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就追，不行，就再想想办法。”
你之所以没有遇到喜欢的人，一点都不奇怪，中午吃什么有时候你也不知道。
我们不能走进拉面馆了才想起要吃脆皮炸鸡，不能小可颂吃半饱了才想起要吃脏脏包，不能被小火锅辣的满头大汗了才想起要吃一碗豚骨乌冬面。恋爱有时候就像自助餐，你明知道吃不回本，那就一开始挑最喜欢吃的，甜也好，辣也好，最重要的是开心就好。
所以，你得知道你喜欢哪一类人，你才知道你在哪里能碰到他们，别总是嘴上说碰不到喜欢的人，你最爱吃的炸串，那也是你徒步走了两条街才换来的。
没有那么多一见钟情，大家多数是日久生情，越处越觉得这个人跟你的一生好般配，你一犹豫，人家就有女朋友了，谈恋爱不能谦让的，喜欢就要表白，搞不好等你攒好勇气，人家都有二胎了。
一辈子你走的路不会特别远，能死心塌地去喜欢的人也不多，错过一个少一个， 你说等你恰好成熟，恰好优秀，黄花菜早凉了，你不觉得，恋爱之所以可爱，就是因为两个人幼稚单纯嘛，小孩子谈恋爱才能脸红害羞，大人谈恋爱都是要结婚的。
你说恋爱得长大，独立，自强，可是，拼命努力变的优秀，就是想找一个把你宠成孩子的人，这个世界早就见过了你要强的一面，你要恋爱，就是因为你可以在一个人面前无限的柔软啊！
早点遇见你，那该多好啊！
可以多谈几年恋爱，一路傻傻的，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想吃就沿着小吃街吃下去，工作不爽了就可以辞职，可是，一旦结了婚，大家都是要努力工作的，花钱的地方太多了，那时候，你我都不能任性了，不是说不能恋爱了，而是，如果晚点遇见你，我就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谈恋爱了，因为生活太苦了，我就缺你这一点点甜。
喜欢是多么罕见的事情，你生活的圈子就那么大，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有好感的人，把你折磨的彻夜难眠，告诉他一下，怎么了，矜持要是有用的话，哪来的那么多单身，你说你没那么优秀，怕不能拥有他，其实，你告诉他的那一刻，你就拥有了爱啊，你变成了一个勇敢去爱的人，难道迈出的这一步还不够你开心吗？努力过，争取过，你才问心无愧。
暗恋的再精彩，它也不会开花啊！
感情有时候就像放风筝，你欣喜他飞的越来越高，可是，你也是在苦苦拽着线，要是你一放手，他早就飞的没影了。
有时候，你问自己，怎么我还没有遇见那个喜欢的人？
仔细想想，你是不是站错了地方，拉面馆里没有炸鸡和薯条，面包房里没有肉夹馍和凉皮，你也很难在一碗过桥米线里找到黄焖鸡和米饭，圈子不对，那就跳出去，没有越过龙门的小鲤鱼，最坏的结局不过就是蘸满了糖醋，爱情不能等，你要主动出击。
有时候，你没有遇见理想的爱情，也不过是，你还没有变成理想的自己。
2
私信里一个姑娘问，每天就是上班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是不是这辈子可能遇不到喜欢的人了。
我觉得遇见爱情是先从遇见自己开始的，当你不知道喜欢为何物的时候，你挤进人海只会觉得很烦躁，当你有一瞬间被一双眼睛击中的时候，你才会突然觉得漫天都是粉色的小心心，连空气都是甜的。
当你在地铁站台遇见一个一眼就喜欢的人，你其实会期待下一次还遇见他，那种期待感特别的美，人就是应该活的有所期待，也许你会说，碰不到会很遗憾，是啊，所以，是你亲手把他放回人海的，干嘛不当初走上前认识一下，从他叫什么名字开始。
也许长大以后，我们慢慢的不敢表达爱了，怕失望，怕被拒绝，可是，你不去碰恋爱，你就永远不知道你要什么，你在恋爱里走一遭，抱怨过，吵过架，暴露的缺点越多，你才遇见真正的自己，就算是进了婚姻，也没人保证一定能陪你走到最后，大家的人生都一样，犯错修正，你应该不会犯同样的错两遍，因为你会心疼自己，不会让自己再经历一次折磨。
你不去恋爱，怎么知道自己原来那么可爱。
你一定是碰到一些甜的东西，可爱的东西，有趣的东西，才让自己活过来，不要怕失去就把自己包裹起来，然后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甜甜圈会吃完，芒果班戟会吃完，草莓卷会吃完，明白吗？恋爱最好玩的，不是得到的欣喜或者失去的难过，而是，享受有的那一刻的甜。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段话，它说，恋爱太难了，你的前面有一堵墙，有一条河，有一座大山，有的人撞了南墙，好疼啊，然后停下了，有的人游过一条河，好险啊，上了岸，停下了，可是有的人，要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有人问她，你不累吗？你看，你的脚上都磨了水泡，走一步，疼一步，算了，别跟自己较劲了。可是，她还是在翻山，因为只有她自己知道，过了这座山，有一片海，那里有一个人在等她。有时候，你觉得很难，那恰恰是在试探你，你到底多想要你想要的东西。
你那么轻易说放弃，不过是因为你没那么爱而已，别怪缘分那么微妙，是你情深还不够。
《大鱼海棠》里说，生命是一场旅程，我们等了多少个轮回，才有机会去享受这一次旅程，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是的，不妨大胆一些，很多事我都不了解，很多问题也没有答案，但我相信，上天给我们生命，一定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的。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海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
你之所以没有遇到喜欢的人，一点都不奇怪，中午吃什么有时候你也不知道。
我们不能走进拉面馆了才想起要吃脆皮炸鸡，不能小可颂吃半饱了才想起要吃脏脏包，不能被小火锅辣的满头大汗了才想起要吃一碗豚骨乌冬面。恋爱有时候就像自助餐，你明知道吃不回本，那就一开始挑最喜欢吃的，甜也好，辣也好，最重要的是开心就好。
所以，你得知道你喜欢哪一类人，你才知道你在哪里能碰到他们，别总是嘴上说碰不到喜欢的人，你最爱吃的炸串，那也是你徒步走了两条街才换来的。
没有那么多一见钟情，大家多数是日久生情，越处越觉得这个人跟你的一生好般配，你一犹豫，人家就有女朋友了，谈恋爱不能谦让的，喜欢就要表白，搞不好等你攒好勇气，人家都有二胎了。
