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城市清洁 打造宜居莲湖】9月5日中午，莲湖公园公交站，一位市民在等车时想坐到座椅上休息，她用手摸了一下座椅，然后又看了一眼，之后就放心地坐下了，没有拿出纸巾擦座椅。
9月8日早上，民洁路早市刚刚结束，随着工作人员的现场指挥疏导，道路很快恢复了整洁、畅通。城市道路、园林绿地、市政设施、城市家具、市容秩序……近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西安的城市面貌每天都有新变化，处处都有再提升，这得益于西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城市清洁行动”。而自7月1日起开展城市清洁行动以来，莲湖区落地见效，多措并举，营造出干净整洁、靓丽有序、文明和谐的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人居环境。
开展“城市清洁日” 打造宜居环境
据了解，莲湖区按照《莲湖区开展城市清洁行动提升精细化管理工作水平实施方案》，由区城管局牵头，以17项具体工作为抓手，从城市管理日常细节着手，精心组织开展清洁、综合整治提升、精细管理规范等具体活动。下大力气解决市容秩序管理“不规范”、清扫保洁“不彻底”、养护细节“不到位”等问题，破解城市管理中“看到管不到、管到看不到”的难题，推动环境卫生秩序面貌改善，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近日，莲湖区城管委牵头，各街办分别组织保洁员、沿街门店人员、社区干部、城市志愿者，按照“城市清洁日”要求，以城市道路为重点，对城市家具、城市道路、背街小巷垃圾、绿化带等分别进行“大擦洗、大冲洗、大清理”；对果皮箱、公交站牌、保洁员工具箱、便民座椅、灭烟器等城市家具进行集中冲洗、擦拭；对城市道路采用机械吸尘、洒水与洗扫组合作业模式进行大冲洗；对人行道共享单车、机动车进行规范清理；对绿化带内垃圾、背街小巷乱堆放杂物进行大清理……通过集中清理，达到设置规范、排列有序、整洁完善的效果。
“逢三必动，全员参与。每周三的城市清洁日，已经成为常态，大家一起动手，把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干净整洁。”大庆路沿街商户吴师傅高兴地说。
据了解，莲湖区严格按照五步清洁作业规范，不断加强清扫保洁作业，全面落实“两扫三擦全保”，在高温天气优化作业流程和作业模式，在保持作业标准不降的情况下，适时调整工作时间。同时，适时延长机械化保洁作业时长，落实“白天湿扫夜间降尘”要求，保证每天4次高质量机扫作业和2次夜间全域道路冲洒水作业，并增加了渣土通道、子站周边、背街小巷等易产生扬尘区域的作业频次。
精细规范管理 建设大美莲湖
“这里的枯枝得去掉，这主侧枝稍微修剪一点……”在团结北路，莲湖区绿化养护工作人员一边现场探讨，一边对道路两旁的绿植进行修剪造型，及时清理枝条落叶，恢复路面整洁。针对绿植长势较快现象，工作人员将病虫枝、干枯枝、断枝、下垂枝以及与指示牌、电力线路交叉有安全隐患等枝条全部剪除，留下健壮的主侧枝，并及时清理枝条落叶和绿化带内垃圾。
“开窗见景、出门见绿、四季有花”是西安绿化工作的形象体现，精致的城市“绿伞”离不开绿化人的精心管护，莲湖区通过精剪、精管、精护，规范绿化养护管理。
据统计，开展城市清洁行动以来，莲湖区对枣园西路、丰庆路、大寨路等25条道路行道树抹芽并修剪下垂枝，对西北三路、团结北路、桃园路等16条道路绿篱、灌木球及藤本植物进行整形作业，使苗木外形得到优化；对广场内的草坪等地被植物进行杂草清理，保持整洁的外观；及时进行苗木补水工作，缓解高温旱情，对枣园西路、丰庆路、丰镐东路等21条道路绿化带和陇海线铁路主题公园、御溪望城广场、龙首南路广场等19处绿地浇灌补水，有效补足苗木水分；同时科学开展苗木病虫害防治工作，在枣园东路、西举院巷等9处点位喷打药物，做好辖区41个点位害虫诱捕器监测普查及用具维护。
莲湖区将城市清洁行动紧密融入到绿化养护、人行道车辆停放秩序、便民市场管理、市政设施设置等城市精细管理规范之中，让有序清净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体现。
开展三项综合整治 营造市容新秩序
记者了解到，莲湖区通过规范化开展生活垃圾清运秩序综合整治、建筑垃圾清运秩序综合整治、市容秩序综合整治，持续营造市容新秩序。
“以生活垃圾清运秩序综合整治为例，我们以守好生活垃圾清运过程中的收集、转运为关口，通过自查与抽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设点查与随机查相结合等方式进行，主要针对的是生活垃圾清运车辆与小型生活垃圾收集车辆的车身脏污、标识不清、未按规定路线行驶、渗滤液未按要求排放、沿途滴洒漏，以及其他垃圾转运站站内外以及各类桶箱站等环境脏、管理不规范、清洁不及时等污染城市环境问题。”莲湖区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说。
西安城市清洁行动开展两个月来，城市环境秩序明显改善，主干道、重点区域环境秩序管理到位，但市容环境保养与市政设施维护需要持续加强。莲湖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莲湖区将以城市清洁行动为契机，着力在破解城市管理中“看到管不到、管到看不到”的难题上下功夫，坚持抓反复、反复抓，持续推动城市环境面貌改善，将城市管理和疫情防控密切结合起来，努力营造更加整洁、文明、舒适的人居环境，让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莲湖更具吸引力。
9月8日早上，民洁路早市刚刚结束，随着工作人员的现场指挥疏导，道路很快恢复了整洁、畅通。城市道路、园林绿地、市政设施、城市家具、市容秩序……近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西安的城市面貌每天都有新变化，处处都有再提升，这得益于西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城市清洁行动”。而自7月1日起开展城市清洁行动以来，莲湖区落地见效，多措并举，营造出干净整洁、靓丽有序、文明和谐的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人居环境。
开展“城市清洁日” 打造宜居环境
