱托，不负祖国和党对我的培养，不负全国人民对应急通信人的信任，不负青春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50后的担当 80后的追随 10后的传承

库房中整齐堆放的电缆、大院里停放的应急通信车、爬电线杆的脚扣、拨盘式的电话机、机架上排列有序的布线，这是我对通信行业的最初记忆。经常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了解通信？那还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我叫刘阳，我母亲退休前是中国联通的一名员工。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去单位加班，去的次数多了，不仅熟悉了这些通信设备，也自然而然地跟妈妈的同事们打成了一片。在我印象中，母亲和这些叔叔阿姨，就跟众多通信人一样，默默无闻，他们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通信事业奋斗，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毕业后，怀揣着憧憬与梦想，带着母亲的教导与叮嘱，我也成为了一名通信人，至今已经在中国联通工作15年了。通过公司的新闻报道、先进生产者表彰、优秀党员公示，我看到了年少时在母亲单位相识的叔叔阿姨的名字，深刻感受到通信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正是这些平凡的通信人，他们或在前方守护，或在后方保障，才让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享受到5G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而我刚刚步入小学的女儿，就是5G高速建设后的一名10后受益者。疫情期间，她不仅可以线上听课，还可以与老师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时代在变，我们都在变，但通信人务实肯干的精神不会变。不知以后我的女儿会不会成为通信三代，但通信人一脉相承的精神会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钩沉】鲁迅与沈从文为何老死不相往来？

来源于：非常历史

　　鲁迅与沈从文同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曾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文学大师却有着深深的隔阂，他们从来没有会过一次面，甚至连一次直接的通信都不曾有过。有人说造成他们之间隔阂的原因是两人政治观、文学观的不同，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性格上的差异，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年鲁迅与沈从文交恶的直接起因却是缘于一场非常偶然的误会。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漂”到了北京，成为中国最早的“北漂”一族。这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光，读书无路投亲无门，最后只好以“休芸芸”为笔名，将写成的文章向各处投去，赚些零星稿费糊口。此间沈从文认识了文学青年胡也频和丁玲，三个人非常要好，沈从文和丁玲又都是湖南同乡，他们之间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学无望处境困窘，准备离京回乡，临行前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说一个弱女子在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没有出路，想请求鲁迅代她设法找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

　　当时鲁迅在文坛已是赫赫有名，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因此也常常有些无聊的人写信骚扰，此前不久就有人冒用“欧阳兰”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鲁迅写信求助。鲁迅收到丁玲的信时正好刚刚发生了“欧阳兰事件”，鲁迅见状起了疑心，就托几个熟人帮忙打听一下，当时正编报纸副刊的孙伏园觉得丁玲的信字迹面熟：“这个字体好像是休芸芸的字，不过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第二天晚上，孙伏园又跑来向鲁迅报告说，岂明先生（周作人）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

　　原来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三人都喜欢用硬笔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非常相像，兼之他们的字又都是有点女性的那种特点，特别秀气，所以在外人眼里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三人的这种字体曾闹了许多误会，以至于后来丁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时，编辑叶圣陶还以为是沈从文或胡也频的手笔呢。

　　鲁迅听了孙伏园的话后误以为真，认为沈从文冒充女人拿他开涮，因此发了脾气，无巧不成书，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也频又来拜访鲁迅。当时胡也频正在编一个文学副刊，一位熟识鲁迅的朋友就带他来向鲁迅取经，到了鲁迅寓所，胡也频便先将名片投了进去，谁知鲁迅一见却勃然大怒。

　　原来胡也频正在追求丁玲，为讨恋人的欢心，便将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样，所以鲁迅一下子更生气了，前面丁玲的信是假的，现在又来个“丁玲的弟弟”，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丁玲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只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

　　鲁迅对此事极为愤慨，把账都算在了沈从文身上，他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中里都用了一些尖刻的语言对沈从文进行挖苦、讽刺。1925年7月12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鲁迅文中所提的“欧阳兰”是北大学生，曾以女人名字发表文章，也曾给鲁迅写信求助，孙伏园还误认他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

