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唐风汉韵汇古今】◇在如今的西安，既可以随时体验汉唐气魄，又能无缝对接现代时尚，不同群体、不同风格，都能深度融入城市文化
◇这座城市的博物馆数量已近160座，种类、业态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涵盖了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红色革命等40多个类型，仅国家一级博物馆就有7座
“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所在地。”
这一自信，源于这里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地区，源于其拥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源于千载文脉赓续，艺术人杰辈出，经典作品不断，源于这座千年古都始终涌动的博大包容，人们言谈举止间的文化品格，源于新时代磅礴的文化活力，在继往开来中向着无限未来奔涌而去。
看不尽长安景
西安，古称长安，这里青砖黛瓦、古楼高墙，每一寸土地都是历史文化留下的印记，历史与现代在其间交融辉映。有人评价：“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囫囵囵是一个旧的文物，又鲜活活是一个新的象征。”
市中心的钟楼沧桑如故，依然是西安的地标。它朝迎日出，暮送夕阳，雄伟端庄。
与钟楼对望的明城墙，不仅可在白日登临、环游，还可伴着夜幕，参与“仿古入城式”，在“鸿胪寺卿”的引领下，进入南城门——永宁门，体验“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景象。同一时刻，明城墙的东南城角也并不平静，一场裸眼3D灯光秀正在上演——保存完好的城墙角楼，伴着护城河的柔波，在投影灯光的辉映下，一改白日的肃穆，开启着一幕幕奇幻之旅。
在西安，要走遍这里的博物馆，别说游客，很多“老西安”都未能如愿。这座城市的博物馆数量已近160座，种类、业态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涵盖了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红色革命等40多个类型，仅国家一级博物馆就有7座。
钟楼东北角，以秦腔文化为主题的百年易俗社博物馆刚刚落成。作为与英国皇家大剧院、莫斯科大剧院并称为世界艺坛三大古老剧社之一的易俗社经历战火，仍生生不息延续至今。以“秦腔之心”为构想，以百年“易俗社”为中心，新打造的易俗社文化街区，满足了游客对秦腔文化的期待。在这里，可跨越千年寻找秦腔的源头，也能在露天戏台之上释放对秦腔的热爱，更能体会到古城老字号集体复兴的喜悦。
对于许多“90后”“00后”来说，大唐不夜城才是他们“心中的神”。这条2009年建成运营的步行街位于大雁塔脚下，聚集了西安音乐厅、陕西大剧院、太平洋电影城、西安美术馆四大文化场所，并串联起周边的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等重要景区。自建成起，大唐不夜城就成了市民休闲娱乐和游客游玩打卡的新地标。
大唐不夜城最引人注目的是其灯光艺术装置。数不尽的灯饰点亮了仿唐建筑的金顶、红墙，让建筑的造型美在夜晚更加凸显，花灯灯组、灯墙、射灯营造出“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景。
“我穿越了！我在这里感受到了西安这座古城的灵魂！”来自江苏的游客沈佳兴奋地说，早就想来西安，但直到高考完才真正成行。“这次我去了兵马俑、华清池，看了实景演出《长恨歌》，也登了城墙，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我特别喜欢大唐不夜城，这里让我真正地‘梦回唐朝’。”三天的西安之旅，这个“00后”女孩仍感觉意犹未尽。
在充满唐文化元素的大唐不夜城街区表演时，“不倒翁小姐姐”冯佳晨是游客们争相“牵手”的对象。在各短视频平台，她不单单是“网红”，也是西安旅游乃至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时常穿着各类汉服，面向百万网友做直播，介绍西安的历史文化。
