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上师如意宝曾一再讲解，末法时代，由于众生烦恼沉重的缘故，疾病众多，寿命短暂，欲在短短的时间内成办解脱，必须寻找最殊胜的法调伏自己的内心。我们现前修学的无上窍诀大圆满，就是我们今生必修的一个法。
如今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各式各样的传讲方式。比如因法相乘净土法门的很多导师们都在传讲，末法时代由于众生烦恼沉重的缘故，无上窍诀大圆满虽然殊胜，但众生根机不够，所以今生成办解脱最安全、最圆满的法，是念佛法门，因此告诫弟子们一心念佛。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导师的讲解是对的，因为他针对的是适合这种法门的弟子。但这并非适合所有根机的信众。要记住，法永久没有特定的。如果法形成特定的法，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就没有必要针对不同的根机传讲八万四千法门。
末法时代，由于众生业及烦恼沉重的缘故，疾病众多是有目共睹的。往昔一些从来没听说过的疾病，现前越来越多，众生的寿命也越来越短。像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在他们小的时候，村里有百岁以上的老人，可能很普遍。但如今百岁的老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越来越稀少，逐渐变成新闻了。这就是末法时代的象征。所以，我们没有更长的时间去修法证悟，只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成办解脱。在这样的时代中，一切乘法之果法无上窍诀大圆满当然是最相应的法。
当然，讲解无上窍诀大圆满是最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法，也并非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做得到。如今我们在座的弟子们，对宣讲密法的导师和密法都生起了坚定之信心，所以具备修学密法的根机，这时就应该把身心投入到修法中。要知道，无常随时都会降临到我们身边，我们能够修法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这些法义在我等大恩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的教言中比比皆是。
现今很多弟子认为，只要追随一位密宗导师，或者按照手中的密宗法本修行，就是密宗修行者。实际上，如果不知道修行过程中上下不同的特点，仅仅依靠导师和法认定自己是密宗弟子，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很多人认为，实修的弟子不需要了解很多道理，只要按照密宗的修法修行即可。但有时候还是需要反观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你怎么确定自己所修的法一定是密宗呢？”
可能我们的理由多半是上师是密宗的上师，导师如何讲解我即如是造行，所以我应该是密宗的弟子。但要记住，阿底峡尊者初次进藏的一个早上，侍者洛钦仁青荣波给阿底峡尊者送早餐的时候，看到阿底峡尊者非常伤心，并不停叹气。洛钦仁青荣波很奇怪，因为那天早上没人去求见过阿底峡尊者，为什么尊者的心情这么差呢？阿底峡尊者说，他早上在光明境界中，观察到他在印度有一位修无上瑜伽部的弟子，那天早上的一切见修行果都已变成小乘教法。洛钦仁青荣波很不理解，因为这位弟子所依止的导师是印度八十大成就者之一阿底峡尊者，所修之法是深奥殊胜的无上瑜伽部，为什么在修行过程中会堕入小乘教法呢？当时阿底峡尊者说，一切都取决于弟子如何修法之上。
历代传承祖师曰：“法不依正法而行持，法反成为堕入三恶趣之因。”作为修行密宗的弟子，仅仅追随一位密宗导师，手里拿着几本密宗法本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懂得我等历代传承祖师无垢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中传讲的显密之差异。如是了解显密之差异并非轻视显宗教法，因为我们不是利根者，在平常的修行过程中，必须遵照显宗而成办密宗。若像麦彭贡波老人和禅宗历代高僧大德般，仅仅听闻一句教言或仅依靠心印传承就能当下成办解脱，不需要经过这些过程，也不需要通达很多理论，在悟证见解当下两种智慧同时圆满。但末法时代众生烦恼沉重，当下成办解脱恐怕很难，这时必须通达修行的一系列过程，否则仅仅指着自己的心，说自己现前修行的法一定是密宗，恐怕有些不圆满。
无垢光尊者在讲解显密差异时，将密宗的殊胜安立于四个要点之上——见解不迷惑，修行方便多，行为无辛劳，根机为上等之根机。那反观自己，如今在修学密宗的过程中，四者是否都做得很圆满？若做得圆满，当然是密宗修行者；若不圆满，我们也不排斥你所做的一切善行没有功德，但能否达到像密宗所讲解的预期效果，恐怕就很难了。当然，在修学次第过程中，下乘派必须作为我们的一个台阶，如同讲解般若品时，中观讲解道中观和果中观，或差别胜义和无差别胜义，无论如何树立，我们都没有排斥一边，在修的过程中，都必须作为自己修行之辅助。
如今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各式各样的传讲方式。比如因法相乘净土法门的很多导师们都在传讲，末法时代由于众生烦恼沉重的缘故，无上窍诀大圆满虽然殊胜，但众生根机不够，所以今生成办解脱最安全、最圆满的法，是念佛法门，因此告诫弟子们一心念佛。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导师的讲解是对的，因为他针对的是适合这种法门的弟子。但这并非适合所有根机的信众。要记住，法永久没有特定的。如果法形成特定的法，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就没有必要针对不同的根机传讲八万四千法门。