一辈子你走的路不会特别远，能死心塌地去喜欢的人也不多，错过一个少一个， 你说等你恰好成熟，恰好优秀，黄花菜早凉了，你不觉得，恋爱之所以可爱，就是因为两个人幼稚单纯嘛，小孩子谈恋爱才能脸红害羞，大人谈恋爱都是要结婚的。
你说恋爱得长大，独立，自强，可是，拼命努力变的优秀，就是想找一个把你宠成孩子的人，这个世界早就见过了你要强的一面，你要恋爱，就是因为你可以在一个人面前无限的柔软啊！
早点遇见你，那该多好啊！
可以多谈几年恋爱，一路傻傻的，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想吃就沿着小吃街吃下去，工作不爽了就可以辞职，可是，一旦结了婚，大家都是要努力工作的，花钱的地方太多了，那时候，你我都不能任性了，不是说不能恋爱了，而是，如果晚点遇见你，我就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谈恋爱了，因为生活太苦了，我就缺你这一点点甜。
喜欢是多么罕见的事情，你生活的圈子就那么大，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有好感的人，把你折磨的彻夜难眠，告诉他一下，怎么了，矜持要是有用的话，哪来的那么多单身，你说你没那么优秀，怕不能拥有他，其实，你告诉他的那一刻，你就拥有了爱啊，你变成了一个勇敢去爱的人，难道迈出的这一步还不够你开心吗？努力过，争取过，你才问心无愧。
暗恋的再精彩，它也不会开花啊！
感情有时候就像放风筝，你欣喜他飞的越来越高，可是，你也是在苦苦拽着线，要是你一放手，他早就飞的没影了。
有时候，你问自己，怎么我还没有遇见那个喜欢的人？
仔细想想，你是不是站错了地方，拉面馆里没有炸鸡和薯条，面包房里没有肉夹馍和凉皮，你也很难在一碗过桥米线里找到黄焖鸡和米饭，圈子不对，那就跳出去，没有越过龙门的小鲤鱼，最坏的结局不过就是蘸满了糖醋，爱情不能等，你要主动出击。
有时候，你没有遇见理想的爱情，也不过是，你还没有变成理想的自己。
2
私信里一个姑娘问，每天就是上班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是不是这辈子可能遇不到喜欢的人了。
我觉得遇见爱情是先从遇见自己开始的，当你不知道喜欢为何物的时候，你挤进人海只会觉得很烦躁，当你有一瞬间被一双眼睛击中的时候，你才会突然觉得漫天都是粉色的小心心，连空气都是甜的。
当你在地铁站台遇见一个一眼就喜欢的人，你其实会期待下一次还遇见他，那种期待感特别的美，人就是应该活的有所期待，也许你会说，碰不到会很遗憾，是啊，所以，是你亲手把他放回人海的，干嘛不当初走上前认识一下，从他叫什么名字开始。
也许长大以后，我们慢慢的不敢表达爱了，怕失望，怕被拒绝，可是，你不去碰恋爱，你就永远不知道你要什么，你在恋爱里走一遭，抱怨过，吵过架，暴露的缺点越多，你才遇见真正的自己，就算是进了婚姻，也没人保证一定能陪你走到最后，大家的人生都一样，犯错修正，你应该不会犯同样的错两遍，因为你会心疼自己，不会让自己再经历一次折磨。
你不去恋爱，怎么知道自己原来那么可爱。
你一定是碰到一些甜的东西，可爱的东西，有趣的东西，才让自己活过来，不要怕失去就把自己包裹起来，然后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甜甜圈会吃完，芒果班戟会吃完，草莓卷会吃完，明白吗？恋爱最好玩的，不是得到的欣喜或者失去的难过，而是，享受有的那一刻的甜。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段话，它说，恋爱太难了，你的前面有一堵墙，有一条河，有一座大山，有的人撞了南墙，好疼啊，然后停下了，有的人游过一条河，好险啊，上了岸，停下了，可是有的人，要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有人问她，你不累吗？你看，你的脚上都磨了水泡，走一步，疼一步，算了，别跟自己较劲了。可是，她还是在翻山，因为只有她自己知道，过了这座山，有一片海，那里有一个人在等她。有时候，你觉得很难，那恰恰是在试探你，你到底多想要你想要的东西。
你那么轻易说放弃，不过是因为你没那么爱而已，别怪缘分那么微妙，是你情深还不够。
《大鱼海棠》里说，生命是一场旅程，我们等了多少个轮回，才有机会去享受这一次旅程，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是的，不妨大胆一些，很多事我都不了解，很多问题也没有答案，但我相信，上天给我们生命，一定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的。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海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
#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奖励女性写作的“斯特拉奖”，给了探讨澳大利亚家暴问题的书】4月14日，记者杰西·希尔（Jess Hill）凭借《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权力、控制和家庭虐待》（See What You Made Me Do：Power, Control and Domestic Abuse）获得今年的斯特拉奖（Stella Prize），奖金为5万澳元。
这本书是希尔对澳大利亚家庭虐待问题为期4年的调查结果，她讲述遭受家暴的妇女与儿童的幸存者故事，探讨了家庭暴力的规模、危害、原因和解决办法。
斯特拉奖斯得名于澳大利亚传奇女作家斯特拉·玛丽亚·萨拉·迈尔斯·弗兰克林（Stella Maria Sarah Miles Franklin）。该奖项希望抵制澳大利亚文学奖中对女性的偏见，所以专门奖励女作家。今年是第八届，《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是第一本获此殊荣的新闻类作品。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颁奖典礼在网上举行。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是嘉宾之一，她说：“解决文学界的性别偏见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妇女的声音过多地被排除在我们的故事讲述之外，那么我们就无法编织出更具包容性和更丰富的共同文化。”
