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美褒国•陕西媒体采风活动举行硕果】3月8日，醉美褒国·陕西媒体采风活动在河东店镇举行，100多位记者相聚汉中市汉台区河东店镇，用笔和镜头记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文化旅游发展的累累硕果。
此次活动由汉中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汉中市汉台区河东店镇政府主办，《华商报》社、二三里资讯、汉中褒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是为了更好宣传汉台区河东店镇褒国古镇及花果山的人文历史和田园风光，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河东店特色小镇、文化旅游名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建设及花果村乡村旅游发展等情况。
当天，来自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在线、旅游商报、陕西日报、陕西广播电视台、三秦都市报、华商报、二三里资讯、阳光报、汉中日报、汉中电视台，以及凤凰网、网易、陕西网等媒体记者组成的采风团，先后到花果山农业示范园、褒国古镇街区、石门栈道风景区、褒国康乐养老社区、天台村红色旅游基地，进行了实地的参观采访。
“两山理论”践行地
三产融合让潜能化为动能
坐落在秦岭南麓脚下的河东店镇花果村，多年来，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挖掘乡村自然资源潜能、调整优化乡村经济结构，实现全村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稳步发展，把绿水青山变成百姓致富的金山银山。村党支部聚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坚持“党建＋特色旅游”发展模式，通过支部引领、部门包扶、党员示范，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顺应时下火爆的乡村旅游大趋势，由合作社将产业扶持资金投向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农家乐，培育特色旅游项目，打造“褒河蜜橘”品牌，完成“三品一标”认证和出口基地认证，形成了闻名省内外的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新业态，通过三产带动一产，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共同富裕。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产品的地产地销，充分调动了村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2019年人均纯收入20000元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稳定脱贫。全村农家乐由2009年的14户发展到现在的72户，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收入达1300万元。“美丽的花果村正朝着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大步迈进。”花果村村委会负责人说道。
古镇蝶变换“新颜”
幸福产业成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古褒国文化特色小镇（褒国古镇）位于汉台区河东店镇集镇核心区，享有“褒国故址”“褒姒故里”的美誉。近年来，河东店镇党委、政府依托褒河新城和流水花坊集镇主街，深挖古褒国文化特色，致力于打造集产业、宜居、康养、兴业为一体的国家级旅游、康养、度假特色小镇。由汉中褒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流水花坊街区贯穿古镇内，是一条汉唐建筑风格、具有体验消费功能的十字交叉形状情景式商业街。目前，街区可以满足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吃、喝、玩、乐、游等多方面消费需求，是名符其实的“一站式多功能体验式消费中心”“褒河历史文化特色浓重的情景式体验街”。
据河东店镇政府负责人介绍，该镇将以建设文化旅游名镇、打造古褒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发展目标，结合《褒城组团规划》等上位规划，不断完善修建性详规及产业发展规划，形成了一套健全的规划体系；目前正加快推进316国道以西棚户区改造、花果山温泉大酒店建设步伐，全面启动山河堰遗址公园、河东店镇医养产业园、褒河左岸治理等重大项目，不断打造新亮点，持续增强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和旅游吸引力；结合“医养在汉中”“旅居在汉中”“学研在汉中”“兴业在汉中”等新发展理念，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特色小镇建设品质和品牌竞争力。
中国栈道之乡
汉中旅游的首张名片
有旅游专家称：“到汉中不到石门栈道，等于没到汉中”。汉中石门栈道风景区是汉中唯一一处集“汉”“水”“绿”特色为一体的旅游胜地。当天上午，采风团第三站来到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石门栈道风景区。
该景区是融栈道文化、褒国文化、水文化，以及两汉三国文化旅游资源为一体的“综合性人文景区”。早在清朝年间就以“褒谷二十四景”闻名于世，景区汇集了众多国宝级旅游资源：世界上第一例人工开凿的通车隧道——石门，与长城大运河比肩的中国古代第三大建筑奇迹——褒斜栈道遗址，与都江堰、郑国渠齐名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山河堰；“国之瑰宝”，摩崖石刻“石门十三品”的诞生地；“千金一笑”西周美女褒姒的故里。
医养福地应势而生
开创现代养老生活新模式