　　对此一无所知的沈从文事后得知这一消息同样也生了气，几年后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这样写道：“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后来，与鲁迅有联系的一位编辑荆有麟从胡也频那里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无以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将这情况告诉了鲁迅。

　　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这才涣然冰释，对此鲁迅还觉得对不住丁玲：“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鲁迅虽然知道自己也冤枉了沈从文，但不知是疏忽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竟一句也没有提到对沈从文表示歉意的话。这就更加深了沈从文的不满，以至于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其见面，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有不少见面机会的。

【坐快艇，游黄河，这里有份邀请等你查收】《黄河人家》由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讲述了沿岸人民与母亲河相依相守的故事，记录他们在时代变迁中，与黄河的和谐共生。第六篇——《难以割舍的河》带大家到榆林佳县看黄河。黄河在陕西境内主干流全长719公里，流经榆林、延安、渭南等地。从府谷到韩城，晋陕峡谷里的黄河，似咆哮的巨龙、似奔腾的野马；冲出龙门后，在韩城到潼关的滩槽地带，河水一片开阔，自由摇摆，时而水撞晋岸、时而水漫秦池。千里黄河过陕西，这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与黄河伴生的历史文化厚重。榆林佳县的黄河渡口上，一代代船工们，在奔腾澎湃的黄河上日日摆渡，也见证着大河的历史变迁，生活的日新月异。去榆林佳县看黄河，可以打卡快艇游。陕西榆林佳县峪口乡南河底村，63岁的任凤祥吃过早饭，带上几个馍馍，骑上摩托车，要去村里的白云渡口。半个足球场大的河滩，一个简易凉棚，蓝白相间的观光快艇，任凤祥把船锚深深扎在河滩的黄泥地里，等着客人的到来。坐快艇游黄河，来回五公里，一趟五六分钟，任凤祥每天跑二三十趟。这是乡亲们合伙经营的生计。任凤祥：我们就指着这个过生活。十户人家一起，一般来六个到七个，挣的钱，集体分一半，谁来谁再分一半。渡口这方小天地，是周边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是沿黄河自驾游的人们，在旅途上短暂歇脚的选择。任凤祥：下午的话，这儿车能停满，佳县城里带上娃娃下来玩耍，佳县城里的人基本都坐过我的船。现在坐船都是玩，山西人多，还有延安人、内蒙古人，哪里的都有。不管是粮食还是山羊，靠游泳带货。这已经是任凤祥在渡口上的第40个年头。任凤祥：我每天就在这里，我们以前这里交通不好，没有吃的，就靠游泳……上世纪70年代，物资匮乏、交通不畅，生活百货大多要从隔河相望的山西临县通过水路运过来。而任凤祥生活的佳县南河底村，距离当时最近的渡口，还有5公里。因此，游过黄河，成了夏天村民们最便利的选择。任凤祥从小练出了一身好水性，从十七岁起，他就靠着游泳给两岸的村民们带货过河。任凤祥：以前运一斤粮食挣一分钱，运一个绵羊是挣两毛五，山羊是挣三毛钱，那就是好生意。1980年，任凤祥和乡亲们凑了600块钱，又找到初中老师借了80块，终于有了自己的木船。他和几个同伴，从此一心一意扎进了渡船的营生里。任凤祥深谙河道水情，技艺高超又心态沉稳，他带着船工们，不仅渡人过河，也救人于危难。妻子郝春林一直记得自家四孔窑洞小院里，那些不眠的夏夜。遇到洪水，渡口停航，他们总会把没来得及赶回去的山西老乡带回家里，同吃同住。郝春林：我有一个二尺的大锅，煮一大锅土豆，谁来了谁吃。