评委会主席Louise Swinn称，希尔的书有着惊人的力量，仔细破除了我们对家庭虐待问题所有相关的懒惰和陈旧谎言。这本书不仅吸引了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还为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希尔的非凡行动号召不可忽视。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需要写这本书。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庇护所运营以来的四十年里，没有人写过一本书揭露这个国家私下和公开的家庭虐待现象。这一点必须得到纠正。"希尔在获奖感言中说。
据《悉尼先驱晨报》，新冠疫情的流行改变了希尔的计划，变成在互联网上和亲朋好友聚会庆祝。同时，她关心现在澳大利亚的脆弱状况会如何影响那些易受伤害的妇女。根据联合国上周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妇女影响的政策简报，这次疫情会加重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希尔觉得，尽管经济情况不一定是家庭暴力的原因，但它可能增加家暴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政府新的工资补贴计划可能帮助减少家庭暴力。
事实上，流行病影响了希尔的收入状况，减少了许多工作机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也将家暴问题和新冠疫情联系在一起。
希尔觉得，现在我们需要“更有创意”地让妇女与服务机构联系，比如在法国，妇女在药店使用一个暗语，就能引发家暴服务机构的回应。“在全球危机中，离开受虐待的关系可能看起来格外令人生畏。但是，妇女需要知道庇护所开放而且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她对《卫报》说。
而且，“这不是一项仅仅通过政客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合作和社区介入。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会出现社会崩溃，这正如应对目前新冠的论点一样。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存在家庭暴力带来的崩溃。这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点，从这个点上回荡着破坏，而我们不明白它到底会回荡到什么程度。”希尔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说。
在《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中，希尔称，在人口近2500万的澳大利亚，每周至少有一名女性遭亲密伴侣谋杀。她估计，大约每两分钟就有一起家庭暴力事件报案。
“家庭暴力也涉及刑事犯罪行为，但糟糕的是这些事情不会写在案情记录上。受害者最可怕的经历可能永远不会被警方记录，或者让法官理解全貌”，她在书中写道，“命令妻子怎么打扮、如何打扫房间、准许她买哪些杂货、让她感觉一无是处或产生愧疚感，这些确实不是‘犯罪行为’。不过，这却是家暴谋杀案的‘危险信号’。当犯罪发生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相比之前的研究和报道，希尔注意到了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幸存者，“儿童幸存者知道所有藏身处，也知道争吵尖叫声开始时该如何让自己消失。当妈妈哭泣的时候，他们抱着妈妈，然后帮忙清洗血迹”。
澳大利亚圣母大学研究媒体的副教授Camilla Nelson在非盈利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书评中称，希尔叙述和采访儿童幸存者的故事构成了这本书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
这一群体长期处于忽视状态，几乎没有可靠资料显示有多少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影响。据澳洲犯罪学研究所经常被引用的小型样本调查估计，比例大约为23％，而希尔引用的其他研究大多认为数字还要更高。在关于家庭暴力的新闻报道中也很少会出现儿童，因为记者担心采访儿童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希尔称，在澳洲的家事法庭等司法机构上，儿童的声音并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传达。
所以，最后的结果变成，孩子的定位往往沦为家长的附属品、财产或延伸物。
记者柴静曾在《看见》中说：“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据中国妇联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但是在现实中，很少人会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即使报案，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目前中国基层法院对因家庭暴力构不成伤害罪的自诉案件，最后80%都以调解和撤诉处理。
关于施暴者，媒体人梁文道在音频节目《八分》推荐的《有一种伤害，以爱为名》（Why Does He Do That?）做过分析。作者兰迪·班克罗夫特是研究家庭暴力的专家，经手案例超过二千件。
在班克罗夫特看来，施暴者内心有一套权力意识，扭曲了对“爱”的看法。这种人爱的往往是自己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当他发现对方不符合理想时，就会出现极端情绪表现，让对方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进而心理操控。并且，这些人会默认男女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施暴男性会认为女性有责任和义务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且得首先照顾他的需要。
