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联手创维电视 打造8K影像全新体验
10月30日，知名相机品牌尼康联手创维电视、智云等视觉影像行业各品类头部品牌，在广州举行了自全新旗舰机型Z9发布以来的首场“超级尼康创意营”活动，吸引超过600名用户到场参加。
本次尼康Z9与创维Q71的跨品牌8K影像解决方案让我们看到了8K超高清影像的更多可能。未来，双方还将分别发挥在超高清影像拍摄端和显示端的优势，为用户、消费者带来更有力的产品与解决方案，持续推动消费级市场和行业应用市场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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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吉鸟# #欠费#https://t.cn/A6IDCLIj
知名健身连锁机构金吉鸟全国多家门店倒闭数千会员退费无门
文：哈亦伦
近日，知名健身连锁机构金吉鸟被爆全国多家门店倒闭，涉及江苏、安徽、上海、广东、北京等地，数千人交纳的会员费、私教课费用无法退回，金吉鸟方面也无法联系上。
据之前金吉鸟官方介绍，金吉鸟在全国45个城市和地区拥有400+直营门店和近1万名员工，累计会员人数超200万。而自今年以来，已经有多家门店相继倒闭。
北京通州万达店突然倒闭 会员退费无门
8月底，因金吉鸟通州万达店突然宣布倒闭，大批会员遭遇退费无门的情况，导致上百位会员聚集到该店门口申请退款，但并未成功。
9月8日，在金吉鸟约定的会员办理转店手续的最后一天，财经看点网来到位于北京通州万达广场四层的金吉鸟万达店，发现占地2000平米左右的健身房处于停业状态，健身器材已经无法使用。现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留守，负责会员的登记和咨询工作。
据工作人员介绍，通州万达店共有会员1100多名，由于经营不善日前已经宣布倒闭，店内会员剩余有效课时可以转至九棵树或者大悦城店继续使用。而据了解，金吉鸟九棵树店目前已由一家名为“迈赫龙”的健身店收购经营，通州万达店会员如在有效期内，可携原店开具的转店函直接去健身，不会收取其他费用。
但对于转店的方案，很多会员表示无法接受。他们表示，九棵树店距离万达广场约有3公里左右，大悦城店更是远在朝阳区，距离家庭住址都较远，健身起来十分不便。此外，他们还担心转店之后，该新店也不能持续运营，未来还会面临退费无门的结果。因此他们坚决要求退还之前未消费的费用。
对此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会员不接受转店安排，也可以先行登记申请退费。但具体退费时间，工作人员并不清楚。她表示，目前只是登记阶段，之后要上报到总部，然后根据总部安排进行退费。但至于什么时候能够退，目前无法预知。
健身无法继续费用还不能退，现场的一位女会员当即报警。警察到达后，这位女会员先是填写了退费申请单，随即与警察一同离开。
据多位会员表示，金吉鸟万达店倒闭毫无征兆，前几天还有销售顾问在招徕消费者办理健身卡，有的会员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卡，店面就宣布倒闭。会员赵女士表示，她刚于7月份办理了健身卡，并购买了45节私教课，总计费用17000多元。但还没来得及上课， 就遭遇了健身房倒闭的事情。据会员王女士介绍，自己在金吉鸟还有82节私教课未上，费用共计26460元。会员办卡需要交纳数千元不等的会员费，此外还有不少会员购买了售价在300多元/每节的私教课，粗略估算下来，涉及金额高达百万。而对于退费，很多会员表示并不抱有太大希望。“现在金吉鸟就是在使用缓兵之计，未来退款希望渺茫。”
上海20家店倒闭 没有任何后续解决方案
据了解，金吉鸟成立于2005年，2015至2016年期间陆续布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2017年是金吉鸟快速发展的一年，分别进入杭州、天津、长沙、武汉等城市，新开门店达80家，面积规模皆在2000至3000平方米。但传统的会员模式并不能维持其急剧的扩张，自今年以来，金吉鸟相继传出多家门店倒闭。
今年6月初，“金吉鸟”的总部南京就被爆出有多家门店突然关门，员工被欠薪数月，总部资金链已濒临断裂。6月底，上海20多家金吉鸟健身中心不约而同的关门。
相对于北京万达店的后续解决方案，上海金吉鸟很多门店甚至连提前通知都没有，更谈不上后续解决方案。
据百色路店的会员表示，金吉鸟百色路店突然倒闭，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更没有后续解决方案。目前大家已经无法联系上金吉鸟方面人员。据估算，在百色路店健身的会员大概在千人左右，大家办卡费用从数千到数万不等。其中有的家庭一口气充了8万元，还有的办卡后一次都没去健过身。“我知道一个会员一下子充了30万，”一名会员表示。