“我们的主创团队是一支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队伍，主要由‘80后’和‘90后’组成。策划团队会充分研究历史古籍、文化遗存等，从中获得灵感，并结合当下年轻人的想法和喜好进行文化创意。”冯佳晨说。
从这组旅游数据可以看出西安的文旅热度：2019年西安接待游客量从2014年的1.2亿人次，增长到突破3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从950亿元增长到突破3100亿元。今年“五一”期间，西安文旅产业双双创出新高，共接待游客1690.08万人次，同比增长311.6%，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3.8%，旅游总收入106.62亿元，同比增长686.9%，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28.1%。
一城文化半城“神仙”
书香翰墨、民俗文化，在这座城中共存交融，带来咂摸不完的文艺范儿。
西安碑林博物馆位于明城墙端履门内，从这里向西到永宁门内，有条长长的石板路叫书院门。多年来，街两边书画摊好像从不曾改变。摊主可能是书法家，也可能是名画家，现场写字、当场作画，往往又在游客的惊叹声中现场售卖。
在国内，可能没有一座城市拥有如此规模的书画市场。有人估计，在西安，从事书画工作的人可能超过35万人。
西安的文化味体现在方方面面。近年来，西安新开了不少书店，尽管大小不一，但都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
当夜幕沉沉降临，商铺灯火逐渐暗淡，24小时营业的书店里灯光闪烁，犹如一座灯塔，守望着城市的夜。“书店存在的意义不只是卖书，它还可以成为人们在深夜中的一处栖息之所。我想让书店成为人们观察世界的一个支点，无论白天黑夜、风霜雨雪、四季轮回，它的门不闭、灯不灭，思索不息、温暖不止。”24小时独立书店“古西楼书屋”的主人苏朋范说。
这家160多平方米的书屋由苏朋范精心布置，书籍按照观世界、知古今、乐生活、长灵性等8大类摆放，人们走进书屋便开始了一场心灵的旅行。夜深人静，五六个读书人手捧图书各居一隅，或端坐或倚靠，以最惬意的姿势阅读，成为最美的风景。
“我喜欢把空闲时间消耗在那些独具特色的高颜值书店中，最初是为了‘打卡’发朋友圈，慢慢地就喜欢上了这里的文化氛围。”25岁的西安市民陈瑜说。作为年轻人，她偶尔会去大剧院看话剧、音乐剧，也喜欢在小剧场、青曲社听脱口秀、相声。
老年人也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之乐”：在易俗社里欣赏秦腔折子戏，在老城根下和着“自乐班”的吹奏吼两嗓子；书院门赏字画，闻墨香，博物馆里看老物件，谈古论今；赶城隍庙的庙会，听楼观台的道经，看永兴坊里的木偶戏……
最能体现西安文化底蕴的，是其难以撼动的“文学陕军”和“影视陕军”。
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陈彦的《西京故事》等，一部部厚重的扛鼎之作，彰显了西安的文化软实力。
去年，一部充满西安本地烟火气的电视剧《装台》火了。这让许多人看到了历史名城风貌之外的西安市井生活。有网友说：“《装台》里的陕普，让观众对‘美得很’等常在陕西人嘴边的口头语，有了模仿的冲动。”除了口音、话语是地方文化输出的一种载体外，美食通过对观众口腹欲的调动，更容易让人向往某地。“看《装台》最愉悦的时刻，就包括观赏各种面食的制作与食用，这让人联想到《舌尖上的中国》。”网友说。
创意打造百变文化
近几年，在西安市委市政府推动下，在做强传统文旅产业同时，西安还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电子竞技、文化装备制造等产业，大力推进丝路国际创意“梦工场”、明德门文化艺术创意小镇、丝路文旅小镇等建设。
西安的文创产品频频“出圈”。2019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以西汉“皇后之玺”和战国“杜虎符”为原型的交通卡，迅速火爆。既可于掌中把玩，又可在全国近300个城市使用，当“国宝之美”融入大众生活，平平无奇的日常出行平添了几分“凡尔赛”的意趣。
融合历史与西安地方形象的原创IP人物唐妞、秦小俑，高髻蛾眉、面如满月的唐代仕女和身穿铠甲、英姿飒爽的秦代战士形象与卡通形象相结合，俘获了一众“迷弟迷妹”的心。各种历史建筑文创雪糕、文物巧克力、考古盲盒等更是受到年轻人追捧。
