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聚焦兰州新区# 【中国改革报｜峥嵘十载 戈壁滩上绘就一幅新时代画卷】#兰州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十周年# 兰州新区成立10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近60倍，综合改革跻身国家级新区“第一方针”。
“10年来，新区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在‘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戈壁荒滩上，初步建立起了一座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综合性新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全面增进，新区群众实实在在共享了改革发展的成果。”日前，在兰州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10周年改革发展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相关负责人对兰州新区这10年的发展成果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2012年8月2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设立兰州新区的批复》，正式批复设立兰州新区，赋予其“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四大战略定位。兰州新区是我国广袤西北大地上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新区，肩负着探索西北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和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新模式，增强兰州作为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向西开放，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责任。
如今，#奋进十年路启航新征程# 10年过去了，悠然回望，岁月峥嵘。兰州新区地区生产总值从不足5亿元到快速突破300亿元关口，增长近60倍，特色优势产业多点开花，综合改革跻身国家级新区“第一方阵”，进出口贸易额倍数增长，常住人口从不足10万人增长至50万人。一座功能完备、产业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生态优美的现代化新城初见雏形，成为甘肃全省乃至整个西北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有效发挥了经济增长新引擎、改革创新新典范、高质量发展新样板的作用。
以创新谋发展，向改革要成绩
要想实现突破，必须以创新谋发展，向改革要成绩。决策者们坚持以“管理效率最高、运营成本最低、服务水平最优”为目标，深入实施管理体制、干部人事、行政审批、国资国企等“九大改革”，构建全方位改革体系，有效激活发展动能。
兰州新区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充分发挥兰州新区产业园区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空间大、政策优等特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健全科创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科技项目管理体制机制，优化创新创业要素供给、政策兑现、人才引进等科创生态，高科技企业、高层次人才、高水平成果、高能级平台加速集聚。
“目前，兰州新区建成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业设计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168个。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连续4年保持在4%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翟建军告诉记者。
兰州新区深谙“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道理，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引进培育了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如今的兰州新区藏龙卧虎，科技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达3万人。
兰州新区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的关键举措和引领高质量赶超跨越的“先导工程”，先后获评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中国（区域）最具投资营商价值新区”“2020十大最具投资吸引力新区”。
推动产业发展，重振“兰州制造”
兰州的历史曾因“兰州制造”四个字而熠熠生辉。元代有铁冶，明代开发煤矿，洋务运动中，兰州机器局、兰州机器织呢局开西北工业之先河。抗战时，兰州成为大后方，形成纺织、皮革、机械制造、汽车修理、冶金、制药、化工、玻璃、面粉、卷烟等工业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兰州迅速成为新兴工业城，创造了新中国无数个“第一”，为新中国的起步作出巨大贡献。
“如今，兰州新区面临崭新的发展机遇，以国家级新区平台建设为引擎，紧扣‘经济新区、产业新区、制造新区’目标，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积极主动作为，聚集配置高端发展要素，着力铸链强链延链补链，加快构建现代高端产业体系，培育壮大装备制造、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呈现出生态产业竞相发展的良好态势，形成‘大中小共存、高优特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翟建军说。
据悉，兰州新区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十四五”末产值将达到200亿元。
绿色化工产业“十四五”末产值将达到500亿元，打造千亿级国家重要的高端化工产业基地和世界一流的现代精细化工产业园。
新材料产业“十四五”末产值将超过65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性能铜箔研发生产基地、新能源“储能之谷”。
还有生物医药产业、绿色能源产业、大数据产业、现代农业产业、文化旅游产业也都生根开花，以日益蓬勃的姿态助推着兰州新区的发展，重振着“兰州制造”的辉煌。
立足丝路优势，打造开放前沿