据了解，莲湖区按照《莲湖区开展城市清洁行动提升精细化管理工作水平实施方案》，由区城管局牵头，以17项具体工作为抓手，从城市管理日常细节着手，精心组织开展清洁、综合整治提升、精细管理规范等具体活动。下大力气解决市容秩序管理“不规范”、清扫保洁“不彻底”、养护细节“不到位”等问题，破解城市管理中“看到管不到、管到看不到”的难题，推动环境卫生秩序面貌改善，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近日，莲湖区城管委牵头，各街办分别组织保洁员、沿街门店人员、社区干部、城市志愿者，按照“城市清洁日”要求，以城市道路为重点，对城市家具、城市道路、背街小巷垃圾、绿化带等分别进行“大擦洗、大冲洗、大清理”；对果皮箱、公交站牌、保洁员工具箱、便民座椅、灭烟器等城市家具进行集中冲洗、擦拭；对城市道路采用机械吸尘、洒水与洗扫组合作业模式进行大冲洗；对人行道共享单车、机动车进行规范清理；对绿化带内垃圾、背街小巷乱堆放杂物进行大清理……通过集中清理，达到设置规范、排列有序、整洁完善的效果。
“逢三必动，全员参与。每周三的城市清洁日，已经成为常态，大家一起动手，把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干净整洁。”大庆路沿街商户吴师傅高兴地说。
据了解，莲湖区严格按照五步清洁作业规范，不断加强清扫保洁作业，全面落实“两扫三擦全保”，在高温天气优化作业流程和作业模式，在保持作业标准不降的情况下，适时调整工作时间。同时，适时延长机械化保洁作业时长，落实“白天湿扫夜间降尘”要求，保证每天4次高质量机扫作业和2次夜间全域道路冲洒水作业，并增加了渣土通道、子站周边、背街小巷等易产生扬尘区域的作业频次。
精细规范管理 建设大美莲湖
“这里的枯枝得去掉，这主侧枝稍微修剪一点……”在团结北路，莲湖区绿化养护工作人员一边现场探讨，一边对道路两旁的绿植进行修剪造型，及时清理枝条落叶，恢复路面整洁。针对绿植长势较快现象，工作人员将病虫枝、干枯枝、断枝、下垂枝以及与指示牌、电力线路交叉有安全隐患等枝条全部剪除，留下健壮的主侧枝，并及时清理枝条落叶和绿化带内垃圾。
“开窗见景、出门见绿、四季有花”是西安绿化工作的形象体现，精致的城市“绿伞”离不开绿化人的精心管护，莲湖区通过精剪、精管、精护，规范绿化养护管理。
据统计，开展城市清洁行动以来，莲湖区对枣园西路、丰庆路、大寨路等25条道路行道树抹芽并修剪下垂枝，对西北三路、团结北路、桃园路等16条道路绿篱、灌木球及藤本植物进行整形作业，使苗木外形得到优化；对广场内的草坪等地被植物进行杂草清理，保持整洁的外观；及时进行苗木补水工作，缓解高温旱情，对枣园西路、丰庆路、丰镐东路等21条道路绿化带和陇海线铁路主题公园、御溪望城广场、龙首南路广场等19处绿地浇灌补水，有效补足苗木水分；同时科学开展苗木病虫害防治工作，在枣园东路、西举院巷等9处点位喷打药物，做好辖区41个点位害虫诱捕器监测普查及用具维护。
莲湖区将城市清洁行动紧密融入到绿化养护、人行道车辆停放秩序、便民市场管理、市政设施设置等城市精细管理规范之中，让有序清净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体现。
开展三项综合整治 营造市容新秩序
记者了解到，莲湖区通过规范化开展生活垃圾清运秩序综合整治、建筑垃圾清运秩序综合整治、市容秩序综合整治，持续营造市容新秩序。
“以生活垃圾清运秩序综合整治为例，我们以守好生活垃圾清运过程中的收集、转运为关口，通过自查与抽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设点查与随机查相结合等方式进行，主要针对的是生活垃圾清运车辆与小型生活垃圾收集车辆的车身脏污、标识不清、未按规定路线行驶、渗滤液未按要求排放、沿途滴洒漏，以及其他垃圾转运站站内外以及各类桶箱站等环境脏、管理不规范、清洁不及时等污染城市环境问题。”莲湖区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说。
西安城市清洁行动开展两个月来，城市环境秩序明显改善，主干道、重点区域环境秩序管理到位，但市容环境保养与市政设施维护需要持续加强。莲湖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莲湖区将以城市清洁行动为契机，着力在破解城市管理中“看到管不到、管到看不到”的难题上下功夫，坚持抓反复、反复抓，持续推动城市环境面貌改善，将城市管理和疫情防控密切结合起来，努力营造更加整洁、文明、舒适的人居环境，让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莲湖更具吸引力。
#历史上的今日# #作家纪念日# 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诞辰757周年。但丁是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在死前完成了他最伟大的作品《神曲》，也是因为这部作品，但丁成为不朽的诗人。他的创作反映了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给中古时代的文化一个艺术性的总结。经历过惨痛战争的他，决心肩负起揭露现实、唤醒人心的使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曾评价：“如果说莎士比亚展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那么，但丁就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世界的深度。”
https://t.cn/A6MwQa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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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工作中坠亡社保部门不予认定工伤# 又被法院反复撤销】工伤认定，到底谁说了算？
● 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不能直接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此案中黄亚超可能会陷入“行政机关认定——诉讼——再次认定——再次诉讼”的怪圈之中，事情始终难以解决
● 我国之所以存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的现象，是因为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不同的标准。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属于行政职权的范围，因此行政认定才是终局认定，再加上司法裁判在此问题上采用合法性审查模式，只能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认定