“很不幸的是，这种扭曲其实一度是我们社会默许的正常状态，那就是‘父权社会’。家暴这么普遍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支撑着社会结构，又在社会结构中被不断培育滋养的这套‘父权’意识。”梁文道说。
这套结构性反思固然深刻，但在希尔那里，家暴犯罪者之所以更常攻击女性，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种“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与传统定义的男子气概相违背，而后者告诉他们有权掌控一切，媒体将这种心态称为“有害的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我们以为可以借由体制完全根除这种心态，彷彿透过提升公民意识的运动就能解决。但她觉得，虽然公民意识运动具有正面作用，但继续指责父权制度并不足够。
她说，公众与媒体舆论的问题在于：犯罪者的模样始终“扑朔迷离”。在媒体报道中，犯罪者的行为在语言和象征方面并不重要，暴力经常被视为纯粹“离奇、无法解释或出乎意料”的行为，而这些模糊不清的词汇反倒掩盖了残酷的现实。
有时，受害者（多数为女性）的生活、希望与梦想更加受到注意，许多人最爱提出的问题是“她们干嘛不离开就好？”，却很少去质疑或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
希尔认为，社会必须改变对家庭暴力的误解，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而不是让一味指责受害者的公开言论蔓延。“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我们就能阻止犯罪者──不是在未来几十年，而是现在。”
所以，她觉得我们现在不该去质问“幸存者为何不离开？”或发起另一场可能在20年后才产生影响力的公民运动，而该在司法程序方面注入更多资金，并将焦点摆在犯罪者身上，让他们承担应负的罪责。
Camilla Nelson介绍称，希尔以北卡罗来纳州高点市（High Point）的干预政策为例，该政策成功地将高点市的家庭谋杀率降低了一半。此前，这座城市的家庭暴力谋杀率是全美平均的两倍之多。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伯克市的“为正义再投资”专案，也让家庭暴力相关的暴力事件减少了39％。希尔呼吁，司法与执法单位应该把家暴犯罪者视为打击犯罪的重点，而不只是一个“行动口号”。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中，她希望《瞧你逼我做了什么》的获奖能够吸引更多读者，从而有利于家暴问题的解决。
“如果有更多人能够理解这些，我们将拥有一个运转更好的社会。对我来说，现在的状况不好，几百万人正在经受家庭虐待，却不被澳大利亚其他地区所理解。遭受家暴的数字惊人，我想把这些告诉每个精神科医生、每个警察、每个心理学家、每个法官。”
这本书是希尔对澳大利亚家庭虐待问题为期4年的调查结果，她讲述遭受家暴的妇女与儿童的幸存者故事，探讨了家庭暴力的规模、危害、原因和解决办法。
斯特拉奖斯得名于澳大利亚传奇女作家斯特拉·玛丽亚·萨拉·迈尔斯·弗兰克林（Stella Maria Sarah Miles Franklin）。该奖项希望抵制澳大利亚文学奖中对女性的偏见，所以专门奖励女作家。今年是第八届，《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是第一本获此殊荣的新闻类作品。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颁奖典礼在网上举行。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是嘉宾之一，她说：“解决文学界的性别偏见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妇女的声音过多地被排除在我们的故事讲述之外，那么我们就无法编织出更具包容性和更丰富的共同文化。”
评委会主席Louise Swinn称，希尔的书有着惊人的力量，仔细破除了我们对家庭虐待问题所有相关的懒惰和陈旧谎言。这本书不仅吸引了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还为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希尔的非凡行动号召不可忽视。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需要写这本书。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庇护所运营以来的四十年里，没有人写过一本书揭露这个国家私下和公开的家庭虐待现象。这一点必须得到纠正。"希尔在获奖感言中说。
据《悉尼先驱晨报》，新冠疫情的流行改变了希尔的计划，变成在互联网上和亲朋好友聚会庆祝。同时，她关心现在澳大利亚的脆弱状况会如何影响那些易受伤害的妇女。根据联合国上周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妇女影响的政策简报，这次疫情会加重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希尔觉得，尽管经济情况不一定是家庭暴力的原因，但它可能增加家暴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政府新的工资补贴计划可能帮助减少家庭暴力。
事实上，流行病影响了希尔的收入状况，减少了许多工作机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也将家暴问题和新冠疫情联系在一起。
希尔觉得，现在我们需要“更有创意”地让妇女与服务机构联系，比如在法国，妇女在药店使用一个暗语，就能引发家暴服务机构的回应。“在全球危机中，离开受虐待的关系可能看起来格外令人生畏。但是，妇女需要知道庇护所开放而且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她对《卫报》说。