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兰州新区立足“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定位，先后建成运营综合保税区、航空港、铁路口岸、国际通信专用通道，构建起“一区一港一口岸一通道”立体化开放平台，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
2016年～2021年，兰州新区进出口总额达276亿元、年均增长9.2%。其中2021年实现贸易额82.4亿元，同比增长103%，占甘肃省贸易额超过16%，对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带动效应凸显。
2014年7月15日，作为甘肃省唯一的综合保税区，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复设立，并于2015年12月24日正式封关运营。封关运营以来，新区综合保税区复制推广“分类监管”“委托加工”“两段准入”“四自一简”等自贸试验区创新制度，创新“废物出区”“申报前检验”“全过程品质监测”等制度，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德国、中国香港等地设立多个海外仓。
2017年11月，兰州新区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获交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并列入全国第二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2022年8月2日，由兰州新区商投集团路港公司、捷时特物流有限公司共同承运的“万象南—磨憨—中川北”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顺利到达兰州新区中川北站物流园。此趟班列是中老铁路贯通后，甘肃省首趟中国—老挝回程班列，为甘肃省开辟了连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快捷国际贸易通道。
兰州新区还大力构建“通道+物流+产业”现代物流运行体系，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路”大通道同向发力，持续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据翟建军介绍，目前，依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及航空口岸，已开通240余条国内国际地区城市运输航线和16条国际货运航线，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3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0万吨、飞机起降架次30万架次。
坚持生态优先，守护绿水青山
2011年，总长16.7公里、面积967公顷的新区东一干防护林带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兰州新区生态防护林带建设正式拉开序幕。10年过去，往日的荒山秃岭如今已变得郁郁葱葱。
据翟建军介绍，近年来，兰州新区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兰西城市群生态建设等重大机遇，以生态修复治理为切入点，规划将大量的生态功能差、未利用荒坡土丘进行整治，30%整治为高质量、永久性生态用地，打造兰州北部生态安全屏障。
“引大入秦”丰沛的水源滋润了万物、哺育了生命、激活了生机。如今，一座满目滴翠的现代化生态新城在古老的秦王川大地上拔地而起。
10年间，兰州新区总共建成水库6座，生态调蓄工程9个，生态输水管线5条，产业园区供水工程6处，年供水能力由原来不足0.3亿立方米提升至1.46亿立方米，逐步构建起一张生态供水兼顾防洪节水的水利体系网。
“自建设以来，兰州新区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文明新区、构筑兰州北部生态屏障目标，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在全省率先创新黄土山丘生态脆弱区生态修复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子。”翟建军表示。
2010年~2022年6月，兰州新区累计完成造林绿化20万亩，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7200万平方米、绿化率达36%。建成高效节水、生态兼顾的高标准农田7万亩，实施生态修复12万亩，系统性解决了干旱、风沙、盐碱、水土流失等问题。
如今，新区四周低丘缓坡未利用地得以平整，一道道绿色的生态屏障蔚然成荫。一批雨水有效收集利用、洪水有序排放，湿地、湖体东西相连、南北贯通，形成了城市绿肺。人与自然关系得到极大改善，为黄河上游地区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区样板、作出了新区示范。
聚焦城市与民生，打造宜居幸福地
“春季见花、夏季见绿、秋季见果、冬季见景”，这是兰州新区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立下的愿景。
10年来，兰州新区坚持把提升城市服务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贯穿建设现代化国家级新区全过程全方位，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兰州新区印发了《魅力新区城市品质提升六大行动方案》，未来将从市容环卫、市政设施、空间秩序、园林绿化、城市治理、道路交通六个方面完善治理措施。”翟建军说。
新区建设绕不开民生话题。只有民生问题搞好了，人民才能安稳踏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
10年来，兰州新区教育事业发展投入超过280亿元，现有各级各类学校137所。同时，面向全国引进教育人才超过1200人，教育成效全面开花，教育水平显著提升。
经过多年发展，新区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已达到国家平均水平，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同步健全，逐渐形成了“15分钟医疗服务圈”。
近年来，兰州新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战略，大力推进“15分钟健身圈”建设，先后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87个，全域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17平方米，位居甘肃省前列。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兰州新区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扎实开展“3+1”冲刺清零行动，历史性地解决了整体绝对贫困问题。同时，牢牢守住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加快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