末法时代，由于众生业及烦恼沉重的缘故，疾病众多是有目共睹的。往昔一些从来没听说过的疾病，现前越来越多，众生的寿命也越来越短。像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在他们小的时候，村里有百岁以上的老人，可能很普遍。但如今百岁的老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越来越稀少，逐渐变成新闻了。这就是末法时代的象征。所以，我们没有更长的时间去修法证悟，只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成办解脱。在这样的时代中，一切乘法之果法无上窍诀大圆满当然是最相应的法。
当然，讲解无上窍诀大圆满是最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法，也并非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做得到。如今我们在座的弟子们，对宣讲密法的导师和密法都生起了坚定之信心，所以具备修学密法的根机，这时就应该把身心投入到修法中。要知道，无常随时都会降临到我们身边，我们能够修法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这些法义在我等大恩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的教言中比比皆是。
现今很多弟子认为，只要追随一位密宗导师，或者按照手中的密宗法本修行，就是密宗修行者。实际上，如果不知道修行过程中上下不同的特点，仅仅依靠导师和法认定自己是密宗弟子，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很多人认为，实修的弟子不需要了解很多道理，只要按照密宗的修法修行即可。但有时候还是需要反观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你怎么确定自己所修的法一定是密宗呢？”
可能我们的理由多半是上师是密宗的上师，导师如何讲解我即如是造行，所以我应该是密宗的弟子。但要记住，阿底峡尊者初次进藏的一个早上，侍者洛钦仁青荣波给阿底峡尊者送早餐的时候，看到阿底峡尊者非常伤心，并不停叹气。洛钦仁青荣波很奇怪，因为那天早上没人去求见过阿底峡尊者，为什么尊者的心情这么差呢？阿底峡尊者说，他早上在光明境界中，观察到他在印度有一位修无上瑜伽部的弟子，那天早上的一切见修行果都已变成小乘教法。洛钦仁青荣波很不理解，因为这位弟子所依止的导师是印度八十大成就者之一阿底峡尊者，所修之法是深奥殊胜的无上瑜伽部，为什么在修行过程中会堕入小乘教法呢？当时阿底峡尊者说，一切都取决于弟子如何修法之上。
历代传承祖师曰：“法不依正法而行持，法反成为堕入三恶趣之因。”作为修行密宗的弟子，仅仅追随一位密宗导师，手里拿着几本密宗法本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懂得我等历代传承祖师无垢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中传讲的显密之差异。如是了解显密之差异并非轻视显宗教法，因为我们不是利根者，在平常的修行过程中，必须遵照显宗而成办密宗。若像麦彭贡波老人和禅宗历代高僧大德般，仅仅听闻一句教言或仅依靠心印传承就能当下成办解脱，不需要经过这些过程，也不需要通达很多理论，在悟证见解当下两种智慧同时圆满。但末法时代众生烦恼沉重，当下成办解脱恐怕很难，这时必须通达修行的一系列过程，否则仅仅指着自己的心，说自己现前修行的法一定是密宗，恐怕有些不圆满。
无垢光尊者在讲解显密差异时，将密宗的殊胜安立于四个要点之上——见解不迷惑，修行方便多，行为无辛劳，根机为上等之根机。那反观自己，如今在修学密宗的过程中，四者是否都做得很圆满？若做得圆满，当然是密宗修行者；若不圆满，我们也不排斥你所做的一切善行没有功德，但能否达到像密宗所讲解的预期效果，恐怕就很难了。当然，在修学次第过程中，下乘派必须作为我们的一个台阶，如同讲解般若品时，中观讲解道中观和果中观，或差别胜义和无差别胜义，无论如何树立，我们都没有排斥一边，在修的过程中，都必须作为自己修行之辅助。
【同济班学员优秀论述案例】题目：围绕《毛诗序》的理论述评
《毛诗序》这段话共三层含义。首先，从表面含义来看，它生动的阐释了艺术的发生。一切艺术皆源于情感，内心中有了情感，随即产生创作的需要，情感是艺术创作的动力；其次，从艺术门类上看，艺术的情感表现力也有所区分：从文学到音乐再到舞蹈，艺术的情感表现力呈现出一步步递进的特征；最后，从美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段话继承了先秦“诗言志”的理论，并进一步提出“情志并举”，由理性的“言志”过渡到感性的“言情”，是中国古代“表现说”的一种代表性说法。
一、百家争鸣——中外表现说的理论溯源
艾布拉姆斯这样概括表现说：“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中国表现说的发展大致可以概括为：由先秦时期“诗言志”到汉代《毛诗序》“情志统一”，再到南北朝时期的“诗缘情”，最后发展为明清“至情论”的过程。最早， “诗言志”观念的萌芽最早出现在《诗经》，之后在《左传》中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一直被儒家所推崇。汉代的《毛诗序》发展继承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发展，将情与志统一起来——这里的“志”既包括了社会政治抱负，又包括了人的情感表现。晋代文学家陆机正式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的说法，强调诗的抒情特质与艺术特性。最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表现了对情的极致推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进一步影响了当时的艺术创作。