而且，“这不是一项仅仅通过政客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合作和社区介入。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会出现社会崩溃，这正如应对目前新冠的论点一样。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存在家庭暴力带来的崩溃。这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点，从这个点上回荡着破坏，而我们不明白它到底会回荡到什么程度。”希尔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说。
在《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中，希尔称，在人口近2500万的澳大利亚，每周至少有一名女性遭亲密伴侣谋杀。她估计，大约每两分钟就有一起家庭暴力事件报案。
“家庭暴力也涉及刑事犯罪行为，但糟糕的是这些事情不会写在案情记录上。受害者最可怕的经历可能永远不会被警方记录，或者让法官理解全貌”，她在书中写道，“命令妻子怎么打扮、如何打扫房间、准许她买哪些杂货、让她感觉一无是处或产生愧疚感，这些确实不是‘犯罪行为’。不过，这却是家暴谋杀案的‘危险信号’。当犯罪发生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相比之前的研究和报道，希尔注意到了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幸存者，“儿童幸存者知道所有藏身处，也知道争吵尖叫声开始时该如何让自己消失。当妈妈哭泣的时候，他们抱着妈妈，然后帮忙清洗血迹”。
澳大利亚圣母大学研究媒体的副教授Camilla Nelson在非盈利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书评中称，希尔叙述和采访儿童幸存者的故事构成了这本书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
这一群体长期处于忽视状态，几乎没有可靠资料显示有多少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影响。据澳洲犯罪学研究所经常被引用的小型样本调查估计，比例大约为23％，而希尔引用的其他研究大多认为数字还要更高。在关于家庭暴力的新闻报道中也很少会出现儿童，因为记者担心采访儿童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希尔称，在澳洲的家事法庭等司法机构上，儿童的声音并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传达。
所以，最后的结果变成，孩子的定位往往沦为家长的附属品、财产或延伸物。
记者柴静曾在《看见》中说：“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据中国妇联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但是在现实中，很少人会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即使报案，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目前中国基层法院对因家庭暴力构不成伤害罪的自诉案件，最后80%都以调解和撤诉处理。
关于施暴者，媒体人梁文道在音频节目《八分》推荐的《有一种伤害，以爱为名》（Why Does He Do That?）做过分析。作者兰迪·班克罗夫特是研究家庭暴力的专家，经手案例超过二千件。
在班克罗夫特看来，施暴者内心有一套权力意识，扭曲了对“爱”的看法。这种人爱的往往是自己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当他发现对方不符合理想时，就会出现极端情绪表现，让对方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进而心理操控。并且，这些人会默认男女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施暴男性会认为女性有责任和义务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且得首先照顾他的需要。
“很不幸的是，这种扭曲其实一度是我们社会默许的正常状态，那就是‘父权社会’。家暴这么普遍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支撑着社会结构，又在社会结构中被不断培育滋养的这套‘父权’意识。”梁文道说。
这套结构性反思固然深刻，但在希尔那里，家暴犯罪者之所以更常攻击女性，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种“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与传统定义的男子气概相违背，而后者告诉他们有权掌控一切，媒体将这种心态称为“有害的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我们以为可以借由体制完全根除这种心态，彷彿透过提升公民意识的运动就能解决。但她觉得，虽然公民意识运动具有正面作用，但继续指责父权制度并不足够。
她说，公众与媒体舆论的问题在于：犯罪者的模样始终“扑朔迷离”。在媒体报道中，犯罪者的行为在语言和象征方面并不重要，暴力经常被视为纯粹“离奇、无法解释或出乎意料”的行为，而这些模糊不清的词汇反倒掩盖了残酷的现实。
有时，受害者（多数为女性）的生活、希望与梦想更加受到注意，许多人最爱提出的问题是“她们干嘛不离开就好？”，却很少去质疑或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
希尔认为，社会必须改变对家庭暴力的误解，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而不是让一味指责受害者的公开言论蔓延。“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我们就能阻止犯罪者──不是在未来几十年，而是现在。”