一项项举措结出丰硕果实。翟建军告诉记者，从2010年到2021年，兰州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20%以上，近5年持续领跑国家级新区。
作为从一张白纸起步的国家级新区，10年来，这里从一片黄土荒滩成长为一座现代化新城，从农耕之乡转变为生态产业集聚区，从无人问津的僻壤蝶变为科技创新高地。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兰州新区要牢牢把握国家赋予的发展改革创新重大任务，坚守初心，坚定信心，科学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与‘机’，以过硬的作风和扎实的工作，为甘肃省发展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贡献新区力量。”在兰州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10周年改革发展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兰州新区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期望。（中国改革报）
“10年来，新区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在‘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戈壁荒滩上，初步建立起了一座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综合性新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全面增进，新区群众实实在在共享了改革发展的成果。”日前，在兰州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10周年改革发展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相关负责人对兰州新区这10年的发展成果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2012年8月2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设立兰州新区的批复》，正式批复设立兰州新区，赋予其“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四大战略定位。兰州新区是我国广袤西北大地上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新区，肩负着探索西北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和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新模式，增强兰州作为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向西开放，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责任。
如今，#奋进十年路启航新征程# 10年过去了，悠然回望，岁月峥嵘。兰州新区地区生产总值从不足5亿元到快速突破300亿元关口，增长近60倍，特色优势产业多点开花，综合改革跻身国家级新区“第一方阵”，进出口贸易额倍数增长，常住人口从不足10万人增长至50万人。一座功能完备、产业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生态优美的现代化新城初见雏形，成为甘肃全省乃至整个西北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有效发挥了经济增长新引擎、改革创新新典范、高质量发展新样板的作用。
以创新谋发展，向改革要成绩
要想实现突破，必须以创新谋发展，向改革要成绩。决策者们坚持以“管理效率最高、运营成本最低、服务水平最优”为目标，深入实施管理体制、干部人事、行政审批、国资国企等“九大改革”，构建全方位改革体系，有效激活发展动能。
兰州新区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充分发挥兰州新区产业园区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空间大、政策优等特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健全科创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科技项目管理体制机制，优化创新创业要素供给、政策兑现、人才引进等科创生态，高科技企业、高层次人才、高水平成果、高能级平台加速集聚。
“目前，兰州新区建成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业设计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168个。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连续4年保持在4%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翟建军告诉记者。
兰州新区深谙“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道理，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引进培育了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如今的兰州新区藏龙卧虎，科技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达3万人。
兰州新区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的关键举措和引领高质量赶超跨越的“先导工程”，先后获评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中国（区域）最具投资营商价值新区”“2020十大最具投资吸引力新区”。
推动产业发展，重振“兰州制造”
兰州的历史曾因“兰州制造”四个字而熠熠生辉。元代有铁冶，明代开发煤矿，洋务运动中，兰州机器局、兰州机器织呢局开西北工业之先河。抗战时，兰州成为大后方，形成纺织、皮革、机械制造、汽车修理、冶金、制药、化工、玻璃、面粉、卷烟等工业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兰州迅速成为新兴工业城，创造了新中国无数个“第一”，为新中国的起步作出巨大贡献。
“如今，兰州新区面临崭新的发展机遇，以国家级新区平台建设为引擎，紧扣‘经济新区、产业新区、制造新区’目标，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积极主动作为，聚集配置高端发展要素，着力铸链强链延链补链，加快构建现代高端产业体系，培育壮大装备制造、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呈现出生态产业竞相发展的良好态势，形成‘大中小共存、高优特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翟建军说。
据悉，兰州新区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十四五”末产值将达到200亿元。
