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玉溪之变# #名企名品看玉溪#【高原：一条萝卜丝 远销海内外】运载包菜、娃娃菜等新鲜蔬菜的货车不停涌进，工人们有条不紊地搬运、加工，隔天开始，这些新鲜蔬菜将不断销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日前，“名企名品看玉溪——聚焦玉溪之变”全媒体记者走进通海高原农产品公司（以下简称“高原”）了解到，自2003年成立以来，高原一直以打造集蔬菜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及脱水萝卜丝、条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企业为目标。紧盯目标发展十余年，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相关专利9项，经营品类达50余个。https://t.cn/A6tmMNzc
为了分析昭通苹果的脱贫攻坚成功，我们采访身边的政府工作人员得知，政府在脱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也对昭通的脱贫攻坚略有研究。她表示昭通市委、市政府将苹果产业作为集中突破，在组织领导、产业投入、政策措施上强势推进，围绕发展最适合自己、最能彰显独特性、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产品，严格规划落实，绝不盲目乱干，为昭通脱贫攻坚战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昭通脱贫攻坚战的成就离不开以下几点：
一、强化科技转化应用，使产业发展有支撑。昭通针对苹果生产无统一标准的实际，制定了《绿色食品 昭通苹果生产技术综合规范》9 项技术标准，涵盖了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聘请 8 名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组建了市苹果产业发展专家组；加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在产业规划、现代模式栽培、育苗技术等领域获得了支持；建立了市、县区、乡镇、村四级苹果产业科技服务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技术服务方式，组建村级苹果辅导员队伍 340 人；邀请国外苹果专家对全市苹果技术人员及辅导员进行培训，再通过技术员和辅导员把技术传到基层、传给果农，年培训果农上万人次；构建了“科 研、技术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昭通高原特色农业苹果产业现代化标准生产体系。
二、加强宣传力度，使产业品牌知名度得到提升，着力打造以“昭阳红”“沁果昭红”“满园鲜” “嘎嘣脆”等一批顶尖企业“金字招牌”。2016 年，在“京沪高铁”线列车电视《中国特产》节目中播出“昭通苹果”宣传片，获“2016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满园鲜”“嘎嘣脆”红富士苹果品牌获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满园鲜”红富士苹果品牌荣获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产品金奖；昭通绿健果蔬商贸公司“满园鲜”牌苹果获 2018 年度云南省绿色食品“十大名品”中“十大名果”第一名，昭通绿健果蔬商贸公司“满园鲜”牌苹果和鲁甸浩丰苹果专业合作社“嘎嘣脆”牌红富士苹果荣获2018 年云南名牌农产品，昭通天锦果业和鲁甸浩丰专业合作社产品荣获 2018 中国好苹果大赛银奖、优胜奖；2019 年 1 月在央视 8 个频道连续 1 个月播出“昭通苹果”宣传广告，9 月举办了昭通苹果展销会暨“昭阳红”苹果品牌发布会。
三、努力打造一支能推动产业扶贫的技术与人才队伍，使产业发展有技术。昭通市建立了市、县区、乡镇、村四级苹果产业发展工作机构，强化了工作机制保障。2019 年成立了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作为市政府直属正处级事业单位，核定了人员编制 40 名；苹果产区的昭阳、鲁甸两县区对应成立了苹果产业发展中心，作为县区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并核定人员编制，对应市级设置了内设业务科室；苹果主产区乡镇设立了农技服务机构、组建了 400 人村级苹果辅导员队伍。
四、结合当地实际，采取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资本多方参与，农产品产销对接，激活土地、劳动力、资本及技术等措施，创新贫困人口增收方式。昭通融合多方经验创新模式，提升贫困人口脱贫成效，持续稳固经济来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五、 加大龙头等企业标准化发展力度，使产业发展有带动。为充分发挥苹果产业示范引领作用，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突出重点、分步推进，科技支撑、群众参与”的思路和市有万亩、县区有千亩、重点乡镇有 500 亩示范园的要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种植、高质量发展启动了一大批核心示范园建设，在苹果提质增效集成技术推广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据了解，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类高标准核心产业示范园 20 个近 0.67 万 hm2，优果率由2016 年的 65% 提高到 2019 年的 70%。
此外，查阅资料，我们发现昭通还进行了五项创新模式。
首先实施手法上双绑机制+三个全覆盖模式，推行专业合作社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绑定发展、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或直接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绑定发展“双绑”机制，探索推广新理念新机制新模式，以良种良法、高度组织化和集约化模式、党支部+合作社“三个全覆盖”为抓手，找准转观念、重品质、育主体、强带动、树品牌、促提升六个着力点，推动规模与质量、品牌与效益同步提升为实现路径，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促进企业、合作社、农户、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抱团发展、互利共赢，以高度组织化和集约化模式推进“一基地、三园、四体、五区”建设进程。
其次，农民增收上土地流转佣金+务工收入+资金入股模式，昭通市加大招商引资和企业培育力度，广泛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参与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发展产业与群众脱贫的结合度，带动群众脱贫致富。企业是参与扶贫的重要主体之一，民营企业是企业扶贫的重要力量。