所以，她觉得我们现在不该去质问“幸存者为何不离开？”或发起另一场可能在20年后才产生影响力的公民运动，而该在司法程序方面注入更多资金，并将焦点摆在犯罪者身上，让他们承担应负的罪责。
Camilla Nelson介绍称，希尔以北卡罗来纳州高点市（High Point）的干预政策为例，该政策成功地将高点市的家庭谋杀率降低了一半。此前，这座城市的家庭暴力谋杀率是全美平均的两倍之多。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伯克市的“为正义再投资”专案，也让家庭暴力相关的暴力事件减少了39％。希尔呼吁，司法与执法单位应该把家暴犯罪者视为打击犯罪的重点，而不只是一个“行动口号”。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中，她希望《瞧你逼我做了什么》的获奖能够吸引更多读者，从而有利于家暴问题的解决。
“如果有更多人能够理解这些，我们将拥有一个运转更好的社会。对我来说，现在的状况不好，几百万人正在经受家庭虐待，却不被澳大利亚其他地区所理解。遭受家暴的数字惊人，我想把这些告诉每个精神科医生、每个警察、每个心理学家、每个法官。”
【一个村庄里的京唐高铁拆迁补偿争议】5月11日上午9时30分，家里断电后，新开口镇中心小学留守儿童萌萌同学当天的网课提前结束了。
两天前，村委会干部找上门来，通知奶奶裴庆芳：“11号你家要断电，断（燃）气。”
萌萌的家是典型的华北民居。坐北朝南的大院里，东西两侧是厢房，养狗、堆放杂物。院子中间栽了五六棵果树，果树北边的正屋有4列单间，红砖红瓦。
正式文件里，这里是新开口镇小王辛庄村，隶属天津市宝坻区。
按照官方规划，即将于2021年通车的京唐高铁穿过小王辛庄，一座铁路桥墩压在萌萌家的院子里。
一个月前的4月10日，据新华社报道，作为京津冀地区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唐城际铁路建设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项目施工单位争取利用好时间把工期抢回来。
高铁穿过城市和乡村，穿过民居和工厂。
拆迁成为这条即将连接北京和唐山的现代化铁路绕不开的问题。
同一条高铁，不同的拆迁补偿，在潮白河流域的村庄里引发争议。
一，拆迁
小王辛庄毗邻潮白河，多杨树，村子里的人们多往北京谋生。
满哥家在村庄东头，5月9日凌晨4时前后，天还没亮，满哥被外面推土机履带的声音惊醒，然后是一阵墙倒屋塌。
满哥穿衣起床出门，村道上约有上百号人，几个人在指挥他们拆除对面工厂。
对面工厂是本村周伍增家的，满哥连忙打电话过去：“周老板，你家工厂被拆，你知道吗？”
周老板被电话吵醒后，连忙骑着电动车赶往现场，然后被拆迁的人们阻止。“他们不让我进去，20来人拦着我。”
工厂原址是一间废弃学校，后由当地镇政府拍卖。2003年1月，周伍增与其亲戚创建天津市鑫泰杰纸制品有限公司（简称鑫泰杰公司），公司以10万元价格，通过竞拍获得这块村集体用地，面积4.69亩。后从村集体租赁9.82亩养殖用地，租期30年。
这是一家小型企业。在递交给政府主管部门的材料里，公司成立后建设了2275平方米的厂房和办公用房，在养殖用地上种植了苗木，员工最高时70余人。
周伍增说，镇政府拍卖土地时，在合同上写着配合企业主办理土地证，结果申请被区政府主管部门驳回。
高铁桥墩跨过周伍增的工厂后，正式进入小王辛庄。22户人家的院子尚有一半拒绝官方的拆迁补偿，包括自家经营印花作坊的张立成。
从2007年购买第一台印花设备开始，张家作坊承接京津冀地区纺织企业的印花业务。除了夫妻俩，作坊正常运营时，常年雇佣7个熟练工人。一家人的衣食和孩子读书，依赖前院钢结构大棚里的7台印花机。
2019年4月，张立成被村支书满志发叫到村委会办公室，通知他关停印花作坊，理由是“消防不过关”。
如今镇政府的方案是搬走，但其钢结构大棚没有获得相应赔偿。张妻刘秀敏说，每台搬迁费1000元，“我不要搬迁费，你们谁来搬？搬到哪里去？”
二，诉诸法律
小王辛庄与唐山的最近一次深刻联系是44年前的大地震。那是1976年7月26日，萌萌的爷爷姚成海14岁，自家房子倒塌，屋梁压倒姚母。众人将她救出，用板车送往医院，中途死亡。
她是那次地震中村子里的唯一遇难者，埋在村庄北面的墓地里。
许多年后的当下，正在建设中的高铁线路将百余公里外的唐山与藏身于杨树林深处的村庄贯穿在一起。
在一份小王辛庄的一份补充公告中，地方政府称，因京唐铁路项目用地需要，“征收你村集体部分土地及地上物，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宝坻区国土资源分局于2017年11月份对征收土地及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在你村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你村村民未对征收土地及补偿标准、安置方案提出不同意见。”
一位小王辛庄的受访者称，第一次知道房屋将要被拆迁是2018年6月。基层干部进村，向农民们提出三种拆迁补偿方案：宅基地置换；现金补偿；或者楼房补偿。
农民的答复简单直接：要货币补偿或楼房补偿。理由是宅基地置换太多不确定，现在的宅基地有产权证，即将置换的宅基地3年后才能交付，将建在一个大坑上，是否有产权证仅凭干部口头承诺，不能信。
市场经济深度改变了乡土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非复当年。乡村婚姻中女方对城市的需求决定了小王辛庄人的取舍。
满哥说：“现在姑娘找对象，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宝坻区有房子，村子里的院子盖得再好也不顶用，何况即将被置换的院子未必有产权证。”
京唐高铁在宝坻区新开口镇的拆迁货币补偿是基于2014年的标准制定的，与之对应的是宝坻区逐年上涨的房价。这个曾经在燕郊做过房地产中介的中年农民说，宝坻区房价2015年是4000元到5000元，2017年是5000元到7000元，现在是10000元到15000元之间。
村民不干，谈崩了，双方不欢而散。基层想到的办法是断电、断（天然）气，没有这些，看你们怎么呆下去。
村民的应对办法是诉诸法律。北京近在咫尺，村民去那里找来律师，每家三万多元诉讼费，集体起诉了电力公司、燃气公司和镇政府。
2020年5月25日，小王辛庄的人们分别将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与新兴津宝燃气（天津）分公司送上法庭，他们是这个村庄的供电和供气机构，与这里的人们签署了供电、供气协议。