但就在该店倒闭前几天，销售顾问还在给新的会员办卡。而据会员管理系统的服务商反馈，2021年4月，会员管理系统就已经停止服务。也就是说，4月之后的各类促销活动的收入，疑似最终都落到员工自己口袋。
据悉，目前已经有部分会员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去法院起诉金吉鸟并已立案。
刚离虎口又落狼窝 会员被骗遭遇二次伤害
金吉鸟门店倒闭并失联，对于大量的会员来说已经是损失惨重。但没想到，上海金吉鸟红太阳广场店的会员，还经历了二次伤害。
据该店会员表示，在今年5月底金吉鸟倒闭后，一家叫做乐劲健身的公司发布通知声称他们目前已经与房屋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原金吉鸟健身店的会员如果还想在店内进行健身，有两种解决方式：一、将剩余的会员天数按一天一元收取管理费；二、重新购买乐劲健身2500/年的会员卡。据了解，有大量原金吉鸟的会员按照第一种方式交纳了平均上千元的费用，开始在乐劲店健身。
一位会员表示，她于去年10月份和今年3月份，先后在金吉鸟红太阳店办理了两张健身卡，总计花费6800元左右。5月份金吉鸟倒闭后，乐劲7月中旬要求交纳后续每天一元的管理费，随后她按照金吉鸟原卡的年限计算又交了1400元。据了解，大部分原金吉鸟的会员都在重新交纳了管理费后，继续在乐劲店健身。
但没想到的是，这些会员是刚离虎口又落狼窝，第二次面临门店倒闭、费用追讨无门的结局。据会员表示，乐劲健身经营一个月后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而就在9月3日，乐劲健身贴出通知，由于公司内部整顿暂停营业。但该通知并未注明具体恢复营业时间。
对此众多会员表示，目前乐劲健身在上海的多家门店，都处于闭店状态。尽管乐劲没有直说倒闭，但事实上已经处于倒闭状态。目前已经有众多会员组织维权。
就此财经看点网致电乐劲健身，但截至发稿前电话无法接通。
广州、合肥等地现金吉鸟门店倒闭潮
除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外，广州、合肥、马鞍山等地的金吉鸟门店也都出现倒闭现象。
近日，广州金吉鸟广百百货店的会员表示，6月广州疫情后，健身房一直紧闭大门，最近才得知门店已停止营业。该健身房教练负责人表示，从今年4月份起该店开始拖欠工资。目前，已拖欠13名教练工资近五十万。健身房停业后，他们多次尝试联系老板，一直未获回应。
安徽马鞍山的一位金吉鸟办卡会员表示，他4月份办的马鞍山金吉鸟健身卡，5月底开卡健身，现在8月份马鞍山金吉鸟关门。办卡花费了近3000元，实际健身才两个月，什么都不通知，无缘无故关门。
据了解，目前马鞍山市有金鹰、华海、解放路、万达四家金吉鸟连锁店，因经营不善均已关闭，涉及数千名消费者。合肥华冶今谷广场的金吉鸟健身华冶店，目前也已经关门。金吉鸟健身合肥包河万达店，目前已经被金仕堡集团收购。
“金吉鸟倒闭涉及众多会员切身利益，我们接下来将详细统计各地会员损失，未来不排除以集体诉讼的形式追回我们的费用。”众多会员表示说。
知名健身连锁机构金吉鸟全国多家门店倒闭数千会员退费无门
文：哈亦伦
近日，知名健身连锁机构金吉鸟被爆全国多家门店倒闭，涉及江苏、安徽、上海、广东、北京等地，数千人交纳的会员费、私教课费用无法退回，金吉鸟方面也无法联系上。
据之前金吉鸟官方介绍，金吉鸟在全国45个城市和地区拥有400+直营门店和近1万名员工，累计会员人数超200万。而自今年以来，已经有多家门店相继倒闭。
北京通州万达店突然倒闭 会员退费无门
8月底，因金吉鸟通州万达店突然宣布倒闭，大批会员遭遇退费无门的情况，导致上百位会员聚集到该店门口申请退款，但并未成功。
9月8日，在金吉鸟约定的会员办理转店手续的最后一天，财经看点网来到位于北京通州万达广场四层的金吉鸟万达店，发现占地2000平米左右的健身房处于停业状态，健身器材已经无法使用。现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留守，负责会员的登记和咨询工作。
据工作人员介绍，通州万达店共有会员1100多名，由于经营不善日前已经宣布倒闭，店内会员剩余有效课时可以转至九棵树或者大悦城店继续使用。而据了解，金吉鸟九棵树店目前已由一家名为“迈赫龙”的健身店收购经营，通州万达店会员如在有效期内，可携原店开具的转店函直接去健身，不会收取其他费用。
但对于转店的方案，很多会员表示无法接受。他们表示，九棵树店距离万达广场约有3公里左右，大悦城店更是远在朝阳区，距离家庭住址都较远，健身起来十分不便。此外，他们还担心转店之后，该新店也不能持续运营，未来还会面临退费无门的结果。因此他们坚决要求退还之前未消费的费用。