绿色化工产业“十四五”末产值将达到500亿元，打造千亿级国家重要的高端化工产业基地和世界一流的现代精细化工产业园。
新材料产业“十四五”末产值将超过65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性能铜箔研发生产基地、新能源“储能之谷”。
还有生物医药产业、绿色能源产业、大数据产业、现代农业产业、文化旅游产业也都生根开花，以日益蓬勃的姿态助推着兰州新区的发展，重振着“兰州制造”的辉煌。
立足丝路优势，打造开放前沿
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兰州新区立足“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定位，先后建成运营综合保税区、航空港、铁路口岸、国际通信专用通道，构建起“一区一港一口岸一通道”立体化开放平台，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
2016年～2021年，兰州新区进出口总额达276亿元、年均增长9.2%。其中2021年实现贸易额82.4亿元，同比增长103%，占甘肃省贸易额超过16%，对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带动效应凸显。
2014年7月15日，作为甘肃省唯一的综合保税区，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复设立，并于2015年12月24日正式封关运营。封关运营以来，新区综合保税区复制推广“分类监管”“委托加工”“两段准入”“四自一简”等自贸试验区创新制度，创新“废物出区”“申报前检验”“全过程品质监测”等制度，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德国、中国香港等地设立多个海外仓。
2017年11月，兰州新区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获交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并列入全国第二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2022年8月2日，由兰州新区商投集团路港公司、捷时特物流有限公司共同承运的“万象南—磨憨—中川北”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顺利到达兰州新区中川北站物流园。此趟班列是中老铁路贯通后，甘肃省首趟中国—老挝回程班列，为甘肃省开辟了连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快捷国际贸易通道。
兰州新区还大力构建“通道+物流+产业”现代物流运行体系，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路”大通道同向发力，持续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据翟建军介绍，目前，依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及航空口岸，已开通240余条国内国际地区城市运输航线和16条国际货运航线，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3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0万吨、飞机起降架次30万架次。
坚持生态优先，守护绿水青山
2011年，总长16.7公里、面积967公顷的新区东一干防护林带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兰州新区生态防护林带建设正式拉开序幕。10年过去，往日的荒山秃岭如今已变得郁郁葱葱。
据翟建军介绍，近年来，兰州新区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兰西城市群生态建设等重大机遇，以生态修复治理为切入点，规划将大量的生态功能差、未利用荒坡土丘进行整治，30%整治为高质量、永久性生态用地，打造兰州北部生态安全屏障。
“引大入秦”丰沛的水源滋润了万物、哺育了生命、激活了生机。如今，一座满目滴翠的现代化生态新城在古老的秦王川大地上拔地而起。
10年间，兰州新区总共建成水库6座，生态调蓄工程9个，生态输水管线5条，产业园区供水工程6处，年供水能力由原来不足0.3亿立方米提升至1.46亿立方米，逐步构建起一张生态供水兼顾防洪节水的水利体系网。
“自建设以来，兰州新区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文明新区、构筑兰州北部生态屏障目标，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在全省率先创新黄土山丘生态脆弱区生态修复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子。”翟建军表示。
2010年~2022年6月，兰州新区累计完成造林绿化20万亩，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7200万平方米、绿化率达36%。建成高效节水、生态兼顾的高标准农田7万亩，实施生态修复12万亩，系统性解决了干旱、风沙、盐碱、水土流失等问题。
如今，新区四周低丘缓坡未利用地得以平整，一道道绿色的生态屏障蔚然成荫。一批雨水有效收集利用、洪水有序排放，湿地、湖体东西相连、南北贯通，形成了城市绿肺。人与自然关系得到极大改善，为黄河上游地区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区样板、作出了新区示范。
聚焦城市与民生，打造宜居幸福地
“春季见花、夏季见绿、秋季见果、冬季见景”，这是兰州新区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立下的愿景。
10年来，兰州新区坚持把提升城市服务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贯穿建设现代化国家级新区全过程全方位，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兰州新区印发了《魅力新区城市品质提升六大行动方案》，未来将从市容环卫、市政设施、空间秩序、园林绿化、城市治理、道路交通六个方面完善治理措施。”翟建军说。
新区建设绕不开民生话题。只有民生问题搞好了，人民才能安稳踏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
10年来，兰州新区教育事业发展投入超过280亿元，现有各级各类学校137所。同时，面向全国引进教育人才超过1200人，教育成效全面开花，教育水平显著提升。
经过多年发展，新区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已达到国家平均水平，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同步健全，逐渐形成了“15分钟医疗服务圈”。