褒国康乐园养老社区地处褒城组团及古褒国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域，社区引入养老幸福指数世界排名最前端的北欧养老理念，以创建涵盖从退休生活开始的全生命体系的“持续照护康养社区”（CCSLCs）为目标，从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医、养、乐、居、食”五大需求维度出发，实现健康无忧，快乐无忧，生活无忧的高端养生养老生活模式；致力于打造有尊严、高品质、精细化的老年康养乐园，开创现代养老生活新模式。
褒国康乐园外联经理刘玺杰介绍说：“康乐园携手汉中市中心医院共同打造‘以医助养，以养促医’的医养结合新标杆，是集生活照护、健康管理、医疗护理、大病康复、老年文化活动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高标准康养社区，能满足不同老年群体旅居、养老及照护需求，为入住老人提供食、居、乐、养、医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比家更温馨的居住空间，替天下儿女尽孝！”
红色乡村旅游诞生记
偏僻小村内涵多了变化大了
“现在我们村里搞旅游，连自己家以前不起眼的那些农产品，都成了游客们眼中的‘紧俏货’，都变成了人民币。”汉台区河东店镇天台红色乡村旅游在短短的几年里，给这个不为人所知的小村庄带来了“村新、景美、业盛、人和”的新景象。天台村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内二次革命时期武乡游击大队长期活跃地区，这块红土地上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徐向前元帅的光辉足迹。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全村以传统农业生产以及劳务输出为主，是典型的贫困山区村。
近年来，天台村以脱贫攻坚为统揽，以产业发展为抓手，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走差异化发展、品牌化经营的路子，依托当地生态资源优势和红色文化内涵发展红色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发展产业效果显著。该村还将打好红色旅游牌，打造汉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加快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使土地、劳动力、自然风光等要素有效结合，该村创新工作形式成立天台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整合利用移民搬迁以及劳动力劳务输出后的闲置土地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将产业扶贫资金量化给贫困户入股合作社，推进“三变”改革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采风团成员纷纷表示，将用他们的亲身体验和独特视角，大力宣传、展示河东店文化旅游名镇的建设和发展，为乡村振兴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华商报记者 程斌
此次活动由汉中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汉中市汉台区河东店镇政府主办，《华商报》社、二三里资讯、汉中褒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是为了更好宣传汉台区河东店镇褒国古镇及花果山的人文历史和田园风光，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河东店特色小镇、文化旅游名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建设及花果村乡村旅游发展等情况。
当天，来自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在线、旅游商报、陕西日报、陕西广播电视台、三秦都市报、华商报、二三里资讯、阳光报、汉中日报、汉中电视台，以及凤凰网、网易、陕西网等媒体记者组成的采风团，先后到花果山农业示范园、褒国古镇街区、石门栈道风景区、褒国康乐养老社区、天台村红色旅游基地，进行了实地的参观采访。
“两山理论”践行地
三产融合让潜能化为动能
坐落在秦岭南麓脚下的河东店镇花果村，多年来，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挖掘乡村自然资源潜能、调整优化乡村经济结构，实现全村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稳步发展，把绿水青山变成百姓致富的金山银山。村党支部聚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坚持“党建＋特色旅游”发展模式，通过支部引领、部门包扶、党员示范，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顺应时下火爆的乡村旅游大趋势，由合作社将产业扶持资金投向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农家乐，培育特色旅游项目，打造“褒河蜜橘”品牌，完成“三品一标”认证和出口基地认证，形成了闻名省内外的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新业态，通过三产带动一产，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共同富裕。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产品的地产地销，充分调动了村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2019年人均纯收入20000元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稳定脱贫。全村农家乐由2009年的14户发展到现在的72户，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收入达1300万元。