● 建议由国务院社保行政部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对工伤认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统一适用规范，或者修改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针对工伤认定问题作出特别规定，赋予审判机关要求社保行政部门不得作出相同决定的权力
儿子坠亡15个月后，黄亚超仍然没有等来社保行政部门的一纸工伤认定决定。去年7月至今年7月，社保行政部门两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两次被法院撤销。今年8月，社保行政部门第三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黄亚超继续向法院提起诉讼，9月6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让黄亚超困惑的是，即使相信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第三次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社保行政部门仍然不认定他儿子坠亡属于工伤怎么办？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黄亚超的经历并非个案。近年来，社保行政部门反复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又被法院反复撤销的案例时有发生。
受访专家认为，实践中，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现象的发生，原因在于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了不同的标准。司法裁判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益而较为宽松把握工伤认定的内涵，社保行政部门倾向于严格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其背后则是我国工伤保险相关规范本身的模糊导致各方对规范的理解出现分歧。
受访专家建议，解决问题的思路，可由国务院社保行政部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对工伤认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统一适用规范，或者修改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针对工伤认定问题作出特别规定，赋予审判机关要求社保行政部门不得作出相同决定的权力，减少来回反复的现象。
上班期间去厕所时坠亡，申请工伤认定难以如愿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黄亚超的儿子黄家琪，生前是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平顶山凌云分公司(以下简称丹尼斯)的一名安管员，去年6月25日坠亡。
当天16时25分，值岗的黄家琪在单位微信工作群里说：“三楼需要替岗。”一分钟后，其同事过来替岗并问他是否要去卫生间，他说“是”。16时26分左右，黄家琪从三楼下楼。16时30分左右，其被发现从大楼侧面的消防通道上坠落身亡。
黄家琪的行走路线上共有4个男厕所。其工作的丹尼斯办公区为一至三楼，内部只有二楼有男厕所。丹尼斯内部工作人员证实：内部这个厕所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其他工作人员也会去丹尼斯外部上厕所。而黄家琪坠亡前的消防楼梯可以通往五楼一家影院的厕所。
事发后，丹尼斯向社保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去年7月13日，社保行政部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其主要理由是黄家琪最后坠亡的楼梯已不在丹尼斯的区域。黄亚超夫妇提起行政诉讼。去年11月9日，法院判决认为社保行政部门认定错误，撤销了其认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认定。双方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黄亚超说：“当时孩子走了，觉得天都塌了，还作出不予认定(工伤)，我们两口子觉得没有活路了。当法院判决书下达的时候，才觉得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让黄亚超没有想到的是，去年12月，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此难以理解的夫妻俩再次提起诉讼。今年5月，法院又一次撤销社保行政部门的认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一次，社保行政部门提起了上诉。今年6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今年8月，他等到了社保行政部门第三次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夫妻俩无奈再次提起诉讼。9月6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黄亚超对本轮诉讼的结果很乐观，但让他困惑的是，法院如果再次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同样的认定怎么办？
同样困惑的还有黄亚超的委托代理人。他说，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不能直接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此案中黄亚超可能会陷入“行政机关认定——诉讼——再次认定——再次诉讼”的怪圈之中，事情始终难以解决。
行政司法遵循标准不同，认定工伤增加基金负担
现实中，和黄亚超有同样遭遇的人并不少。
2012年5月，湖南省长沙市一名环卫工人在上班时间因病死亡，当地社保行政部门不认定环卫工人为工伤，其家属不服，诉至法院。当地法院先后3次判决撤销社保行政部门的决定，要求其重新作出认定，但社保行政部门均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当地社保行政部门2015年11月第四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后，其家属没有再提起行政诉讼。