近年来，兰州新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战略，大力推进“15分钟健身圈”建设，先后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87个，全域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17平方米，位居甘肃省前列。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兰州新区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扎实开展“3+1”冲刺清零行动，历史性地解决了整体绝对贫困问题。同时，牢牢守住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加快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
一项项举措结出丰硕果实。翟建军告诉记者，从2010年到2021年，兰州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20%以上，近5年持续领跑国家级新区。
作为从一张白纸起步的国家级新区，10年来，这里从一片黄土荒滩成长为一座现代化新城，从农耕之乡转变为生态产业集聚区，从无人问津的僻壤蝶变为科技创新高地。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兰州新区要牢牢把握国家赋予的发展改革创新重大任务，坚守初心，坚定信心，科学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与‘机’，以过硬的作风和扎实的工作，为甘肃省发展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贡献新区力量。”在兰州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10周年改革发展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兰州新区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期望。（中国改革报）
很久很久没有做过梦了(我太喜欢睡眠有梦)。昨夜终于入梦。梦到和李老师一起去旅行，走到一个两层楼的地下室，突然老李不见了，我背着非常沉重的巨大行李连滚带爬地上楼去找他，到处都看不到一个人，空荡荡的，坐在楼梯旁给他打电话，手机显示只有19%的电量，心里很焦集，担心手机的电用完了，他打电话给我，找不到我。这时，转头看向地下室，原来是一间卫生间，入口处，用衣架挂着一条我日常训练的裤子。此时，梦醒了，可那种焦虑感一直还在，直到此时。也许是潜意识告诉我，终于从深渊里爬上来了吧，谁知道呢？不管谁在你的身边，最终都要独自一个人经过这段旅程。啊！能入梦真的很美好，能接收到潜意识的讯息，对于当下的我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鼓励和肯定。谢谢你，梦[微风][微风][微风]
【#男子工作中坠亡社保部门不予认定工伤# 又被法院反复撤销】工伤认定，到底谁说了算？
● 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不能直接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此案中黄亚超可能会陷入“行政机关认定——诉讼——再次认定——再次诉讼”的怪圈之中，事情始终难以解决
● 我国之所以存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的现象，是因为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不同的标准。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属于行政职权的范围，因此行政认定才是终局认定，再加上司法裁判在此问题上采用合法性审查模式，只能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认定
● 建议由国务院社保行政部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对工伤认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统一适用规范，或者修改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针对工伤认定问题作出特别规定，赋予审判机关要求社保行政部门不得作出相同决定的权力
儿子坠亡15个月后，黄亚超仍然没有等来社保行政部门的一纸工伤认定决定。去年7月至今年7月，社保行政部门两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两次被法院撤销。今年8月，社保行政部门第三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黄亚超继续向法院提起诉讼，9月6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让黄亚超困惑的是，即使相信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第三次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社保行政部门仍然不认定他儿子坠亡属于工伤怎么办？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黄亚超的经历并非个案。近年来，社保行政部门反复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又被法院反复撤销的案例时有发生。
受访专家认为，实践中，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现象的发生，原因在于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了不同的标准。司法裁判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益而较为宽松把握工伤认定的内涵，社保行政部门倾向于严格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其背后则是我国工伤保险相关规范本身的模糊导致各方对规范的理解出现分歧。
受访专家建议，解决问题的思路，可由国务院社保行政部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对工伤认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统一适用规范，或者修改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针对工伤认定问题作出特别规定，赋予审判机关要求社保行政部门不得作出相同决定的权力，减少来回反复的现象。
上班期间去厕所时坠亡，申请工伤认定难以如愿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黄亚超的儿子黄家琪，生前是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平顶山凌云分公司(以下简称丹尼斯)的一名安管员，去年6月25日坠亡。
当天16时25分，值岗的黄家琪在单位微信工作群里说：“三楼需要替岗。”一分钟后，其同事过来替岗并问他是否要去卫生间，他说“是”。16时26分左右，黄家琪从三楼下楼。16时30分左右，其被发现从大楼侧面的消防通道上坠落身亡。
黄家琪的行走路线上共有4个男厕所。其工作的丹尼斯办公区为一至三楼，内部只有二楼有男厕所。丹尼斯内部工作人员证实：内部这个厕所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其他工作人员也会去丹尼斯外部上厕所。而黄家琪坠亡前的消防楼梯可以通往五楼一家影院的厕所。