“美丽的花果村正朝着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大步迈进。”花果村村委会负责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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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褒国文化特色小镇（褒国古镇）位于汉台区河东店镇集镇核心区，享有“褒国故址”“褒姒故里”的美誉。近年来，河东店镇党委、政府依托褒河新城和流水花坊集镇主街，深挖古褒国文化特色，致力于打造集产业、宜居、康养、兴业为一体的国家级旅游、康养、度假特色小镇。由汉中褒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流水花坊街区贯穿古镇内，是一条汉唐建筑风格、具有体验消费功能的十字交叉形状情景式商业街。目前，街区可以满足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吃、喝、玩、乐、游等多方面消费需求，是名符其实的“一站式多功能体验式消费中心”“褒河历史文化特色浓重的情景式体验街”。
据河东店镇政府负责人介绍，该镇将以建设文化旅游名镇、打造古褒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发展目标，结合《褒城组团规划》等上位规划，不断完善修建性详规及产业发展规划，形成了一套健全的规划体系；目前正加快推进316国道以西棚户区改造、花果山温泉大酒店建设步伐，全面启动山河堰遗址公园、河东店镇医养产业园、褒河左岸治理等重大项目，不断打造新亮点，持续增强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和旅游吸引力；结合“医养在汉中”“旅居在汉中”“学研在汉中”“兴业在汉中”等新发展理念，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特色小镇建设品质和品牌竞争力。
中国栈道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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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景区是融栈道文化、褒国文化、水文化，以及两汉三国文化旅游资源为一体的“综合性人文景区”。早在清朝年间就以“褒谷二十四景”闻名于世，景区汇集了众多国宝级旅游资源：世界上第一例人工开凿的通车隧道——石门，与长城大运河比肩的中国古代第三大建筑奇迹——褒斜栈道遗址，与都江堰、郑国渠齐名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山河堰；“国之瑰宝”，摩崖石刻“石门十三品”的诞生地；“千金一笑”西周美女褒姒的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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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现代养老生活新模式
褒国康乐园养老社区地处褒城组团及古褒国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域，社区引入养老幸福指数世界排名最前端的北欧养老理念，以创建涵盖从退休生活开始的全生命体系的“持续照护康养社区”（CCSLCs）为目标，从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医、养、乐、居、食”五大需求维度出发，实现健康无忧，快乐无忧，生活无忧的高端养生养老生活模式；致力于打造有尊严、高品质、精细化的老年康养乐园，开创现代养老生活新模式。
褒国康乐园外联经理刘玺杰介绍说：“康乐园携手汉中市中心医院共同打造‘以医助养，以养促医’的医养结合新标杆，是集生活照护、健康管理、医疗护理、大病康复、老年文化活动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高标准康养社区，能满足不同老年群体旅居、养老及照护需求，为入住老人提供食、居、乐、养、医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比家更温馨的居住空间，替天下儿女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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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风团成员纷纷表示，将用他们的亲身体验和独特视角，大力宣传、展示河东店文化旅游名镇的建设和发展，为乡村振兴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华商报记者 程斌
【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大势至菩萨乘愿再来，以文字因缘，作人天眼目
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公元1861～1940年），当代净土宗高僧。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
印光大师幼随兄读儒书，颇以传承儒家圣学自任，应和韩欧辟佛之议。后来，印光大师病困数载，始悟前非，顿革先心，出世缘熟，即投终南山南台莲华洞寺出家，礼道纯和尚剃染。次年,印光大师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
印光大师出生六个月有眼疾，几近失明，后来虽痊愈，而目力已损，稍发红，即不能视物。
印光大师出家后，于湖北莲华寺充照客时，帮着晾晒经书，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是即生了生脱死的要道。