西安城中，脑洞大开、化古为今的文创团队有许多。西安高新区的“独角兽”企业易点天下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家全球知名移动效果营销服务商，服务对象包含消费类APP、手机游戏、跨境电商等行业。易点天下让陕西和西安本地的漫画创作进入韩国、日本，也让大量的陕西特色文创作品走向全球上百个国家。
西安近年还启动“微更新、轻改造”，在不破坏原有历史、人文的基础上，引入美食、民宿、文创、阅读、娱乐等其他街区服务，同时进行空间功能转型和改造升级。军绿色的兵马俑、涂鸦屋顶、胶片冲洗馆、艺术史剧场、废弃旧厂房……当许多不同元素在同一街区混搭出现，“次元壁”仿佛应声而碎。历史与现代碰撞交融，在保留城市记忆的同时，为街区注入新鲜的文化活力，营造及展现出“市井西安”的独特魅力。
文化赋能，盘活历史，迎接时尚新元素，以多元的视角和方式打造城市文化，以包容的心态重塑城市格局。在如今的西安，既可以随时体验汉唐气魄，又能无缝对接现代时尚，不同群体、不同风格，都能深度融入城市文化。
“我去过西安很多次，那是一座令人惊叹的永恒之城。”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在游览西安后说，自己永远难以忘怀站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一号坑前所感受到的震撼。“西安不仅保留着中国文化的根脉，我感受到的也是一个更加时尚、现代、充满活力的西安。”
“90后”陈瑜自称是“老西安”，她说，越来越爱自己生长的这座城市。“它有厚重的历史积淀，无可替代却不暮气沉沉；处处弥漫着文化氛围，又有浓郁的烟火气息；不忘自己的根脉，又不断吸收融合；充满活力，蕴藏无限可能。”她说：“不被定义、不贴标签，不设界、不违和，古朴又现代、自信又包容，这就是西安。也是我爱这座城的理由。”（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姜辰蓉 李华 张斌 ）
◇这座城市的博物馆数量已近160座，种类、业态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涵盖了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红色革命等40多个类型，仅国家一级博物馆就有7座
“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所在地。”
这一自信，源于这里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地区，源于其拥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源于千载文脉赓续，艺术人杰辈出，经典作品不断，源于这座千年古都始终涌动的博大包容，人们言谈举止间的文化品格，源于新时代磅礴的文化活力，在继往开来中向着无限未来奔涌而去。
看不尽长安景
西安，古称长安，这里青砖黛瓦、古楼高墙，每一寸土地都是历史文化留下的印记，历史与现代在其间交融辉映。有人评价：“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囫囵囵是一个旧的文物，又鲜活活是一个新的象征。”
市中心的钟楼沧桑如故，依然是西安的地标。它朝迎日出，暮送夕阳，雄伟端庄。
与钟楼对望的明城墙，不仅可在白日登临、环游，还可伴着夜幕，参与“仿古入城式”，在“鸿胪寺卿”的引领下，进入南城门——永宁门，体验“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景象。同一时刻，明城墙的东南城角也并不平静，一场裸眼3D灯光秀正在上演——保存完好的城墙角楼，伴着护城河的柔波，在投影灯光的辉映下，一改白日的肃穆，开启着一幕幕奇幻之旅。
在西安，要走遍这里的博物馆，别说游客，很多“老西安”都未能如愿。这座城市的博物馆数量已近160座，种类、业态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涵盖了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红色革命等40多个类型，仅国家一级博物馆就有7座。