没有睡觉的地方，就在我这里睡。1996年，距离南河底村不到3公里处，连通陕西佳县和山西临县的佳临黄河大桥建成开通，河运瞬间冷清了下来。任凤祥一度不得不靠跑货运来维持生计。偶然看到一则快艇广告，让他的心思又回到了渡口上。一条快艇的支出，足以掏空全家的积蓄，妻子郝春林犹豫了。郝春林：家里攒了三万五，他问我要，我不敢拿出来。因为这事儿闹别扭，话都不说。过了几天，他说买上好着呢，救人啊，漂流啊，都快。漂流可以挣钱，钱攒起来还可以给儿子结婚用。说服了妻子，任凤祥买回了村里的第一艘快艇，渡口重新开张。两岸的乡亲听说黄河上有了快艇，纷纷带上亲朋好友来尝个新鲜，曾经一起摆渡的船工们，也陆续回来合伙经营这门新生意。渡人过河，也救人于危难。三四十年一直守在黄河边，任凤祥救过不少不慎落水遇险的乡亲，荣获全国见义勇为模范。任凤祥：买了快艇之后，我们的船工看见好，大家把钱凑到一起给了我。救人比游泳快得多，我们总共到现在是救了108个。2011年，任凤祥高票当选村支书，在任七年，曾经的黄河烂泥滩上建起了绿化完备的滨河公园；2013年，他又组建了志愿服务队，成员们自愿出资，量力而行，为县城庙会提供免费饮用水、义务接送高考生、给孤寡老人送粮送油、扫雪清淤……一年从头忙到尾。这一次，妻子郝春林也是坚定的支持者。郝春林：同意，这下同意。为了供水买了两台机子烧水，每年庙会的时候，他们漂流我下去给烧水，人愿意喝的就喝。做了好事，到底不一样。儿子任建江在渡口上长大，跟着船工们边玩儿边琢磨，也学会了开船。他还特意参加了当地海事局组织的船舶驾驶考试，也算得上是可以持证上岗的“准船工”。为了更好的生活，他选择奔波在外，常年在陕西、宁夏、内蒙古间跑运输。逢年过节，任建江也会开车回家，带上米面粮油，和父亲一起去看望需要帮助的乡亲们。任建江：虽然我们给每家每户送的都是二三百块钱的东西，但是大家都挺热心的，给他们送点儿面、油、大米，看到他们心情好，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好着呢。黄河大桥让自驾游越来越方便，也让快艇上有了更多操着不同口音的新面孔。守着渡口又忙着志愿队的日子，任凤祥和妻子很是满足。任建江常年在外跑长途，郝春林一直牵挂着他的安全，她希望，儿子以后也能回到船上。郝春林：他现在跑车在外边，其实我人在家里，心还跟他走，不放心，觉得不安全。这个（扳船）比跑车安全。把渡口做起来，他以后可以回来干这个。但任建江心里还有更大的世界。任建江：我爸那个老的思想观念，他不管别人说什么，就保持他的态度。我说你愿意守着就守着，我趁年轻的时候出去赚一点钱，老是守在渡口上也不行。你像我们一家，娃娃念技校，一年最起码得五六万块钱。到时候看船上效益，可以了我就回去，有时间我回去给帮帮忙。任凤祥则继续着自己的坚持，守着渡口的小天地。任凤祥：我一辈子最爱扳船，每天一早到晚，水大水小都关心着呢。只要能走动，我就要到黄河边上。上小学的孙女任博妍在课堂上演讲，给同学老师们讲了渡口的故事。在她心里，爷爷就是那棵扎根黄土、守着黄河的参天大树。任博妍：我的爷爷，他有着黝黑的皮肤，一双老茧的大手，沧桑的脸布满皱纹，一切都是岁月的痕迹。在我的心目中，爷爷好比是一棵白杨树，他守着渡口，保护着黄河沿岸的村民，助人为乐，已交融入他的生命中、血液中。记者手记：我是记者赵初楠。从任凤祥家沿河顺流而下大约80公里，在榆林吴堡县的渡口，我还见到了以柴油机为动力、可以搭载轿车的铁船，这也是除观光快艇外，如今黄河上另一种最常见的渡船。因为距离黄河大桥远，这里的百姓、自驾过路的游客，更愿意把车开上大船，摆渡过河。与黄河相伴的船工们，骨子里勤劳质朴，内心善良宽阔。他们说，比起外出打工，守着黄河，更自由、更畅快，然后总会再叹一句，“好着呢，好着呢”！浓浓的陕北腔里，是对这条大河溢于言表的深情。近几年，这里的黄河古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被列入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结合文旅项目，正在被陆续开发。而这，也成为船工们对未来新的期待。https://t.cn/A64jHR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