印光大师于受戒时，因善于书法，凡戒期中所有写法事宜，悉令代作。写字过多，眼睛发红如血灌，由此目病，乃悟身为苦本，即于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故虽力疾力书，仍然勉强支持。后眼疾竟得全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
印光大师修净土，韬光敛迹，久而弥笃。印光大师二十六岁时，到红螺山资福寺净土道场，入堂念佛。三载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读大乘经典，妙契佛心，净业大进。
印光大师三十三岁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请，护藏经南下，住法雨寺藏经楼闲寮，近二十载，励志精修，深入经藏。间或受寺众坚请，乃为讲净土经典，讲毕，旋即闭关。斋房书“念佛待死”以自勉，学行倍进。
印光大师出家三十余年，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长期昼夜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亦早证念佛三昧。
晚年，大弘法化之余，于苏州报国寺方便闭关。
1937年，印光大师于苏州灵岩山闭死关念佛，关中答一日本人的“近来动静”问题时，答云：“自到灵岩，任何名胜，均不往游，以志期往生，不以名胜介意故。”足证印祖一生行化，以身弘法，道盛德隆，感人至深。
1911年，印光大师五十二岁，高鹤年居士将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人虽不知为谁，而文字般若已足引发读者善根。
徐蔚如、周孟由诸居士见之，叹誉云：“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文稿，刊为《印光法师文钞》，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佛学界内部广为印制流通，印光大师德名由此而腾誉海内外。
《文钞》实为印光大师弘法之缘起。由读《文钞》而倾慕大师道德，竭望列于门墙的善男信女，日益增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二十余年，皈依印光大师座下者，不计其数。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的士女，不胜枚举。
我国近代以来，欧风东渐，礼教陵夷，社会人士莫不以身心活泼为现代意识，遂致身口意三业，放荡恣肆，漫无忌惮。故印光大师针砭时弊，力倡竭诚尽敬，惭愧自牧，以培净业行人之福基。
生逢干戈不息、战祸连绵之际，而水旱天灾亦交迫迭至。印光大师悲心凄恻，广倡因果报应之说，以为因果者，圣人匡治天下、诸佛救度众生之大权。尝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
印光大师生前流通《安士全书》《了凡四训》数百万册，足见其力倡因果之悲心。
印光大师的净土思想上承古佛祖师之血脉，下契近代众生之根机，言言归宗，字字见谛。印光大师剀切指陈：净土法门是末法众生出离生死的唯一要道。其与吴璧华书云：有一秘诀，剀切相告，竭诚尽敬，妙妙妙妙。从佛法与众生根机的对应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抉择。
印光大师除了以文字般若与讲经说法的形式弘扬净宗外，还建立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亲自立定规约章程，为末法丛林之表范。
印光大师还创办弘化社，广印经书流通，二十余年，所印各种佛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在百万余帧，法化之弘，广被中外。
印光大师一生克苦俭仆，注重惜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非却而不受，即转送他人。如果是普通物品，便令交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洒扫洗涤，事事躬自操作。受请外出讲开示，虽为备轿，亦不肯坐，以为折福故。
印光大师自奉节俭，待人却甚为慈厚。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悉皆代人广种福田，用于流通经籍，救济饥贫。凡闻何方被灾告急，必尽力提倡捐助，悲愍苦难众生，无以复加。
1940年冬，印光大师略示微疾，促令办理妙真法师升座仪式，预知时至，多诸迹证。
初三日晚，对大众开示：“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初四日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
二时十五分，印光大师坐床边呼水洗手毕，起立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走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坐椅上，端身正坐，口唇微动念佛。
三时许，妙真和尚至。印光大师吩咐：“你要维持道场，你要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自后即不复语，只唇动念佛而已，延至五时，如入禅定，笑容宛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印光大师一生潜修实证，淡泊平常，以文字因缘作人天眼目，利益叵测，人称大势至菩萨再来。其著作有《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丙子息灾法会法语等流通于世。
文 | 摘自《净宗十三祖师》 https://t.cn/z81PuZC
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公元1861～1940年），当代净土宗高僧。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
印光大师幼随兄读儒书，颇以传承儒家圣学自任，应和韩欧辟佛之议。后来，印光大师病困数载，始悟前非，顿革先心，出世缘熟，即投终南山南台莲华洞寺出家，礼道纯和尚剃染。次年,印光大师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