事发后，丹尼斯向社保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去年7月13日，社保行政部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其主要理由是黄家琪最后坠亡的楼梯已不在丹尼斯的区域。黄亚超夫妇提起行政诉讼。去年11月9日，法院判决认为社保行政部门认定错误，撤销了其认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认定。双方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黄亚超说：“当时孩子走了，觉得天都塌了，还作出不予认定(工伤)，我们两口子觉得没有活路了。当法院判决书下达的时候，才觉得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让黄亚超没有想到的是，去年12月，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此难以理解的夫妻俩再次提起诉讼。今年5月，法院又一次撤销社保行政部门的认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一次，社保行政部门提起了上诉。今年6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今年8月，他等到了社保行政部门第三次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夫妻俩无奈再次提起诉讼。9月6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黄亚超对本轮诉讼的结果很乐观，但让他困惑的是，法院如果再次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同样的认定怎么办？
同样困惑的还有黄亚超的委托代理人。他说，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不能直接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此案中黄亚超可能会陷入“行政机关认定——诉讼——再次认定——再次诉讼”的怪圈之中，事情始终难以解决。
行政司法遵循标准不同，认定工伤增加基金负担
现实中，和黄亚超有同样遭遇的人并不少。
2012年5月，湖南省长沙市一名环卫工人在上班时间因病死亡，当地社保行政部门不认定环卫工人为工伤，其家属不服，诉至法院。当地法院先后3次判决撤销社保行政部门的决定，要求其重新作出认定，但社保行政部门均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当地社保行政部门2015年11月第四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后，其家属没有再提起行政诉讼。
2016年5月，福建省南平市一家医院的职工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在医院次日判定其脑死亡后，家属坚持治疗，但经过数天也未挽回其生命。由于认为其发病后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当地社保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工伤。家属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撤销社保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决定书》。在未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当地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相同决定，同样被法院再次撤销。但随后当地社保行政部门又一次作出相同决定。
除此之外，安徽、山东等地都曾有类似案例发生。
“一是对规范的理解不同，二是社保基金监管的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认为，我国之所以存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的现象，是因为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不同的标准。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属于行政职权的范围，因此行政认定才是终局认定，再加上司法裁判在此问题上采用合法性审查模式，只能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认定。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明解释说，工伤认定的结果对工伤保险基金的影响巨大，比如宽松的工伤认定会增加工伤保险基金的负担，因此，社保行政部门倾向于严格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而法院更容易接受保护职工的观念，会较为宽松地把握工伤的内涵，“这不仅在少数案例中如此，不少普通案例中也有此差异”。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从客观上看，引发争议的案件事实本身就存在规范适用上的分歧，即法院和社保行政部门对《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理解不同——伤害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及是否基于工作原因，“由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并不明确，这是现实中很多案例出现争议的规范根源”。
在王天玉看来，工伤保险基金监管的压力，也成为社保行政部门严格把握工伤认定标准的考虑原因。
完善工伤的定义和类型，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该如何从制度上破解这一怪圈？
李海明的建议是，社会保险法上的行为本来与一般行政行为相比有其特殊性。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应该由行政与司法部门就具体情形的解释进行高层次协调，完善工伤的定义和类型才是关键。
王天玉对此持同样看法。他认为，针对工伤认定实践中一些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由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在国家层面达成共识，联合出台相关问题的司法解释，既能解决《工伤保险条例》相关条款的适用问题，又能为基层社保行政部门提供指引，还能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工伤保险基金监管之间达成平衡。
工伤认定如何走向终局也是问题的一大关键。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在工伤认定实践中发生的少数案例显示，此条规定难以保障工伤认定走向终局。