2016年5月，福建省南平市一家医院的职工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在医院次日判定其脑死亡后，家属坚持治疗，但经过数天也未挽回其生命。由于认为其发病后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当地社保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工伤。家属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撤销社保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决定书》。在未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当地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相同决定，同样被法院再次撤销。但随后当地社保行政部门又一次作出相同决定。
除此之外，安徽、山东等地都曾有类似案例发生。
“一是对规范的理解不同，二是社保基金监管的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认为，我国之所以存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的现象，是因为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不同的标准。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属于行政职权的范围，因此行政认定才是终局认定，再加上司法裁判在此问题上采用合法性审查模式，只能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认定。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明解释说，工伤认定的结果对工伤保险基金的影响巨大，比如宽松的工伤认定会增加工伤保险基金的负担，因此，社保行政部门倾向于严格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而法院更容易接受保护职工的观念，会较为宽松地把握工伤的内涵，“这不仅在少数案例中如此，不少普通案例中也有此差异”。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从客观上看，引发争议的案件事实本身就存在规范适用上的分歧，即法院和社保行政部门对《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理解不同——伤害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及是否基于工作原因，“由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并不明确，这是现实中很多案例出现争议的规范根源”。
在王天玉看来，工伤保险基金监管的压力，也成为社保行政部门严格把握工伤认定标准的考虑原因。
完善工伤的定义和类型，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该如何从制度上破解这一怪圈？
李海明的建议是，社会保险法上的行为本来与一般行政行为相比有其特殊性。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应该由行政与司法部门就具体情形的解释进行高层次协调，完善工伤的定义和类型才是关键。
王天玉对此持同样看法。他认为，针对工伤认定实践中一些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由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在国家层面达成共识，联合出台相关问题的司法解释，既能解决《工伤保险条例》相关条款的适用问题，又能为基层社保行政部门提供指引，还能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工伤保险基金监管之间达成平衡。
工伤认定如何走向终局也是问题的一大关键。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在工伤认定实践中发生的少数案例显示，此条规定难以保障工伤认定走向终局。
娄宇认为，在工伤认定案件中，法院撤销行政机关的认定，发回要求重新作出认定的理由一般是法律适用错误，但是并不会为行政机关指明应当适用哪一条法律条款，行政机构可以换一条法律再一次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同时，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仅限于行政机关已经查明的范围，行政机关未提供的事实判断，法院也不会主动查明和作出指引。因此，司法机关更像是在监督行政机关的认定行为，为当事人提供的救济手段有限。
在娄宇看来，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统一二者的职权和判断标准不利于权力的分立和平衡，建议在尊重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赋予行政机关的终局认定权。可以考虑在法院要求重新认定若干次之后，行政机关的认定就是终局认定，减少来回反复的现象。
王天玉认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行政机关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多次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时，应该将工伤认定的终局认定权转移至司法机关，由其作出终局裁定。（法治日报）
● 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不能直接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此案中黄亚超可能会陷入“行政机关认定——诉讼——再次认定——再次诉讼”的怪圈之中，事情始终难以解决