把视线转移到西方。从近代到现代，西方美学经历了从“再现说”到“表现说”的发展历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 “模仿说”，指出艺术要模仿自然。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提出“镜子说”，“艺术如一面镜子，艺术家用这面镜子照射自然”。直到18世纪，艺术家地位提高——被称之为“天才”，这也使艺术家个人的情感表现得到重视。在《序言》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阐释了自己的诗歌理想——诗歌的本质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浪漫主义之后，表现论仍有许多理论发展。首先，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提出“艺术是幻想或直觉。直觉只能来自情感，基于情感；艺术的直觉总是抒情的直觉”。其次，英国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家科林伍德在《美学原理》中，说明表现是一种无意识的主体的情感表现。他所谓的艺术就是自我表现。再次，著名哲学家、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最后，法国反理性哲学家，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理论鼻祖格伯森认为，直觉即是创造，即是艺术。
二、气韵生动——东汉壁画中的舞蹈动态
汉代《毛诗序》从“诗言志”过渡到感性的“诗缘情”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点是楚汉浪漫传统和先秦理性精神的南北融合；第二点是汉朝大一统国家的繁荣，激发了对世俗生活的赞扬；第三点是汉代独特的美学传统——现实和想象交融。而这也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具有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 《东汉佚名乐舞百戏图》可以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东汉佚名乐舞百戏图》是由东汉时期画家所作的一副画作，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此图描绘了墓主人从举孝廉，为郎官到任职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直到仕途的巅峰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仕宦经历。画中的百戏内容有掷剑、弄丸、舞轮、安息五案等活动。画面笔触比较简单，线条流畅，颜色较为单一、鲜艳，以红为主，间以黑、棕色，透露出天真质朴的气质。人物形象近似速写，寥寥几笔，可以看出在造型能力和表现手法上仍显幼稚。其构图处理为罗列式，反映出中国早期绘画的观念。但是就其自身所处时代而言，作者已经凭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借有限的手段，充分表现出舞耍者各自的动态特征，生动地表现出处于激烈动作中的种种神态和热闹的气氛，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动人场面。总的来说，这幅画再现了东汉生活场景，体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歌颂。而画面中透出的力量、运动和速度，也可以看出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风貌。
此外，画面中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而这也正是舞蹈题材的绘画作品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从艺术创作来看，能够表现作者的愉悦心情；从艺术接受来看，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同型同构理论，这种夸张姿态的情感表达更容易达到“同形同构”或“异质同构”的结果；从艺术接受的体验性来看，在这种形式下，鉴赏者可以不断推进与作品中情感的交流、意义的对话，从而洞察作品的深层意蕴，最终达到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产生审美共鸣，获得高峰体验。
三、形而上学——反思下的表现说缺陷
《东汉佚名乐舞百戏图》的创作背后离不开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和庄园经济繁荣的社会背景，由此可见，仅仅强调感情的冲动和宣泄还不能完全说明艺术产生的真谛。
但“表现说”的出现是一定历史时期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艺术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和身份，在历史上经历了若干次分化。史前时期的巫师，就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家。到了文明社会，由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从事制作图像、艺术表演的艺术家逐渐与巫师角色产生区分，成为技艺制作的普通人，这也是最早的艺术职业化。之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依据他们所从事的艺术性质而被确定，脑力劳动的成分越多，其地位就越高。所以，要把以前的工匠艺术和从事文学语言艺术创造的艺术家分开，就必须强调艺术家主观创造的重要性，此为“表现说”得以萌芽的重要背景。
到了近现代，除了“表现说”所代表的艺术家主体理论外，陆续又出现了艺术社会学及结构主义等理论。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艺术创造受到气候、时代精神和种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欧和北欧艺术的区别就根源于气候、时代精神和种族的差异，强调了艺术被外在社会条件制约的属性。罗兰·巴特则直接把作者从艺术创作中完全排除出去，宣告了“作者之死”。他指出“作者”是一位近现代才出现的人物，是资本主义艺术形态的产物。该理论颠覆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将后者的地位从边缘提升至中心。