娄宇认为，在工伤认定案件中，法院撤销行政机关的认定，发回要求重新作出认定的理由一般是法律适用错误，但是并不会为行政机关指明应当适用哪一条法律条款，行政机构可以换一条法律再一次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同时，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仅限于行政机关已经查明的范围，行政机关未提供的事实判断，法院也不会主动查明和作出指引。因此，司法机关更像是在监督行政机关的认定行为，为当事人提供的救济手段有限。
在娄宇看来，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统一二者的职权和判断标准不利于权力的分立和平衡，建议在尊重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赋予行政机关的终局认定权。可以考虑在法院要求重新认定若干次之后，行政机关的认定就是终局认定，减少来回反复的现象。
王天玉认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行政机关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多次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时，应该将工伤认定的终局认定权转移至司法机关，由其作出终局裁定。（法治日报）
● 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不能直接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此案中黄亚超可能会陷入“行政机关认定——诉讼——再次认定——再次诉讼”的怪圈之中，事情始终难以解决
● 我国之所以存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的现象，是因为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不同的标准。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属于行政职权的范围，因此行政认定才是终局认定，再加上司法裁判在此问题上采用合法性审查模式，只能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认定
● 建议由国务院社保行政部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对工伤认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统一适用规范，或者修改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针对工伤认定问题作出特别规定，赋予审判机关要求社保行政部门不得作出相同决定的权力
儿子坠亡15个月后，黄亚超仍然没有等来社保行政部门的一纸工伤认定决定。去年7月至今年7月，社保行政部门两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两次被法院撤销。今年8月，社保行政部门第三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黄亚超继续向法院提起诉讼，9月6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让黄亚超困惑的是，即使相信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第三次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社保行政部门仍然不认定他儿子坠亡属于工伤怎么办？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黄亚超的经历并非个案。近年来，社保行政部门反复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又被法院反复撤销的案例时有发生。
受访专家认为，实践中，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现象的发生，原因在于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了不同的标准。司法裁判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益而较为宽松把握工伤认定的内涵，社保行政部门倾向于严格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其背后则是我国工伤保险相关规范本身的模糊导致各方对规范的理解出现分歧。
受访专家建议，解决问题的思路，可由国务院社保行政部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对工伤认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统一适用规范，或者修改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针对工伤认定问题作出特别规定，赋予审判机关要求社保行政部门不得作出相同决定的权力，减少来回反复的现象。
上班期间去厕所时坠亡，申请工伤认定难以如愿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黄亚超的儿子黄家琪，生前是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平顶山凌云分公司(以下简称丹尼斯)的一名安管员，去年6月25日坠亡。
当天16时25分，值岗的黄家琪在单位微信工作群里说：“三楼需要替岗。”一分钟后，其同事过来替岗并问他是否要去卫生间，他说“是”。16时26分左右，黄家琪从三楼下楼。16时30分左右，其被发现从大楼侧面的消防通道上坠落身亡。
黄家琪的行走路线上共有4个男厕所。其工作的丹尼斯办公区为一至三楼，内部只有二楼有男厕所。丹尼斯内部工作人员证实：内部这个厕所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其他工作人员也会去丹尼斯外部上厕所。而黄家琪坠亡前的消防楼梯可以通往五楼一家影院的厕所。
事发后，丹尼斯向社保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去年7月13日，社保行政部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其主要理由是黄家琪最后坠亡的楼梯已不在丹尼斯的区域。黄亚超夫妇提起行政诉讼。去年11月9日，法院判决认为社保行政部门认定错误，撤销了其认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认定。双方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黄亚超说：“当时孩子走了，觉得天都塌了，还作出不予认定(工伤)，我们两口子觉得没有活路了。当法院判决书下达的时候，才觉得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让黄亚超没有想到的是，去年12月，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此难以理解的夫妻俩再次提起诉讼。今年5月，法院又一次撤销社保行政部门的认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一次，社保行政部门提起了上诉。今年6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今年8月，他等到了社保行政部门第三次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夫妻俩无奈再次提起诉讼。9月6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黄亚超对本轮诉讼的结果很乐观，但让他困惑的是，法院如果再次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同样的认定怎么办？
