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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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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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江淮请您来# 丨走访醉美的濛洼】昨晚的月亮很亮，月色很美，今天早上起来，看到的是被浓浓的雾包裹着的楼房和树木。在冬天，只有晴朗的夜晚才能看见月亮，而雾也是晴朗天气的象征。古语说，“冬雾晴，春雾雨”，想必今天定是个云淡风轻的好日子。
吃过早饭，我们驱车赶往王家坝。雾浓，遮抹了车窗外的树木、田野，自然万物都披着一层缥缈的面纱。车子行驶在路上，让人感觉是行驶在云雾迷蒙的仙境。置身仙境，难免心旌荡漾，心醉神迷。
到王家坝大闸时，刚才的浓雾已经变成了薄雾。从车上下来，我信步走向大闸东面，那里汪着一片清澈的水泽。初冬的阳光柔柔的，暖暖的，透过薄薄的雾，洒在脸上、身上，给人温暖如春的感觉。在这片辽阔的淮北平原上，尽管早已过了立冬时节，但真正的冬天并没有到来，就连霜也没有真正地降落。岸边，一块长满红蓼和拉拉秧的小洲上，有几只野鸭在悠闲地梳理着褐色的羽毛，还有几只野鸭浮在水面上，一会把头伸进水里，一会伸长脖子对着天空“啾啾”鸣叫。我对着它们拍了几张照片，我对这些大自然中的毛羽精灵，有着异乎寻常的喜爱与牵念。
从王家坝闸下来，我们驱车前往郑台子。从车窗向外望，辽阔平坦的大地上，一座座庄台在眼前闪现，庄台上，一栋栋高低错落的白色的楼房，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宛如童话中那位美丽公主住的卡特恩城堡。
我们要参观的第一个庄台是王家坝的郑台孜。从车上下来，我们一行人走进了村庄。呈现在眼前的是干净整洁、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面；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文化广场；清澈如镜、鱼翔浅底的一方方池塘；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一面面墙壁；还有坐在门前悠闲地晒着太阳，面带慈祥笑容的老人。
同行的乡干部说，以前这个庄台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出门一线天，到处脏乱差。”200多人的庄台，人均20米，房子与房子之间，宽不过一米左右，名副其实的一线天。拥挤、凌乱、污水横流。现在的庄台能有这样的美丽蝶变，有基层干部的辛勤付出，更有蒙洼人民无私的奉献。
在老观乡陡河村刘后楼庄台，我们就遇见了这样一位胸怀大爱的老人。老人叫程照颜，今年九十多岁，是位老党员。他坐在一片拆迁后的废墟上，双手扶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拐杖，饱经风霜的脸上，流露的是安详、平静、隐忍、满足。同行的村干部介绍说，这个庄台在拆迁改造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很多楼房都是盖好没几年，村民不舍而哭泣；村干部也不舍地掉眼泪。在做群众工作很艰难的时候，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党员，带头把自家两个儿子刚盖好的三层楼房拆掉了。在他的带动下，村子里其他需要拆迁的房子也很快拆了。听了村干部的介绍，我们对眼前这位无私奉献的老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告别了老人，我们顺着村子走了一圈，眼中所见，是正在开挖的排水沟，是正在修建的文化广场，是正在移栽的花草树木，是幸福安乐的老人和孩子。
带着一份敬意，我们离开了这座正在改造中的庄台，踏上了回归的路。汽车在广阔无垠的平原上奔驰，一片片嫩绿的麦田，一棵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一方方眼睛一样卧在大地上的池塘，一座座城堡式的庄台，一一在车窗外闪过。突然，在辽阔的原野上，一棵高大挺拔的古树出现在眼前。带着一份惊喜，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向着这棵不知道名字的古树奔跑过去。
古树位于一块麦田中间，初冬时节，树上的叶子几乎落光了，只有向西北方向伸展的一个枝丫，上面挂着几片叶子。因为离的远，看不清是什么树叶。靠近看，古树的四周有栅栏围着，栅栏上挂着一个牌子：桑树，树龄：201年。
同行的友人惊呼，不会吧，这里曾经有一次蓄洪，洪水在濛洼停留了三个多月。这棵树所站立的位置就是一片汪洋啊！它怎么能安然无恙？
是什么样的顽强与不屈，使它一次次躲过肆虐的洪水？
带着疑惑，我凝视着眼前这株高大的古树。冬日的阳光下，它面容安详，简洁清爽，不卑不亢。站在这人迹罕至的田野中，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此时此刻，它袒露出它的所有，没有了往日的蓊郁，没有了往日的喧哗，没有了果实累累。可是，它却庄严的让人敬重和敬畏。偶而有一只鸟，停歇在它苍黑的枝头上，梳理一下羽毛，晒晒暖暖的阳光，它慈祥地接纳着鸟儿。
风霜来，它接纳；雨雪来，它接纳；滔天的洪水来，它也接纳。岁岁落尽繁华，又年年发出新叶。
它就这样屹立在这一片广阔的平野之上，屹立在濛洼人民的心中。它的坚韧与顽强，像极了今天生活在这一片区域的濛洼人民。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洪水怎样暴虐，他们一代一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当国家需要他们做出牺牲的时候，他们毫无怨言，没有犹豫。任凭快要收割的庄稼被洪水吞噬；任凭自己辛苦建设的家园被洪水淹没。他们舍小家，为大家；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他们就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淮河儿女，就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仰的濛洼人民！