综上所述，表现说无疑是关于艺术本质问题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首先，仅仅局限于表现说，很难将再现性艺术、创造性艺术的起源解释得十分清楚。其次，表现说的研究视角仅限于艺术家，较为单一，忽视了艺术创作背后的社会性维度，也未考虑到欣赏者的因素，很难对纷繁复杂的当代艺术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图2⃣️：对《毛诗序》的知识点解析
图3⃣️：枫远学姐点评
图4⃣️：《东汉佚名乐舞百戏图》
更多同济大学艺术学理论考研的报考择校信息、高分经验贴与真题解析，一次能发的太少，移步公主号：枫远考研#枫远艺术考研[超话]##艺术学理论考研##同济艺术学#
《毛诗序》这段话共三层含义。首先，从表面含义来看，它生动的阐释了艺术的发生。一切艺术皆源于情感，内心中有了情感，随即产生创作的需要，情感是艺术创作的动力；其次，从艺术门类上看，艺术的情感表现力也有所区分：从文学到音乐再到舞蹈，艺术的情感表现力呈现出一步步递进的特征；最后，从美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段话继承了先秦“诗言志”的理论，并进一步提出“情志并举”，由理性的“言志”过渡到感性的“言情”，是中国古代“表现说”的一种代表性说法。
一、百家争鸣——中外表现说的理论溯源
艾布拉姆斯这样概括表现说：“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中国表现说的发展大致可以概括为：由先秦时期“诗言志”到汉代《毛诗序》“情志统一”，再到南北朝时期的“诗缘情”，最后发展为明清“至情论”的过程。最早， “诗言志”观念的萌芽最早出现在《诗经》，之后在《左传》中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一直被儒家所推崇。汉代的《毛诗序》发展继承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发展，将情与志统一起来——这里的“志”既包括了社会政治抱负，又包括了人的情感表现。晋代文学家陆机正式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的说法，强调诗的抒情特质与艺术特性。最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表现了对情的极致推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进一步影响了当时的艺术创作。
把视线转移到西方。从近代到现代，西方美学经历了从“再现说”到“表现说”的发展历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 “模仿说”，指出艺术要模仿自然。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提出“镜子说”，“艺术如一面镜子，艺术家用这面镜子照射自然”。直到18世纪，艺术家地位提高——被称之为“天才”，这也使艺术家个人的情感表现得到重视。在《序言》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阐释了自己的诗歌理想——诗歌的本质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浪漫主义之后，表现论仍有许多理论发展。首先，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提出“艺术是幻想或直觉。直觉只能来自情感，基于情感；艺术的直觉总是抒情的直觉”。其次，英国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家科林伍德在《美学原理》中，说明表现是一种无意识的主体的情感表现。他所谓的艺术就是自我表现。再次，著名哲学家、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最后，法国反理性哲学家，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理论鼻祖格伯森认为，直觉即是创造，即是艺术。
二、气韵生动——东汉壁画中的舞蹈动态
汉代《毛诗序》从“诗言志”过渡到感性的“诗缘情”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点是楚汉浪漫传统和先秦理性精神的南北融合；第二点是汉朝大一统国家的繁荣，激发了对世俗生活的赞扬；第三点是汉代独特的美学传统——现实和想象交融。而这也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具有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 《东汉佚名乐舞百戏图》可以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东汉佚名乐舞百戏图》是由东汉时期画家所作的一副画作，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此图描绘了墓主人从举孝廉，为郎官到任职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直到仕途的巅峰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仕宦经历。画中的百戏内容有掷剑、弄丸、舞轮、安息五案等活动。画面笔触比较简单，线条流畅，颜色较为单一、鲜艳，以红为主，间以黑、棕色，透露出天真质朴的气质。人物形象近似速写，寥寥几笔，可以看出在造型能力和表现手法上仍显幼稚。其构图处理为罗列式，反映出中国早期绘画的观念。但是就其自身所处时代而言，作者已经凭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借有限的手段，充分表现出舞耍者各自的动态特征，生动地表现出处于激烈动作中的种种神态和热闹的气氛，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动人场面。总的来说，这幅画再现了东汉生活场景，体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歌颂。而画面中透出的力量、运动和速度，也可以看出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风貌。