同样困惑的还有黄亚超的委托代理人。他说，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不能直接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此案中黄亚超可能会陷入“行政机关认定——诉讼——再次认定——再次诉讼”的怪圈之中，事情始终难以解决。
行政司法遵循标准不同，认定工伤增加基金负担
现实中，和黄亚超有同样遭遇的人并不少。
2012年5月，湖南省长沙市一名环卫工人在上班时间因病死亡，当地社保行政部门不认定环卫工人为工伤，其家属不服，诉至法院。当地法院先后3次判决撤销社保行政部门的决定，要求其重新作出认定，但社保行政部门均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当地社保行政部门2015年11月第四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后，其家属没有再提起行政诉讼。
2016年5月，福建省南平市一家医院的职工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在医院次日判定其脑死亡后，家属坚持治疗，但经过数天也未挽回其生命。由于认为其发病后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当地社保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工伤。家属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撤销社保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决定书》。在未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当地社保行政部门再次作出相同决定，同样被法院再次撤销。但随后当地社保行政部门又一次作出相同决定。
除此之外，安徽、山东等地都曾有类似案例发生。
“一是对规范的理解不同，二是社保基金监管的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认为，我国之所以存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的现象，是因为司法裁判和行政认定遵循不同的标准。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属于行政职权的范围，因此行政认定才是终局认定，再加上司法裁判在此问题上采用合法性审查模式，只能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认定。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明解释说，工伤认定的结果对工伤保险基金的影响巨大，比如宽松的工伤认定会增加工伤保险基金的负担，因此，社保行政部门倾向于严格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而法院更容易接受保护职工的观念，会较为宽松地把握工伤的内涵，“这不仅在少数案例中如此，不少普通案例中也有此差异”。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从客观上看，引发争议的案件事实本身就存在规范适用上的分歧，即法院和社保行政部门对《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理解不同——伤害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及是否基于工作原因，“由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并不明确，这是现实中很多案例出现争议的规范根源”。
在王天玉看来，工伤保险基金监管的压力，也成为社保行政部门严格把握工伤认定标准的考虑原因。
完善工伤的定义和类型，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该如何从制度上破解这一怪圈？
李海明的建议是，社会保险法上的行为本来与一般行政行为相比有其特殊性。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应该由行政与司法部门就具体情形的解释进行高层次协调，完善工伤的定义和类型才是关键。
王天玉对此持同样看法。他认为，针对工伤认定实践中一些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由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在国家层面达成共识，联合出台相关问题的司法解释，既能解决《工伤保险条例》相关条款的适用问题，又能为基层社保行政部门提供指引，还能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工伤保险基金监管之间达成平衡。
工伤认定如何走向终局也是问题的一大关键。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在工伤认定实践中发生的少数案例显示，此条规定难以保障工伤认定走向终局。
娄宇认为，在工伤认定案件中，法院撤销行政机关的认定，发回要求重新作出认定的理由一般是法律适用错误，但是并不会为行政机关指明应当适用哪一条法律条款，行政机构可以换一条法律再一次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同时，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仅限于行政机关已经查明的范围，行政机关未提供的事实判断，法院也不会主动查明和作出指引。因此，司法机关更像是在监督行政机关的认定行为，为当事人提供的救济手段有限。
在娄宇看来，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统一二者的职权和判断标准不利于权力的分立和平衡，建议在尊重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赋予行政机关的终局认定权。可以考虑在法院要求重新认定若干次之后，行政机关的认定就是终局认定，减少来回反复的现象。
王天玉认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行政机关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多次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时，应该将工伤认定的终局认定权转移至司法机关，由其作出终局裁定。（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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