对此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会员不接受转店安排，也可以先行登记申请退费。但具体退费时间，工作人员并不清楚。她表示，目前只是登记阶段，之后要上报到总部，然后根据总部安排进行退费。但至于什么时候能够退，目前无法预知。
健身无法继续费用还不能退，现场的一位女会员当即报警。警察到达后，这位女会员先是填写了退费申请单，随即与警察一同离开。
据多位会员表示，金吉鸟万达店倒闭毫无征兆，前几天还有销售顾问在招徕消费者办理健身卡，有的会员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卡，店面就宣布倒闭。会员赵女士表示，她刚于7月份办理了健身卡，并购买了45节私教课，总计费用17000多元。但还没来得及上课， 就遭遇了健身房倒闭的事情。据会员王女士介绍，自己在金吉鸟还有82节私教课未上，费用共计26460元。会员办卡需要交纳数千元不等的会员费，此外还有不少会员购买了售价在300多元/每节的私教课，粗略估算下来，涉及金额高达百万。而对于退费，很多会员表示并不抱有太大希望。“现在金吉鸟就是在使用缓兵之计，未来退款希望渺茫。”
上海20家店倒闭 没有任何后续解决方案
据了解，金吉鸟成立于2005年，2015至2016年期间陆续布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2017年是金吉鸟快速发展的一年，分别进入杭州、天津、长沙、武汉等城市，新开门店达80家，面积规模皆在2000至3000平方米。但传统的会员模式并不能维持其急剧的扩张，自今年以来，金吉鸟相继传出多家门店倒闭。
今年6月初，“金吉鸟”的总部南京就被爆出有多家门店突然关门，员工被欠薪数月，总部资金链已濒临断裂。6月底，上海20多家金吉鸟健身中心不约而同的关门。
相对于北京万达店的后续解决方案，上海金吉鸟很多门店甚至连提前通知都没有，更谈不上后续解决方案。
据百色路店的会员表示，金吉鸟百色路店突然倒闭，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更没有后续解决方案。目前大家已经无法联系上金吉鸟方面人员。据估算，在百色路店健身的会员大概在千人左右，大家办卡费用从数千到数万不等。其中有的家庭一口气充了8万元，还有的办卡后一次都没去健过身。“我知道一个会员一下子充了30万，”一名会员表示。
但就在该店倒闭前几天，销售顾问还在给新的会员办卡。而据会员管理系统的服务商反馈，2021年4月，会员管理系统就已经停止服务。也就是说，4月之后的各类促销活动的收入，疑似最终都落到员工自己口袋。
据悉，目前已经有部分会员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去法院起诉金吉鸟并已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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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吉鸟门店倒闭并失联，对于大量的会员来说已经是损失惨重。但没想到，上海金吉鸟红太阳广场店的会员，还经历了二次伤害。
据该店会员表示，在今年5月底金吉鸟倒闭后，一家叫做乐劲健身的公司发布通知声称他们目前已经与房屋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原金吉鸟健身店的会员如果还想在店内进行健身，有两种解决方式：一、将剩余的会员天数按一天一元收取管理费；二、重新购买乐劲健身2500/年的会员卡。据了解，有大量原金吉鸟的会员按照第一种方式交纳了平均上千元的费用，开始在乐劲店健身。
一位会员表示，她于去年10月份和今年3月份，先后在金吉鸟红太阳店办理了两张健身卡，总计花费6800元左右。5月份金吉鸟倒闭后，乐劲7月中旬要求交纳后续每天一元的管理费，随后她按照金吉鸟原卡的年限计算又交了1400元。据了解，大部分原金吉鸟的会员都在重新交纳了管理费后，继续在乐劲店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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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吉鸟倒闭涉及众多会员切身利益，我们接下来将详细统计各地会员损失，未来不排除以集体诉讼的形式追回我们的费用。”众多会员表示说。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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