此外，画面中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而这也正是舞蹈题材的绘画作品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从艺术创作来看，能够表现作者的愉悦心情；从艺术接受来看，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同型同构理论，这种夸张姿态的情感表达更容易达到“同形同构”或“异质同构”的结果；从艺术接受的体验性来看，在这种形式下，鉴赏者可以不断推进与作品中情感的交流、意义的对话，从而洞察作品的深层意蕴，最终达到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产生审美共鸣，获得高峰体验。
三、形而上学——反思下的表现说缺陷
《东汉佚名乐舞百戏图》的创作背后离不开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和庄园经济繁荣的社会背景，由此可见，仅仅强调感情的冲动和宣泄还不能完全说明艺术产生的真谛。
但“表现说”的出现是一定历史时期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艺术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和身份，在历史上经历了若干次分化。史前时期的巫师，就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家。到了文明社会，由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从事制作图像、艺术表演的艺术家逐渐与巫师角色产生区分，成为技艺制作的普通人，这也是最早的艺术职业化。之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依据他们所从事的艺术性质而被确定，脑力劳动的成分越多，其地位就越高。所以，要把以前的工匠艺术和从事文学语言艺术创造的艺术家分开，就必须强调艺术家主观创造的重要性，此为“表现说”得以萌芽的重要背景。
到了近现代，除了“表现说”所代表的艺术家主体理论外，陆续又出现了艺术社会学及结构主义等理论。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艺术创造受到气候、时代精神和种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欧和北欧艺术的区别就根源于气候、时代精神和种族的差异，强调了艺术被外在社会条件制约的属性。罗兰·巴特则直接把作者从艺术创作中完全排除出去，宣告了“作者之死”。他指出“作者”是一位近现代才出现的人物，是资本主义艺术形态的产物。该理论颠覆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将后者的地位从边缘提升至中心。
综上所述，表现说无疑是关于艺术本质问题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首先，仅仅局限于表现说，很难将再现性艺术、创造性艺术的起源解释得十分清楚。其次，表现说的研究视角仅限于艺术家，较为单一，忽视了艺术创作背后的社会性维度，也未考虑到欣赏者的因素，很难对纷繁复杂的当代艺术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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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大禹陵庙历史悠久，地位崇高，除受到历代朝廷的祭祀与修缮之外，其位于稽山鉴水的地理环境，旖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竞相来此拜谒、雅游、赋诗作词，从而成为禹陵乃至越地历史上一道璀璨而悠远的人文风景线。宋代作为一个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的时代，在禹陵的悠久历史上自然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毕竟时隔近千年，宋代留下的遗迹已寥寥可数，因此尽可能从禹陵至今仍存的实物、或者可身临其境的环境出发，去真切体验和感悟宋韵文化，还原一场“千回大宋”的禹陵雅游。
一、千年雅游图
北宋时期，鉴湖面积广阔，水域种植十分普遍，莲藕与菱角的种植量尤其大。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游览鉴湖时题诗，“天风吹到芰荷乡。”①关于芰荷究竟是菱与荷两种植物，还是专指荷的一种类别，当时就有人专门就此物进行辨别，陆游便是其一，“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②芰，指的是菱；荷，指的是莲。因有一种卷荷长出水面之后十分笔直，便被称作伎荷。但有时被误作芰荷，以致混淆视听了。秦观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菱与荷的故乡，足见鉴湖等水域种植了大量的菱角与莲藕。南宋绍熙元年（1190），洪迈出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称“会稽镜湖，在唐日广袤三百里。后来贫民盗占为田，今之视昔，不及十分之一也”。③南宋中期的鉴湖已被侵盗得支离破碎，然而荷花的种植面积仍旧很大，“大率越多陂湖，莲最富”。④以鉴湖为代表的越州湖泊大都种有荷花，莲藕的产量极高。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盗湖除了种植水稻外，也用于种植莲藕等经济作物。禹陵所处的会稽山脚正是鉴湖南端的湖岸线，禹池也属于鉴湖水域，其中特产一种罗文藕，“它皆不逮，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菹，甚美。”⑤挑选比较细长的罗文藕，可以和芥菜一起制成腌菜，味道鲜美、爽口，是别的藕无法相比的。