钟楼东北角，以秦腔文化为主题的百年易俗社博物馆刚刚落成。作为与英国皇家大剧院、莫斯科大剧院并称为世界艺坛三大古老剧社之一的易俗社经历战火，仍生生不息延续至今。以“秦腔之心”为构想，以百年“易俗社”为中心，新打造的易俗社文化街区，满足了游客对秦腔文化的期待。在这里，可跨越千年寻找秦腔的源头，也能在露天戏台之上释放对秦腔的热爱，更能体会到古城老字号集体复兴的喜悦。
对于许多“90后”“00后”来说，大唐不夜城才是他们“心中的神”。这条2009年建成运营的步行街位于大雁塔脚下，聚集了西安音乐厅、陕西大剧院、太平洋电影城、西安美术馆四大文化场所，并串联起周边的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等重要景区。自建成起，大唐不夜城就成了市民休闲娱乐和游客游玩打卡的新地标。
大唐不夜城最引人注目的是其灯光艺术装置。数不尽的灯饰点亮了仿唐建筑的金顶、红墙，让建筑的造型美在夜晚更加凸显，花灯灯组、灯墙、射灯营造出“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景。
“我穿越了！我在这里感受到了西安这座古城的灵魂！”来自江苏的游客沈佳兴奋地说，早就想来西安，但直到高考完才真正成行。“这次我去了兵马俑、华清池，看了实景演出《长恨歌》，也登了城墙，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我特别喜欢大唐不夜城，这里让我真正地‘梦回唐朝’。”三天的西安之旅，这个“00后”女孩仍感觉意犹未尽。
在充满唐文化元素的大唐不夜城街区表演时，“不倒翁小姐姐”冯佳晨是游客们争相“牵手”的对象。在各短视频平台，她不单单是“网红”，也是西安旅游乃至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时常穿着各类汉服，面向百万网友做直播，介绍西安的历史文化。
“我们的主创团队是一支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队伍，主要由‘80后’和‘90后’组成。策划团队会充分研究历史古籍、文化遗存等，从中获得灵感，并结合当下年轻人的想法和喜好进行文化创意。”冯佳晨说。
从这组旅游数据可以看出西安的文旅热度：2019年西安接待游客量从2014年的1.2亿人次，增长到突破3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从950亿元增长到突破3100亿元。今年“五一”期间，西安文旅产业双双创出新高，共接待游客1690.08万人次，同比增长311.6%，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3.8%，旅游总收入106.62亿元，同比增长686.9%，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28.1%。
一城文化半城“神仙”
书香翰墨、民俗文化，在这座城中共存交融，带来咂摸不完的文艺范儿。
西安碑林博物馆位于明城墙端履门内，从这里向西到永宁门内，有条长长的石板路叫书院门。多年来，街两边书画摊好像从不曾改变。摊主可能是书法家，也可能是名画家，现场写字、当场作画，往往又在游客的惊叹声中现场售卖。
在国内，可能没有一座城市拥有如此规模的书画市场。有人估计，在西安，从事书画工作的人可能超过35万人。
西安的文化味体现在方方面面。近年来，西安新开了不少书店，尽管大小不一，但都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
当夜幕沉沉降临，商铺灯火逐渐暗淡，24小时营业的书店里灯光闪烁，犹如一座灯塔，守望着城市的夜。“书店存在的意义不只是卖书，它还可以成为人们在深夜中的一处栖息之所。我想让书店成为人们观察世界的一个支点，无论白天黑夜、风霜雨雪、四季轮回，它的门不闭、灯不灭，思索不息、温暖不止。”24小时独立书店“古西楼书屋”的主人苏朋范说。
这家160多平方米的书屋由苏朋范精心布置，书籍按照观世界、知古今、乐生活、长灵性等8大类摆放，人们走进书屋便开始了一场心灵的旅行。夜深人静，五六个读书人手捧图书各居一隅，或端坐或倚靠，以最惬意的姿势阅读，成为最美的风景。
“我喜欢把空闲时间消耗在那些独具特色的高颜值书店中，最初是为了‘打卡’发朋友圈，慢慢地就喜欢上了这里的文化氛围。”25岁的西安市民陈瑜说。作为年轻人，她偶尔会去大剧院看话剧、音乐剧，也喜欢在小剧场、青曲社听脱口秀、相声。