● 我国之所以存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的现象，是因为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不同的标准。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属于行政职权的范围，因此行政认定才是终局认定，再加上司法裁判在此问题上采用合法性审查模式，只能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认定
● 建议由国务院社保行政部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对工伤认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统一适用规范，或者修改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针对工伤认定问题作出特别规定，赋予审判机关要求社保行政部门不得作出相同决定的权力
儿子坠亡15个月后，黄亚超仍然没有等来社保行政部门的一纸工伤认定决定。去年7月至今年7月，社保行政部门两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两次被法院撤销。今年8月，社保行政部门第三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黄亚超继续向法院提起诉讼，9月6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让黄亚超困惑的是，即使相信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第三次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社保行政部门仍然不认定他儿子坠亡属于工伤怎么办？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黄亚超的经历并非个案。近年来，社保行政部门反复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又被法院反复撤销的案例时有发生。
受访专家认为，实践中，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现象的发生，原因在于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了不同的标准。司法裁判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益而较为宽松把握工伤认定的内涵，社保行政部门倾向于严格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其背后则是我国工伤保险相关规范本身的模糊导致各方对规范的理解出现分歧。
受访专家建议，解决问题的思路，可由国务院社保行政部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对工伤认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统一适用规范，或者修改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针对工伤认定问题作出特别规定，赋予审判机关要求社保行政部门不得作出相同决定的权力，减少来回反复的现象。
上班期间去厕所时坠亡，申请工伤认定难以如愿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黄亚超的儿子黄家琪，生前是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平顶山凌云分公司(以下简称丹尼斯)的一名安管员，去年6月25日坠亡。
当天16时25分，值岗的黄家琪在单位微信工作群里说：“三楼需要替岗。”一分钟后，其同事过来替岗并问他是否要去卫生间，他说“是”。16时26分左右，黄家琪从三楼下楼。16时30分左右，其被发现从大楼侧面的消防通道上坠落身亡。
黄家琪的行走路线上共有4个男厕所。其工作的丹尼斯办公区为一至三楼，内部只有二楼有男厕所。丹尼斯内部工作人员证实：内部这个厕所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其他工作人员也会去丹尼斯外部上厕所。而黄家琪坠亡前的消防楼梯可以通往五楼一家影院的厕所。
事发后，丹尼斯向社保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去年7月13日，社保行政部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其主要理由是黄家琪最后坠亡的楼梯已不在丹尼斯的区域。黄亚超夫妇提起行政诉讼。去年11月9日，法院判决认为社保行政部门认定错误，撤销了其认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认定。双方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黄亚超说：“当时孩子走了，觉得天都塌了，还作出不予认定(工伤)，我们两口子觉得没有活路了。当法院判决书下达的时候，才觉得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让黄亚超没有想到的是，去年12月，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此难以理解的夫妻俩再次提起诉讼。今年5月，法院又一次撤销社保行政部门的认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一次，社保行政部门提起了上诉。今年6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今年8月，他等到了社保行政部门第三次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夫妻俩无奈再次提起诉讼。9月6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黄亚超对本轮诉讼的结果很乐观，但让他困惑的是，法院如果再次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同样的认定怎么办？
同样困惑的还有黄亚超的委托代理人。他说，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不能直接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此案中黄亚超可能会陷入“行政机关认定——诉讼——再次认定——再次诉讼”的怪圈之中，事情始终难以解决。
行政司法遵循标准不同，认定工伤增加基金负担
现实中，和黄亚超有同样遭遇的人并不少。