同年，秦观游历会稽禹庙，留下了经典诗句，“碧云暮合稽山暗，红芰秋开鉴水香。”⑥时值夏秋之交，禹庙下的鉴湖禹池中正是菱花盛开的季节，傍晚时分太阳渐渐下山，会稽山也变得黯淡，湖面上盛开的菱花，阵阵清香向坐在船上的秦观扑面而来。
这已是诗中有画，这幅千年前的宋韵雅游图，试问谁人不向往呢？机缘巧合的是，千年后的大禹陵景区仍然保留了这一画面。夏季，湖面上开满了“莲叶何田田”的荷花，还有那青黄不一的莲蓬，拗一个下来，不免有辛弃疾笔下“溪头卧剥莲蓬”的悠闲自得。秋天，湖面上早已铺满了碧绿的菱叶，间或点缀着红白相间的菱花。两者竞相生长，俨然仅留下容一条乌篷船穿梭其间的水路。如果坐在乌篷船上，在会稽山的掩映之下，此情此景已然回到了千年前。
二、摩崖、石刻
“窆石”和“梅梁”分别是会稽大禹陵、庙的代名词，秦观在《谒禹庙》一诗中以“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风雨锁梅梁。”之句将二者作为兴象，凸出了会稽大禹陵庙的悠久历史，用典也十分贴切。
窆石上曾有一处北宋晚期的题刻。“宣和中，杨时有题名。”⑦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北宋理学家。杨时四十多岁时，仍励志求学，专程跑到洛阳去拜理学家程颐为师。一天，他便与朋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但恰巧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当时外面开始下雪，但二人求师心切，便恭敬地站在门外，不言不动。等了大半天之后，程颐才醒过来。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而二人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成语“程门立雪”就源于此，表示求学者尊师重教和虔诚求学的品质。只可惜在后代不断地翻拓与摩挲间，这处题刻已无法辨识。
窆石上还保留着一处高四十四公分，宽八公分的隶书阴刻，“会稽令赵与陞来游，男孟握侍。”赵与陞，嘉兴府（今浙江嘉兴）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赵孟握，绍定二年（1229）进士。赵与陞是宋太祖的第十世孙，与宋理宗同一辈；其子赵孟握是宋太祖的第十一世孙，与书法大家赵孟頫同一辈。南宋中后期，当时在会稽县任职的赵与陞带着儿子游览会稽禹庙，在窆石亭驻足良久，最终写下此句刻于窆石上。
位于禹庙宰牲房旁的山脚下，有一处隶书阳刻“菲饮泉”三字的摩崖石刻，高二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绍兴中，王编修钰题名大字刻泉上。”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由负责文史修撰工作的编修官王钰题写，至今保存完好。
“菲饮”二字出自《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认为，禹是无可挑剔的：吃得很节俭，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朴素，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简陋，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孔子以夏禹为榜样，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标杆。
三、咸若亭
现在“大禹陵”碑一侧的咸若亭，年岁由来已久。置身青松翠柏之间，同时在蓝天绿竹的映衬之下，此处意境之高雅，实在是别处无法媲美的。
古代设立放生池的做法十分普遍，咸若亭则是其配套建筑，宋代也不例外。在越州设立放生池的历史，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天宝二年（743）贺知章乞求设立。随着岁月的变迁，鉴湖被不断蚕食，以致宋代重大节日期间放生没有固定场所。隆兴二年（1164），朝廷允许在绍兴府东南一十里划出二百七十顷作为放生池，并在池边修建咸若亭一座，并由陆游的老师曾几写文章记录这件事情。⑨绍兴末年，曾几迁居到绍兴府城内的大中禹迹寺，过着十分清雅朴素的生活，平时就在寺内种些竹子，看书赋诗，作诗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床书。”此外，亭楣上还有两处题刻：一处“咸若古亭”，另一处“好生遗化”。大意是万物都能够尽享生命；牢记前人教化，爱惜生命，不杀生，转而放生。
无独有偶，淳祐八年（1248），肇庆府（今广东肇庆）也在放生池处修建了一座亭子，并撰写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其后役起，重阳而落之，腊题曰咸若，谓万物无不蒙被帝泽，非止斯亭岁所放者也。”⑩九月初九日亭子落成，十二月题名“咸若亭”，寓意天地万物都处在皇帝的恩泽之下，不仅限于在咸若亭放生的动物。
禹陵内的这座咸若亭，从石工及保存的程度看，上层屋檐部分为清代中后期风格，宋元时期风格的六根六边形石柱以及基座部分的年代暂时无法确定。虽有一部分为后代修缮，但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讲仍属于宋代建筑。这与今位于绍兴城内的八字桥、广宁桥如出一辙，虽然经过后代多次修缮，但仍将它们视作宋代桥梁。
四、禹陵宋韵传千年
