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绵绵的秋天气息合集～
我终于确定，生活中这些好闻好用的小东西，就是能润物无声地默默治愈人的身心。比如昨天下班回家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是深夜，多少有点沮丧：还没充分利用好业余时间，晚上就快结束了，既然虚度了，就摆烂吧，合集要不拖一天好了……
可是当我放下手机回到现实生活，好好地洗了澡、又专心地护肤，本意是准备去睡，竟然又原地满血复活。好闻的香味和温柔的抚触，原来真的会给人充电，心里油然而生出的欢喜之情，也让我忽然有了强烈的欲望坐到电脑前记下这一切。
大家工作那么忙，活得都那么累，谁有时间看虚情假意的文字。我当博主的初心并不是为了做营销号，从十一年前，因为想记录爱用的东西和生活才走到了今天。所以现在，请让我真诚地感叹一下这些疲倦生活中的小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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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ent GC 洗衣液、柔顺剂
这个瑞典牌子，好几年没用他家的东西，今年忽然想怀旧，发现出了新的香型。
先说这瓶婴儿贴身衣物专用洗衣液，它主打天然温和，我因为经常需要手洗一些娇气衣服，所以买了这支，对手和布料都好一点。漂亮的透明粉色液体，有一股甜甜的枫糖奶香味，名字也起得好听，叫“幸福甜心”。用它洗了真丝，很容易漂净，晒干以后闻起来柔柔软软，亲肤温馨。
有机柔顺剂，是“Kiyomi清见橘”的香型，看过上篇柑橘合集的朋友就知道，它的酸甜平衡，香气纯粹澄明，但比橙子显得清秀许多。拧开盖子时还没觉得这支有什么特别，可是倒进水中时，阵阵甘芳的橘香水汽盈盈，活泼地扑鼻而来，我暗下决心——太好闻了，要买同款沐浴露！
这两瓶都不是开架日化那种浓郁留香的类型，气味都偏淡雅，风格和包装设计一样天然极简，却给人细致而熨帖的感受，走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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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ent GC 洗手液
“Yuzu”，第二次买这支柚子洗手液了，因为洗感好，当沐浴露也行。但它不是日本柚那充满穿透力的酸甜，反而像我们常吃的文旦柚的果肉一样，完熟清甜，汁水丰沛，细品才察觉它解腻的清苦微酸。洗的时候从液体到泡沫触感都十分润滑，冲净后皮肤也不觉得干燥，留下洁净的淡淡柚香。
印象太好了，所以回购，白色半透明的瓶身圆滚滚，摆在洗手池旁边看着娇憨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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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undress观夏联名洗衣液
这支洗感之类不说了，大家多少都用过，他家也没什么不好用的款；这里主要是奉劝The Laundress尽快把“颐和金桂”加入常态香型长期发售，不要不识抬举（误）。
颐和金桂是我最爱的桂花香前三，超高还原度，完美展现了桂花那金黄酸甜的杏子香、柔情款款的粉质皮革香、明亮绮丽的甜花香，再用丰厚如丝绒的奶香内酯将它们托起来，饱满馥郁，美丽绝伦。我能说我买过观夏所有颐和金桂的产品，都买成了核心会员吗？
不过洗衣液洗后并没有明显的桂花味，只余微微奶香的内酯气息，所以强烈要求开发配套的留香柔顺剂，太想把它穿在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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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夏中秋限定香砖
颐和金桂系列中最最好闻的产品，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是精油香砖。因为，它那股柔软又缠绵、醇厚又润泽的内酯奶香底味，在香砖表达得最为充分。而且观夏的香砖比其他牌子做得还要浓郁，加热融化一块，扩散力强到三个房间都能闻见，香得醉人；即使放在抽屉不用，一年多了香气也全然不减；还可以用配套的欧根纱袋子装起来挂衣柜里熏衣。我太喜欢了，所以去年还专门写了一篇：https://t.cn/A6SKVF5k
而中秋限定这盒，之前没看详情就匆匆买了，收到才发现原来除金桂以外还有三个特别设计的香型。“门中月”，是清澈透明的柠檬薰衣草-白花香，“最相思”是香甜可口的蜜渍红豆香，“层秋”则是舒展优雅的羊绒木质香。这次香砖被做成桂花、月饼和小兔子的形状，有几款我发现居然是夹心的，切开像真的点心，真是又可爱又好笑，想问问设计者是怎么想到这么有意思的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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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C非凡制造 桂花香水
20年疫情时拉了个群大家聊天，因为我喜欢TDC这支桂花香水整天吹它，又写过好几款桂花香，于是被群友赐名“桂学”，与隔壁研究creed拿破仑之水批号的“拿学”，近年来研究一轮玫瑰批号的“轮学”并称香圈三大显学。今年我重燃对桂花香的喜好，桂学复兴就在今日！
TDC桂花其实并不“像”，大概是因为它缺失了杏桃果香特征，将之替换成更飘逸的柑橘，这是JCE的风格。闻起来，也不太给人一树金黄的印象，厚实的麝香和内酯包裹住花香元素，让我联想起柔和的不透明乳白色，于是它仿佛香甜软糯的一块桂花米糕，质感细腻松软，微微粘牙，咀嚼间满口都是桂花蜜糖的芬芳，甜蜜直流入心底。是有人间烟火的舒适和温情，让人心情都无端地柔软起来，回想起很多幼时泛黄的记忆。
各种桂花香水香薰都在努力追求还原，可是TDC桂花并不着意于还原，却做出了我心中最佳的桂香之一。世上自有百媚千红，我只独爱它一种，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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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 牛奶沐浴露、身体乳
fresh牛奶洗护，也不知道算不算购物翻车，都怪我经常买东西不看详情，看它可可爱爱的奶瓶造型和大字“Milk”就下了单。等收到发现没什么奶味，定睛一看瓶身小字一行“plant-based”，好家伙，又栽在植物奶上了。本动物蛋白爱好者拒绝接受植物奶！
它用起来只有淡淡的宝宝霜一样的柔和香气，或者说清淡的乳霜气息，和鲜奶完全没关系，不过庆幸还是好用的，洗感柔和不干，身体乳微有厚度很滋润，整夜都能感到双腿皮肤令人安心的湿润感。这是真适合秋冬的产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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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肯定有朋友好奇这篇为什么叫软绵绵的秋天合集。当然是乱起的了……我不擅长起标题，所以小红薯经常卡在这一步，这些东西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目的，反而是收到以后偶然发现风格可以凑成一篇，才做的合集。但是它们都拥有令人心意温柔的气息或使用感，令我无限向往即将到来的秋天，一年中最爱的季节。因为我的工作缘故，总觉得9月才是一年新的开始，因为我的地区缘故，每年直到此刻气候才逐渐明净清爽。
还记得我4月时写春日香水合集吗？“这个寂寞的春天里，那些没及时看到的花开，说不出口的心事，还没见到的人，都在未来等着我们。”
——你只管在春天播种，默默努力，在万物丰收的秋天，好事情就会像熟透的果子悄悄掉落在地上，最终我们都会收获想要的希望与爱。
#护肤##好物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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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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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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