怀着一份不舍和依恋，我们离开了这株古树，这片醉美的土地，离开了胸怀大爱的濛洼人民。轻轻地，我们走了，正如我们轻轻地来。（作者为优秀散文作家，本文获“喜看濛洼新气象”文学大赛三等奖）
吃过早饭，我们驱车赶往王家坝。雾浓，遮抹了车窗外的树木、田野，自然万物都披着一层缥缈的面纱。车子行驶在路上，让人感觉是行驶在云雾迷蒙的仙境。置身仙境，难免心旌荡漾，心醉神迷。
到王家坝大闸时，刚才的浓雾已经变成了薄雾。从车上下来，我信步走向大闸东面，那里汪着一片清澈的水泽。初冬的阳光柔柔的，暖暖的，透过薄薄的雾，洒在脸上、身上，给人温暖如春的感觉。在这片辽阔的淮北平原上，尽管早已过了立冬时节，但真正的冬天并没有到来，就连霜也没有真正地降落。岸边，一块长满红蓼和拉拉秧的小洲上，有几只野鸭在悠闲地梳理着褐色的羽毛，还有几只野鸭浮在水面上，一会把头伸进水里，一会伸长脖子对着天空“啾啾”鸣叫。我对着它们拍了几张照片，我对这些大自然中的毛羽精灵，有着异乎寻常的喜爱与牵念。
从王家坝闸下来，我们驱车前往郑台子。从车窗向外望，辽阔平坦的大地上，一座座庄台在眼前闪现，庄台上，一栋栋高低错落的白色的楼房，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宛如童话中那位美丽公主住的卡特恩城堡。
我们要参观的第一个庄台是王家坝的郑台孜。从车上下来，我们一行人走进了村庄。呈现在眼前的是干净整洁、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面；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文化广场；清澈如镜、鱼翔浅底的一方方池塘；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一面面墙壁；还有坐在门前悠闲地晒着太阳，面带慈祥笑容的老人。
同行的乡干部说，以前这个庄台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出门一线天，到处脏乱差。”200多人的庄台，人均20米，房子与房子之间，宽不过一米左右，名副其实的一线天。拥挤、凌乱、污水横流。现在的庄台能有这样的美丽蝶变，有基层干部的辛勤付出，更有蒙洼人民无私的奉献。
在老观乡陡河村刘后楼庄台，我们就遇见了这样一位胸怀大爱的老人。老人叫程照颜，今年九十多岁，是位老党员。他坐在一片拆迁后的废墟上，双手扶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拐杖，饱经风霜的脸上，流露的是安详、平静、隐忍、满足。同行的村干部介绍说，这个庄台在拆迁改造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很多楼房都是盖好没几年，村民不舍而哭泣；村干部也不舍地掉眼泪。在做群众工作很艰难的时候，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党员，带头把自家两个儿子刚盖好的三层楼房拆掉了。在他的带动下，村子里其他需要拆迁的房子也很快拆了。听了村干部的介绍，我们对眼前这位无私奉献的老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告别了老人，我们顺着村子走了一圈，眼中所见，是正在开挖的排水沟，是正在修建的文化广场，是正在移栽的花草树木，是幸福安乐的老人和孩子。
带着一份敬意，我们离开了这座正在改造中的庄台，踏上了回归的路。汽车在广阔无垠的平原上奔驰，一片片嫩绿的麦田，一棵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一方方眼睛一样卧在大地上的池塘，一座座城堡式的庄台，一一在车窗外闪过。突然，在辽阔的原野上，一棵高大挺拔的古树出现在眼前。带着一份惊喜，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向着这棵不知道名字的古树奔跑过去。
古树位于一块麦田中间，初冬时节，树上的叶子几乎落光了，只有向西北方向伸展的一个枝丫，上面挂着几片叶子。因为离的远，看不清是什么树叶。靠近看，古树的四周有栅栏围着，栅栏上挂着一个牌子：桑树，树龄：201年。
同行的友人惊呼，不会吧，这里曾经有一次蓄洪，洪水在濛洼停留了三个多月。这棵树所站立的位置就是一片汪洋啊！它怎么能安然无恙？
是什么样的顽强与不屈，使它一次次躲过肆虐的洪水？
带着疑惑，我凝视着眼前这株高大的古树。冬日的阳光下，它面容安详，简洁清爽，不卑不亢。站在这人迹罕至的田野中，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此时此刻，它袒露出它的所有，没有了往日的蓊郁，没有了往日的喧哗，没有了果实累累。可是，它却庄严的让人敬重和敬畏。偶而有一只鸟，停歇在它苍黑的枝头上，梳理一下羽毛，晒晒暖暖的阳光，它慈祥地接纳着鸟儿。
风霜来，它接纳；雨雪来，它接纳；滔天的洪水来，它也接纳。岁岁落尽繁华，又年年发出新叶。
它就这样屹立在这一片广阔的平野之上，屹立在濛洼人民的心中。它的坚韧与顽强，像极了今天生活在这一片区域的濛洼人民。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洪水怎样暴虐，他们一代一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当国家需要他们做出牺牲的时候，他们毫无怨言，没有犹豫。任凭快要收割的庄稼被洪水吞噬；任凭自己辛苦建设的家园被洪水淹没。他们舍小家，为大家；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他们就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淮河儿女，就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仰的濛洼人民！
怀着一份不舍和依恋，我们离开了这株古树，这片醉美的土地，离开了胸怀大爱的濛洼人民。轻轻地，我们走了，正如我们轻轻地来。（作者为优秀散文作家，本文获“喜看濛洼新气象”文学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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