宋代距今已千年，多少宋代遗迹已堙没在过往的岁月中，因此仍保留在大禹陵庙内为数不多的南宋遗迹，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既可以坐在乌篷船中，观赏禹池内的荷花与菱花，也可以到咸若亭处抚松听竹，或者观摩窆石宋刻、“菲饮泉”摩崖。禹陵宋韵的故事在古籍经典中更是俯拾皆是。大到朝廷、官府对大禹陵庙的告祭、修缮，小到乡野百姓拜禹王、逛庙会等等，不胜枚举。亲身感受之余，静静聆听那一段史实往事，不经意间使这段穿越之旅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如置身于那高贵典雅，又不失人间烟火气的岁月当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俨然是一场集可观、可玩、可品、可悟于一体的穿越千年的“禹陵宋韵游”。
［参考文献］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游鉴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北京：中华书局，第12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己卷8《镜湖大镜》，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4页。
④（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4《果》，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39页。
⑤（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30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谒禹庙》，第340页。
⑦（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1《石》，第6909页。
⑧（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7《寺院》，第6830页。
⑨（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0《池》，第6899页。
⑩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卷7943《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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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雅游图
北宋时期，鉴湖面积广阔，水域种植十分普遍，莲藕与菱角的种植量尤其大。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游览鉴湖时题诗，“天风吹到芰荷乡。”①关于芰荷究竟是菱与荷两种植物，还是专指荷的一种类别，当时就有人专门就此物进行辨别，陆游便是其一，“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②芰，指的是菱；荷，指的是莲。因有一种卷荷长出水面之后十分笔直，便被称作伎荷。但有时被误作芰荷，以致混淆视听了。秦观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菱与荷的故乡，足见鉴湖等水域种植了大量的菱角与莲藕。南宋绍熙元年（1190），洪迈出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称“会稽镜湖，在唐日广袤三百里。后来贫民盗占为田，今之视昔，不及十分之一也”。③南宋中期的鉴湖已被侵盗得支离破碎，然而荷花的种植面积仍旧很大，“大率越多陂湖，莲最富”。④以鉴湖为代表的越州湖泊大都种有荷花，莲藕的产量极高。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盗湖除了种植水稻外，也用于种植莲藕等经济作物。禹陵所处的会稽山脚正是鉴湖南端的湖岸线，禹池也属于鉴湖水域，其中特产一种罗文藕，“它皆不逮，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菹，甚美。”⑤挑选比较细长的罗文藕，可以和芥菜一起制成腌菜，味道鲜美、爽口，是别的藕无法相比的。
同年，秦观游历会稽禹庙，留下了经典诗句，“碧云暮合稽山暗，红芰秋开鉴水香。”⑥时值夏秋之交，禹庙下的鉴湖禹池中正是菱花盛开的季节，傍晚时分太阳渐渐下山，会稽山也变得黯淡，湖面上盛开的菱花，阵阵清香向坐在船上的秦观扑面而来。
这已是诗中有画，这幅千年前的宋韵雅游图，试问谁人不向往呢？机缘巧合的是，千年后的大禹陵景区仍然保留了这一画面。夏季，湖面上开满了“莲叶何田田”的荷花，还有那青黄不一的莲蓬，拗一个下来，不免有辛弃疾笔下“溪头卧剥莲蓬”的悠闲自得。秋天，湖面上早已铺满了碧绿的菱叶，间或点缀着红白相间的菱花。两者竞相生长，俨然仅留下容一条乌篷船穿梭其间的水路。如果坐在乌篷船上，在会稽山的掩映之下，此情此景已然回到了千年前。
二、摩崖、石刻
“窆石”和“梅梁”分别是会稽大禹陵、庙的代名词，秦观在《谒禹庙》一诗中以“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风雨锁梅梁。”之句将二者作为兴象，凸出了会稽大禹陵庙的悠久历史，用典也十分贴切。
窆石上曾有一处北宋晚期的题刻。“宣和中，杨时有题名。”⑦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北宋理学家。杨时四十多岁时，仍励志求学，专程跑到洛阳去拜理学家程颐为师。一天，他便与朋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但恰巧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当时外面开始下雪，但二人求师心切，便恭敬地站在门外，不言不动。等了大半天之后，程颐才醒过来。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而二人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成语“程门立雪”就源于此，表示求学者尊师重教和虔诚求学的品质。只可惜在后代不断地翻拓与摩挲间，这处题刻已无法辨识。