老年人也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之乐”：在易俗社里欣赏秦腔折子戏，在老城根下和着“自乐班”的吹奏吼两嗓子；书院门赏字画，闻墨香，博物馆里看老物件，谈古论今；赶城隍庙的庙会，听楼观台的道经，看永兴坊里的木偶戏……
最能体现西安文化底蕴的，是其难以撼动的“文学陕军”和“影视陕军”。
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陈彦的《西京故事》等，一部部厚重的扛鼎之作，彰显了西安的文化软实力。
去年，一部充满西安本地烟火气的电视剧《装台》火了。这让许多人看到了历史名城风貌之外的西安市井生活。有网友说：“《装台》里的陕普，让观众对‘美得很’等常在陕西人嘴边的口头语，有了模仿的冲动。”除了口音、话语是地方文化输出的一种载体外，美食通过对观众口腹欲的调动，更容易让人向往某地。“看《装台》最愉悦的时刻，就包括观赏各种面食的制作与食用，这让人联想到《舌尖上的中国》。”网友说。
创意打造百变文化
近几年，在西安市委市政府推动下，在做强传统文旅产业同时，西安还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电子竞技、文化装备制造等产业，大力推进丝路国际创意“梦工场”、明德门文化艺术创意小镇、丝路文旅小镇等建设。
西安的文创产品频频“出圈”。2019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以西汉“皇后之玺”和战国“杜虎符”为原型的交通卡，迅速火爆。既可于掌中把玩，又可在全国近300个城市使用，当“国宝之美”融入大众生活，平平无奇的日常出行平添了几分“凡尔赛”的意趣。
融合历史与西安地方形象的原创IP人物唐妞、秦小俑，高髻蛾眉、面如满月的唐代仕女和身穿铠甲、英姿飒爽的秦代战士形象与卡通形象相结合，俘获了一众“迷弟迷妹”的心。各种历史建筑文创雪糕、文物巧克力、考古盲盒等更是受到年轻人追捧。
西安城中，脑洞大开、化古为今的文创团队有许多。西安高新区的“独角兽”企业易点天下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家全球知名移动效果营销服务商，服务对象包含消费类APP、手机游戏、跨境电商等行业。易点天下让陕西和西安本地的漫画创作进入韩国、日本，也让大量的陕西特色文创作品走向全球上百个国家。
西安近年还启动“微更新、轻改造”，在不破坏原有历史、人文的基础上，引入美食、民宿、文创、阅读、娱乐等其他街区服务，同时进行空间功能转型和改造升级。军绿色的兵马俑、涂鸦屋顶、胶片冲洗馆、艺术史剧场、废弃旧厂房……当许多不同元素在同一街区混搭出现，“次元壁”仿佛应声而碎。历史与现代碰撞交融，在保留城市记忆的同时，为街区注入新鲜的文化活力，营造及展现出“市井西安”的独特魅力。
文化赋能，盘活历史，迎接时尚新元素，以多元的视角和方式打造城市文化，以包容的心态重塑城市格局。在如今的西安，既可以随时体验汉唐气魄，又能无缝对接现代时尚，不同群体、不同风格，都能深度融入城市文化。
“我去过西安很多次，那是一座令人惊叹的永恒之城。”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在游览西安后说，自己永远难以忘怀站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一号坑前所感受到的震撼。“西安不仅保留着中国文化的根脉，我感受到的也是一个更加时尚、现代、充满活力的西安。”
“90后”陈瑜自称是“老西安”，她说，越来越爱自己生长的这座城市。“它有厚重的历史积淀，无可替代却不暮气沉沉；处处弥漫着文化氛围，又有浓郁的烟火气息；不忘自己的根脉，又不断吸收融合；充满活力，蕴藏无限可能。”她说：“不被定义、不贴标签，不设界、不违和，古朴又现代、自信又包容，这就是西安。也是我爱这座城的理由。”（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姜辰蓉 李华 张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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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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