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先后妥协，承诺恢复供电、供气，原告撤诉。
三，赔偿争议
潮白河边的小王辛庄紧邻河北省香河县，京唐高铁穿过村庄后，进入香河境内。对小王辛庄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拆迁补偿对标香河县。
澎湃新闻记者获得的一份香河县拆迁补偿显示，京唐高铁征占香河县内8个村永久性用地，征占红线内设定综合征地城区价格为21万元/亩，城外价格为14万/亩。
红线内宅基地按照不动产权证书占地面积1：1给选址新建，拎包入住。一名香河籍企业主称，香河与宝坻农村宅基地补偿的最大区别是一边有产权证，一边不能确定。
对于企业主周伍增而言，他的对标对象是同是宝坻区的其他企业。
天津博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由当地政府指定）的评估报告显示，鑫泰杰公司的建筑物面积2253.92平方米，评估总价2053046元。设备评估总价414590元。建筑物及附属物评估总价为236207元。公司全部资产合计2813538元。
2020年7月22日，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京唐高铁项目部一位负责人称，对鑫泰杰公司的强拆不知情，“我们只是负责建设，拆迁是由地方政府来完成。”
7月23日，宝坻区新开口镇党委书记崔永志称，京唐高铁是国家重大项目，地方政府有义务协助高铁建设部门完成拆迁，拆迁由区政府拆迁办公室领导。
针对鑫泰杰公司认为281万元补偿过低问题，崔永志说：“他们当初通过拍卖买下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只花了10万元，现在赔280多万元已经够多了。”
这位乡镇负责人称，高铁项目进度不能耽搁，但拆迁补偿问题，政府与涉事企业和村民的后续协商仍在进行。
鑫泰杰公司一位股东反对280万元已经远远高于10万元的说法。“拆迁赔偿对应的应该是企业的实际资产，而不是当初的投资数额。否则，你花几千万，就可以拆掉大陆的任何一家民企。”
离开新开口镇，沿着潮白河往东南，京唐高铁的一座桥墩建在一家机修厂门前。一名知情者透露，机修厂的数百平米土地从当地村集体租借，获赔340万元。
6月上旬的一天，澎湃新闻记者找到机修理厂经营者，后者没有透露自己获赔的具体数额。
在京唐高铁一处在建工地旁边的农庄里，这位机修厂经营者说：“你想钉（做钉子户）？要么你上面有人，要么你不要命。”
他属于“不要命的”那种。“（后来）我又钉了半年，想想还是拉倒吧，再钉下去有进去吃窝窝头的危险。和政府对抗，见好就收，不然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相对于机修厂的拆迁补偿，京唐高铁线上另一家加工厂获得的补偿更让周伍增不忿：“我的土地面积是他的5倍，他那全是租的，我的补偿不到他的1/3。”
6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找到这位加工厂所有者，问其议价方法。
后者直言不讳：“从政府的角度，他们只能认评估，但如何评估，评估多少，你可以让政府帮你协调，反正最后由高铁项目公司出钱。”
如何协调？
“你得去找说得上话的人，见面啥也别说，他自然知道你想干嘛。”这个面庞黝黑的北方汉子做了个手势，两个食指交叉：“这个起步。”
这位企业主透露，经过协调后的评估价格超过了“我自己找来的评估公司评估价格”。
评估公司评估了他的全部资产，还包括未来十年的预期利润，即过去三年平均利润乘以十。
这些说法，澎湃新闻记者未能联系到相关评估方和协调者置评。https://t.cn/A6ykSYRT（澎湃）
两天前，村委会干部找上门来，通知奶奶裴庆芳：“11号你家要断电，断（燃）气。”
萌萌的家是典型的华北民居。坐北朝南的大院里，东西两侧是厢房，养狗、堆放杂物。院子中间栽了五六棵果树，果树北边的正屋有4列单间，红砖红瓦。
正式文件里，这里是新开口镇小王辛庄村，隶属天津市宝坻区。
按照官方规划，即将于2021年通车的京唐高铁穿过小王辛庄，一座铁路桥墩压在萌萌家的院子里。
一个月前的4月10日，据新华社报道，作为京津冀地区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唐城际铁路建设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项目施工单位争取利用好时间把工期抢回来。
高铁穿过城市和乡村，穿过民居和工厂。
拆迁成为这条即将连接北京和唐山的现代化铁路绕不开的问题。
同一条高铁，不同的拆迁补偿，在潮白河流域的村庄里引发争议。
一，拆迁
小王辛庄毗邻潮白河，多杨树，村子里的人们多往北京谋生。
满哥家在村庄东头，5月9日凌晨4时前后，天还没亮，满哥被外面推土机履带的声音惊醒，然后是一阵墙倒屋塌。
满哥穿衣起床出门，村道上约有上百号人，几个人在指挥他们拆除对面工厂。
对面工厂是本村周伍增家的，满哥连忙打电话过去：“周老板，你家工厂被拆，你知道吗？”
周老板被电话吵醒后，连忙骑着电动车赶往现场，然后被拆迁的人们阻止。“他们不让我进去，20来人拦着我。”
工厂原址是一间废弃学校，后由当地镇政府拍卖。2003年1月，周伍增与其亲戚创建天津市鑫泰杰纸制品有限公司（简称鑫泰杰公司），公司以10万元价格，通过竞拍获得这块村集体用地，面积4.69亩。后从村集体租赁9.82亩养殖用地，租期30年。
这是一家小型企业。在递交给政府主管部门的材料里，公司成立后建设了2275平方米的厂房和办公用房，在养殖用地上种植了苗木，员工最高时70余人。
周伍增说，镇政府拍卖土地时，在合同上写着配合企业主办理土地证，结果申请被区政府主管部门驳回。
高铁桥墩跨过周伍增的工厂后，正式进入小王辛庄。22户人家的院子尚有一半拒绝官方的拆迁补偿，包括自家经营印花作坊的张立成。
从2007年购买第一台印花设备开始，张家作坊承接京津冀地区纺织企业的印花业务。除了夫妻俩，作坊正常运营时，常年雇佣7个熟练工人。一家人的衣食和孩子读书，依赖前院钢结构大棚里的7台印花机。
2019年4月，张立成被村支书满志发叫到村委会办公室，通知他关停印花作坊，理由是“消防不过关”。
如今镇政府的方案是搬走，但其钢结构大棚没有获得相应赔偿。张妻刘秀敏说，每台搬迁费1000元，“我不要搬迁费，你们谁来搬？搬到哪里去？”
二，诉诸法律