2012年5月，湖南省长沙市一名环卫工人在上班时间因病死亡，当地社保行政部门不认定环卫工人为工伤，其家属不服，诉至法院。当地法院先后3次判决撤销社保行政部门的决定，要求其重新作出认定，但社保行政部门均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当地社保行政部门2015年11月第四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后，其家属没有再提起行政诉讼。
2016年5月，福建省南平市一家医院的职工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在医院次日判定其脑死亡后，家属坚持治疗，但经过数天也未挽回其生命。由于认为其发病后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当地社保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工伤。家属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撤销社保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决定书》。在未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当地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相同决定，同样被法院再次撤销。但随后当地社保行政部门又一次作出相同决定。
除此之外，安徽、山东等地都曾有类似案例发生。
“一是对规范的理解不同，二是社保基金监管的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认为，我国之所以存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的现象，是因为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不同的标准。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属于行政职权的范围，因此行政认定才是终局认定，再加上司法裁判在此问题上采用合法性审查模式，只能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认定。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明解释说，工伤认定的结果对工伤保险基金的影响巨大，比如宽松的工伤认定会增加工伤保险基金的负担，因此，社保行政部门倾向于严格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而法院更容易接受保护职工的观念，会较为宽松地把握工伤的内涵，“这不仅在少数案例中如此，不少普通案例中也有此差异”。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从客观上看，引发争议的案件事实本身就存在规范适用上的分歧，即法院和社保行政部门对《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理解不同——伤害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及是否基于工作原因，“由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并不明确，这是现实中很多案例出现争议的规范根源”。
在王天玉看来，工伤保险基金监管的压力，也成为社保行政部门严格把握工伤认定标准的考虑原因。
完善工伤的定义和类型，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该如何从制度上破解这一怪圈？
李海明的建议是，社会保险法上的行为本来与一般行政行为相比有其特殊性。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应该由行政与司法部门就具体情形的解释进行高层次协调，完善工伤的定义和类型才是关键。
王天玉对此持同样看法。他认为，针对工伤认定实践中一些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由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在国家层面达成共识，联合出台相关问题的司法解释，既能解决《工伤保险条例》相关条款的适用问题，又能为基层社保行政部门提供指引，还能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工伤保险基金监管之间达成平衡。
工伤认定如何走向终局也是问题的一大关键。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在工伤认定实践中发生的少数案例显示，此条规定难以保障工伤认定走向终局。
娄宇认为，在工伤认定案件中，法院撤销行政机关的认定，发回要求重新作出认定的理由一般是法律适用错误，但是并不会为行政机关指明应当适用哪一条法律条款，行政机构可以换一条法律再一次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同时，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仅限于行政机关已经查明的范围，行政机关未提供的事实判断，法院也不会主动查明和作出指引。因此，司法机关更像是在监督行政机关的认定行为，为当事人提供的救济手段有限。
在娄宇看来，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统一二者的职权和判断标准不利于权力的分立和平衡，建议在尊重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赋予行政机关的终局认定权。可以考虑在法院要求重新认定若干次之后，行政机关的认定就是终局认定，减少来回反复的现象。
王天玉认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行政机关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多次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时，应该将工伤认定的终局认定权转移至司法机关，由其作出终局裁定。（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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