接着措施落实上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探索推广“党支部+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以利益联结为核心，精准落实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各类主体在产业链、利益链中的环节和份额，推动形成合作社绑定农户、企业绑定合作社或通过合作社绑定农户的抱团发展之势，实现了产业发展、企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多赢局面。
最后，效应带动上能人辐射模式和采后销售上电商+网商模式，积极引导新型职业农民发挥模范示范作用，利用网络新媒体，昭通苹果驰名国内外，香飘全国各地，不但远销东部沿海城市、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和香港等地区，还拓展了迪拜等中东城市。
昭通脱贫攻坚战的成就离不开以下几点：
一、强化科技转化应用，使产业发展有支撑。昭通针对苹果生产无统一标准的实际，制定了《绿色食品 昭通苹果生产技术综合规范》9 项技术标准，涵盖了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聘请 8 名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组建了市苹果产业发展专家组；加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在产业规划、现代模式栽培、育苗技术等领域获得了支持；建立了市、县区、乡镇、村四级苹果产业科技服务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技术服务方式，组建村级苹果辅导员队伍 340 人；邀请国外苹果专家对全市苹果技术人员及辅导员进行培训，再通过技术员和辅导员把技术传到基层、传给果农，年培训果农上万人次；构建了“科 研、技术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昭通高原特色农业苹果产业现代化标准生产体系。
二、加强宣传力度，使产业品牌知名度得到提升，着力打造以“昭阳红”“沁果昭红”“满园鲜” “嘎嘣脆”等一批顶尖企业“金字招牌”。2016 年，在“京沪高铁”线列车电视《中国特产》节目中播出“昭通苹果”宣传片，获“2016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满园鲜”“嘎嘣脆”红富士苹果品牌获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满园鲜”红富士苹果品牌荣获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产品金奖；昭通绿健果蔬商贸公司“满园鲜”牌苹果获 2018 年度云南省绿色食品“十大名品”中“十大名果”第一名，昭通绿健果蔬商贸公司“满园鲜”牌苹果和鲁甸浩丰苹果专业合作社“嘎嘣脆”牌红富士苹果荣获2018 年云南名牌农产品，昭通天锦果业和鲁甸浩丰专业合作社产品荣获 2018 中国好苹果大赛银奖、优胜奖；2019 年 1 月在央视 8 个频道连续 1 个月播出“昭通苹果”宣传广告，9 月举办了昭通苹果展销会暨“昭阳红”苹果品牌发布会。
三、努力打造一支能推动产业扶贫的技术与人才队伍，使产业发展有技术。昭通市建立了市、县区、乡镇、村四级苹果产业发展工作机构，强化了工作机制保障。2019 年成立了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作为市政府直属正处级事业单位，核定了人员编制 40 名；苹果产区的昭阳、鲁甸两县区对应成立了苹果产业发展中心，作为县区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并核定人员编制，对应市级设置了内设业务科室；苹果主产区乡镇设立了农技服务机构、组建了 400 人村级苹果辅导员队伍。
四、结合当地实际，采取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资本多方参与，农产品产销对接，激活土地、劳动力、资本及技术等措施，创新贫困人口增收方式。昭通融合多方经验创新模式，提升贫困人口脱贫成效，持续稳固经济来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五、 加大龙头等企业标准化发展力度，使产业发展有带动。为充分发挥苹果产业示范引领作用，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突出重点、分步推进，科技支撑、群众参与”的思路和市有万亩、县区有千亩、重点乡镇有 500 亩示范园的要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种植、高质量发展启动了一大批核心示范园建设，在苹果提质增效集成技术推广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据了解，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类高标准核心产业示范园 20 个近 0.67 万 hm2，优果率由2016 年的 65% 提高到 2019 年的 70%。
此外，查阅资料，我们发现昭通还进行了五项创新模式。
首先实施手法上双绑机制+三个全覆盖模式，推行专业合作社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绑定发展、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或直接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绑定发展“双绑”机制，探索推广新理念新机制新模式，以良种良法、高度组织化和集约化模式、党支部+合作社“三个全覆盖”为抓手，找准转观念、重品质、育主体、强带动、树品牌、促提升六个着力点，推动规模与质量、品牌与效益同步提升为实现路径，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促进企业、合作社、农户、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抱团发展、互利共赢，以高度组织化和集约化模式推进“一基地、三园、四体、五区”建设进程。
其次，农民增收上土地流转佣金+务工收入+资金入股模式，昭通市加大招商引资和企业培育力度，广泛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参与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发展产业与群众脱贫的结合度，带动群众脱贫致富。企业是参与扶贫的重要主体之一，民营企业是企业扶贫的重要力量。
接着措施落实上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探索推广“党支部+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以利益联结为核心，精准落实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各类主体在产业链、利益链中的环节和份额，推动形成合作社绑定农户、企业绑定合作社或通过合作社绑定农户的抱团发展之势，实现了产业发展、企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多赢局面。
最后，效应带动上能人辐射模式和采后销售上电商+网商模式，积极引导新型职业农民发挥模范示范作用，利用网络新媒体，昭通苹果驰名国内外，香飘全国各地，不但远销东部沿海城市、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和香港等地区，还拓展了迪拜等中东城市。
【古人较为青睐的花】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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