小王辛庄与唐山的最近一次深刻联系是44年前的大地震。那是1976年7月26日，萌萌的爷爷姚成海14岁，自家房子倒塌，屋梁压倒姚母。众人将她救出，用板车送往医院，中途死亡。
她是那次地震中村子里的唯一遇难者，埋在村庄北面的墓地里。
许多年后的当下，正在建设中的高铁线路将百余公里外的唐山与藏身于杨树林深处的村庄贯穿在一起。
在一份小王辛庄的一份补充公告中，地方政府称，因京唐铁路项目用地需要，“征收你村集体部分土地及地上物，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宝坻区国土资源分局于2017年11月份对征收土地及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在你村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你村村民未对征收土地及补偿标准、安置方案提出不同意见。”
一位小王辛庄的受访者称，第一次知道房屋将要被拆迁是2018年6月。基层干部进村，向农民们提出三种拆迁补偿方案：宅基地置换；现金补偿；或者楼房补偿。
农民的答复简单直接：要货币补偿或楼房补偿。理由是宅基地置换太多不确定，现在的宅基地有产权证，即将置换的宅基地3年后才能交付，将建在一个大坑上，是否有产权证仅凭干部口头承诺，不能信。
市场经济深度改变了乡土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非复当年。乡村婚姻中女方对城市的需求决定了小王辛庄人的取舍。
满哥说：“现在姑娘找对象，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宝坻区有房子，村子里的院子盖得再好也不顶用，何况即将被置换的院子未必有产权证。”
京唐高铁在宝坻区新开口镇的拆迁货币补偿是基于2014年的标准制定的，与之对应的是宝坻区逐年上涨的房价。这个曾经在燕郊做过房地产中介的中年农民说，宝坻区房价2015年是4000元到5000元，2017年是5000元到7000元，现在是10000元到15000元之间。
村民不干，谈崩了，双方不欢而散。基层想到的办法是断电、断（天然）气，没有这些，看你们怎么呆下去。
村民的应对办法是诉诸法律。北京近在咫尺，村民去那里找来律师，每家三万多元诉讼费，集体起诉了电力公司、燃气公司和镇政府。
2020年5月25日，小王辛庄的人们分别将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与新兴津宝燃气（天津）分公司送上法庭，他们是这个村庄的供电和供气机构，与这里的人们签署了供电、供气协议。
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先后妥协，承诺恢复供电、供气，原告撤诉。
三，赔偿争议
潮白河边的小王辛庄紧邻河北省香河县，京唐高铁穿过村庄后，进入香河境内。对小王辛庄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拆迁补偿对标香河县。
澎湃新闻记者获得的一份香河县拆迁补偿显示，京唐高铁征占香河县内8个村永久性用地，征占红线内设定综合征地城区价格为21万元/亩，城外价格为14万/亩。
红线内宅基地按照不动产权证书占地面积1：1给选址新建，拎包入住。一名香河籍企业主称，香河与宝坻农村宅基地补偿的最大区别是一边有产权证，一边不能确定。
对于企业主周伍增而言，他的对标对象是同是宝坻区的其他企业。
天津博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由当地政府指定）的评估报告显示，鑫泰杰公司的建筑物面积2253.92平方米，评估总价2053046元。设备评估总价414590元。建筑物及附属物评估总价为236207元。公司全部资产合计2813538元。
2020年7月22日，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京唐高铁项目部一位负责人称，对鑫泰杰公司的强拆不知情，“我们只是负责建设，拆迁是由地方政府来完成。”
7月23日，宝坻区新开口镇党委书记崔永志称，京唐高铁是国家重大项目，地方政府有义务协助高铁建设部门完成拆迁，拆迁由区政府拆迁办公室领导。
针对鑫泰杰公司认为281万元补偿过低问题，崔永志说：“他们当初通过拍卖买下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只花了10万元，现在赔280多万元已经够多了。”
这位乡镇负责人称，高铁项目进度不能耽搁，但拆迁补偿问题，政府与涉事企业和村民的后续协商仍在进行。
鑫泰杰公司一位股东反对280万元已经远远高于10万元的说法。“拆迁赔偿对应的应该是企业的实际资产，而不是当初的投资数额。否则，你花几千万，就可以拆掉大陆的任何一家民企。”
离开新开口镇，沿着潮白河往东南，京唐高铁的一座桥墩建在一家机修厂门前。一名知情者透露，机修厂的数百平米土地从当地村集体租借，获赔340万元。
6月上旬的一天，澎湃新闻记者找到机修理厂经营者，后者没有透露自己获赔的具体数额。
在京唐高铁一处在建工地旁边的农庄里，这位机修厂经营者说：“你想钉（做钉子户）？要么你上面有人，要么你不要命。”
他属于“不要命的”那种。“（后来）我又钉了半年，想想还是拉倒吧，再钉下去有进去吃窝窝头的危险。和政府对抗，见好就收，不然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相对于机修厂的拆迁补偿，京唐高铁线上另一家加工厂获得的补偿更让周伍增不忿：“我的土地面积是他的5倍，他那全是租的，我的补偿不到他的1/3。”
6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找到这位加工厂所有者，问其议价方法。
后者直言不讳：“从政府的角度，他们只能认评估，但如何评估，评估多少，你可以让政府帮你协调，反正最后由高铁项目公司出钱。”
如何协调？
“你得去找说得上话的人，见面啥也别说，他自然知道你想干嘛。”这个面庞黝黑的北方汉子做了个手势，两个食指交叉：“这个起步。”
这位企业主透露，经过协调后的评估价格超过了“我自己找来的评估公司评估价格”。
评估公司评估了他的全部资产，还包括未来十年的预期利润，即过去三年平均利润乘以十。
这些说法，澎湃新闻记者未能联系到相关评估方和协调者置评。https://t.cn/A6ykSYRT（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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