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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的岳老师和那个七岁的小病号之前互不相识。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所矿山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由于那所小学已经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当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的带领下，踏遍了河山，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踏足过。
在病房里，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他们竟然变作老师和学生。除了在这家医院，几年下来，我已经几度和岳老师在别的医院相遇，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早已被疾病和疾病带来的诸多争吵、伤心、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那终年苍白的面容上竟然现出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一输完液，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开始给小病号上课。虽说从前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却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语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要妹妹带来一堆书。
中午，每当病人和陪护者挤满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之中神采奕奕的时刻——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语单词……什么都考。最后，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她通体发亮。但小病号毕竟生性顽劣，只要病情稍好，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两句古诗，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三百遍。很奇怪，无论小病号背多少遍，那句诗就好像在他的身体里打了结，一到考试的时候，死活都背不出来。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连医生都说我活不了几年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而这两场泪水其实都是为小病号流的。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到了走廊，就开始大哭。说是大哭，其实并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她没有进去，而是靠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要教小病号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更多。她自己的骨病本就不轻，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后面，给他喂饭，让他喝水，还陪他去院子里，采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已经决定，要转院去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差不多一个星期里，她夜夜难眠。
深夜，她悄悄离开病房，借着走廊里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她跟我说过，她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本教材上什么内容都有，有古诗词，有加减乘除，也有英语单词。
这一晚，不知何故，当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时，我不由得哽咽了：无论如何，这人世，终究值得一过——蜡烛点亮了，惊恐和更加惊恐的人聚拢了。聚也好散也罢，都只是一副名相，一場开端。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被开除的是生计的弃儿，离婚的是婚姻的弃儿，终年蛰居病房的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迟早相见，迟早离散。但是，就在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的不光是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贫困里，认真听窗外的风声；在孤独中，干脆自己给自己造一座非要坐穿的牢房；在反抗中，我们变得可笑、无稽甚至令人憎恶。这就是人人都无法逃脱的命运。
但是，有一件事情足以告慰自己：你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反抗的痕迹。在这世上走过一遭，唯有反抗，才能留下最后的尊严。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着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又在用写写画画反抗着所剩不多的时光。她要编一本教材，让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手中，一头向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躲在暗处的人定会现形，隐秘的情感定会显露，如河水般，涌向手握线头的人。如果真的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背叛、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夜快要结束的时候，岳老师睡着了。我没有叫醒她，护士路过时也没有叫醒她，她迟早会醒来——稍晚一点，会起风，大风撞击窗户，她会醒来；再晚一点，骨病会发作，疼痛使她惊叫一声，再抽搐着醒来。醒来即是命运。这命运也包含着突然地离别。一大早，小病号的父母就接到北京医院的消息，要他们赶紧去北京。如此，他们忙碌起来，收拾行李，补交拖欠的医药费，再去买火车上要吃的食物，最后才叫醒小病号。当小病号醒来时，他还不知道，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要离开这家医院了。
九点钟，小病号跟着父母离开了。离开之前，他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自然也跟岳老师道别了。可是，那本教材，虽说只差一点点就要编完，终究还是没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小病号的行李中，然后捏了捏他的脸，跟他挥手。如此，告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哪知道，几分钟后，有人在楼下呼喊着岳老师的名字。一开始，她全然没有注意，只是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突然，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小病号在院子里的叫喊声。他扯着嗓子喊出来的竟然是一句诗：“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便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再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离别的时候，小病号终于完整地背诵出了那两句诗。岳老师却并没有应答，她正在哭泣——一如既往，她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地咬住袖子。除了隐忍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人上前劝说她，人们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她哭下去。似乎人人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
在病房里，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他们竟然变作老师和学生。除了在这家医院，几年下来，我已经几度和岳老师在别的医院相遇，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早已被疾病和疾病带来的诸多争吵、伤心、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那终年苍白的面容上竟然现出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一输完液，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开始给小病号上课。虽说从前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却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语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要妹妹带来一堆书。
中午，每当病人和陪护者挤满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之中神采奕奕的时刻——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语单词……什么都考。最后，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她通体发亮。但小病号毕竟生性顽劣，只要病情稍好，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两句古诗，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三百遍。很奇怪，无论小病号背多少遍，那句诗就好像在他的身体里打了结，一到考试的时候，死活都背不出来。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连医生都说我活不了几年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而这两场泪水其实都是为小病号流的。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到了走廊，就开始大哭。说是大哭，其实并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她没有进去，而是靠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要教小病号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更多。她自己的骨病本就不轻，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后面，给他喂饭，让他喝水，还陪他去院子里，采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已经决定，要转院去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差不多一个星期里，她夜夜难眠。
深夜，她悄悄离开病房，借着走廊里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她跟我说过，她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本教材上什么内容都有，有古诗词，有加减乘除，也有英语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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