印光大师出生六个月有眼疾，几近失明，后来虽痊愈，而目力已损，稍发红，即不能视物。
印光大师出家后，于湖北莲华寺充照客时，帮着晾晒经书，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是即生了生脱死的要道。
印光大师于受戒时，因善于书法，凡戒期中所有写法事宜，悉令代作。写字过多，眼睛发红如血灌，由此目病，乃悟身为苦本，即于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故虽力疾力书，仍然勉强支持。后眼疾竟得全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
印光大师修净土，韬光敛迹，久而弥笃。印光大师二十六岁时，到红螺山资福寺净土道场，入堂念佛。三载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读大乘经典，妙契佛心，净业大进。
印光大师三十三岁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请，护藏经南下，住法雨寺藏经楼闲寮，近二十载，励志精修，深入经藏。间或受寺众坚请，乃为讲净土经典，讲毕，旋即闭关。斋房书“念佛待死”以自勉，学行倍进。
印光大师出家三十余年，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长期昼夜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亦早证念佛三昧。
晚年，大弘法化之余，于苏州报国寺方便闭关。
1937年，印光大师于苏州灵岩山闭死关念佛，关中答一日本人的“近来动静”问题时，答云：“自到灵岩，任何名胜，均不往游，以志期往生，不以名胜介意故。”足证印祖一生行化，以身弘法，道盛德隆，感人至深。
1911年，印光大师五十二岁，高鹤年居士将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人虽不知为谁，而文字般若已足引发读者善根。
徐蔚如、周孟由诸居士见之，叹誉云：“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文稿，刊为《印光法师文钞》，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佛学界内部广为印制流通，印光大师德名由此而腾誉海内外。
《文钞》实为印光大师弘法之缘起。由读《文钞》而倾慕大师道德，竭望列于门墙的善男信女，日益增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二十余年，皈依印光大师座下者，不计其数。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的士女，不胜枚举。
我国近代以来，欧风东渐，礼教陵夷，社会人士莫不以身心活泼为现代意识，遂致身口意三业，放荡恣肆，漫无忌惮。故印光大师针砭时弊，力倡竭诚尽敬，惭愧自牧，以培净业行人之福基。
生逢干戈不息、战祸连绵之际，而水旱天灾亦交迫迭至。印光大师悲心凄恻，广倡因果报应之说，以为因果者，圣人匡治天下、诸佛救度众生之大权。尝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
印光大师生前流通《安士全书》《了凡四训》数百万册，足见其力倡因果之悲心。
印光大师的净土思想上承古佛祖师之血脉，下契近代众生之根机，言言归宗，字字见谛。印光大师剀切指陈：净土法门是末法众生出离生死的唯一要道。其与吴璧华书云：有一秘诀，剀切相告，竭诚尽敬，妙妙妙妙。从佛法与众生根机的对应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抉择。
印光大师除了以文字般若与讲经说法的形式弘扬净宗外，还建立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亲自立定规约章程，为末法丛林之表范。
印光大师还创办弘化社，广印经书流通，二十余年，所印各种佛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在百万余帧，法化之弘，广被中外。
印光大师一生克苦俭仆，注重惜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非却而不受，即转送他人。如果是普通物品，便令交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洒扫洗涤，事事躬自操作。受请外出讲开示，虽为备轿，亦不肯坐，以为折福故。
印光大师自奉节俭，待人却甚为慈厚。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悉皆代人广种福田，用于流通经籍，救济饥贫。凡闻何方被灾告急，必尽力提倡捐助，悲愍苦难众生，无以复加。
1940年冬，印光大师略示微疾，促令办理妙真法师升座仪式，预知时至，多诸迹证。
初三日晚，对大众开示：“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初四日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
二时十五分，印光大师坐床边呼水洗手毕，起立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走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坐椅上，端身正坐，口唇微动念佛。
三时许，妙真和尚至。印光大师吩咐：“你要维持道场，你要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自后即不复语，只唇动念佛而已，延至五时，如入禅定，笑容宛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印光大师一生潜修实证，淡泊平常，以文字因缘作人天眼目，利益叵测，人称大势至菩萨再来。其著作有《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丙子息灾法会法语等流通于世。
文 | 摘自《净宗十三祖师》 https://t.cn/z81Pu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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