窆石上还保留着一处高四十四公分，宽八公分的隶书阴刻，“会稽令赵与陞来游，男孟握侍。”赵与陞，嘉兴府（今浙江嘉兴）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赵孟握，绍定二年（1229）进士。赵与陞是宋太祖的第十世孙，与宋理宗同一辈；其子赵孟握是宋太祖的第十一世孙，与书法大家赵孟頫同一辈。南宋中后期，当时在会稽县任职的赵与陞带着儿子游览会稽禹庙，在窆石亭驻足良久，最终写下此句刻于窆石上。
位于禹庙宰牲房旁的山脚下，有一处隶书阳刻“菲饮泉”三字的摩崖石刻，高二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绍兴中，王编修钰题名大字刻泉上。”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由负责文史修撰工作的编修官王钰题写，至今保存完好。
“菲饮”二字出自《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认为，禹是无可挑剔的：吃得很节俭，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朴素，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简陋，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孔子以夏禹为榜样，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标杆。
三、咸若亭
现在“大禹陵”碑一侧的咸若亭，年岁由来已久。置身青松翠柏之间，同时在蓝天绿竹的映衬之下，此处意境之高雅，实在是别处无法媲美的。
古代设立放生池的做法十分普遍，咸若亭则是其配套建筑，宋代也不例外。在越州设立放生池的历史，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天宝二年（743）贺知章乞求设立。随着岁月的变迁，鉴湖被不断蚕食，以致宋代重大节日期间放生没有固定场所。隆兴二年（1164），朝廷允许在绍兴府东南一十里划出二百七十顷作为放生池，并在池边修建咸若亭一座，并由陆游的老师曾几写文章记录这件事情。⑨绍兴末年，曾几迁居到绍兴府城内的大中禹迹寺，过着十分清雅朴素的生活，平时就在寺内种些竹子，看书赋诗，作诗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床书。”此外，亭楣上还有两处题刻：一处“咸若古亭”，另一处“好生遗化”。大意是万物都能够尽享生命；牢记前人教化，爱惜生命，不杀生，转而放生。
无独有偶，淳祐八年（1248），肇庆府（今广东肇庆）也在放生池处修建了一座亭子，并撰写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其后役起，重阳而落之，腊题曰咸若，谓万物无不蒙被帝泽，非止斯亭岁所放者也。”⑩九月初九日亭子落成，十二月题名“咸若亭”，寓意天地万物都处在皇帝的恩泽之下，不仅限于在咸若亭放生的动物。
禹陵内的这座咸若亭，从石工及保存的程度看，上层屋檐部分为清代中后期风格，宋元时期风格的六根六边形石柱以及基座部分的年代暂时无法确定。虽有一部分为后代修缮，但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讲仍属于宋代建筑。这与今位于绍兴城内的八字桥、广宁桥如出一辙，虽然经过后代多次修缮，但仍将它们视作宋代桥梁。
四、禹陵宋韵传千年
宋代距今已千年，多少宋代遗迹已堙没在过往的岁月中，因此仍保留在大禹陵庙内为数不多的南宋遗迹，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既可以坐在乌篷船中，观赏禹池内的荷花与菱花，也可以到咸若亭处抚松听竹，或者观摩窆石宋刻、“菲饮泉”摩崖。禹陵宋韵的故事在古籍经典中更是俯拾皆是。大到朝廷、官府对大禹陵庙的告祭、修缮，小到乡野百姓拜禹王、逛庙会等等，不胜枚举。亲身感受之余，静静聆听那一段史实往事，不经意间使这段穿越之旅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如置身于那高贵典雅，又不失人间烟火气的岁月当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俨然是一场集可观、可玩、可品、可悟于一体的穿越千年的“禹陵宋韵游”。
［参考文献］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游鉴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北京：中华书局，第12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己卷8《镜湖大镜》，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4页。
④（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4《果》，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39页。
⑤（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30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谒禹庙》，第340页。
⑦（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1《石》，第6909页。
⑧（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7《寺院》，第6830页。
⑨（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0《池》，第6899页。
⑩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卷7943《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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